为什么阅读亚马多作品是中国读者了解巴西的重要途径

在保罗·科埃略之前，若热·亚马多一直是全球范围内最为畅销的巴西作家。更重要的是，与科埃略几乎脱离了巴西现实的鸡汤文学不同，亚马多的作品一直被视为了解巴西的重要窗口，与巴西本土文化密不可分。因此，无论在巴西、中国还是世界其他国家，亚马多都被称为巴西的“国民作家”，是巴西文化在世界舞台上最重要的代言人。

如果想要更深入地理解亚马多作品在文学史与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借此把握巴西民族性中复杂矛盾的一面，却需要先抛开这些固有的论断，反思一下为何阅读亚马多可以等同于阅读巴西，亚马多又代表了怎样的巴西。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深入了解亚马多作品的争议与矛盾所在，借此看到巴西社会双重复杂的一面。

亚马多的文学版图

作为民族文学代表的区域主义作家

尽管有很多人认为亚马多书写了整个巴西，在巴西文学史的评价中，他却首先是以区域作家的身份出现的。上世纪30年代，在巴西国内外政治经济局势的共同影响下，巴西文学尤其是长篇小说迎来了一轮创作高潮。在此之前，巴西文学创作主要集中在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这两个大城市。从1930年代开始，其他地区的作家也纷纷崭露头角，其中以亚马多所在的“东北部作家”团体最为突出。

在巴西，“东北部”这个词不仅在地理上有所指向，更是由特定的历史、文化、经济因素共同构成的独特概念。简单来说，巴西东北部是葡萄牙人最早殖民的区域，拥有最为悠久的历史，保留着巴西民族的根基。这里也是“巴西－非洲”文化的发源地，迄今仍留有一些特色传统与地方风俗。然而，由于巴西气候环境的影响与经济中心的迁移，当“30”一代作家崛起的时候，“东北部”已经沦为了贫穷与落后的代名词。

因此，在亚马多初入文坛的时候，巴西东北部是被普遍忽视的地区。与此同时，1920年代中期又是巴西现代化进程最为瞩目的时期。再考虑到巴西知识精英大都接受欧洲教育，在二十世纪初期仍将黑人与非洲文化视为有损巴西国家建设的不利因素，我们就能清楚地看到，亚马多在创作之初，其笔下的黑人、穷人、混血儿等形象绝不是巴西社会的主流，而是长期无法得到关注的边缘人物。

如果能将亚马多的作品全部梳理一遍，就会对其区域主义特色有更深刻的理解。在近70年的文学生涯中，亚马多创作了20余部长篇小说。然而，在如此多的作品中，除了1940年代为党派宣传创作的三部曲《争自由的地下工作》（Os subterrâneos da liberdade）之外，他的创作背景从未脱离过故乡巴伊亚。甚至,当亚马多作品中出现“巴伊亚”时,指的也并非整个巴伊亚州,而仅仅是州府萨尔瓦多市,因为巴伊亚曾是萨尔瓦多市的旧称。此外,即使暂时远离大城市萨尔瓦多，将故事的背景放在巴伊亚州农村地区时，他选择的也只是沿海丛林茂密、土壤肥沃的区域，而极少提及植被稀少的戈壁与腹地。

这便反映出一个重要问题，即亚马多如何能够代表巴西，因为亚马多的文学版图极为狭窄，完全忽略了里约、圣保罗等现代化的都市，忽略了深受欧洲文化影响的巴西南部，也忽略了北部亚马逊丛林和荒芜的内陆地区。与致力于推进巴西民族文学的浪漫主义巨擘若泽·德·阿伦卡尔不同，亚马多从未想过对巴西进行整体性的描写。在巴西左翼思潮的影响下，亚马多写作的初衷是展现家乡底层民众的悲惨生活，为穷人（大部分是有色人种）发声，打破大都市精英文化的垄断。在成为世界上最知名的巴西作家之后，他也未曾脱离故乡的土地，而是以萨尔瓦多市的传统特色与历史地位为基础，通过对当地的风俗描写，试图在世界范围内塑造一个热情开朗、平等融合的巴西形象。

然而，尽管亚马多作品中展现的巴西十分片面，具有相当大的局限性,却无法否认他在塑造国家形象方面的巨大作用。如果说，在上世纪30年代，巴伊亚不过是巴西一个落后的偏远地区的话，在亚马多步入文坛的半个世纪之后，人们对巴西的想象已经无法摆脱这位巴伊亚作家的影响了。而一个地方的区域特色能够最终影响整个国家的民族认同,这与当时巴西国内外的社会思潮与政治形势密不可分。

《华屋与棚户》

从社会现实的记录者到民族身份的建构者

“东北部作家”团体一贯是以记录现实著称的，若热·亚马多也不例外。但在记录之外，如何对现实进行解读，却造成了亚马多首部作品与后续作品、以及前期作品与后期作品之间巨大的差异。在亚马多1931年出版的第一部小说《狂欢节的国度》（O país do carnaval）里，混血与狂欢尚且被视为巴西社会堕落的根源。以第二本书《可可》（Cacau）为起点，亚马多的作品开始具有鲜明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特征，将巴西种族问题归因于阶级差距。直到1958年《加布里埃拉》出版，亚马多才最终将混血文化作为巴西民族性的重要标志，确立了具有狂欢主义特色的创作风格。

同样的，也正是这种对巴西社会现实解读的转向，从根本上提升了巴西非洲文化的地位，使混血传统从曾经的社会顽疾变成了当今巴西最值得骄傲的地方。关于这一点，不得不提到吉尔贝托·弗雷雷1933年出版的《华屋与棚户》（Casa Grande e Senzala）。在这部巴西现代社会学的奠基之作中，弗雷雷反驳了历史上将黑人与混血儿看作低等种族的观点，肯定了非洲文化在巴西民族形成中的积极作用，并提出“种族民主”的概念。这本书与同时期出版的《巴西之根》等著作一起，对巴西青年一代的民族想象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除了巴西内部的思想转向之外，彼时的国际政治局势与流行文化发展也促进了亚马多笔下巴西形象的传播。二战期间，小罗斯福的“睦邻政策”对在美国宣传拉美文化起到了重要作用，却也奠定了巴西“异域风情”的刻板印象。关于这一点，巴西女歌手卡门·米兰达便是最鲜明的例证。作为第一个在好莱坞中国剧院留下手印脚印的拉美人，卡门·米兰达在1940年代的美国红极一时，被誉为“巴西的重磅炸弹”。在她塑造的众多形象中，最经典的便是头顶水果的巴伊亚女郎。尽管当时巴西文艺界有许多批评的声音，认为米兰达的表演充满了矫饰夸张的成分，却不能阻挡她在美国受到欢迎，并获得商业上的巨大成功。毕竟，比起巴西现代化工业化的一面，美国民众更期待由巴西地方特色所带来的新鲜感与陌生感。出于同样的理由，若热·亚马多与吉尔贝托·弗雷雷的作品也在国际上取得了巨大影响。

于是，在巴西国内社会思想转向、国际政治策略以及全球商业宣传的多重作用下，以若热·亚马多为代表的区域文化迅速传播，成为构建巴西形象的中坚力量。从此，热情开朗、放荡不羁的混血文化成为巴西的重要标签，构成了大部分人（甚至包括巴西人在内）对于这个南美大国的想象，亚马多也从区域主义作家一跃成为书写了整个巴西的作家。

然而，在塑造和宣传巴西独特文化身份的同时，亚马多等也加深了大众对巴西片面刻板的固有印象。这种利弊之间的张力引发了关于亚马多作品的诸多争议，也为阐释巴西社会的双重性提供了指引。

“书写流浪汉和妓女的作家”

作为一个富有的白人男性，亚马多却一贯擅长对穷人、女人、黑人和混血儿的塑造与描写。这种写作策略无疑为他带来了声誉。从1930年代开始，他就被视为巴西左翼知识分子中最知名的代表，同时也是最受普通读者喜爱的作家。在当时的文学批评家看来，只有亚马多的作品能够真正摆脱资产阶级的局限性，深入到无产阶级的内心之中。另一方面，也恰恰得益于亚马多拥有的文化资源和社会地位，他对底层人民的正面描写才能迅速被巴西全社会接受，成为塑造巴西国家身份的重要力量。

然而，无论亚马多如何在文学作品中歌颂这些一无所有的人，又如何在现实生活中同他们打成一片，都无法改变他并不属于这一阶层的事实。尤其是在他脱离政治专事写作之后，版税与影视作品改编更为他带来了大笔收入，因此，对于底层的抗争与苦难，他只能观察，却无法亲历。这使他的作品总是带有一种可疑的美化视角，让人不禁疑惑他究竟是在赞美穷人、女人与有色人种，还是在合理化阶级、性别与种族差距。毕竟，在标榜种族民主的同时，巴西有色人种的收入却普遍低于白人；在崇尚性感开放的同时，巴西妇女的权益却常得不到保障。

这种困惑由来已久，究其源头，却并非由于亚马多缺乏真诚，而是因为巴西社会的特殊性与复杂性。事实上，很多亚马多作品中遭到诟病的地方，恰恰源于他对巴西现实的如实展示。只是由于大多数读者并不在意这些细节，部分研究者又过分重视政治正确，导致亚马多作品中看似前后矛盾实则一以贯之的特点长期遭到忽视，对巴西的解读也常常陷入片面与极端之中。

《儒比阿巴》（中译《拳王的觉醒》）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儒比阿巴》是亚马多前期都市小说的集大成之作，也可以看作是黑人男主人公巴尔杜伊诺的成长小说。在这部作品里，亚马多塑造了巴西文学史上第一个真正的黑人形象，因为在此前的巴西作品中，即使出现黑人，也只有肤色是黑的，内心却与白人并无二致。正是得益于亚马多对巴伊亚现实的观察，黑人角色才在巴西文学中赢得了独特地位，而讲述一个黑人流浪儿如何一步步成为工人领袖，也无疑是对种族主义的直接驳斥。

由于在种族问题方面的开创性与先进性，这部小说一经出版便受到各方好评。然而，即使是最终成长为黑人英雄的巴尔杜伊诺，当面对他一直求而不得的白人女性时，表现得依然低人一等。在《儒比阿巴》的结尾，男主人公目睹自己爱慕了一生的白人女主人公因病去世，感到非常悲痛。亚马多于是写下这么一句话：“安东尼奥·巴尔杜伊诺趴倒在床角，像一个黑奴一样”。

在后续对亚马多的研究中，这句话引发了许多对亚马多的批评。英国文学批评家大卫·布鲁克肖（David Brookshaw）就曾在《巴西文学的种族与肤色》（Race And Color in Brazilian Literature）里面详细分析了亚马多作品中“黑人英雄”与“白人女神”结构设定，并指出黑人英雄追求白人女神之所以艰难，正是因为种族歧视，而所谓的混血文化，本质上则是巴西对自身文化进行“漂白”的尝试。布鲁克肖将亚马多对这种“种族歧视”的忽视归于他自身的白人身份，在很大程度上撼动了亚马多宣扬的“种族民主”的神话。

然而，亚马多对巴西的种族与社会问题真的缺乏了解吗？如果是，那又如何 解释他作品中所传达的反抗与斗争精神，如何解释他看似在不经意间展现的对有色人种的区别对待？比如在《沙滩船长》中，男主人公子弹佩德罗面对“小黑妞”和白人女孩朵拉的态度有着微妙的不同，亚马多从未强调这种不同来自于种族，却又在描述中隐晦地表现出来。更难得的是，这两个场景相距甚远，读者甚至可能注意不到，而亚马多却并未放过这个细节。

事实上，若想弄清这些关于亚马多的争论，弄清“种族民主”之下的种族主义、“女性解放”之下的男权意识，我们只有从巴西社会本身入手，才能找到想要的答案。

矛盾的亚马多，矛盾的巴西

在巴西，不管怎样强调不同人种之间的和睦相处、毫无嫌隙，都无法消除三百年奴隶制度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正如与西班牙和英国殖民者相比，无论葡萄牙的殖民手段在表面看起来如何“温和”，都不能掩盖其对印第安人及黑奴犯下的罪行一样。然而，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巴西长久的异族通婚传统和根植于大家族中的家长权威确实为森严的等级制度注入了些许温情，也为社会问题的理想主义解读提供了可能。

因此，巴西实际上呈现出这样一种特点：尽管社会等级分明，人与人之间却关系密切，甚至不同社会阶层之间也能维持一种谦和而友善的关系。这种人际关系中的“和善”在巴西早期殖民者和当今巴西民众身上一以贯之，一方面阐明了世人对巴西和平民主印象的由来，一方面也揭露出巴西有许多根深蒂固的问题存在。事实上，相对于非此即彼的极端论调，巴西很多时候都在遵循模棱两可的中间路线。因此，在黑人和白人之间，巴西的典型形象是不同肤色的混血儿；在法制和人情之间，巴西最为突出的是所谓的“jeitinho”，也即一些无伤大雅的小手段；在《巴西：未来之国》描述的理想天堂与《上帝之城》展示的现实地狱之间，最能代表巴西的是亚马多笔下的俗世人间。

从这个角度重新审视巴西社会与亚马多的文学创作，就会发现许多亚马多作品中看似前后不一的地方，其实正源于这位巴伊亚作家对巴西社会矛盾性的把握。在《金卡斯的两次死亡》中，金卡斯的两段人生（或者说两次死亡）经历连接了道貌岸然的资产阶级与贫穷真诚的酒鬼赌徒；在《加布里埃拉》里，尽管作者一直强调“现代”与“进步”，最终真正解决纳西布“绿帽”难题的却是私人情谊和法律空子；在《奇迹之篷》里，最重要的主题便是如何解决白人与黑人之间、天主教与坎东布雷宗教之间、科学知识与原始传统之间的冲突和悖论。对于这些巴西社会的典型矛盾，亚马多提出的解决方案很简单，那就是“融合”与“共存”——这也是巴西长久以来坚持的原则。

这一点在《弗洛尔和她的两个丈夫》中表现得最为精彩。对于普通读者而言，自然可以将这本书单纯地当作一个爱情故事来阅读，但对于巴西研究者来说，其阐释空间却远大于此。巴西人类学家罗伯托·达马塔（Roberto DaMatta）将这本书中的人物关系当作巴西社会关系的缩影，提出弗洛尔的两任丈夫分别代表了“狂欢精神”与“社会秩序”。而弗洛尔最终需要与两位丈夫共同生活，也证明了巴西必须兼具这两种特质，在对习俗的嘲弄和对规则的维护之间寻求一种微妙的平衡。

《弗罗尔和她的两个丈夫》电影海报

阅读巴西的正确方式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亚马多的作品就一直是中国读者了解巴西的重要途径。然而，由于对巴西社会都缺乏了解，国内读者一般只看到亚马多作品中理想浪漫的一面，在被幽默、狂欢、互助、友善等精神特质吸引的同时，难免对其描写的真实性持怀疑态度。尤其是在媒体资讯高度发达的今天，贫民窟、毒枭、腐败、低效等巴西社会问题早已为国际社会所熟知，在这种情况下，倘若仍像之前那样用简单片面的眼光去阅读《加布里埃拉》《弗洛尔和她的两个丈夫》等作品，只会造成对亚马多与巴西现实越来越深的误解。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对亚马多作品的深入阅读和重新审视依然能为我们理解巴西提供帮助。比如，当我们强调亚马多作品的“地方性”时，揭示的其实是巴西近百年来基于区域特色的民族身份塑造；当我们提到亚马多自身的精英身份时，也同时说明了上流社会对巴西大众文化发展的推动力量；当我们分析亚马多作品中看似自相矛盾、粉饰美化的文本细节时，却能窥探到巴西包裹在种族民主外衣下的结构性不平等，窥探到其作为操控者与保护者的父权制度，也窥探到它看似亲密无间却又等级分明的社会关系。

如此一来，对亚马多作品的质疑与追问就能成为破除“巴西神话”的钥匙，将其民族身份中多元矛盾的一面展现出来。也惟有如此，亚马多的文学创作才能真正成为了解巴西的有效路径，而不是一叶障目的浅薄借口。在这个层面上，阅读亚马多确实可以等同样阅读巴西，但只有采取正确的方式，才能获得更多的了解而非偏见。

（作者系巴西坎皮纳斯州立大学文学博士，葡语文学译者，巴西文学与文化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