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伏娃、《家》与中国女性问题研究

1955年9月，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与女友——也是著名学者的波伏娃，访问了中国。虽然在当时的欧美国度，尤其思想文化界，萨特和波伏娃早已名满天下：萨特的哲学代表作《存在与虚无》1943年已经刊印；1946年发表的《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一文中，他更加具体地阐述了存在主义的现实社会意义。1949年，波伏娃被后人奉为“女权运动”圣经的《第二性》出版；1954年，她还以小说《达官贵人》获法国最高文学奖龚古尔文学奖。但对这一切，思想及实际距离太过遥远的中国了解极为有限，“除去几位法国文学专家外”，连他们两位的名字，中国作家、学者等，都“十分陌生”（波伏娃语）。

但是，这样的陌生及异样，却引发了感受敏锐的波伏娃巨大的兴趣：“这是我第一次到远东，第一次真正理解了‘不发达国家’一词的含义。席卷了六亿人口的贫穷使我对贫穷有了真正的理解；我第一次见到了人们从事着艰苦的工作：社会主义建设。这些新的经历互相重叠、模糊不清；中国人的贫困我是通过他们要克服这种贫困的努力感觉到的。正是由于贫困，政府的建设性努力才显得很严峻。我所接触到的人们都在表面上向我隐瞒他们的悲欢。然而，通过观看、询问、比较、阅读、聆听，最后，我确实从我半模糊的感觉中清楚地感受到这样的事实：仅仅在几年之中，中国已经赢得了与种种苦难作斗争的胜利，这些苦难包括脏、寄生虫、婴儿夭折、流行病、长期营养不良、饥饿；现在，人们有衣穿、有干净的房子住、有食品。由此，我理解到建设这一国家未来的按捺不住的力量是多么真实……尽管我的经历还不完全，但我开始想，报道这些事也许是令人感兴趣的。”（波伏娃：《中国印象》，柳卸林译，董平校）之后，经过长达一年多的辛苦阅读、研究文献资料，访问汉学家……再经过她学者的思考和融会综合，最后以“我也觉得我已处在用脑过度边缘”，“辛苦而又持续地长时间写作”，她完成并发行了解读中国的长篇著述《长征》（LaLongueMarche，1957年出版）

《长征》一书英文译本厚达五百多页。除去谈及亲身观感，波伏娃还详细分析介绍了中国的工业、文化等方面情形，还记述了中国当时最为广大的农民阶层生活，以及中国的“家庭”情状。其中，笔者对其论及家庭方面的文字尤有兴味。因为内中包含有波伏娃识见独到的“女性”观念。但即使这部分内容，波伏娃涉猎也相当广泛。在此，笔者仅择取其论述国人颇为熟悉的现代作家巴金及其作品《家》的部分，来介绍并领会思想家、文学家波伏娃的敏锐眼光和宽博情怀。

二

巴金的长篇小说《家》，波伏娃并没有搁在“文化”章包含的“文学”类中去讨论，而是将其放进了另一章节：“家庭”。大约波伏娃认为，《家》中表达的内容，更适合用作例证来呈现中国“家庭”诸方面的情态吧。谈到家庭这个话题，波伏娃首先对当时国外的一些议论进行驳斥：“在敌视新中国的人当中，有的愤怒地谴责中国实行反家庭政策，他们认为，这是否认血缘关系，践踏最神圣的价值……”而波伏娃研究和亲见的结果是：“说中国要消灭家庭，这是完全错误的。它不过是在实现法国16—19世纪完成的革命，用夫妻两人的小家庭来代替大家族，后者是建立在土地所有制基础之上的。在西方所有国家，工业、动产和工人无产者的出现，都带来了大家庭的灭亡。中国最近才开始工业化，所以古老的家庭形式仍在延续，今天才发生，因为它开始得太晚了。这是中国的特别之处之一。”（胡小跃译，后同）波伏娃的解读优势，在笔者看来，不仅有西方的异样文化背景及深厚学养，时代先行一步也为她提供了可依托的历史借鉴。

由家庭这个社会基本元素，才更容易触及妇女真实的生存状态，故此波伏娃也对中国社会的“家庭史”略加叙述：“大家已经发现，中国的传统是农业经济所造成的，其形式比任何其他文明都严格，因为这种结构能消灭一切有助于家庭变化的矛盾原则。……在中国，人们不把妇女当人看……传统要求年轻人服从老者，所以不同辈分的人吵不起来。”波伏娃从她的阅读中寻到资料：“宋朝的第一任皇帝曾在966—977年间颁布一个法令，禁止同一家人分居，除非是四世同堂。这个规定延续了下来，所有的家庭成员都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严格服从等级制度。”但随即，波伏娃在没有加以解释分析的情况下，陈述了中国长期以来的一种现象：“父亲对子女握有生杀大权，常常在女孩出生时就剥夺她们的生命，认为她们是多余的，他们也可以把女孩当奴隶卖掉。”在波伏娃眼里，这也许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常识；抑或是她急于接触女性问题的一种缩减表述。

随着时代发展，“旧家庭单元的经济基础遭到破坏……”但“失去了支持和合法地位”的家庭结构仍然存在，那套传统观念形成的“家庭权威对年轻的资产阶级和年轻的无产阶级来说都显得蛮不讲理……”（波伏娃的当时用词，在国人眼里，显然相当西语化）社会的变化和老旧传统结构，使得年轻人“在失望中忍受着被迫的婚姻，付出的努力远远得不到快乐的补偿。每个时期，都有许多中国妇女以自杀求得解脱，不少年轻的丈夫也以她们为榜样。夫妻之间互相仇恨，据司法部的一个统计数字，1925年5—9月间被处决的犯人，一半是因为谋杀配偶。”

三

那么，中国青年究竟是怎样一种生活状态呢？波伏娃来中国时间有限，无从细致深入考查。她采取了通过文艺作品分析的方式，得出“几百年来，中国文学都同情家庭制度的受害者”的结论。因为“我在中国看过的大部分戏剧讲的也是旧专制如何让有情人走向绝望的故事”。中国古代作品，波伏娃举证了《梁山伯与祝英台》《西厢记》《红楼梦》三部。对《红楼梦》在读者（尤其青年）中产生极大反响的原因，波伏娃的说法颇到位：“作者在叙述这个故事的时候不是逆来顺受地同情：书中渗透着反抗思想，所以才赢得了那么多热情的读者。百年之后，年轻人在那对痛苦的男女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现代作品，“从‘五四’开始，反传统家庭的小说增加了，最著名的要算巴金的《家》了……中国没有哪部小说有那么大的发行量：整整一代人从中找到了自己的痛苦和希望。”

波伏娃介绍《家》的文字，超过了描述前面三部作品的总量。她对《家》的转述大致是这样的：“书中写的是中国西部一个富商家庭：所有的家庭成员都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受一个保守而专制的前辈的恐怖统治。他强迫爱上表妹的长孙娶一个有钱人家的女儿……”这一节文字下面，波伏娃有一个小注：“表兄妹之间的爱情是很常见的题材：在《红楼梦》里，情侣是表兄妹。小伙子没有机会遇到年轻姑娘，除非是自己同一家族的成员。”虽然此时讨论的是中国问题，举证的是中国小说，可其实西方在较早的时期，这样的故事也常常见诸他们的小说、戏剧之中。笔者猜测，在此，波伏娃不仅仅是指中国，不过特别指出来说明中国家庭情形罢了。

前辈的“恐怖统治”，波伏娃举了一个细节为例：“当他（杨按：觉新祖父）得知已经三十多岁的儿子有个情妇后，便大发雷霆。那个罪人及其妻子还有他们的女儿被他叫了上来，家中的其他人——孩子、妾和佣人——则待在隔壁的一个房间里，一个小女孩透过锁孔偷看。老人吼道：‘我叫你打自己的耳光，你为什么不打？’她看见了她的舅舅，脸红红的，在打自己耳光。”（杨按：作品中，这是觉慧透过门框，从门帘缝隙看到的情形。这挨打的，是其五叔克定。中国家庭关系复杂，波伏娃大约记得也有女性在窥看，便误记成了“舅舅”。）这是《家》中第三十三章的一节。在国人眼里，当时的大家庭中，情形就是如此，应该算不了什么，但在现代文明环境之下生活的波伏娃看来，或许感到异样地不可思议吧。

对这样的家长，波伏娃指斥为“暴君”：“只有高觉民，那个暴君的孙子对这一幕表示愤怒……”（杨按：其实当时觉民并不在场，看到并思考这一切的是觉慧。）当然，波伏娃也从这个“家”中看到了变化：“觉民（他身上也许有作者的影子）和他的弟弟觉慧代表着当时受过教育、反叛的年青一代。他是一家大学生杂志社的编辑，投入了政治运动，爷爷制止他，遭到他的抵制。”（引文中括号里是波伏娃的理解。笔者以为“觉慧”才是作者的影子。）波伏娃也看到了新一代的努力：“觉民爱上了他的一个表妹，一个思想解放的女孩，这个女孩也蔑视她专制的母亲，逃离了家庭。尽管遭到了父母的反对，这两个年轻人还是结婚了。然而，三兄弟中的老大，他的婚姻是父母包办的，一个劲儿地鼓吹要服从旧秩序。他很软弱，眼睁睁看着妻子被无知而迷信的父母迫害致死。直到小说结尾，他才奋起反抗。”（《家》中，觉民与琴还不曾结婚。波伏娃的叙述与原文略有差异，或者与其所读译本，也或许与资料庞杂、不及细致处理有关。）

四

通过这样一部作品所表达的内容，波伏娃得出判断：“传统的家庭无视所有的个人，全然否认他们的自由、爱情和夫妻幸福……”接下来，她迅速地转移到自己强烈关注的“点”上来：“但受害最大的，主要还是妇女。她们在旧社会的可怕生活，人们已描写很多。我觉得在世界上任何国家，妇女的命运都没有她们那么悲惨。”对此，波伏娃开始用自己提倡的观念进行解读和分析：“在所有的文明社会里，女权史与遗产史都是结合在一起的，随着经济和社会的整体变化而变化。而在中国，由于家庭结构根深蒂固，从远古直到20世纪，继承权没有发生变化，它排斥妇女，妇女无权继承父亲的遗产。丈夫在世时她们一无所有，丈夫死了之后，不管她们是妻是妾，除非她们有儿子，否则也不能从丈夫那里继承任何东西。而且，真正的遗产继承者是儿子，她只是替他管理财产。由于经济上不能独立，几百年来，中国妇女没有得到过任何形式的独立。她们不但被认为比男人低一等，正如她们出生时的仪式所证明的那样，而且，人们不承认她们的任何权利，甚至包括生存权，她们的生存权掌握在家族手中。”在“女权史和遗产史”后面，波伏娃加了一个小注：“我已在《第二性》中讲述过。”在波伏娃看来，一个女子的正当权利，是通过自己的经济能力（有时需要通过继承“遗产”）获得。

中国旧时代的妇女也参与劳动，可为何仍不能获得“解放”，仍被如此严重歧视呢？波伏娃通过比较认为：“在许多国家，下层妇女能通过劳动获得真正的解放，但中国的妇女没有这种福气。农耕在小土地上进行，技术上不妨碍妇女参与任何田间劳动：不过（至少是在北方）她们被关在家里，独自干繁重的家务。我觉得原因很清楚：在这个人口众多的王国，劳动力不值钱，而每一粒粮食都很贵重。田里的活男人都包了，反过来他们也享有极大的特权。他们老想着自己付出了太多的艰辛，所以不是要剥削妇女，而是要灭了她们。这就是中国妇女遭诅咒的原因……多子女的家庭，忍饥挨饿的父亲把女孩当做累赘是很正常的事，他们确实行使了被赋予的对女孩的生杀大权：数百万女婴被溺死或被喂猪……”这样的事实，波伏娃还从中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的《江村经济》（其中有因杀害女婴导致不平衡的男女性别比例的研究）以及曾长期生活于中国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根据所见所闻撰写的著述得到印证。

五

有关女性话题，波伏娃一旦涉及便停不住笔。除了女婴，她还要在简明的介绍中，把中国妇女的一生写下来：“即使逃脱了被故意杀死的厄运，女孩们也往往活不长。中国农民一生都伴随着饥饿，儿童的生命主要靠一把米、一把面来维系，男孩们得到的份额多，女孩用不着别人对她们施暴也会饿死。一碰到瘟疫或是饥荒，首先受害的就是她们。”这句话的后面，波伏娃加注说：“后果之一便是由于男性的数量超过女性，许多贫穷的中国人要打一辈子光棍，比如鲁迅小说中的主人公阿Q，他们一辈子都不曾‘认识’女人。”即使如此，能够活下来的女孩，也常常被随意卖给有钱人家，成为佣人或奴隶。（女孩卖出的价格“贱”到何等地步，笔者记得朱自清在《温州的踪迹》一文中有载。文章第四节，题目就是《生命的价值——七毛钱》。朱先生说：“我亲眼看见的一条最贱的生命，是七毛钱买来的！这是一个五岁的女孩子。”）这些情形对于生活在颇为富足的法国的波伏娃来说，一定非常震撼。叙述中，她引用了上海一个“调查委员会”1925年发表的报告，指出了这些女孩接下来的生存情状：“女孩常常被贩卖，成为女仆……许多小女奴在低级妓院谋生。贩卖女孩虽然是违法的，却从来没有受到过任何执法部门的干涉。”再长大一些，女孩或替夫家干活，或成为女奴。命运会如何呢？波伏娃引用了一位研究者的文章：“至于如何对待女奴，这要看是什么家庭，主要取决于主人的性格和脾气。她们首先受女主人的支配，然后是受掌握财权的一家之主的支配，后者拥有对她们的一切权力，可以随意卖掉她们或者把她们再嫁出去……”这些女性干的什么活呢：“女奴的生活非常艰难，她们必须干最累的活：打水、劈柴、磨米、洗衣服、做饭、打扫卫生、带孩子等等……”再往后，这些女性即使被嫁出去，命运也一点不见得好。

在中国的农村，长期以来就有养“童养媳”的“习俗”（在今天看来绝对的不合理、不道德行为，长久已然成“俗”），这样产生的家庭，结果会如何？波伏娃说：“女孩过着牲口不如的生活，婆婆有时会用棍棒将她们打死。”波伏娃对女性史有过深切研究，对于这一点，她用精神分析的观念来解释：“她（婆婆）自己年轻的时候也遭到过丈夫和公公婆婆的毒打，所以变得很刻薄，渴望报复，以虐待媳妇作为对自己过去吃的苦的补偿……仇视女性的链条就这样一代代地延续……”这解析是确切到位的。

即使丈夫死了，妇女依然摆脱不了公公婆婆的掌控。波伏娃甚至引用了明太祖在1386年颁布的一条法令：“女子如30岁前丧夫，守寡到50岁，便可免除公共服务，其居屋将受敬仰。”引文后面波伏娃加了小注：“他们认为女人过了50岁就不可能再婚了。”她显然不认同这样的看法。波伏娃认为中国是因为受到这条法令影响：“从此，家庭便对寡妇施压，阻止她们再嫁。有检查官专门负责撰写关于妇女守寡的报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中国修建了大量庙宇和牌坊来纪念那些在特别恶劣的情况下保持贞洁的女子。”一些牌坊，今天许多地方还见得到。现在人们只是感叹它修造得堂皇或精美，但其内涵，却是由一个个女子青春活泼的血肉生命被强行禁锢而形成。其中的挣扎，纠结，凄凉的夜晚，漫长的孤寂……已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男性女性绝难体会的了。

这样的情状，极难改变。当时的女子，一旦嫁给某人，通常终生不能离开，即使丈夫死了。当许多女性试图置堂皇精美的“贞洁”牌坊不顾时，结局不是被杀，就是投水上吊自尽。对于终于熬到老年的女性，据波伏娃研究：“妇女才会得到一点安全感。孩子们必须尊敬她，在中国，尊敬老人是被普遍证明了的。”但这背后的示范效应，却被波伏娃揭穿：“这是允诺给年轻妻子的安慰，以便她们能耐心地忍受痛苦：总有一天，她们也会当婆婆的。”由巴金作品引发的有关中国妇女命运的思考，波伏娃至此才大致告一段落。

六

那么，波伏娃研讨入手的巴金的《家》，仅仅是个引子？还是其中确实有这方面的内涵，使得波伏娃能够受其感染，并由此对中国妇女命运加以探寻呢？为此，笔者再读了《家》的许多篇幅。在巴金1957年6月根据为英译本写的“后记”改作的《和读者谈〈家〉》一文中，读到了这么一节：“我写梅，写瑞珏，写鸣凤，我心里充满了同情和悲愤。我庆幸我把自己的感情放进了我的小说，我代那许多做了不必要的牺牲品的年轻女人叫出了一声‘冤枉！’”接下来，巴金说他在很小的时候，读到了一本插图本的《列女传》：“尽是些美丽的古装女人。有的用刀砍断自己的手，有的在烈火中烧死，有的在水上漂浮，有的拿剪刀刺自己的咽喉。还有一个年轻女人在高楼上投缳自尽。这是些可怕的故事！为什么这样的命运专落在女人身上？我不明白！……为什么女人，特别是年轻女人，就应该为那些可笑的陈旧观念，为那种人造的礼教忍受种种痛苦，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为什么那本充满血腥味的《列女传》就应当被看作女人学习的榜样？……我不相信那个充满血腥的可怕的‘道理’。即使别人拥护它，我也要反对。”原来如此。巴金的《家》中，本身就包含了对旧时代束缚女性的种种“观念”的强烈不满，对女性的生存过程充满人道的同情。这些，虽然没有明确提到“女权”之类名词，但与波伏娃的许多主张、观念不谋而合。波伏娃把《家》作为陈述中国女性命运的生发点，是合适恰当、有敏锐眼光和准确判断的。

从《长征》整体行文看，虽然一部分内容得自波伏娃亲历观察，但绝大多数，是从大量资料的研究阅读获得。这些陈述及分析判断，总体读去，是符合历史情态的。对于一个在中国呆了不过四十来天的人，仅做到这一点，就已经相当不易。当然，在此之前，波伏娃早已是有独立见解，并在文学及“女权”等多个领域颇有建树的思想家了。笔者在此介绍的部分，突出表现作者对中国旧时代妇女的生存及感受，其中定然包含有波伏娃长期对人类发展过程中女性命运沿革的研究成果。这些内容，在当时，不说一般民众，就连中国知识界都很不熟悉。（上世纪80年代中期，她的早已声名远播的《第二性》中译节本在国内发行，才引起广泛关注，产生极大反响。）

这部当时在西方世界引起论争，记述、研究中国的《长征》，在出版五十多年后，中国大陆才印出中文全译本。波伏娃这些对中国多方面（包括对女性问题）的研究，才展示在中国读者面前。笔者在阅读该书时，十分注意其中对中国女性问题的思考。一方面因为作者是著名的“女权”运动的倡导者，一方面了解到当下中国部分女性生存（尤其农村女性）面临的种种问题，希望从这位思想家的思考里，对我国现代女性的某些生存困境，在认识观念上有所借鉴，在解读考察时多一个视角。故此笔者将波伏娃这部作品的一些相关内容，稍加分析，试做介绍，希望能起到一点抛砖引玉的效用，引发更多读者的阅读兴味，希望在高速的社会发展中，我们对“人”（尤其女性）的命题的思考，获得更多有益、有价值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