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特黑德：写小说就是给自己设问

《地下铁道》的故事不是以一个提问，而是以一个答案开始的：“西泽第一次去找科拉谈北逃的事，她说不。”

读美国作家科尔森·怀特黑德的这部现象级小说，也不妨从一个答案开始：你第一次去找某外国文学爱好者谈这部小说，他会说他听说了，但还没读过。

这般看似有点牵强的比拟，是因为小说有一个非同寻常的开头，同时也基于这样一个少见的现象：小说在还没正式上市前，就已经开始蹿红。这自然是得益于美国知名主持人奥普拉·温弗瑞的推荐。她在读完小说书稿后激动不已：“我夜不能寐，心悬在喉咙处，几乎不敢翻下一页。” 这本书被选为2016年8月“奥普拉读书俱乐部”的推荐书，美国Double Day出版公司也因此将原定的上市时间提前了四十天。小说出版后第四天，就登上了《纽约时报》畅销书榜。

随后，这本书被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列入暑期必读书单中，他盛赞“精彩”“有力”，并不无深情地赞叹这部小说“让我们忆起发生在几代人间的奴隶买卖之痛，不仅在于这本书将其公之于众，还在于它改变着我们的思想和心灵”。有了“两奥”的推荐，《地下铁道》上架仅两周，便蹿升至《纽约时报》畅销榜首，此后稳居首位数周。再后来，这部小说又获得来自媒体的各种赞誉，并先后获2016年美国国家图书奖及第101届普利策奖。单看它火爆的程度，说这是美国图书界几年里难得一见的“传奇”也不为过了。

而在大洋彼岸的中国，图书界又趁势把这个传奇“复制”了一遍。在中译本还未问世前，各种渠道的宣传就已经铺天盖地。小说出版后，更是被炒得火爆。如此，我们确是有必要问问：《地下铁道》凭什么这样红？

针对当代美国的声音

其实，从中文图书界得到的诸多反馈看，《地下铁道》也并非一片叫好声，倒是引来各式争议。概而言之，黑人女性题材小说引起轰动，在美国并非没有先例，小说揭示的那种“痛感”也不新鲜。以获普利策奖而论，更早前就有艾丽斯·沃克的《紫色》，小说开篇便是让人震惊的“父亲把我强奸了”，此后又有199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妮·莫里森的《宠儿》，耗费大量笔墨描写女奴母亲为了不让孩子重复自己的命运而杀死孩子的残忍过程。莫里森曾宣称，要“撕去奴隶制暴力上的面纱，不让白人心安理得地过日子，让他们知道痛是怎么回事”。

某种意义上也因为此，一些读者读罢中译本，并没有得到期待中的满足感。在某报开设的图书调查中，以10分为满分算，这部小说也只是得了7.3分的评价。也有读者读后表示，实在没法理解小说在美国得到如此好评，莫非是翻译未能传达出原著的微妙之处？翻译得怎么样，自然可以另作评价。但小说之所以在美国本土受到热捧，却可以从普利策奖授奖语里看出一点端倪。授奖语称：“小说聪明地混合了现实主义和寓言，将奴隶制的暴力与在神话中逃离的戏剧性融为一炉。这是针对当代美国的声音。”那问题就来了，既然奴隶制的黑暗历史在美国早已翻篇，为何却说《地下铁道》是针对当代美国的声音？

如果读过这部小说，大概能感觉到这样的授奖语绝非虚言。比如，美国警察误杀手无寸铁的黑人男子；又比如，一些政客时不时发表反移民暴言，激化民众的偏见与恐惧。这些在小说里出现的场景，在当下美国社会依然存在，不难引发读者的共鸣。就像福克纳说的“过去永远不会死，它甚至还没有过去”，这部小说，确能在某种意义上为当下黑人以及少数族裔所遭受的困境提供“历史依据”。

它不只是关于奴隶制，也关于美国历史

倘是因此认定《地下铁道》是一部带有强烈讽喻色彩的政治小说，且认定其走红只是因为政治性因素，那就错了。

得益于各种推荐或其他因素，某部作品一夜爆红后不久即遇冷，确是常有的事。但这部小说红了大半年，有关小说和作者的各式新闻，至今仍活跃在社交媒体和各大新闻的头版上，有关书的各种关键词仍高居热搜榜，甚至出现在时政新闻的标题中。在信息爆炸的今天，一部“畅销小说”能有持续不断的影响和曝光，恐怕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得归结于作品本身的魅力。

不妨先来回答一个问题，写的同一类型题材，作为后来者，怀特黑德该怎样承受莫里森式“影响的焦虑”？事实上，他在动笔前，确曾又一次读了《宠儿》。他想：“我已经有三十年没读《宠儿》了，让我来看看托妮是怎么处理奴隶题材的。”读了三十页后，他就对自己说，“我完蛋了——莫里森他妈的是个天才，我可比不上她。”于是，他合上小说。好在这并没有将他吓退：“无论你在写什么——黑奴、战争、家庭——总有比你更聪明、更有才华的人写过了，并且比你写得更好。你只能希望你的主意和视角能带点新的东西进来。”

如其所愿，怀特黑德的确发现了自己的“主意和视角”。但很多人未必知道，他为把这点“新的东西”在写作里带出来，耗费了16年的时光。早在2000年，怀特黑德便产生了写《地下铁道》的想法。最开始，这只是源于他的灵光一闪，他要将停留在比喻意义上的“地下铁道”变成现实。这并不奇怪，当他还在上学的时候，第一次听说这个名称，很自然就以为，那是一条真实的埋在地下的轨道，上面有火车车厢在跑。

事实上，美国历史上并不存在一条真的“地下铁道”。这个词最早约于1839年出自一名年轻奴隶之口，它特指18世纪形成，19世纪中期达到鼎盛的一个由秘密路线和安全屋构成的网路。据估计，有十万美国黑奴借由这一网路，在废奴主义者和盟友的帮助下，逃往禁止蓄奴的自由州，或邻国加拿大。一般说来，逃亡中的“停站点”叫“站台”，负责协助工作的叫“列车员”，“列车员”帮助黑奴躲避追捕的“猎手”。所以，“地下铁道”只是一个比喻，强调这一网路的秘密性，它并不一定是地下，甚至不一定是铁路，在后期，这一名词还可以指代帮助逃奴的废奴主义者。总之，它象征一条通往自由的小路。

当发现是这么回事后，怀特黑德感觉挺失望的。他抑制不住地想，如果地下铁道是真正的铁路，那会是怎样的呢？如果我们的主人公沿着地下铁道一路北上，穿过每一个州，而每个州都代表着美国历史发展的一种不同的可能性。“这样的话，南卡罗来纳州就会是一个家长制的白人中心的州，北卡罗来纳州则会是一个分裂主义的州，如此这般。而每次我们的主人公在一个新的地方下车出站，美国的历史就会以一种不同的方式重启。”

而“地下铁道”由历史到虚构的这种跃迁，诚可以说是怀特黑德小说构思的一次解放。他使用这个魔幻的设定，围绕它去写这个故事，他就不必如历史学家那样完全遵循真实的历史背景。“我以此写出来的，就不是一本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小说，我也不会因此被某个历史小说家联盟给踢出门去。”这也意味着，他可以对这段历史更为自由地做出自己的解读。“这本书就不再只是关于奴隶制和‘地下铁路’的，它也是关于美国历史的。”

怀特黑德被自己的这个设想迷住了，但当时他自觉还没有能力掌控这一主题。他是黑人，也是名副其实的高材生，但在做历史研究时，他发现自己对奴隶制所知甚少。所有学校的历史课本都像一条高速铁路，学生们坐在上面从一站到另一站，欧洲人刚刚到达美洲，就跳到了林肯，然后又跳到马丁·路德·金、“平权法案”，之前奴隶制的残暴、南方重建和种族隔离的艰难与冲突全都被略过。怀特黑德觉得，美国人潜意识里不愿意面对自己较为不堪的历史。

当然，并非所有美国人都不愿意面对这段历史。且不说艾丽斯·沃克和托妮·莫里森等作家写了揭露性的小说。诸如废奴主义者哈丽雅特·雅各布斯的《一个黑奴女孩的经历》、费格斯·博得威奇的《驶向迦南地》，还有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回忆录，曾经受奴役的非裔美国人的口述史等非虚构作品，都以各自的方式真实记录了这段历史。需要指出的是，上世纪30年代，美国政府决定帮助人们重新开始工作，于是让作家采访一些以前的农奴。这些人的叙述大概有成百上千份，有的就三段，有的有十页长。无论是著作也好，还是这些记录寻常故事、日常生活、田野劳作的资料也好，事实上都为怀特黑德提供了大量的素材。

但怀特黑德还是怕去写这本书。为写这部小说，他做了很多笔记，他经常会回去翻看，但每一次他都觉得自己还没准备好，应该去写别的。他把它推迟得太久了，因为他不想面对一个无法把握的、令人害怕的前景，毕竟在他感觉里，凿入奴隶历史是一件恐怖的事。但他不得不说，这个把他唬得最厉害的灵感，他一直在躲避的灵感，正是他最需要写的东西。

于是，到2014年，怀特黑德终于正式动笔。而故事本身，也在他漫长的构思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开始，是一个男人独自逃亡，后来变成一个寻找孩子的人和一个寻找父母的孩子。等他动笔开写后，我们开头提到的那个答案便是这样展开的：生而为奴的少女科拉同意了同伴西泽的逃跑提议，再加上朋友小可爱，三人一起逃离了庄园。科拉接受这个提议，还因为她的母亲梅布尔在她大约十一岁时逃离了庄园，再无音信。这对她也是一个激励。科拉借助“地下铁道”，像格列佛周游列国一样在各个州之间见识种种不公与荒诞，最后抵达北方，获得自由。而小说完成后得到的赞誉，亦如怀特黑德自己所说，“那些你摆脱不掉的念头，那些一直跟着你的念头，证明了其自身的价值”。

感受冰山之下隐藏的庞然大物

毫无疑问，怀特黑德所说的“念头”的最重要的价值，就在于小说独出机杼的创新。这不只体现在“地下铁道”历史与虚构之间的跃迁，还体现在小说独特的讲述方式与语言表述上。

恰如有评论所说，小说中科拉逃离兰德尔种植园的每一步都无法预知。这种强烈的不确定感包含了怀特黑德巨大的“野心”，小说以最小的时间感——科拉逃亡的十个月，涵盖美国南北战争之前漫长而邪恶的蓄奴史以及充满逃亡者鲜血的逃亡史。更重要的是，怀特黑德如此专注于讲述逃亡，似乎他无暇顾及“控诉”，这使得他始终保持了一种冷漠和超然的态度。正如本书译者康慨所说，如果说《紫色》《宠儿》揭开了暴力的面纱，怀特黑德则是蒙上了这层面纱，但隔着它，读者可以感受到冰山之下隐藏的庞然大物。

感受的传达，则有赖于怀特黑德“富有弹性的语言”，如《纽约时报》的书评人角谷美智子所说，他的语言结合了残酷的现实主义与民间传说的寓言性，融合了朴实与诗意，“正是这种语言让他以粗粝、震撼的力量传达了奴隶制的历史恐怖”。正因如此，怀特黑德就像有评论说的那样，以简约的叙事以及当代的思考把几乎是同时代的种植园和奴隶的故事讲出了新的节奏和内涵。

这样的“新”对怀特黑德来说理所当然。在他的理解里，写小说就是给自己设问。“理想情况下，通过写作，我能够弄明白世界是怎样运作的。”这位在《地下铁道》之前就因写了《直觉主义者》《约翰·亨利时代》等作品引起广泛关注的作家，也确实以他的作品，如约翰·厄普代克多年前说的那样，实现了写作的应尽之务，“它刷新了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