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有顺：为何很多小说家能写出好散文？因为人物能立得住，不务虚

　　散文是节制的艺术

　　当下散文界，业余写作群体（我姑且用这个名词来指称写作散文的小说家、诗人和理论家们）反而汇聚成了散文的主流，这并非散文的悲哀，反而是散文的幸运，因为散文的业余地位，接通的往往是散文那条自由、真心而随意的粗大血管。

　　比如，小说家重叙事而轻抒情的特点，在抒情泛滥的时刻，就更容易把散文调整到一个合适的位置。我想起周作人，他是最早对现代散文进行艺术定位的人，他在现代散文理论的基石性文章《美文》里说，现代散文是“记述的，是艺术性的”，这是第一次对散文的“体”有了清晰的认识：从经验的意义上说，它是“记述的”；从审美的意义上说，它是“艺术性的”。——这是一个准确的定义，当代的散文作家应该常常回忆起它，以“记述的，是艺术性的”标准来遏制自己过重的抒情欲望。尽管周作人在《美文》中也明确指出，现代散文“可以分出叙事与抒情，但也很多两者夹杂的”，但我认为在今天的散文界，强调“叙事”要比“抒情”重要得多，因为诚实地记述（叙事）要比空洞地感怀（抒情）更重要——尽管散文不仅仅是记录，但就散文的现状而言，它确实在如何诚实地记述上面临着饥饿性的匮乏，相反，抒情却显得过于奢侈了。

　　这其实涉及到散文的真实性这个古老的命题。

　　真，一直是散文的命脉之一。鲁迅在1927年写过一篇重要的文章，叫《怎么写》，他也说，散文“幻灭之来，多不在假中见真，而在真中见假”，甚至连“日记体，书简体，写起来也许便当得多罢，但也极容易起幻灭之感”，“写信固然比较的随便，然而做作惯了的，仍不免带些惯性，别人以为他这回是赤条条的上场了罢，他其实还是穿着肉色紧身的小衫裤，甚至于用了平常决不应用的奶罩。”为此，鲁迅批判了近现代一些书写自我感情方面的虚假之作，他说：我“宁看《红楼梦》，却不愿看新出的《林黛玉日记》，它一页能够使我不舒服小半天。”“《板桥家书》我也不喜欢看，不如读他的《道情》。我所不喜欢的是他题了家书两个字。那么，为什么刻了出来给许多人看的呢？不免有点装腔。”显然，鲁迅的警告是有力的，准确的，直到今天，“真中见假”、“做作”和“装腔”还是散文普遍失真的根源。

　　散文里不受节制的抒情很容易流于虚假，原因也是出在这里。凡抒情，其抒情主体的方向通常是向上的，因此，散文作家笔下的“我”也必定是仰着脸的，他们不敢注视自己脚下的大地，不敢面对现实中的矛盾和不安，不敢敞露自我里的卑微和无奈，许多的时候，他们仰着脸感怀，不过是为了证明他们拥有一个想象的、饱满的自我而已，这个虚构的自我与现实里那个卑微的、真实的自我几乎无关，这就难免有“真中见假”、“做作”和“装腔”的嫌疑。所以，你在那些失控的抒情散文里，看到的几乎是一样的抒情主体：清一色仰着脸的美好生活的向往者和追随者。相比之下，发挥了小说家的叙事功能的记述性散文，里面的记述主体反而更为真实，因为有了事实和经验的细节处理，“我”的形象变得具体而真实。

　　这也许就是很多小说家能写好散文的真正原因。我关注散文的这部分变化，不仅因为它的真实，也因为它的坦然和自信——抒情散文里的虚假自我，何尝不是不自信、不敢面对自己的表现呢？但小说家散文的崛起，使散文在事实和经验层面上的面貌发生了改变，凌空蹈虚的东西少了，细节、人物和事实的力量得到了加强，作家开始面对自己的卑微经验，自己在时代里生存的艰难痕迹。“我”开始走向真实。

　　记得多年前，汪曾祺先生曾经谈到小说家的散文：

　　小说家的散文有什么特点？我看没什么特点。一定要说，是有人物。小说是写人的，小说家在写散文的时候也总是想到人。即使是写游记，写习俗，乃至写草木虫鱼，也都是此中有人，呼之欲出。（《散文应是精品》）

　　“是有人物”，简单的四个字，说出的是一个不简单的散文状况。试想，在那些过度抒情的散文里，我们何曾看见过人物？即便里面有我、你、他，也不过是些飘到了空中的抒情工具和符号而已，何曾有过半点自在而真实的人间气息？多少人写散文，事是真的，可情却抒发得太飘，太张扬，结果，人物也变得虚幻而摇晃起来；而一些小说家写散文，或许还偶尔使用小说的虚构技巧，但他们在人物的精神和情感指向上不务虚，实在，人物反而立住了。

　　（编辑：王怡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