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有顺:为何很多小说家能写出好散文?因为人物能立得住,不务虚

2018-11-05 22:07 编辑:麴雪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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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文是节制的艺术


  当下散文界,业余写作群体(我姑且用这个名词来指称写作散文的小说家、诗人和理论家们)反而汇聚成了散文的主流,这并非散文的悲哀,反而是散文的幸运,因为散文的业余地位,接通的往往是散文那条自由、真心而随意的粗大血管。


  比如,小说家重叙事而轻抒情的特点,在抒情泛滥的时刻,就更容易把散文调整到一个合适的位置。我想起周作人,他是最早对现代散文进行艺术定位的人,他在现代散文理论的基石性文章《美文》里说,现代散文是“记述的,是艺术性的”,这是第一次对散文的“体”有了清晰的认识:从经验的意义上说,它是“记述的”;从审美的意义上说,它是“艺术性的”。——这是一个准确的定义,当代的散文作家应该常常回忆起它,以“记述的,是艺术性的”标准来遏制自己过重的抒情欲望。尽管周作人在《美文》中也明确指出,现代散文“可以分出叙事与抒情,但也很多两者夹杂的”,但我认为在今天的散文界,强调“叙事”要比“抒情”重要得多,因为诚实地记述(叙事)要比空洞地感怀(抒情)更重要——尽管散文不仅仅是记录,但就散文的现状而言,它确实在如何诚实地记述上面临着饥饿性的匮乏,相反,抒情却显得过于奢侈了。


  这其实涉及到散文的真实性这个古老的命题。


  真,一直是散文的命脉之一。鲁迅在1927年写过一篇重要的文章,叫《怎么写》,他也说,散文“幻灭之来,多不在假中见真,而在真中见假”,甚至连“日记体,书简体,写起来也许便当得多罢,但也极容易起幻灭之感”,“写信固然比较的随便,然而做作惯了的,仍不免带些惯性,别人以为他这回是赤条条的上场了罢,他其实还是穿着肉色紧身的小衫裤,甚至于用了平常决不应用的奶罩。”为此,鲁迅批判了近现代一些书写自我感情方面的虚假之作,他说:我“宁看《红楼梦》,却不愿看新出的《林黛玉日记》,它一页能够使我不舒服小半天。”“《板桥家书》我也不喜欢看,不如读他的《道情》。我所不喜欢的是他题了家书两个字。那么,为什么刻了出来给许多人看的呢?不免有点装腔。”显然,鲁迅的警告是有力的,准确的,直到今天,“真中见假”、“做作”和“装腔”还是散文普遍失真的根源。


  散文里不受节制的抒情很容易流于虚假,原因也是出在这里。凡抒情,其抒情主体的方向通常是向上的,因此,散文作家笔下的“我”也必定是仰着脸的,他们不敢注视自己脚下的大地,不敢面对现实中的矛盾和不安,不敢敞露自我里的卑微和无奈,许多的时候,他们仰着脸感怀,不过是为了证明他们拥有一个想象的、饱满的自我而已,这个虚构的自我与现实里那个卑微的、真实的自我几乎无关,这就难免有“真中见假”、“做作”和“装腔”的嫌疑。所以,你在那些失控的抒情散文里,看到的几乎是一样的抒情主体:清一色仰着脸的美好生活的向往者和追随者。相比之下,发挥了小说家的叙事功能的记述性散文,里面的记述主体反而更为真实,因为有了事实和经验的细节处理,“我”的形象变得具体而真实。


  这也许就是很多小说家能写好散文的真正原因。我关注散文的这部分变化,不仅因为它的真实,也因为它的坦然和自信——抒情散文里的虚假自我,何尝不是不自信、不敢面对自己的表现呢?但小说家散文的崛起,使散文在事实和经验层面上的面貌发生了改变,凌空蹈虚的东西少了,细节、人物和事实的力量得到了加强,作家开始面对自己的卑微经验,自己在时代里生存的艰难痕迹。“我”开始走向真实。


  记得多年前,汪曾祺先生曾经谈到小说家的散文:


  小说家的散文有什么特点?我看没什么特点。一定要说,是有人物。小说是写人的,小说家在写散文的时候也总是想到人。即使是写游记,写习俗,乃至写草木虫鱼,也都是此中有人,呼之欲出。(《散文应是精品》)


  “是有人物”,简单的四个字,说出的是一个不简单的散文状况。试想,在那些过度抒情的散文里,我们何曾看见过人物?即便里面有我、你、他,也不过是些飘到了空中的抒情工具和符号而已,何曾有过半点自在而真实的人间气息?多少人写散文,事是真的,可情却抒发得太飘,太张扬,结果,人物也变得虚幻而摇晃起来;而一些小说家写散文,或许还偶尔使用小说的虚构技巧,但他们在人物的精神和情感指向上不务虚,实在,人物反而立住了。


  (编辑:王怡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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