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湖楼》：阶层分化现实与人性扭曲变异

　　近些年来中国文坛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级人物，毫无疑问就是所谓“大器晚成”的尹学芸。出生于1960年代中期的尹学芸，虽然自打2014年在《收获》杂志发表中篇小说《玲珑塔》开始，才引起了国内文坛的广泛关注。但就在这短短的四五年时间里，单就中篇小说这一文体的发表量，以及这些作品发表后所引起的关注度来说，绝对找不出第二个能够与她相匹敌抗衡的作家。尤其难能可贵的一点是，她的这些作品，虽然也偶有起伏，但却从总体上保持了相当高的思想艺术水准。只要是深谙此道者就知道，一个作家，要想真正地做到这一点，该有多么困难。

　　尽管很难简单地归结出尹学芸的成功之道，但细细想来，导致她这些年来能够在中篇小说领域独领风骚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她对于现实生活理解与分析能力的非同寻常。她不仅总是能够直击社会现实，敏锐地发现并捕捉到当下时代根本的矛盾症结之所在，而且还总是能够在日常生活中找到极具艺术性的切入点。她最近的中篇小说《望湖楼》（载《收获》杂志2018年第3期），就可以被看作是这样一个特色鲜明的小说文本。

　　至今犹记，十多年前陈凯歌导演的影片《无极》，曾经被不无戏谑地评价为“一块馒头引发的血案”。如果说《无极》所讲述的故事的确与那块馒头有关，那么，尹学芸的这部《望湖楼》就完全可以被看作是一场看似不经意的饭局所引发的人生故事。

　　小说之所以被命名为“望湖楼”，只因为这一场看似不经意的饭局，就被安排在望湖楼饭店。小说故事依然发生在尹学芸一贯的故事发生地埙城，主人公之一，是曾经在埙城担任过最高长官，但现在却已经赋闲在家的退休官员陶大年。在一个接连降过三次雪之后的正月天，陶大年突然接到了一位自称以前同学“贺小三”的电话，执意邀请他去望湖楼参加一个饭局。对于陶大年来说，去望湖楼吃顿饭，是寻常不过的一件事情。虽然一下子想不起来这位“贺小三”究竟是谁，但既然对方如此盛情，那陶大年也就恭敬不如从命了。于是，按照他出席此类宴会的一般情形，陶大年在电话中呼朋唤友，一共邀约了八个人参加这个多少带有一点意外色彩的饭局：“陶大年找了一个姓江的，江春余；姓富的，富连春；姓左的，左三东；姓路的，路天齐。一个一个地数，凑够了八个人，这其中包括江春余和左三东的两个司机。”还有一个是谁呢？“陶大年最后一个电话打给尚小彬。”陶大年一下子张罗了这么多人，没承想，请客者贺三革（也即“贺小三”）却原本只以为陶大年充其量再多带一个司机，这样一来，连同他专门请来陪客的于少宝，最多也就是四个人的饭局。二者相差这么多，到最后果然引发了一场意外事故。

　　现在的问题首先是，这位贺三革，好端端地为什么突然动议要动念请身居高位的老同学陶大年吃饭呢？却原来，这场看似意外的饭局，与贺三革的一种感恩心理紧密相关。很多年前，贺三革的妻子“袖珍在铸造厂看机器，因为故障丢了一只手，虽然进行了缝合，但那只手只是摆设。厂子以操作不当为由拒绝承担责任，贺三革给当时任企经委主任的陶大年打了个电话，按工伤等级做了一次性赔偿，给了两万多。那时的两万多，解决了大问题。”面对着老同学雪中送炭一般的施与援手，贺三革倍觉感动。然而，“事后他想去看陶大年，表示点心意，被陶大年拒绝了。”难能可贵处在于，即使很多年过去之后，贺三革都没有忘怀陶大年当年对自己给予的帮助，他之所以一定要请陶大年到望湖楼吃饭，究其根本，还是如此一种感恩心理作祟的缘故。更进一步说，贺三革之所以要专门去望湖楼请客，也与一种恐怕连他自己也未必能清醒意识到的潜在虚荣心理有关：“请吃饭的事，贺三革也跟于少宝念叨了不止一次。”“贺三革是有这毛病的，他唯恐别人觉得他言而无信。于少宝却不当真，说就凭你那点收入，敢去望湖楼？”于少宝之所以会有这种说法，原因在于，这望湖楼乃是埙城最高档的一家酒店。一句话，除了如同陶大年这样的达官贵人，其他如贺三革和于少宝这样的平民百姓对望湖楼，平时连想都不敢想。唯其如此，小说中才会出现这样的叙事话语：“贺三革还想到了那座望湖楼，像天上的宫殿一样可望而不可及。”既然望湖楼如此这般地高不可攀，那贺三革之坚持一定要去望湖楼请陶大年，自然也就无异于打肿脸充胖子了。一个普普通通的下岗工人，非得坚持到望湖楼这样的高档饭店请客吃饭，不是虚荣心理作祟，我们也很难找到其他更合理的心里动因来加以解释。也因此，在对贺三革念念不忘的感恩心理高度肯定的同时，对他这种打肿脸充胖子的虚荣心理，我们无论如何都得给予相应的批评。

　　没想到，就这么看似寻常的一次饭局，到后来果然引出了非常严重的后果。饭局结束了，尽管已经有着充分的心理准备，但望湖楼这一顿饭的异常昂贵，却还是令贺三革和于少宝这两位当事人震惊乍舌不已。由于早就考虑到了望湖楼饭菜价位的昂贵，贺三革和于少宝在出门前就做好了可谓充足的准备。贺三革狠狠心，兜里装了两千块钱。而于少宝呢，也很够朋友：“抽屉里有三千块钱，他趁老婆不注意，悄没声地装了起来。心想万一贺三革手里不宽裕，也好解燃眉之急。”他们根本想不到，饶是他们俩加一块已经带了足足五千块钱，到头来却依然不够支付望湖楼昂贵至极的饭菜钱。饭局结束后，望湖楼给出的饭菜价钱，在打了八五折后依然达到了八千八百的天文数字。这样一来，他们把五千块钱全部掏出来，也还差整整三千八。尽管贺三革和于少宝一番求爷爷告奶奶般的央求，但望湖楼却怎么也不肯放他们俩一起去家里取钱还账。万般无奈之下，贺三革只好把于少宝当人质留下，自己一个人匆匆忙忙地赶回家去取钱。没想到的是，就是这一赶，到最后竟然赶出了一场意外的灾祸。下了雪路本来就滑，再加上乌鸦山又有一个大坡，贺三革匆忙赶路的结果，是不期然地摔了一跤：“如果没有这个下坡，一切都可以重新改写。路不会那样滑，也没有那块六角形的石头。父亲不会在这儿摔跟头，也就不会把脊柱摔错位。关键是，他骨质疏松很厉害，医生说，别人摔跤顶多把骨头摔断，他却能把骨头摔碎。”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显然在于，贺三革为什么会骨质疏松到如此严重的程度。答案其实也非常简单，他的骨质疏松之所以会这么严重，肯定与他长时间的营养不良有脱不开的关系。更进一步说，唯其因为总是处于经济困顿的状态，也才会导致他的营养不良。

　　就这样，一个看似寻常的饭局，却引出了一场不应该发生的灾难。在很多作家笔下，故事情节发展到这里，一般也就不再向前继续推进了。因为写作者很显然已经由一个饭局而相当巧妙地触及到了当下时代中国社会业已非常严重了的阶层分化问题。但到了尹学芸这里，贺三革的意外摔成瘫痪，却仅仅只是意味着故事刚刚行进到中途，尚有更多耐人寻味的故事内涵需要作家在接下来的部分做更进一步的挖掘与表现。很多时候，这也正如同下棋一样，一般平庸的棋手大约只能想到两三步棋，而高明的棋手却往往会想到四五步乃至七八步之外。具体来说，尹学芸的高明，与她在这个时候适时安排身为陶大年家保姆喜鹊的登场亮相紧密相关。

　　道理说来其实简单，贺三革摔跟头事件发生之后，把陶家与贺家这两个看似八竿子打不着的家庭联系在一起的，正是身为陶家保姆的喜鹊。之所以会是如此，关键原因在于，身为陶家保姆的喜鹊，也正好是贺家尚未过门的儿媳妇。一方面，是未来的公公意外摔伤，另一方面，致使摔伤的一个间接原因，却是为了请自己已经服侍多年的主人陶大年吃饭。也因此，一般的读者很难预料到，这两样事物拼贴在一起之后，所引起的竟然是来自于喜鹊的激烈反应。

　　未来公公的意外摔伤，带给喜鹊的感觉，首先是自己终于获得了一个充分显示存在价值的机会。她之所以在获知贺三革摔伤的消息之后，不管不顾地丢下陶家的保姆工作，全身心地投入到照顾贺三革的事情当中，根本原因正在于此。这里，一个不能被忽略的问题是，身为陶家保姆的喜鹊，特别渴望能够通过婚姻的方式进入这个城市。“刚刚认识贺坤的时候，喜鹊自己偷偷到这里侦查过，知道燕华里小区是整个城市最靠西，最破旧的。可就是这样的房子，也要三四千一平米，以自己的实力，也根本买不起。她手里没积蓄，工资都支援哥嫂了。留在埙城，嫁给有房的人，这就是喜鹊所有的梦想。为了实现这个梦想，她甚至悄悄为自己妥协，找个二婚头，或者，找个面容丑陋的……找到贺坤这样的正经城市人，她已经觉得是超出预期了。”却原来，在喜鹊如此热心地投入照顾贺三革的背后，她内心里却也隐藏着企图不择手段成为埙城人的这样一个小九九。

　　然而，等到喜鹊从于少宝嘴里了解到未来公公贺三革的摔跟头竟然与自己正服侍着的主人陶大年有关的时候，故事情节就再一次发生了意外的反转。

　　由于自己对陶大年一家优越的家庭生活有着太多的了解，两相比照的结果，自然就是对陶大年与刘会英夫妻怨恨的生出。置身社会底层的苦命的贺三革因为请陶大年在望湖楼吃饭而摔成重伤，陶大年夫妇却依然享受着养尊处优的生活，如此一种对比强烈的情形，不能不让心存正义感的喜鹊对陶大年夫妻生出怨恨：“喜鹊想，贺坤的爸摔伤是大事，我得告诉他们。不告诉他们对贺坤的爸不公平。只有我能主持公道。我不告诉他们，就不会有人告诉他们。”到这个时候，喜鹊对贺三革的关切，就已经超过了个人亲情，而更具有了同一个社会阶层之间惺惺相惜彼此施于援手的意味。

　　但喜鹊根本想不到，等到她说明真相之后，平时看上去特别温文尔雅通情达理的陶大年夫妇不仅没有表示应有的关心，而且还准备要辞退喜鹊了：“从那个晚上，从知道贺三革是喜鹊未来的公公那个晚上，他们之间似乎就隔了什么。”“喜鹊觉得，他们应该能够随便谈起他，而不像现在这样，贺三革就像一个巨大的隐秘，变得讳莫如深。”以至于，到最后，喜鹊无意间从邻居郭姨那里了解到，陶大年他们竟然要辞退自己这位一向得心应手的保姆了。

　　难能可贵处在于，借助于贺三革滑跌一事写出当下时代社会阶层分化事实的同时，尹学芸更进一步地写出了阶层内部的分化。当喜鹊义正词严地告诉男友贺坤，那天被请的陶大年他们，事实上也对贺三革的摔伤负有一定责任的时候，贺坤却无论如何都感觉难以理解：“贺坤困惑地看着喜鹊，不明白事情怎么又跟‘欺负’扯上了边儿。他们的思维不在一条轨道上，这让贺坤觉得这种对话很费劲。”如果说贺坤仅仅是对喜鹊有所不解，那么，到了卧病在床的贺三革这里，喜鹊干脆就已经被看作是一个坏女孩：“坏事都坏在那个喜鹊身上，贺三革原本就不怎么喜欢她，眼下不是不喜欢，是非常厌恶。他觉得这不是个好女孩，不善良。她正教唆他们的儿子走歪门邪道，儿子跟了她，变坏是迟早的事。”正是从这种认识出发，贺三革才坚决要求儿子贺坤从此远离喜鹊。

　　我想，我们无论如何都得承认，尹学芸的这一笔非常重要。正是通过贺三革莫名怨恨其实一直在帮助着自己一家的喜鹊这一细节，作家相当深刻地揭示出了底层民众贺三革心灵的被扭曲异化状况。首先，妻子袖珍当年的工伤，理应得到合理的赔偿，但贺三革与袖珍却硬是把这笔账算到了陶大年身上。很多年之后，他们依然坚持要在望湖楼请客，正是这种所谓“感恩”心理作祟的缘故。

　　其次，他自己的这一次摔伤，陶大年他们明明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但从来都没有考虑过维护自身正当利益的贺三革，却不仅不去追究陶大年们的责任，反而稀里糊涂地把怨恨投向了真心诚意帮助着自己家庭的喜鹊身上。所有这些，细细地想一想，恐怕都与贺三革在现行社会体制下长期不自觉形成的那样一种只知道逆来顺受的奴性心理紧密相关。能够写出这一点来，所充分证明的，正是尹学芸思想艺术能力的非同寻常。

　　一方面，既是自己保姆工作的被辞退，也是与贺坤联姻希望的彻底破灭，另一方面，既是陶大年夫妇得知真相后的无所作为，也是贺三革他们的只知一味忍让退缩，这所有因素叠加在一起的最终结果，就是喜鹊的“铤而走险”。“铤而走险”的喜鹊，最终因为对贺三革一家的慨然施于援手而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左三东口口声声的短信诈骗犯。

　　既然对贺三革们的忍气吞声倍感不满，心怀满腔怨气的喜鹊，也就自己动手了。在租下了石板胡同的一个民居之后，她开始逐个地给那天参加过贺三革饭局的达官贵人们发信息，既为贺三革讨回必要的赔偿，也为自己，更为自己所归属的这个社会阶层讨回必要的人性尊严。没想到，出席饭局的数人中，却只有尚小彬一人，在实地了解到贺三革的凄惨处境后，给喜鹊所提供的贺坤账户打了三万块钱：“我谎称是对面人家的客人，走错了门……你们是没看见，一个久卧病床的人，脸跟纸灰一个色儿，人瘦得就剩下了一把骨头……”但心存悲悯得尚小彬，也根本想不到，正是自己得这点善心，最终给公安机关提供了必要的证据，最终使本来行侠仗义的喜鹊以“短信诈骗犯”的身份而锒铛入狱。借助于故事情节的这最后一次反转，尹学芸所真切写出的，实际上也就是命运所具有的吊诡与难以捉摸性质。

　　2018年6月8日上午10时50分许

　　完稿于山西大学书斋

　　（编辑：王怡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