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地下铁道到间谍人生：女版马丁·路德·金的传奇一生

　　19世纪上半期，有一个从南方蓄奴州往北方自由州和加拿大运送奴隶的地下网络活动，凭借救助者和被救助者的共同行动得以运行。这不但没有在美国南北战争结束152年后被人遗忘，反而由于当下美国轰轰烈烈的“珍视黑人生命”(black lives matter)运动、移民和难民问题和一本宝获殊荣的年度畅销佳作《地下铁道》被一再讨论。

　　历史上，并非真的存在着一个运行于地下的铁道网络。不过，在怀特黑德的小说中，“地下铁道”不再只是一个比喻，它变成了一个真实的存在：隧道，位于隐秘入口的地下车站，蒸汽机车，还少不了大义凛然的列车员......这个设定是作者叙述这部小说的关键，使他不用完全拘泥于事实，从而得以将美国历史上的重要事聚集在小说的故事情节里。

　　《地下铁道》借助主人公黑奴女性科拉自我成长、追求自由的故事主轴，将美国南北战争之前那个观念极度分化的社会解剖呈现。取材真实，既有鲜明人物之细腻，又有大快朵颐之残酷。

　　在非裔美国人的历史中，除了连中国人都耳熟能详的马丁·路德·金之外，其实还有一位女性的故事在美国久为流传。因为她是美国黑人心目中的“摩西”。

　　“摩西会像今天一样到来，她会在今晚带着他们，去靠近的州界，然后明天晚上带着他们去宾夕法尼亚州——走在你们所说的‘地下铁道’上。我从未见过摩西，我听过别人谈起她，但我从未见过她。”

　　说这话的罗伯特·埃利特曾是弗吉尼亚州的奴隶。他口中的“摩西”并非旧约圣经《出埃及记》中记载的犹太人民族领袖，而是哈莉特·塔布曼——她率领奴隶逃往北方自由州和加拿大的壮举，正如摩西带领以色列人从埃及逃出来一般，为她赢得了“摩西”的美誉。

　　而在《地下铁道》的故事里处处存在着哈莉特·塔布曼一生的影子。我常常把书中弗吉尼亚的故事和塔布曼在马里兰的过往在脑海里交织——任何一个弗吉尼亚人或者马里兰人大概都不会喜欢听到我这么说——住在华盛顿的我恰巧对这两个州都非常熟悉。我甚至在脑中浮现当年的种植园，但有时候我又无法分清，如此相似是来自于黑奴历史大环境的投射，还是作者确实从流传已久的塔布曼经历中汲取了灵感。

　　共同的开端

　　“是谁在船上成了我的同伴，是谁顺着岩石逃走了，还有是谁被留在了船上——我无从知道；但最终，他们都迷失了。”

　　——《地下铁道》

　　我们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

　　15世纪欧洲商人首次登陆非洲起，这片大陆上成千上万的人力就变成了欧洲人眼中最宝贵的财富。欧洲商船载满火药、兵器、朗姆酒、衣服而来，用商品换取奴隶。那些奴隶猎人抓来男男女女，用铁链子将他们绑成一串，强迫他们迈上去海岸线的长征。在那里，他们会接受一次体检，商人们扔下那些体弱的，将年轻力壮的奴隶赶进船舱，穿过大洋，前往新大陆……

　　多少年后，他们的子孙不知道亲人从哪里来、是谁，也当然无从得知自己的祖先曾经如何活着漂过这片大洋。极少数的非裔美国人是幸运的，在仅存的一些文件中，他们获悉自己的曾曾祖父曾经在哪里做过奴隶。这也是如今美国有线电视上常出现“寻根”广告的原因，无论是通过DNA检验，还是通过姓氏查找，一些美国黑人寻根发现原来自己祖先来自于尼日利亚或是刚果。随着时间湮没的不仅是一份份家谱，更是每个黑人家庭曾经用血肉换来的美国发展史。

　　美国境内南北的奴隶生活随着经济发展产生了差异，17世纪末期到整个18世纪，北方的奴隶数量与南方相比少非常多，大多数在农场上放羊、挤奶、喂牛。在城市里的奴隶则在主人家做裁缝、木匠、铁匠、面包师等手艺活。尽管他们在生活中学习了读写，也有一技之长，被允许结婚，但他们往往仍不能避免成为主人虐待的对象——这一点和南部没什么不同。一些史学家认为，北方的奴隶比较少并非是由于北方思想开放或北方奴隶主比较仁慈，而是因为北方没有大片的种植区域，奴隶制的收益不如南方。但也有一些史学家反对这一观点，他们认为独立战争影响了大众对奴隶制的观点，出现了反奴隶制的起源。

　　无论如何，南部的奴隶还是希望能够向北逃离，争取自由。尤其是1793年，加拿大通过了解放法后，奴隶交易在加境内就此终结，法律也限制了奴隶合同款项的范围。1812年第二次独立战争中，美军与英军的部分战场就在加拿大，美国士兵从战场上返回，将这个消息带回本土——加拿大已经放弃了奴隶制，并将为逃亡的奴隶提供避风港。美国不少奴隶通过口口相传，获悉了这份南北差异，抓住了逃离噩梦的一丝机会，向北逃亡。

　　尽管可以前往北部省份和加拿大避难，但北上的道路却异常艰辛。他们所使用的途径，正是一条条 “地下铁道”。

　　“地下铁道”的原型最早可以追溯到1786年5月12日，在美国开国之父乔治·华盛顿的一封信件中，他写道，“‘城里贵格会的人帮着放了’一个从（弗吉尼亚）亚历珊德拉逃去费城的奴隶”。 乔治·华盛顿自己就是一个在弗吉尼亚州芒特弗农拥有150个奴隶的奴隶主。同年11月20日，他又在另一封信中提起了另一位逃走的奴隶，华盛顿说，“想要逮捕他可能不会很简单，有很多人宁可帮助奴隶逃跑，也不会抓住他们。” 这些人中包含在地下铁道线路上运作的操作人（如塔布曼）和为他们提供住宿、运输等帮助的人。

　　这些逃走的奴隶们往往不会留下自己身份和活动的书面证据，保持匿名往往能帮他们躲过追踪。小说《地下铁道》中也提到奴隶们无从知道自己何日出生，其实就连塔布曼这样的被深度研究的人物，她的年龄也有三五个版本。

　　而现在能够找到的证据让史学家相信，直到南北战争爆发，逃离的奴隶数量一直在稳定地上升，其中很大一部分归功于地下铁道。

　　生来为奴

　　“过去买卖年幼孩子的事儿还很少发生，你还能知道你的孩子在哪里、如何死去。”

　　——《地下铁道》

　　塔布曼就出生在一个这样的奴隶家庭。从现在仅有的记载中可以知道，她的外祖母被从非洲带到美国来做奴隶，家族里其他人无从可知。她是家里9个孩子中的老五，父亲本·罗斯是一个木材检查员，负责监督奴隶主汤姆森在东岸的木材生意。主人汤姆森是一个种植业者、成功的商人，在一生中奴役过超过40位非裔美国人。

　　根据法律，奴隶生下的孩子生来为奴。塔布曼和她的母亲，以及兄弟姐妹一样，从出生开始就归汤姆森的儿子爱德华所有。1824年，塔布曼大概两岁的时候，他们全家被迫骨肉分离，母亲和兄弟姊妹搬出了种植园，住到了10英里外的一个小村子去。尽管与父亲分开了，但塔布曼和兄弟姐妹始终与种植园附近的黑人社区保持着联系。这份联系一直支撑着她度过颠沛流离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

　　黑人家庭往往如此，不断扩充人口，却一则无法留下孩子的性命，二则免不了在孩子长成后骨肉分离。塔布曼的家庭越来越大，又添了4个弟妹。她在后来回忆时曾谈起她的母亲在主人家的一个“大房子”里工作，被迫把孩子们留在木屋里，而自己5岁就得开始照料弟弟妹妹。这种普遍地“留守儿童”导致很多黑奴子女死于意外和疾病。

　　主人也常常将塔布曼租借给“临时主人”，其中不少非常残忍。她当时还不过是个孩子，却要整日忍受一个情妇的鞭打，身上的伤痕在80年后仍清晰可见；在美国东北冰冷的冬季，她也被迫要在冰水里设置麝香鼠陷阱——这导致她常常生病，总被退货给主人。一旦母亲把自己照料到病好，她就会又被送出去。因为自己农场太小，用不上那么多奴隶劳动，家里其他的人也被奴隶主布劳德斯一再送走。

　　《地下铁道》小说中一句不起眼的话道尽黑人女奴的辛酸：

　　“过去买卖年幼孩子的事儿还很少发生，你还能知道你的孩子在哪里、如何死去。”

　　但现实情况比这更加残酷，塔布曼的3个姐妹都被其他州的奴隶主买走，彻底地与家人分离。其中两个姐姐甚至被迫与自己的孩子分开。一次次地与家人分离，给她的童年造成了强烈的恐惧与孤独的阴影。

　　是否真有救赎？

　　“他能榨出每一分钱来。当黑人的血液等同于财富时，这个有经验的商人知道怎么在血管上扎个洞。”

　　——《地下铁道》

　　塔布曼的母亲也是生来为奴，但她的祖母曾经留有遗嘱，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在45岁时从奴隶主布劳德斯处恢复自由。等塔布曼的母亲45岁时，布劳德斯却残忍地拒绝履行义务。失去3个姐妹更让塔布曼的全家都感到愤怒。布劳德斯拿卖掉他们3人的钱来买了更大的土地，扩充农场。

　　宗教一直是美国黑奴寻求解脱的途径。每到周日，奴隶主也会带着他们上教堂。可以想见，在暗无天日的生活中，信仰成为了一线光。

　　到了1834年和1836年期间的深秋，塔布曼被送到隔壁的一家农场当帮工。有天晚上，她跟着农场的厨师去当地干货店买食物。在商店，一个奴隶监工冲出来，追赶一个叛逆的企图逃跑的奴隶少年。塔布曼用自己的身躯挡住了监工的道路，恼羞成怒的监工随手从柜台抄起一个秤砣，朝着塔布曼砸下去。秤砣砸碎了塔布曼的头骨，把头巾的碎片都砸进了脑子里。那一次差点要了塔布曼的命。70年后她和一个朋友说起那段往事，劫后余生的她被迫回到田里劳作。

　　“我回去干活的时候，汗水和血水混着滚下我的脸庞，直到我什么都看不见……”

　　她被送回了奴隶主那里，奴隶主想把她卖掉，然而她实在病得太厉害了，没人想买她。“他们谁都不想为我付6个便士。”那次受伤让她余生都受颞叶癫痫折磨，也让她更加寄托在宗教信仰之上。

　　一个“地下铁道”的代理人托马斯·加勒特后来这样描述塔布曼：

　　“我从来没有见过任何人，任何人种的人，像塔布曼一样笃信上帝的声音，笃信上帝直接与她的灵魂对话……她对最高权力的信任是如此伟大。”

　　为了孩子而逃离

　　“无论在田野，在地底下，亦或是在一个阁楼房间里，美国都一直是她的典狱长。”——《地下铁道》

　　从1850到1860年之间，塔布曼多次返回马里兰，通过“地下铁道”，解救了数百位奴隶。

　　经过了一段漫长的恢复期后，塔布曼被一个叫约翰·斯图尔特的商人从布劳德斯处雇佣，重新回到了她父亲曾居住的那一块区域。最终，布劳德斯同意塔布曼自己掏钱为自己“赎身”，说是赎身，其实她每年仍需交给布劳德斯60美元的费用。通过父亲和父亲所在的黑人社区，以及自己在码头的工作，她开始慢慢了解了黑人水手的秘密交流网络，成了那个水手的男性世界的一部分。

　　在这张地下网络中，他们能通过，从巴尔地摩的造船厂开始，往特拉华州、宾夕法尼亚州、新泽西州传递消息。他们知道哪儿安全，更知道哪儿危险。塔布曼在这里，学会了如何利用这个网络，如何伪装和欺骗，也逐渐了解了奴隶制的可怕——她说过，“奴隶制，是最靠近地狱的事儿了。”

　　塔布曼从小出生的那个种植园社区，以及她逐渐成长过程中得以重新融入父亲生活的社区，对她最终成为“地下铁道”的领头人物息息相关。黑人之间产生的特殊的抱团效应，甚至一种“阶级斗争”感情是“地下铁道网络”产生和发展的大时代背景。理解这种独特的仅存在于奴隶之间的联系，也是塔布曼此后声威大震的最重要一环。

　　1844年，塔布曼嫁给了一个至少比她年长五岁的男人——约翰·塔布曼。约翰是自由身，他的父母并不是奴隶。但因为哈莉特仍是奴隶，两人的结合并不受法律保护。他们的孩子也生来就是布劳德斯所有，甚至不属于他们两人。只要布劳德斯愿意，这些孩子随时可能被卖走。约翰·塔布曼本可以与一个自由身的黑人结婚，他们居住的那个县上的9000个黑人中，有大约一半是自由身。但爱情让他选择了哈莉特，放弃了作丈夫和父亲的权利。

　　布劳德斯在1849年死了，他死后手里所有的奴隶都随时可能被卖掉。塔布曼听说了自己即将被卖的消息立刻逃走了，这次她并没能带上约翰和孩子们。之后，她便在北部听说约翰不愿意过来，反而在当地找了另一个自由身的女人结婚，还生下了孩子。塔布曼不愿放弃来之不易的自由，也不愿回到马里兰来为婚姻而战。

　　我几乎可以感同身受，现实生活中到达费城的塔布曼是如何强烈地思念着自己的亲人，又如何坚信自己可以成为拯救身边朋友的灯塔。她回到马里兰，第一个去找自己的父母。她的父母尽管还算不上年迈，但多年的劳作已经让他们无法长距离逃跑了。她用一匹老马做了一架破烂的拖车，仅有两块木板，一块让人坐在上面，一块挂在下面搭着腿。

　　此后这辆车穿梭于种植园之间，将一批批的黑奴送往车站。塔布曼会在路上吟唱着一首歌：

　　“黑暗与荆棘是必经之路， 朝圣者会找到方向； 但为了无尽的生命啊， 这都是值得忍耐的苦……”

　　这歌声成了她的符号，在黑奴中广为传播，成就了他们的圣徒摩西之歌。

　　从1850到1860年之间，塔布曼多次返回马里兰，通过“地下铁道”，解救了数百位奴隶。与此同时，她费尽心机寻找自己失散被买卖的亲人，包括兄弟姐妹和他们的孩子。在一个已经相当健全的地下铁道网络下，她成了该网路最成功的一位操作人。

　　从“地下铁道”到“间谍人生”

　　“她告诉他，自己不懂在那里为何，在那里作何。她只知道自己不愿再逃。”

　　——《地下铁道》

　　1850年12月，塔布曼第一次直接参与了救援任务，救出了母女3人；

　　1851年，她救出了自己最小的弟弟和另外两个男人。 同一年年底，她救出了11个人，次年，9人；

　　1854年圣诞节前后，她救出了4个家人在内的6个人（可能还有两个匿名人士）；

　　……

　　越来越多的奴隶主怕她、恨她，4万美金悬赏抓住她。但塔布曼胆大心细，在帮助奴隶逃亡的路上，采取严格的军队制度，决不许任何人拖后腿。她南下19次，竟从未被抓住。一路上，她总能找到愿意为他们提供避难的好心人。她把所有的积蓄都用在了这个事业上，只要能钱能管用地方，她都大方的使出来，甚至雇人把那些寻奴启事的广告撕掉。

　　塔布曼在19世纪50年代末期的多次反奴隶制演讲中提到，自己曾经8、9次往返南北，救出了50到60人。但从现在已有的马里兰和加拿大的旅行记录中，我们已经能找到13次记录，认为她曾南下19次。她也为另外60—70人提供了通往“自由之路”的详细指示。

　　塔布曼对美国废奴的贡献绝不仅限于地下铁道。

　　1858年，她在加拿大见到了约翰·布朗。后者举行了废奴武装起义，试图展开一场针对解放黑人奴隶的运动。该事件直接导致美国南北矛盾升级，是一年后美国南北战争的导火索。

　　塔布曼在那次见面中，将她对美国东部“地下铁道”的所知倾囊相授，为他的计划提供建议，并答应他为该地区的逃犯提供帮助。约翰·布朗希望塔布曼能一起加入袭击，但塔布曼当时刚好生病，没能参加。 不过，她用另一种方式加入了南北战争：在战争中有三年时间，她都在佛罗里达和卡罗莱纳做护士，照顾伤员。

　　塔布曼，一个矮小的女人，总是带着头巾，缺几颗门牙，长得并没有什么明显特征。这使得她很容易就混进了叛军领土，成为了詹姆斯·蒙哥马利上校指挥下的一个间谍。

　　她潜入南部，收集信息，掌握了待解放区域的棉花仓库、弹药库和奴隶的位置信息。

　　根据她的信息，蒙哥马利上校在南部沿海进行了多次突击。而三年来的所有这些工作，塔布曼只得到了两百美元的酬金。她需要自己制作馅饼、姜饼和啤酒来支持生活。

　　战后，她返回纽约上州的奥本县与家人生活在一起，余生都致力于帮助黑人融入自由生活。

　　结语

　　“把女性头像换上20刀”运动已经持续了好些年，目标是在2020年——女性投票平权百年的时间点，在这个频繁使用的面额纸币上换一位女性脸孔。

　　2016年4月20日，美国财政部宣布将取下20美金纸钞上的杰克逊总统头像，换成了这个出生年份都不详的黑人女性：哈莉特·塔布曼——这位解放黑奴运动领袖在问卷调查中远超埃莉诺·罗斯福、罗莎·帕克斯。她在美国民众心目中，有着比罗斯福总统之妻、美国第一夫人还高的认知度。

　　认识美国黑奴的历史是理解当代美国社会发展的很重要因素，然而局限于地理的差距、时空的距离、有限的材料，大多数奴隶都化为了那个庞大阴影的一部分 。从一本《地下铁道》中，从小说里16岁黑奴少女科拉的逃离与成长，或有一窥原貌的可能。

　　（编辑：王怡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