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传统与新潮流之痛

　　
《新学记：中国现代教育起源八讲》 傅国涌 著 东方出版社2018-8

　　近得傅国涌先生《新学记：中国现代教育起源八讲》一书，作者以演讲形式谈现代教育起源，主要挑选了宗教人士、留学生、新式学堂、教育家、教科书这五个角度切入，以中国现代化转型与传统社会巨变为大背景，既有深厚的历史感，又有比较开阔的现代感，勾勒出了中国现代教育在清末、民国的基本轮廓。这是我一直感兴趣的话题。

　　以我这几年来阅读清末到民国文献的了解，现代教育的发轫，主要来自教会学校的冲击和旧教育自身变法革新的需要。教会学校原是辅佐传教、为教会培养本土人才的机构，由于同时带来了西方的教育理念，成为传统中国的一股新潮流。时当清末，积弱已甚，社会上下改革的呼声甚烈，地方纷纷弃私塾而设立学校。1904年，慈禧不得不顺应这种呼声，下诏废黜了延续千年的科举制度，连读经也有人提出必须废止。在苏州任县令的李超琼，对废止读经内心非常抵拒，却毫不犹豫地把两个儿子送到了苏州的教会学校“博习书院”，随后还送到日本留学。

　　清末，私塾仍是教育的主流。随着科举的废黜，学校如雨后春笋般怒茁，然而，由于这种新生事物无可借镜，只得虚心向教会学校学习。譬如英语教育，无非直接把殖民地印度的英语课本拿来作为学校第一代的英语课本，这就是《华英初阶》。当年新创学校最不缺的是国文教师，最缺的却是体育教师、音乐教师，所以开出的薪水也是最高的，李叔同（弘一法师）就是这方面的稀有人才，因此也受到社会上更多的关注。

　　钱穆在《从整个国家教育之刷新来谈中等教育》中指出：西洋教育制度与中国国情不合，导致了新教育实利主义和模仿主义的盛行。

　　随着留学生纷纷回国，带来东西方各种现代教育理念。他们以学校作为试验场，作中西教育的嫁接，有成功有失败。如汪懋祖，以哥伦比亚大学教育硕士的学历回国办教育，历任要职，成绩斐然。也有并不成功的例子，如杨荫榆，也是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硕士，她的教育生涯就充满坎坷，教育理念移植到本土，几乎是完全失败的。晏阳初在《“误教”与“无教”》一文中也指出：“现在所谓‘新教育’，并不是新的产物，实在是从东西洋抄袭来的东西。日本留学生回来办日本教育，英美留学生回来办英美教育。”

　　现代教育的主体——学生，起初还是高高在上的准老爷，颐指气使，不可一世，有的学生甚至带了自己的听差。那时，国立、省立学校经常发生风潮，很多是由于食堂，学生嫌厨子的菜不好，厨子贪小便宜，学生往往大闹食堂，引起双方对立，后来则有很多学生赶老师、老师开除学生而引发的风潮。学校风潮，直到五四运动后，才渐渐地多了政治因素的触发和介入。

　　在学校方面，即使是留美预备学校的清华学堂，校方对学生的控制也是无所不用其极。据梁实秋《清华八年》称：“有些学生被当作‘线民’使用，负责打小报告，这种间谍制度后来大受外国教员指责，不久就废弃了。”这也使得中国的教育转型困难重重，社会上学而优则仕的思想依然成为风气，而知识就是力量的提高国民素质的教育理念，远未成为家长、学生以及整个社会的共识。

　　民国初年，教育的主流已经转到新式教育上来，但除了留学归来的教师从东西方拿来一些教育方法，试图和旧传统结合外，并没有什么值得介绍的新理念。如道尔顿制，实行了一番，最后放弃了。钱锺书的《围城》中还讲到从牛津剑桥学来的导师制，经过改良，“做先生的应当是‘经师人师’，品学兼备，所以每人指定一个导师，就是本系的先生；这样，学问和道德可以融贯一气了”，实际上，这些教授哪当得了所谓“经师人师”，最后成为一场玩笑。很多教育方法，确实第一时间里就介绍进了国内，作过一些实验，但都是狗熊掰棒子，来一个丢一个，看着热闹，其实都水土不服，迅速退潮，甚至连痕迹都找不到。这些教育理念的移植，似乎都存在率尔操觚，不切实际的问题。

　　再说教科书，清末是私塾“三百千”和学校教师自编教材并存；民国前后，中小学教科书则由商务、中华、世界三大书局分享蛋糕，后来才有开明书店异军突起，这些来自民营出版社的教科书，只要教育部审定核准就可。到了抗战时期的重庆，在张道藩的组织下，教科书的编撰收归政府，设立中小学教科用书编辑委员会，编辑系列教科书供后方各地学校使用。在沦陷区，则基本沿用战前教育体例，只是不得已增加了日语学习，战后所谓奴化教育的说法，值得质疑。抗战胜利之后，教科书的编纂仍由政府办理，没有如民国初年那样开放民营。每个时代都是独特的时代，都会留下独特的东西，至于自由选择还是定于一尊，利弊很难说清。

　　中国现代教育，从清末到现代，从旧传统向新潮流转型，是痛苦而艰辛的，付出了很多代价，甚至走过了无数的弯路，也许至今还在摸索之中。“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傅国涌先生的书为我们作出了他自己的解答。这份解答有他的温情和理解，也有他的批判和感慨。阅读此书，可以鉴往知来。

　　（编辑：王怡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