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洁宇：鲁迅那代人的醒和怕

　　《狂人日记》发表至今整整一百年了。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之作，它以石破天惊的方式发出了现代中国的第一声“呐喊”，被誉为文学的“人权宣言”。因为这样的历史地位和影响，对它的阐释和析读百年来从未中止，尽管在不同时代和文化语境中的解读存在差异，但在总体的认识评价上始终保持着一致。一方面，它在思想意义上“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揭示封建伦理的“吃人”本质，以“救救孩子”的呐喊开启了那场以掀翻吃人筵席为理想的思想运动；另一方面，它以“新奇可怪”的艺术效果开创了现代短篇小说的审美方式，在其“异样的风格”中给人带来“一种痛快的刺戟”，“犹如久处黑暗的人们骤然看见了耀眼的阳光”，“感着不可言喻的悲哀的愉快”。

　　多年来，较多引起讨论乃至争论的还是狂人的形象。比如他究竟是真疯还是佯狂？是独醒还是被诬？他最终的“赴某地候补”，究竟是病愈还是自暴自弃？……。对这些问题的不同理解不仅丰富和加深着对于鲁迅的理解，同时也体现出不同时期不同研究者的认识角度与关注焦点的不同，构成了一部独特的“狂人”研究史。时至今日，这部经典文本仍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召唤着新的讨论与新的阐释。

　　一

　　曾有学者提出，“狂人的主导心理特征是恐怖和发现”，并且，“狂人的恐惧和发现→夏瑜的奋斗和悲哀→N先生的失望和愤激→吕纬甫的颓唐和自责→疯子的幽愤和决绝→魏连殳的孤独和复仇，以及《伤逝》在象征意义上表述的‘新的生路自然还很多’，‘然而我还没有知道跨进那里去的第一步的方法’的绝处逢生的希望和彷徨，这是历史‘中间物’在社会变革过程中间断与不间断相统一的完整心理过程，它构成了《呐喊》、《彷徨》的一条内在感情线索。”这条线索虽然可能过于清晰完整了，但它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贯穿了鲁迅笔下一系列相关的小说人物，解释了他们的联系，总结了他们的命运；同时，也通过这些人物的命运呈现了鲁迅本人的思想发展和内在逻辑；甚而可以说，这里还反映着鲁迅那一代人共同的处境与思考。

　　既然狂人是这个链条上的第一个形象，所以还是回到起点，谈谈他的“恐怖和发现”。这里，我更愿用原文中频繁出现的“怕”和“醒”来作为概括。与“恐怖和发现”相比，“怕”与“醒”也许更接近感性的层面，更有生理性、肉身性的特征，它们更像是出于本能，之后在理性的逐步加强中慢慢变为自觉。换句话说，怕和醒正是觉悟的开始，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狂人的形象是有一个发展变化过程的，确乎不能等同于一名已经成熟自觉的战士。

　　此外还需强调的是，“怕”和“醒”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二者甚至是互为因果的。醒是怕的开始，怕是醒的表现。也正是这种既醒且怕、越理智就越惊惶的状态，构成了常人眼中的“狂”。

　　日记的第一则就是从“醒”和“怕”开始的：

　　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

　　我不见他，已是三十多年；今天见了，精神分外爽快。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发昏；然而须十分小心。不然，那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眼呢？

　　我怕得有理。

　　这是精妙的起笔。第一句的感叹看似与正常人无异，但到了第二句，“狂人”形象就现身了。三十多年不见月光，这当然是昏话和胡说，但这显然也是一语双关，即如严家炎先生所言：“奇异的感觉，不正常的推理，完全是狂人的一派疯话！然而，其中有些话语又隐含着象征、双关的意义。‘月光’，就不仅指现实的月色，也是光明的象征。狂人见了它，感到‘精神分外爽快’，‘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发昏’；这里就暗寓着主人公告别过去‘发昏’的生活而有所觉醒之意。”确实，“觉今是而昨非”是“醒”的最直接表现；豁然开朗的“爽快”也是初醒者精神解放的第一感受。但是紧接着，狂人立刻就说出了“然而”，也就是说，与爽快相伴随的——几乎是直觉性的——他感到了“怕”。而且他知道，他“怕得有理”。这个怕并不是怯懦的恐惧，而是清醒的直觉，因为觉醒于蒙昧的庸众之中，他知道他必将被视为异类，因而也必将在尚未得到改变的旧秩序中遭到迫害。

　　在第二则日记中，“怕”出现的频率更高了。先是在别人的“眼色”里看到了危险，看到赵贵翁和“一路上的人”都“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于是在各种阴谋虚伪的凶相中，“我便从头直冷到脚跟”。与第一则日记中的“怕”相比，这时的怕已经不是出于直觉，而是源于观察和分析。狂人通过对周围人的眼色、脸色、议论、笑容的观察，极力想要破解人们的心思，他甚至通过大声的质问、自以为是的推理来寻找答案，虽然并没有什么结论，只得到了“这真教我怕，教我纳罕而且伤心”的感慨。

　　但值得注意的是，狂人在“从头直冷到脚跟”的同时，却也说出了“我可不怕，仍旧走我的路。”这并不是自相矛盾，而显示了他的“怕”与怯懦的不同。正因为这已不再是直觉的怕而是理性的清醒，所以在看穿了人们的诡计和把戏、预见到可能的加害的同时，反而激发了狂人的勇气。

　　也就是说，第一、二则日记中的“怕”，正暗中表现了“醒”的过程。这“醒”正是由“怕”体现出来的，而且，从直觉的怕到理智的怕，已经说明了醒的程度正在加强。于是，在第三则日记里，“醒”代替“怕”，变成了主角：

　　晚上总是睡不着。凡事须得研究，才会明白。

　　生理意义上的“醒”确实表现为“睡不着”，而在双关的意义上说，思想上的觉醒也必然让人不会再甘于堕回蒙昧的状态中去。在之前观察和分析的基础之上，醒来的狂人开始自觉地“研究”（“研究”这一明显带有现代性色彩的词汇无疑再次强调了其理性自觉的意义）。他研究的目标是那些原本不假思索的“凡事”，而他所谓的“明白”，也就是要打破“从来如此”与不假思索的老例，对这些“凡事”给出新的、理性的判断。

　　正是在“横竖睡不着”的清醒状态里，狂人的“研究”得出了最为重要的结论，那就是：在歪歪斜斜没有年代的历史的字缝里，他看到“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而且，在不断的研究中，他不仅“明白”了历史的“吃人”本质，更看到了满纸“仁义道德”的虚伪，也开始“晓得他们的方法”，包括他自己将要被逼、被诬甚至被吃的可能。也正是经过清醒的观察和研究，狂人的心理发生了重要变化，逐渐由感性的“怕”变为了理性的“不怕”。

　　狂人最初的怕是本能的、直觉的，是由生命意识的苏醒所带来的对死亡的恐惧。这种怕，也曾出现在鲁迅其它的作品中，比如，在《阿Q正传》的结尾：

　　……

　　阿Q于是再看那些喝彩的人们。

　　这刹那中，他的思想又仿佛旋风似的在脑里一回旋了。四年之前，他曾在山脚下遇见一只饿狼，永是不近不远的跟定他，要吃他的肉。他那时吓得几乎要死，幸而手里有一柄斫柴刀，才得仗这壮了胆，支持到未庄；可是永远记得那狼眼睛，又凶又怯，闪闪的像两颗鬼火，似乎远远的来穿透了他的皮肉。而这回他又看见从来没有见过的更可怕的眼睛，又钝又锋利，不但已经咀嚼了他的话，并且还要咀嚼他皮肉外的东西，永是不远不近的跟他走。

　　这些眼睛们似乎连成一气，已经在那里咬他的灵魂。

　　“救命，……”

　　然而阿Q没有说。他早就两眼发黑，耳朵里嗡的一声，觉得全身仿佛微尘似的迸散了。

　　临死之际的阿Q终于懂得害怕了。这一段回旋在他脑里的“思想”实在是很不“阿Q”，从写作上说甚至有痕迹太露之嫌，但也正是这硬来的一笔用一种“怕”和一句未及出口的“救命”写出了阿Q在最后时刻似乎要“醒”来的可能。

　　阿Q最后的怕与狂人最初的怕是相似的，怕死与喊救命，都是求生意识的表现，是他们人生中第一次对“生”与“活”的自觉。与之不同的是那些在前启蒙状态中懵懂地生、糊涂地死的人们，他们当然也并不想死，但对死亡本身却也谈不上什么恐惧。比如顺从父命服食人血馒头的华小栓，连吃“药”也不过是他听天由命的一部分而已。再比如认真思忖过死的问题的祥林嫂，与其说她怕死，倒不如说她只是畏惧在阴间被劈成两半。甚而，相较于人世的冷漠，祥林嫂倒是愿意赴死的。我以为小说之所以模糊了祥林嫂的死因，就是作者对她可能死于自尽的暗示。因而，对比之下，狂人对死亡的恐惧是强烈的，但这并不等于怯懦，而是一种对生命的自觉。

　　有意味的是，狂人的这个“怕”却在一步一步“醒”来的过程中变为了“不怕”。他一再说到的“我不怕”、“我有勇气”，正是来自求生与启蒙精神所催生出来的勇敢力量。换句话说，狂人因为醒所以怕，却也因为怕死和求生而越发自觉地要求彻底觉醒。因而，面对“吃人的”“一伙”，他越来越“勇气百倍”，“偏要问”、“偏要说”，偏要发出他质询、控诉、警劝的声音。最终，他在清醒与勇气之中终于看到了“一条门槛，一个关头”，那就是从“说不能”开始，即对“从来如此”的一切，发出第一个否定的声音：“不能！”狂人相信，“跨过这一步”，一切便会不同，“将来是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

　　日记的语言虽然是凌乱破碎的，但狂人的逻辑其实相当清晰。在以往的研究中，对狂人形象的分析大多集中于其狂态掩盖之下的微言大义与当头棒喝，而忽略了其心理和思想的变化过程。事实上，作者在此埋伏着一条思想发展的线索，通过狂人的“醒”的加深与“怕”的减弱，精微地写出了一个启蒙和觉醒的过程。认识到这个过程，我们或可不必再争论他是真疯还是佯狂，因为他既非普通的疯子，也不是被诬的战士，而是一个一步一步觉醒过来的“真的人”。

　　二

　　《狂人日记》就像是鲁迅小说——乃至中国现代文学——的一篇总序，涉及和提出了一些根本性的问题，有关这些问题的思考延伸在鲁迅本人以及他人后来的相关作品中，历史地形成了某种系统，在每个问题上都延展出更多的思想探讨和文本实绩。在这个意义上说，狂人形象的意义也超越了其作为个体的意义，而成为某种思想或某些问题的承载者。在狂人的身后，在鲁迅日渐深入的思考中，又陆续出现了一批类似的人物形象，共同承载起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在这个人物系列中，就包括了夏瑜（《药》）、N先生（《头发的故事》）、吕纬甫（《在酒楼上》）、疯子（《长明灯》）、魏连殳（《孤独者》），以及实有其人的范爱农（《范爱农》）。

　　这几个人物当然并不都是“狂人”，但都多少有些迥于常人的行状。夏瑜面临就义之际“还要劝牢头造反”，被打之后还要说打人者可怜，“简直是发了疯了”。N先生“本来脾气有点乖张，时常生些无谓的气，说些不通世故的话。”吕纬甫也曾有“到城隍庙里去拔掉神像的胡子的时候，连日议论些改革中国的方法以至于打起来的时候。”范爱农也是“离奇”，“回到故乡之后，又受着轻蔑，排斥，迫害，几乎无地可容。”最明显的是疯子和魏连殳，直然就是乡人眼中令人忧惧的“大害”和“异类”。

　　值得注意的是，鲁迅对这些人物的描写已与《狂人日记》的写法有所不同，虽然仍以某些独异的言行来表现他们超拔独醒的状态，却都不再将之呈现为病状。即便是吉光屯里的“疯子”，在叙述者的眼中其实也全无病态：

　　他也还如平常一样，黄的方脸和蓝布破大衫，只在浓眉底下的大而且长的眼睛中，略带些异样的光闪，看人就许多工夫不眨眼，并且总含着悲愤疑惧的神情。短的头发上粘着两片稻草叶，那该是孩子暗暗地从背后给他放上去的，因为向他头上一看之后，就都缩了颈子，笑着将舌头很快地一伸。

　　从这段描写中丝毫看不出这是一个疯子，相反，这更像是一个清醒的觉醒者，甚而更进一步，是一位清醒并且已付诸实践的战士——虽然是个单枪匹马，找不到斗争方式的失败的战士。他“悲愤疑惧”的神情说明了他的觉醒，他眼里“异样的光闪”可以理解为理性的光芒，他看人不眨眼的方式也可以理解为犀利与洞察，而唯一可被视为失常的头发上的稻草叶，其实只是小孩子恶作剧的结果。

　　如果说“狂人”至少在表面上看起来还存在真疯的可能，那么，到《长明灯》中，这个“疯子”就纯粹是被庸众和看客所误解甚至诬害的了。鲁迅在写法上的变化体现着思考重心的变化，就是说，在对觉醒本身和过程的强调之外，他更多地关注于觉醒者与未启蒙的庸众之间的隔膜与冲突，以及——也是最重要的——觉醒之后的出路问题。

　　在《狂人日记》中，对狂人后来出路的交代是模糊的，因而这也引起了最多的争论。文言小序中的交代是：“然已早愈，赴某地候补矣”，也就是说，狂人恢复了“正常”，回到正常人的正常社会秩序之中去了。对此，以往的争论中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投降”，也有人为之辩护说只是普通的任职，不带有鲜明的倾向。无论如何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那就是他至少看起来是病愈了，赴任也总算是狂态的结束。但是当然，对这个问题的深究还是会引发不同的理解，即：他究竟是恢复了常态？还是隐埋了内心？这是他的堕落或投降？还是他的自暴自弃？抑或又是在隐忍之中继续苦闷的探索？我以为，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回到鲁迅的思想之中，讨论他的构思中包涵着怎样的意蕴。而要想弄清他的意图，就还需要结合他笔下其它相关的人物形象，不仅弄清鲁迅在《狂人日记》写作当时的思考，也追问他在日后创作中对这个问题的深化。

　　最具有参考价值的就是“孤独者”魏连殳。这是一个早就以“古怪”和“异样”闻名的“异类”，虽然不算狂人，但其行状样貌也多少与常人有异。比如他“两眼在黑气里闪闪地发光”的样子，他“对人总是爱理不理的，却常喜欢管别人的闲事”的态度，还有他独身的原则、对祖产的另类安排，以及对小孩子的特别态度等等，都是常人所无法理解的。特别是他在祖母大殓的仪式上，虽然看似墨守成规，但在众人拜哭时不落一滴泪，继而又在所有人都安静了之后发出长嚎般的痛哭，“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其言行的种种出人意料，都是“老例上所没有”，因而显得无比特异、迥乎常人。

　　但是，在鲁迅的笔下，魏连殳并不是一个疯子，他的独异源自他的经历、更源自他的觉醒。他外出游学、离家多年，早已成为一个以新式科学（动物学）为业的新型知识分子，无法回到原有的社会秩序之中。《孤独者》强调的并非魏连殳是如何的怪，而是这个怪人到底有多么的孤独。换句话说，重要的是这个已经醒来的狂人是如何在梦醒之后走投无路，最终选择了一条看似荒唐其实惨伤的绝路。

　　魏连殳命运中最大的戏剧性转折就是他从学界失业之后，走投无路最终从政，“做了杜师长的顾问”。鲁迅的妙笔对于这个突发的转折和特殊的经历给予了浓墨重彩的描绘，借大良们的祖母之口，写出了世人眼中魏连殳的变化：“自从交运之后，人就和先前两样了，脸也抬高起来，气昂昂的。对人也不再那么迂。”“不肯积蓄一点，水似的化钱。……譬如买东西，今天买进，明天又卖出，弄破，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待到死了下来，什么也没有，都糟掉了。”“他就是胡闹，不想办一点正经事。”而这些看似荒唐的异状，在魏连殳本人字字血泪的信中，早已做出了解释：

　　“……我已经躬行我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我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了。我已经真的失败。——然而我胜利了。

　　……

　　……这里有新的宾客，新的馈赠，新的颂扬，新的钻营，新的磕头和打拱，新的打牌和猜拳，新的冷眼和恶心，新的失眠和吐血……。

　　……

　　……现在忘记我罢；我现在已经‘好’了。”

　　魏连殳的自暴自弃源于彻底的绝望，他终于在这条自己选定的死路上迅速走完了余生。他并不是自甘堕落，事实上，一直到死他都没有真正变为旧秩序的一分子，他在棺材里仍是“很不妥帖地躺着”，“在不妥帖的衣冠中，安静地躺着，合了眼，闭着嘴，口角间仿佛含着冰冷的微笑，冷笑着这可笑的死尸。”可以说，魏连殳至死都是清醒的，这个结局是他在没有选择中的选择。从魏连殳的身上，我们似乎看到狂人“赴某地候补”的某种可能，那些在《狂人日记》里也许未及想到和写到的部分，似乎在《孤独者》里得到了延续。或许，正是因为被当作疯子囚禁让狂人忍无可忍，所以他以赴任候补的方式逃离故乡，也或许会以同样的方式走上自我毁灭的道路。我们虽然不能说《孤独者》就是《狂人日记》的续写，但至少可以说，在魏连殳的身上，鲁迅在继续着对狂人的出路的思索。而且，在亲身经历了“五四”落潮和知识分子阵营的分化之后，1925年的鲁迅比起1918年发出第一声呐喊的时候，只会增添了更多的悲愤和无奈，因而，他对于启蒙者出路的探索必然已超过了对于觉醒本身的关注。

　　与魏连殳殊途同归的还有鲁迅的好友范爱农。在鲁迅的笔下，范爱农是一个比鲁迅更清醒更深刻的觉醒者，这一点从他们在东京为是否因徐锡麟被杀而给政府发电报的争论当中就已可以看出。但就是这个更清醒更深刻的范爱农，同样逃不出走投无路的困境。从学界失业之后“什么事也没得做”，终于也没有人“愿意多听他的牢骚”，只能在孤独绝望中郁郁而终。范爱农的尸体“是在菱荡里找到的，直立着。”作为深知他的挚友，鲁迅“疑心他是自杀”，并且相信“这是极其可靠的，虽然并无证据”。范爱农最终的“直立”姿态，让人很容易联想到魏连殳“很不妥帖”地躺在棺中的样子，前者的宁折不弯，后者的格格不入，似乎都是其生前性格与精神的最好象征。

　　综观狂人形象系列中的人物，大体可以分为三种结局。第一类就是夏瑜和疯子这一类，他们结局的性质应该属于牺牲。虽然疯子被囚禁在社庙里一时或未有性命之危，但一来这种关押几乎等同于戕害，大概难有重见天日的希望；二来，小说中两次出现小孩子用苇叶“对他瞄准着，将樱桃似的小口一张，道：‘吧！’”这无疑是一种强烈的暗示，预示着疯子终会被他所想要唤醒的人们杀害的结局。第二类则是魏连殳、范爱农式的结局，是典型的“梦醒了无路可以走”的悲剧，他们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清醒地选择了绝路，他们的自我毁灭并不是因为怯懦，而是源于绝望。而第三类狂人，就是N先生和吕纬甫这一类，他们幽愤、颓唐但仍不甘堕落，也并未完全麻木，只是他们看不到出路，所以也几乎无从做出选择，找不到行动的方式和方向。

　　说到底，这三种结局其实都算不上是出路。而这无路可走的真实状态，就是鲁迅在狂人“醒”来之后提出来的比“醒”本身更加沉重的问题。当初，在钱玄同动员鲁迅写作的时候，鲁迅曾以“铁屋子”的寓言征问过他这位激进的朋友：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虽然最终因为“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的希望，鲁迅答应钱玄同开始为《新青年》做文章，但事后看来，这个疑问始终没有被他所淡忘。在鲁迅的笔下，从一开始出现的就是那几个“较为清醒的”“不幸的少数者”，而他们在他的笔下，无不受着“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且最终还是不可避免地走入死灭。这并非是鲁迅冷酷无情，而是作为思考和写作者的他也并没有寻到出路，他没有办法为笔下的人物预设一个完满的结局，因此他选择用清醒的笔写出这无路可走的痛苦。

　　三

　　醒过来的狂人不会再盲目地怕死，但会变得苦闷幽愤，忧惧“梦醒了无路可以走”的下场。其实，这何尝不是鲁迅本人的一种“怕”呢。作为一个启蒙思想者，对于启蒙本身他始终心怀忧虑，有关“铁屋子”的讨论就已充分说明了这一点。鲁迅从一开始就担心的是：如果找不到出路和方向，单纯的“启蒙”是否反倒更加对不起那些清醒而不幸的人们？

　　在《范爱农》里，鲁迅的笔下就流溢着明显的的内疚。虽然范爱农并不是因他而“醒”，但后来范爱农确实把新生的希望寄托在了他的身上。当鲁迅在文中写到，听说范爱农时常说起：“也许明天就收到一个电报，拆开来一看，是鲁迅来叫我的。”他的负疚之情确实是无比沉重的。无论这是不是小说笔法，无论范爱农是否真的时常说这样的话，鲁迅这样写就已经充分说明了他的内心。这不仅是个人情感上的痛惜和无奈，同时也是对于启蒙以后寻路之难的深切感慨，更是一个清醒的启蒙主义者对于自身责任的严肃反思。

　　这种愧疚和不安也同样出现在《孤独者》中。与《范爱农》不同，《孤独者》和《在酒楼上》都是虚构的故事，但即便如此，在魏连殳和吕纬甫的故事里，也有一个很像鲁迅本人的“我”存在。这个人物的存在，是作者审视的需要，也是小说叙事的需要，更是故事情节本身对于一个同路搀扶的朋友的心理需要。对于魏连殳，“我”同样是内疚而无力的：“当日一口承当的答话，后来常常为自己听见，眼前也同时浮出连殳的相貌，而且吞吞吐吐地说道‘我还得活几天’。”但是，“我”同样没能帮上魏连殳任何忙，这无奈的结果让“我”连在静夜的独思中也会想起“连殳的眼睛”，时时唤起“我”的不安。在收到他最后一信之后，“他的面貌却总是逐渐模胡，然而有似乎和我日加密切起来，往往无端感到一种连自己也莫明其妙的不安和极轻微的震颤。”这种不安和愧疚和《范爱农》如出一辙，简直成为鲁迅心中一种无法摆脱的思绪。这种情绪，甚至还出现在以爱情故事为伪装的《伤逝》之中，作为子君的启蒙者的涓生最后却无力对醒过来的子君负起更大的责任，甚至对她的毁灭也完全束手无策，他沉重而复杂的愧疚和悔恨充盈在文本之中，同另外几篇小说中的“我”一样，永远无法得到解脱。

　　在我看来，这是鲁迅的醒和怕，也是他的难与痛。在看到了三种同为绝径的结果之后，鲁迅做出了他的选择。他或许是绝望的，但他仍须有所行动来克服他的绝望，所以，他没有像吕纬甫们一样沉默地兜圈子，而是选择了行动。于是在几个故事的结尾，我们看到某种惊人的相似：

　　我们一同走出店门，他所住的旅馆和我的方向正相反，就在门口分别了。我独自向着自己的旅馆走，寒风和雪片扑在脸上，倒觉得很爽快。见天色已是黄昏，和屋宇和街道都织在密雪的纯白而不定的罗网里。（《在酒楼上》）

　　我快步走着，仿佛要从一种沉重的东西中冲出，但是不能够。耳朵中有什么挣扎着，久之，久之，终于挣扎出来了，隐约像是长嗥，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

　　我的心地就轻松起来，坦然地在潮湿的石路上走，月光底下。（《孤独者》）

　　我要向着新的生路跨进第一步去，我要将真实深深地藏在心的创伤中，默默地前行，用遗忘和说谎做我的前导……。（《伤逝》）

　　故事的结尾都落在“我”“走”的动作上，而且，这个“走”都因为带有“从一种沉重的东西中冲出”的愿望，变得甚至有些“爽快”、“轻松”和“坦然”。如果不考虑这里的象征意义，恐怕难以理解这种轻松爽快的感受，比如在《孤独者》中，如何能在痛失好友之后立即产生“轻松”“坦然”之感？这确实是一直以来文本解读中的一个难题，但或许也正是由此把握鲁迅思想的一个关键所在。在我看来，“爽快”也好、“轻松”也罢，与吕纬甫或魏连殳的悲剧无关，而完完全全是对“我”而言的。“我”与他们，本是同处困境，也并看不到比他们有更好结局的可能，但是，正因为“我”还能“走”、也还在“走”，即便是在雪色中或是月光下，即便是一条似有若无的潮湿的泥路，但只要走着，绝望或许就能得到克服。就像鲁迅在《故乡》结尾处那个脍炙人口的名句：

　　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我以为，这个名句其实也是鲁迅本人对于当年“铁屋子”之问的自我解答，更是他后来一切写作与思考的一个出发点。从《呐喊》到《彷徨》，从《狂人日记》到《孤独者》，前后将近十年的时间里，鲁迅确乎用自己的思考与写作“走”出了一条堪称伟大的道路。1927年，身在广州的鲁迅曾再次提到《狂人日记》，他说：“总而言之，现在倘再发那些四平八稳的‘救救孩子’似的议论，连我自己听去，也觉得空空洞洞了。”这是他十年之后在更加严峻的现实中对当年的思想启蒙所做的又一次反思，此时，他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启蒙之后不仅有更漫长的道路，而且需要更加实际的行动和斗争。在“大夜弥天”的高压专制下，如果知识分子只满足于呼吁和冷嘲，而不以更大更坚韧的热情寻求出路，那么他们的议论终将沦为空洞的废话。——这是鲁迅在不断的反思与实践中得出的结论，而他本人也由此朝向更残酷的“实生活”“走”去。

　　（编辑：王怡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