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德的中国岁月－赫德的故事－赫德简介－赫德与中国－赫德作品集

十年前，我开始与赫德相遇。我生活的这座城市宁波，一百五十年前有一个外国人居住区，狭长的河湾边，一字儿排着码头、英领馆和教堂（这座著名的天主教堂在2014年夏天的一场大火中被烧成了一个空架子）。1854年，19岁的北爱尔兰人赫德就是在这里开始他长达半个世纪的中国生活。此前，在关注十九世纪中叶以降东部口岸城市的外来者时，我已注意到了这个维多利亚时代英国青年在中国的传奇经历。在现代性降临前夜的中国政坛，时时出没着这个人的身影：光光的脑门，穿着双排扣大衣，一副心事重重的模样。就像在上海外滩曾经竖立过又被捣毁的那个铜像一样。

欲望的阀门

情欲退潮，权力欲喷涌

存在另一个赫德——与公众所知的那个老成持重的不同。当年，这个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的优等生刚到中国时，是何等青涩，又野心勃勃。最初这个家境贫寒的英国小镇青年是抱着去东方传播上帝福音的念头来到中国的，但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他会踏入神秘、诡异的清廷仕途，并一步步登上了大清海关总税务司的高位，且执掌海关权柄长达四十五年，为此，他不得不关闭了另一个方向上欲望的阀门。

这个人到死也是一个充满欲望的人，情欲，权力欲，此起彼伏。他整个的青年时代都是在与情欲做着斗争。开始时，情欲的暗潮总要把他淹没（“色欲是对我最大的诱惑”），到后来，激情似乎已经耗尽，他远离了那些女性，而权力成了他的春药。

2005年前后，我一直在试图走近这个人——找来他的两大卷日记、他与忠诚的下属兼朋友金登干的函电录《中国海关密档》、曾在海关供职的美国人马士的《中华帝国对外交往史》，还有1866年春天与他一起踏上访英旅程的帝国下层官员斌椿、张德彝等人在《乘槎笔记》、《航海述奇》里对他猎奇式的描写。这个人一生的轮廓清晰了起来：一个孤独者；长于内省的工作狂；忠诚的丈夫与狠心的父亲。

他与船家女子Ayaou阿瑶的共同生活，就是起自于领事馆小湾旁（当时英国人都这样称呼那片河湾）的那排平屋。起初，她只是情欲的一个容器，共同生活中，她身上东方女子特有的柔顺品性也吸引了他。她陪了他七年，从宁波，到广州，再到上海，并为他生下了三个孩子，大女儿安娜，两个儿子赫伯特和阿瑟。这个殖民地情爱故事终归要结束，当他在1866年——当时他已登上大清海关总税务司的要位——率领近代中国第一个海外观光使团（即史家习称的“斌椿使团”）前往欧洲时，他把这三个孩子送到英国一个监护人家里，而自己则迎娶了一个门当户对的英国小镇医生的女儿赫丝特，并在短暂的度假后带到北京充任他的总司夫人。

随后出现在公众眼里的赫德，已是一个谨慎圆通、没有道德瑕疵的帝国高级官员形象。他按照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要求、也按照中国官场的私德要求重新塑造了自己。他把自己完全地献给了海关，把海关建设成了正日益走向衰败的帝国的最具现代化的一个部门。至于私生活方面，在北京的社交圈里，除了偶尔绅士地向女性献献殷勤，他已成了公认的没有绯闻的人。但他还是会抑制不住地流露对阿瑶这个女人的思念。

尽管出于爱惜羽毛，他删改了早年的日记，对自认为荒诞不经的经历多有涂饰，但顺着没有清除干净的蛛丝马迹，还是能发现他对那个被他抛弃的中国女子的爱和悔意，延续了他半个多世纪对中国的复杂情感。或许可以这么说，因为这个女子，他爱上了中国，中国给了他权力，他改变了中国。

就像《中国岁月》这本书里所披露的那样，与阿瑶所生的三个私生子让赫德在以后的日子里陷入了尴尬境地，一方面，尽管他竭力瞒着妻子，但纸包不住火；另一方面，他刻意不与私生子见面，按照自己的愿望设计他们今后的生活道路，但孩子们长大后他已无力掩饰真相。他们曾不止一次流露出要到中国来寻找生身之母的想法。

灰暗中的光

“红颜知己”弥合人生深渊

《中国岁月》的作者玛丽·蒂芬，曾经是一个研究农业问题的社会经济学者，当她退休后反观自己家族，发现自己竟然幸运地降生在一个有故事的家族里。她的外祖父曾经服务于赫德领导下的中国海关，她母亲出生在山东烟台。当她找到母亲卡拉尔家族三代女性在数十年的时间跨度里与赫德千丝万缕的交情故事时，她进入了一个家族史与社会史交叉的独特书写空间。

作为卡拉尔家族第四代到过中国的女性，一个训练有素的历史学者（她是在剑桥大学读的历史本科），她利用家族文件、档案材料、日记和书信，完整还原了卡拉尔家族那些气质非凡的女性与大清海关税务司赫德的私人交往故事，使原本复杂的赫德形象更显丰富、更有人情味，也在一个更加广阔的维度上呈现出了维多利亚时代（包括海外殖民地）的各种男女关系。

被称作赫德“红颜知己”的卡拉尔家族的第一代女性是玛丽·蒂芬的曾祖母艾玛·桑普森，一个来自德文郡的女子，她和第三任丈夫桑普森（一个领事治安官，也是一个植物学家,中文名谭顺）结婚后于1854年来到中国，三年后，因“亚罗号”事件导致英法联军攻陷广州城，一个军方三人委员会掌管了广州城，从宁波调来出任委员会秘书一职的赫德，就此开始了与她一家长达半世纪的交往。赫德在中国官场日渐位高权重，对她一家多有照顾。

第二代的艾玛·卡拉尔，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曾暂住赫德北京的家里，当时赫德正是内外交困的时候，赫德骑墙难下，他的妻子赫丝特不时给他添堵，三个私生子女让他不堪负担，他和赫丝特婚生的三个子女艾薇、布鲁斯、诺丽也都不省心。卡拉尔小姐这个青春女子的到来（另外还有一位是税务司吉罗福的夫人），成了这个四十岁的男子抑郁生活中难得的一缕亮色。他赞美她们的裙子漂亮，有时还会做“怪梦”，梦见与她们亲吻，尽管倾慕不时有所流露，但那段时间赫德的日记中丝毫看不到对她们的勾引，而只是引以为朋友后亲密的内心表白，还有在一个老男人心里激起的周而复始的情感与责任感的搏斗，他最后终归明白，“喜爱并不等于情爱”。

艾玛·桑普森的儿子吉姆·卡拉尔（中文名贾雅格）在赫德关照下也进入中国海关，先在广州海关包腊处任职，后又担任赫德秘书。贾雅格的妻子弗朗西斯定期给赫德写信，视之如父。他们的女儿凯瑟琳·凯特——玛丽·蒂芬的姨妈——从一个小女生开始就与赫德保持着通信往来，她称他“教父”。赫德写给这些年轻女孩的信中，谈天气、谈郊游、谈学校生活，有时也谈他的工作苦恼，语气轻松自如，偶作调侃，完全不同于他给同时代人留下的刻板印象。

贾雅格死后，卡拉尔一家回了英国，这一家的女人们继续与赫德保持着通信。生活的拮据，与母国的疏离感，使她们愈加怀念在东方的生活。赫德的复信是她们的最大安慰，直到1911年，回国后的赫德在白金汉郡的一处乡间别墅去世，曲终人散。

赫德在海关总税务司任上的四十五年，有人读作晚清中国的一部官场指南。他的野心，时或纠结，却又总是踩在时代正确的节点上，又被人读作一部成功的职场宝典。而其人对于中国的真正意义，乃在于他是中国现代性转型的重要推动者，一个影响了中国近半个世纪的外来者。他就像一个走钢丝者游走在东西方两个大国间，两边都是深渊，一脚踏空就会万劫不复，是以他的人生成了一种“骑墙”式的人生，不断地去调和、去弥合、去装裱，而在婚姻和家庭生活中，他也一直是一个裱糊匠。

当他的心灵被孤独的荒草淹没，当他因早年的情欲放任独饮生活这杯苦酒，对这个位高权重者来说，惟有两样“鸦片”差堪安慰，那就是工作和女性。工作犹有竟时，而他所遭遇的那些平凡而优雅的女性，正是他灰暗人生中的永恒明亮，这也是他与卡拉尔家族的女性保持长达三代友谊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