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铎与战时文献抢救及战后追索

“中国图书史上有所谓‘五厄’‘十厄’之说，而近代以来，对于华夏民族文献的焚毁、吞噬莫过于日寇”［1］。1940年1月至1941年12月，“近代以来最大的一次购藏文献行动”在郑振铎（1898—1958）的带领下展开。1939年底，时任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的郑振铎，还有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暨南大学校长何炳松等人，多次联名给重庆当局写信发电报，痛陈江南藏书遭劫的严重性，强烈要求当局予以抢救。由于战时经济困难，国民政府遂决定挪用中英庚款补助中央图书馆新馆舍的建筑经费项，充作收购书籍之用。为避开日伪耳目，郑振铎向中央图书馆申请以民间组织文献保存同志会的名义搜购文献。该同志会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秘密抢救了5万余册即将沦亡的珍稀古籍。

文献保存同志会的核心人物：郑振铎、张元济、张寿镛

这一段可歌可泣的文化抗战史长期以来湮灭不闻，1979年苏精《抗战时期秘密搜购沦陷区古籍始末》开始钩沉大略，1982年陈福康在北京图书馆发现郑振铎致张寿镛的272封信，近20年海峡两岸各机构陆续公布往返公文信件、同志会的工作报告和图书馆档案［2］，文献保存同志会的古籍抢救与内运工作遂得以大致的梳理与研究［3］。

这批从劫灰里抢救下来的古籍文献，其中3万多册精华本被转移到香港，1942年初在启运美国之前不幸被日军发现，劫往东京的帝国图书馆，1947年被追讨回国。近年来，笔者在日本防卫省、国会图书馆等日方机构查访侵华战争前后的相关档案，发现这批古籍在战后的日本还经历了一段鲜为人知的磨难。

以郑振铎为首的文献保存同志会抢救文献的初衷，是为了避免古籍善本“落入敌手”。当时出于安全考虑，该同志会在相关书信、工作报告中，多以“某方”等模糊词语指称对手。由于文献的缺乏，过去研究者无法释读“某方”究系何方，从而使研究仅侧重于我方的工作，无法凸显抢救工作的对抗性和危险性。本文旨在利用长期以来中日学界未能留意的日方档案、个人口述史等新材料，为这场文献争夺战增加一个掠夺者（加害者）的维度，重新书写郑振铎及其文献保存同志会艰苦卓绝的“文化抗战史”。

一 中日学者的合作与疏离

谈论这场文化抗战，必须提到“日本近代文献学第一人”长泽规矩也（1902—1980）。从1927年到1932年的6年中，长泽规矩也得到日本外务省文化事业部的资助，先后7次前来中国，调查书业行情，为静嘉堂文库、东方文化学院、大仓洋行等机构购买中国珍籍善本［4］。在华期间，长泽与马廉、傅惜华、孙楷第等学者交好，也与日后文献保存同志会的部分专家如徐森玉、张元济等多有学术交流或业务往来。

长泽与郑振铎也可谓“惺惺相惜”，二人的研究皆以小说戏曲见长，重视文献版本。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出版以后，学界臧否不一，长泽却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就戏曲小说的材料搜集之功，王国维、鲁迅之后，非郑氏莫属。王国维看待戏曲仍然没有脱离儒家之见，郑氏则完全脱离儒家的旧套，完全从文学史的角度来论述”［5］。二人在藏书上亦引为同好，郑振铎从1921年开始“集小说、戏曲于举世不为之日”［6］，而长泽个人的收书目标恰恰也在“本邦前辈未蹈的明末戏曲小说”［7］。据长泽的回忆，他与郑振铎在战前曾有频繁书信往来［8］。1931年郑振铎辑印《清人杂剧》初集时，长泽曾将所藏孤本《续离骚》杂剧之原本，从日本邮寄过来借予影印，郑振铎曾称其“高谊盛情，最所心感”［9］。

1932年夏，长泽规矩也随同联合国“李顿调查团”的日本参事官伊藤述史（1885—1960）访华，他说：“这次旅行完全改变了我的生活……一路上完全无知的我，全拜他人所赐，瞬间就走完了从入学到毕业的全过程，我开始理解文学作品中所描写的人生冷暖。”［10］这是长泽最后一次中国之旅，具体遇见了什么事，他终生未再提及。“七七事变”之后，长泽与中国同行的联系大多中断，文献保存同志会各成员与长泽的联系只存有1938年5月4日张元济的一封信，信首写道：“时事至此，无可告语，故久未通讯。”［11］

1932—1937年，长泽在他主编的《书志学》期刊中，屡次提到自己作为伊藤汉学顾问的身份。长泽到底为伊藤提供了怎样的对华参考，由于他本人对此讳莫如深，我们也无从得知。伊藤述史在1937年9月被任命为驻上海“特命全权公使”，正是他负责了对“南京大屠杀”的歪曲宣传。1938年3月，日本政府为了平息国际社会对于南京大屠杀的谴责，将伊藤述史等40名相关人员召回国内。一直以“伊藤公使秘书”身份为荣的长泽规矩也，在同年5月《书志学》“编辑后记”中特别声明：“我们现在已经没有这层关系，只是纯粹止于学问上的交流。”［12］1939年7月，长泽再次发表同一声明［13］。伊藤述史在战后被解除公职，长泽1965年的文章提及最后一次中国之行时，以“I先生”来隐指伊藤［14］。如此急于划清界线，只能说明其中大有蹊跷。1980年，在长泽的葬礼上，丧仪委员长的川濑一马曾将这段经历加以表彰：“先生更是学者之中难得一见的拥有突出的处世之才，比如他曾担任国联的伊藤述史公使之助手，这是为国家做出大贡献的重要工作，为此耽误了他的宋元版本研究。”［15］

“八·一三”事变之后，江南藏书家纷纷抛售藏书，1938年底开始，大批古籍涌入上海书市，日本、伪满、伪北平政府、美国都在角逐竞购。为了避免古籍散落异域，1940年1月，郑振铎等人组织文献保存同志会，在上海大量搜购善本文献。期间，郑振铎两次上了日方计划逮捕的文化界救亡人士黑名单，但他不顾个人安危，每天在家接待各地书贾，往还于书肆与藏书家私宅之间［16］。当时许多文化界人士都已离开上海，郑振铎却说：“然而我不能走，我不能逃避我的责任。”“民族文献、国家典籍为子子孙孙元气之所系，为千百世祖先精灵之所寄。若在我辈之时，目睹其沦失，而不为一援手，后人其将如何怨怅乎!”［17］“从劫灰里救全了它，从敌人手里夺下了它。默默地躲藏着的做着。我在躲藏里所做的事，也许要比公开的访求者更多更重要。”［18］

文献保存同志会的工作是秘密进行的，郑振铎的老朋友叶圣陶直到1981年才大致了解这段历史：“现在看了这部集子里的《求书日录》才知道他为抢救文化遗产，阻止珍本外流，简直拼上了性命。”［19］但在当时，日本人却一直密切关注着郑振铎的行踪。日本外务省设在上海的情报文化机关——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出版的《中国文化情报》期刊上，1938—1940年有3期《上海现在的中国文化界知名人士录》，均载有郑振铎的动向。长泽规矩也正是通过《中国文化情报》了解到中国老朋友的去向［20］。1939年之后，日本政府严管中国杂志期刊，一般日本学者无法看到中国出版的期刊。1940年1月，长泽“意外获得好的机会，得以阅读本国学界无从得知的杂志”，他在《书志学》上分享阅读体会时，用了四分之三的篇幅介绍郑振铎主编的《文学集林》，摘录了郑振铎《劫中得书记》的大段原文［21］。与此同时，郑振铎也在关注着长泽的学术动向。1943年4月6日，离家蛰居已两年的郑振铎在日记中记载，他在上海来薰阁书店“购《善本书影》别卷及《中国书籍解题》各一册，均长泽氏所著”［22］。

二 郑振铎与“某方”争夺

抗战时期郑振铎在所有的日记、信函、工作报告中，常常提及“某方”，因为“在当时敌伪的爪牙密布之下，势不能不十分的小心秘密，慎重将事”［23］。1940年5月14日，郑振铎第一次向重庆方面报告着手洽购嘉业堂藏书：“嘉业堂书最为重要，且须秘密进行，盖某方以甚注意也。”［24］只有配合日方文献，清楚“某方”实即具体的敌伪机关之后［25］，我们才能理解郑振铎为中央图书馆购入嘉业堂藏书，实乃铁蹄底下的一次壮举。

嘉业堂是浙江湖州南浔镇实业家刘承幹的私人藏书楼，1924年落成，号称藏书60万卷，为民国规模最大的私人藏书楼。1937年11月中旬，日军侵占南浔镇，嘉业堂古籍去向成谜，而最早向外界报导其藏书下落的，恰恰是远在东京的长泽规矩也。长泽特别热心搜集日本侵华期间中国图书馆和藏书楼的动态信息，《书志学》每期“杂报栏”都会刊载大量与中方图书馆、文献文化动态相关的文章摘要，间中穿插其评论。如1938年3月《书志学》载：“刘氏嘉业堂的书籍大概已经散佚，瞿氏铁琴铜剑楼的古籍可能在上海安全。无锡、常熟等地的藏书全散，南京的国学图书馆与南迁的故宫博物馆一起，恐怕现在运到湖南去了。”［26］这则消息立即引起冈井慎吾（九州大学讲师）的关注，他向松崎鹤雄（满铁大连图书馆顾问）打电话咨询，获知松崎氏已委托日军嘉兴地区部队长官的牧次郎少将派军接管了南浔的嘉业堂藏书楼。

得到第一手快报的冈井慎吾迅速写成一篇快报，刊登在同年5月《书志学》上［27］。长泽在《编辑后记》中透露：“其实该堂藏书在战前已经陆续在售，近来《永乐大典》等已被汇总，听说现存某处。”［28］这段文字背后透露的信息是，嘉业堂所藏《永乐大典》44册已于1938年3月被伪满铁大连图书馆买下，牵线人即松崎鹤雄。该馆馆刊《书香》不仅转载了冈井慎吾的文章，馆长柿沼介还特意加了一句评论：“由于本馆也收藏着嘉业堂旧储的秘籍，此《书志学》的快报特别引起我们的关心。”［29］从各方报道的时间关系上可以看出，《书志学》虽然只是长泽个人创办的刊物，却与日本涉华书业界保持着极为密切的互动关系，起着信息中枢的作用。

松崎鹤雄在帮满铁买下《永乐大典》之后，又觊觎嘉业堂的全部古籍，经过两年的讨价还价没有结果；到了1940年2月，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也插手其中，所长狩野直喜要求该所驻苏州特派员高仓正三到南浔与上海满铁支所一起查点嘉业堂藏书［30］。大连满铁总部则派出田中老人到上海洽谈收购事，这时，日方军部背景的上海东亚同文书院突然发难，不许满铁插手［31］。与此同时，伪北平政府的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也通过在华日本学者桥川时雄筹划收购嘉业堂藏书［32］。嘉业堂藏书即将散出的消息在古书业界传播开来，前来洽购的“平贾”（北平古书商）计有文禄堂、修绠堂［33］、邃雅斋、修文堂、来薰阁等，其背后还有伪北平、伪满各单位和日本各藏书机构，这些信息基本都掌握在长泽的信息网络之中。

面对各方掠夺者的重重围猎，郑振铎强烈地感受到“此数月中诚江南文化之生死存亡关头也”［34］，从而加紧了洽购嘉业堂藏书的步伐。1940年4月2日，郑振铎致张寿镛信中说：“恐平贾辈有异图”，“嘉业堂书甚可危”［35］。当时北平的来薰阁老板陈济川联合上海同文书院，意欲从南浔运出嘉业堂藏书到上海出售。可是，陈济川一抵沪，郑振铎马上找到他，先劝之以私交，开出5000元支票，作为委托陈济川“代我们向北平各小肆收书”的佣金，又动之以大义，“关于嘉业堂事，因关系重大，亦已嘱其暂时不必进行矣”［36］。

“平贾”被郑振铎巧妙支开之后，又冒出燕京大学教授刘诗孙，代表满铁调查部，把满铁大连图书馆之前开出的40万加价至60万。郑振铎向重庆的中央图书馆报告说：“某方亦在竞购，嘉业主人殊感应付为难，且某方愿出四十五万者，近忽愿增价至六十万，此数亦非我辈力所能及。”［37］郑振铎根据形势做出判断认为，在南浔的藏书已被日军严加看守，“某方必欲得之，万难运出，恐怕要牺牲。惟多半为普通书，不甚重要。最重要者，须防其将存沪之善本一并售去”［38］。

无奈之下，郑振铎想出一个“两全之计”。依据文献的重要性，郑振铎将嘉业堂藏书分为三类：第一类为已经移藏上海租界的“我辈认为应亟需保存者”，即部分宋元本、明清罕见刊本、全部稿本和部分批校本；第二类为次要之宋元明刊本及卷帙繁多之清刊本；第三类为普通清刊本、明刊复本及宋元本之下驷［39］。第一类与第二类的部分是需要力争的，余下的书籍，既不必争，也留与亲日派的嘉业堂主人刘承幹搪塞日方追要，“仍可瞒得过外人耳目，不至惊动外人”［40］。

郑振铎的“两全之计”，出于他不凡的文献学眼光。嘉业堂向来以富藏“宋元珍本”闻名，1929年，刘承幹曾择取162部宋元本编印《嘉业堂善本书影》，向来“侫宋”的古书界最为垂涎的也是这批宋元精版，正如长泽规矩也说：“无论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情，只要眼前有宋元本，就会忘得无影无踪。”［41］而郑振铎在遍览嘉业堂藏书目录之后，却独具慧眼地指出：“明刊本一千八百种以上，实大观也，其重要实在其所藏宋元本之上。”［42］当他目验刘氏存于上海寓所的珍本之后，更是识破其所藏宋元刊本多为下品，“非不唐唐皇皇，按其实际，则断烂伪冒，触目皆是”［43］，遂决定全舍宋元本而取明刊本。因嘉业堂所藏明代政经军事、击剿倭寇等史料文献，有不少可补清人《明史》之疏漏，“此类书多半为‘史料’及集部孤本、罕见本，我辈不收，欲得之者大有人在。保存文献之意义，便在与某方争此类文献也”［44］。

1940年12月，时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长的徐森玉为收购嘉业堂藏书事，特地从重庆潜回上海。有了徐氏助阵，郑振铎对自己的两全之计更有信心，二人到刘氏藏书处阅览近半月，从2700余部古籍中“披沙拣金”。当时刘承幹又在编印目录，欲向美国售销，遭到郑振铎的“力加阻止”［45］。1941年4月，文献保同志会以25万元秘密购下嘉业堂藏书之菁华——明刊本1200余种，钞校本30余种。

巧的是，1940年冬天，长泽在一本版本学专著中，亦举出10种被嘉业堂认作宋本、实为明本的古籍，并认为《嘉业堂善本书影》“所录书往往有伪本”［46］。郑、徐与长泽在互相没有交流的情况下，对于外界普遍推崇的嘉业堂宋元珍本，不约而同地做出了相似的判断。

三 中国古籍被劫与历难

1941年夏天，上海的局面越来越严峻，抢救来的文献必须尽快外迁。郑振铎从中挑出最珍贵的82种善本，托徐森玉亲自运抵香港，9月再辗转运抵重庆。第二批3200余部善本，则通过在邮局工作的唐弢，分为3800多个邮包寄到香港大学许地山处，加上叶恭绰在香港所购，装成111箱，均以“中央图书馆”的名义存放于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47］。1941年秋，重庆方面决定将这批古籍抢运到驻美国总领事馆。日军进攻香港后，原定赴美的格兰特号轮船未能如期起程。12月28日，日军宪兵队在冯平山图书馆发现这批箱子，1942年2月上旬，日军23军调查班将包括中央图书馆古籍在内的香港大学各单位图书全部搬走［48］。

1942年3月之后，日军从香港劫走的近5万册书籍陆续运到东京，11月26日，陆军参谋总部将这些“虏获图书”作为战利品，转交文部省。1943年7月24日，文部省将书运到上野的帝国图书馆，8月23日，文部省发文要求该馆先行整理134箱汉籍、25箱洋书，10月中旬提交3份图书目录［49］。负责馆务的司书官冈田温，从出版业、古书业界紧急招募了一些临时馆员，邀请隐居在叶山的老同学长泽规矩也出山主持整理事务。1944年1月25日，这批中国被劫古籍在帝国图书馆的地下室被开箱了。

参与整理的馆员对这111个特大木箱十分好奇，因为木箱上还贴着“寄华盛顿中国驻美大使馆胡大使收”的封条。但他们对箱内古籍的价值并不看好，认为中方应该早已将珍贵古籍抢运完毕，能运到日本的不过是来不及抢运的乙部罢了。文部省下令整理只是为了日后检索方便，只要求录出作者、书名等基本信息。然而长泽细看之下，认为这批古籍价值殊高，主动要求写成详述行款、各卷纸叶数、纸张样式、补配情况、刻工姓名、藏书题识、藏书印记的版本解题目录。如此一再延误，直到战争结束前夕，长泽等人刚刚完成经部、史部647种的整理工作，还有近3000种古籍来不及整理［50］。

长泽为此撰写的800多页经史古籍解题在战后被束之高阁，直到1970年，汲古书院才将之影印出版，题为《静盦汉籍解题长编》。在没有任何购书信息可以参考的情况下，长泽以其20多年目验古本的老辣眼光，一眼看穿这批古籍的非凡来历——艺风堂、嘉业堂、群碧楼。有别于中国一般书目以《千顷堂书目》《四库书目》作为参考，《静盦汉籍解题长编》的三种参考书皆为近代藏书家的版本目录——“缪记”（缪荃孙《艺风堂藏书记》）、“刘影”（刘承幹《嘉业堂善本书影》）、“邓新目”（邓邦述《寒瘦山房鬻存善本书录》）。仅仅依据这三种书目，长泽就摸到了郑振铎的主要购书来源。

四 战后日方藏匿行为与中方追索行动

日本投降之后，13万贵重图书大部分回到东京，除了2万册中国古籍。这批古籍被偷偷转移到深山老林，出此主意者，正是长泽规矩也。长泽直至晚年始终没有透露自己在这次藏匿古籍行动中的“主事者”角色，导致日本学界对于战时掠夺中国图书之相关研究，多引述长泽的证词，并认为“这一良心的证词对日本国内之后的研究方向造成的影响是显见的”［52］。但是长泽的老同学，帝国图书馆馆长冈田温曾经留下证言：

长泽先生忠告我们说：“进驻军一来就要把书拿走呢！就像以前我们在中国所做的事情一样。到现在为止，帝国图书馆的书都是疏散到长野，这件事肯定会被美军间谍发现，他们一定知道这些书都在长野！”长泽先生说，要把书都运回来！战争一结束，我们先把这批书从长野取回东京，然后将这些书进行再一次疏散。这一次，我们是疏散到伊势原。那是长泽先生介绍的大山山麓的一家寺院。我们非常辛苦地把贵重书又运过去，这是这批书的第二次疏散。［53］

帝国图书馆多位馆员均曾提到，正是长泽发起了中国善本的第二次“疏散”［54］。长泽提议的伊势原寺院方案，被文部省认为现场不甚理想而否决，最后选定了寺院西北约5公里处的高部屋村。1945年8月下旬，这2万册刚被接回东京的善本再次被疏散，藏进高部屋村原村长小泽的地窖里［55］。

图中第1箭头表示中国被劫古籍在1944年被运到长野县，1945年秋日本战败，古籍运回东京（第2个箭头），由于长泽规矩也的提议，古籍又被运到神奈川县的高部屋村藏匿起来（第3个箭头），直至1946年3月被发现后运返东京（第4个箭头）

被长泽挑剩的一万多册善本，则被归入“乙部图书”，计划用来应对中方的追索，1944年12月移至帝京博物馆的地下室。但也正是这批被长泽视做“乙部”的古籍，为中方提供了追讨的线索。这得从英军少校博萨尔（Charles Ralph Boxer）的被劫图书说起。博萨尔既是军官，也是长期从事中国历史文物研究的汉学家，1941年12月他被日军俘虏之后，家中藏书也被抢劫一空。日本投降之后，博萨尔立即写信向冯平山图书馆馆长陈君葆询问其藏书下落，陈君葆“坚信博萨尔的书应当与中央图书馆那111箱珍稀古籍一起，存在于日本某处”［56］，遂建议博萨尔向日本文部省负责接收香港图书的关口教授和田中教授询问。1946年1月10日，博萨尔以英国派驻远东委员会官员身份抵达东京，他从文部省获得线索后急赴上野帝国图书馆，1月21日，果然在地下室找到他的627册藏书，同时发现“自香港移来的中国政府的书籍”［57］。博萨尔立即通知在东京的中国代表团，这是中方得知被劫善本下落的第一条线索。长泽后来提到：“中华民国驻日代表团的团员根据英国人的通报，来信询问我整理的接收图书，并且派人来到馆中察看。”［58］

中方得知线索，迅速展开追索行动，中国驻日军事代表团致电国内云：“一部分目录业经该馆专家整理编目，一部分图书为避免轰炸运往外埠。”［59］外交部驻香港特派专员刘增华则致电教育部称：“在上野公园帝国图书馆查得，该馆所保管者约二万五千册，因空袭疏散在伊势原者约一万册。”［60］两处情报各有不准确处：前者称图书运往外埠是“为避免轰炸”，实为日方有意藏匿；后者称“疏散在伊势原者约一万册”，实为二万册。

1946年4月8日，李济、张凤举作为盟国对日委员会中国代表顾问，赴帝国图书馆交涉中国被劫善本。4月18日，张凤举在写给郑振铎的信中说：“长泽君久别重逢，说话亦颇坦白。”［61］所谓“坦白”，大概就是长泽晚年自述的：“我和冈田馆长一起到位于麻布的驻日代表团，生来有脾气的我，大言壮语地说：‘如果不是保管在上野，放在香港的话，一定早就化为灰烬了，你们大概应该感谢我们吧！’”［62］

张凤举曾留学东京帝国大学，与长泽是20多年的老朋友，长泽晚年回忆道：“中国人批评帝国图书馆把图书放置到地下室的做法，村尾副馆长赶紧说明我正在整理这些图书，谁知中国人竟然熟悉我的名字，态度为之一转。究竟为什么呢，后来北京的旧知张凤举来到叶山探访我的时候，才知道原因。”［63］根据张凤举日记，1946年4—6月间，张凤举与长泽至少有5次见面［64］。当时中方要求帝国图书馆在一个月内编成善本详细目录，由长泽实际负责编目，长泽整理文献的高效与负责态度，大概消弭了张氏心中的“敌我界限”，他不仅赠送美国甜点感谢长泽，还照搬日方叙事，告诉郑振铎说：“该馆于东京被轰炸前，曾将其中精华抽出，运往长野、山形两县储藏。又将其次要者运往伊势原地方。而主持其事者，即长泽规矩也君。”［65］张凤举所不知道的是，长泽疏散图书的本来目的是想瞒匿这批善本。

五 郑振铎在索还劫物中的关键作用

善本在港被掠的消息，重庆方面是通过1942年6月离港抵桂的港大教授陈寅恪而获知的，但身处上海沦陷区的郑振铎并不知情。他“经了好几次的打听、访问，依然毫无踪影”，一直到1945年11月还在痛心地表示：“至今还未寻找到它们的踪迹，存亡莫卜，所在不明，这是我最为抱憾不安的事！”［66］后来还是叶恭绰去信告知书籍已被劫至日本，并请他尽快整理书籍目录：“运美各书之目录，当时编制匆促，不及查注版本等等。弟拟向尊处补查补注，以为向日本索回之据。”［67］

叶恭绰所云目录，是1940年初郑振铎在抢救图书之时即已“分别甲乙，并在目录上详注版本及作者”［68］的文献目录，后来郑振铎按照四部分类载为四卷书目，“善本部分已详加批注版本并录题跋”［69］。由于全部古籍均经郑振铎之手购入，目录亦由郑振铎一人之手抄写，他人皆“未甚详悉”［70］。1941年寄到香港的七批书，每一批皆有相应的“存港书目，诸留备查考”［71］，“寄港书的书目，厚厚的两册”［72］。全天下只郑振铎一人掌握着这批古籍的全部目录。正是这份独一无二的目录，成了中国追索被劫文物行动最重要的依据。

1946年3月，中国政府派遣以朱世明为团长的驻日代表团，赴日追索被掠至日本的中国物资。南京中央图书馆屈万里为此致函郑振铎：“本馆前邮寄香港之图书，已在日本发现。兹因朱世明先生东渡，拟请其携带香港装箱目录，就便查勘，以备收回。”［73］此信专门介绍中央图书馆专员杨全经至郑振铎处，复抄一份寄港图书目录。3月31日，驻日代表团第四组副组长张凤举带着这份“香港装箱目录”来到东京。

中国代表团追索被劫文物的过程充满艰辛，备受联合国苛刻条款的掣肘：“联合国关于要求赔偿文物的条款规定写明，要求偿还的文物必须经证明确为抗战期间被劫夺或盗窃的，要求列举损失文物的名称、制作年代、形状、尺寸、重量等，最好附有照片；对被劫夺文物要求列出原有人、原在何处、何时被劫夺等；如被日军劫夺，要求说出番号等，这样才算材料完整，联合国才能督促日本。”［74］正是在这些苛刻条件的限制下，“我国在战时损失的书籍不下三百万册，但归还的总共只有十五万八千八百七十三册。其中除中央图书馆一部分善本书先后两次空运、船运回国外，其余多是普通书籍，估计共值十八万余美元”［75］。

这批中央图书馆的珍贵善本之所以能够完璧归赵，是因为中方在举证方面拥有如下几项有利因素：

一是在举证日军劫掠经过以及机关名、部队番号方面，香港大学的陈君葆立了大功。他在日本侵港之后被迫留任冯平山图书馆，目睹这批古籍被日本23军调查班搬离香港的全过程。日本战败之后，陈君葆立即向教育部通报他所掌握日军少佐宫本博、中尉肥田木近的劫掠经过［76］，1946年6月，陈君葆通过港英政府向驻东京盟军司令部提交一份英文详细说明［77］。

二是详细列举损失文物的名称、制作年代、形状等方面，1941年底，叶恭绰带领的香港庚款小组赶在装箱之前，在每本古籍上加盖“国立中央图书馆考藏”和“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保存文献之章”两种印章。

第三，中方不可能逐本查勘帝国图书馆的50万藏书，还是需要向盟军司令部出示中国文物被劫之前的“清单书目”，这也是最最重要的“劫物清单”。于是郑振铎提供的记录着版本、题跋等具体信息的“香港装箱目录”，就成为追讨劫物最直接也最有效的依据。1946年1月21日，英国博萨尔在帝国图书馆发现被劫图书时，由于他随身带着自己的藏书目录，而日方也有一份经长泽规矩也整理的“Boxer文库目录”，两份书目一对照，日方根本无法抵赖。才过了4天，博萨尔就成功地将书运出上野［78］。

如果没有郑振铎提供的这份“香港装箱目录”，中央图书馆在香港被劫的这批古籍可能遭遇被日方藏匿之后的再度纷失。宫本博在回答盟军总部的相关问询时说：“1942年3月，这批书运出香港时，是有一份目录的。目录由陈君葆和大泷荣一两个人共同制作。”［79］然而从陆军参谋部转到文部省，最后转到帝国图书馆时，这份香港书目已经不见了。至于长泽的说法，则是“原来完全没有目录的接收本”［80］。

另据张凤举信中说：“惟长泽君声明，据彼所闻，书离香港前似有纷失。”［81］将日本疏散藏匿的图书，说成离开香港时丢失，这一点极难查证，不失为一种狡猾的解释。所幸，中方还有郑振铎整理的原始装箱书目，为追索行动提供了明晰的清单、有力的证据，挫败了日方隐藏部分图书的企图，保证了这批珍贵文献的完整回归。1946年6月，先有十箱古籍航运回国，1947年5月，中央图书馆被劫的34970册古籍全部运抵上海［82］。

六 结语：系于国运兴衰的古籍命运

清末民初以来，中国的私家藏书大量流失海外。1907年江南四大藏书楼之一的皕宋楼被日本静嘉堂文库一揽子买下，1929年日本东方文化学院收购浙江东海藏书楼共4万册图书，“从中国方面说，秘籍被盗，珍本外流，无论用气愤、悔恨、屈辱等词汇都难以表达历史留给我们的回味和启示”［83］。长泽规矩也在中国的七次访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由于长泽出手阔绰，北平的旧书店往往愿意将宋元刊本售予长泽，长泽不无得意地说自己“成为珍本带出中国的重要盯防对象，被民国图书馆界密切注意起来”［84］。1930年夏天，长泽到杭州、南京、苏州等地访书时，浙江省民政厅曾发文通告全省：“日本人长泽规矩也来浙游历，通饬保护并注意有无夹带军火及测绘地图等。”［85］北平图书馆派出访书专员赵万里一路盯防。就算处在如此严密防范下，长泽还是拿到了世界仅有五本的金陵小字本《本草纲目》，以及《千金方》和文澜阁本《四库全书》的两种［86］。为了防范长泽，中国学者在长泽抵达北京之前，连冷门的戏曲钞本也都尽量搜空，然而长泽还是得手了数百种曲本［87］。可以说，拥有雄厚财力和高超鉴赏力的长泽在与中国学者的“购书斗法”中，保持着不俗的战绩。

1932年之后，虽然长泽未再踏足中国，然而东京学界凡有到中国访书者，出发前必向长泽请教［88］。“七七事变”之后，长泽时刻关注嘉业堂、北平图书馆等藏书动态，也跟踪记录着郑振铎、徐森玉等中国同行的动态。郑振铎留守“孤岛”的动机，许多中国同行都不了解，但长泽是清楚的。当他读到郑振铎的《劫中得书记》时，还羡慕地评论郑氏“所得书皆为珍本”［89］。

抗战期间，为了给国家收书，向以“书痴”闻名的郑振铎甚至忘记了为自己收书：“我的不收书，恐怕是二十年来所未有的事。但因为有大的目标在前，我便把‘小我’完全忘得干干净净。”［90］“我辈爱护民族文献，视同性命。千辛万苦，自所不辞。”［91］购入古籍之后，郑振铎在各书箱中均夹入多量樟脑等辟虫物，每种古籍“并用透明纸及牛皮纸包扎”，以防水湿［92］。古籍寄存香港之时，郑振铎多次向中央图书馆写信请求尽快运出香港，因港地潮湿多白蚁，不利于古籍保存，“中多孤本精椠，若有疏虞，百身莫赎”［93］。后来在香港装箱启运美国之前，所有古籍都用油皮纸包裹以防止水浸，然后放入铅板二重包装的大木箱中。而这批被郑振铎视为珍宝的古籍被劫至东京之后，却被长泽为首的日本专家“粗暴对待”——其中2万册菁华图书一年之内经历了4趟长途搬运，其余1万多册则“被积压在一个潮湿而封闭的地下室房间内，它们已被长期曝露于外并且受损严重”［94］。

晚清以来中国古籍东流的问题，虽在郑振铎等人的呼吁与努力下得到部分遏止，但是毕竟国力有限，国家可供调用的资金不足，而日寇、汉奸及美国的一些单位和个人却能一掷千金进行掠夺性抢购。郑振铎“目击心伤，截留无力，惟有付之浩叹耳！每中夜起立，彷徨吁叹，哀此民族文化，竟归沦陷，且复流亡海外，无复归来之望”［95］。

作为攫取中国古籍的“常胜将军”，长泽规矩也虽未有亲身参加战争时期的图书掠夺，却在劫掠图书的过程中充当了“主事者”和“谋划者”的角色，他在受命整理这批劫获文献时，表现出罕见的积极，冈田温说：“当长泽君从结实的木箱里一本本地取出善本时，他的眼睛炯炯放光，他废寝忘食地为我们整理图书。”［96］

在1944年8月盟军日夜轰炸东京的情况下，长泽特地让冈田温去说服帝国图书馆馆长，挑出其中的珍贵史籍，面向东洋史研究者举办“明代史料展观”。考虑到这批史料的“掠夺”性质，帝国图书馆认为还是内部展示为好，因此只邀请了30余位东洋史学者观展，之后又开了一个“明代资料恳谈会”，观展学者就这些中国古籍畅谈明代史研究的新进路［97］。对于长泽此举，冈田温认为：“恐怕他已经预见了日本的学者不可能再有机会见到这些贵重的资料吧。”［98］对中国古籍的强烈“占有欲”，使长泽很难接受日本战败之后古籍必须返还中国的现实，他积极谋划藏匿这批图书。当确认这批图书必须全部返还中国之时，“长泽君表现出来十分的垂头丧气，让旁人看着可怜他”［99］。

“日本战败后的长泽君，整个人全变了。他年轻时对中国文化的憧憬已经褪色，回归到一个完全日本趣味的日本人”［100］。不仅如此，长泽将他战前和战时收购的中国古籍全部出售，先将有插图的珍本高价卖给村口书店，1951年、1961年又将所藏戏曲小说高价出售给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据悉花费该所两个年度的科学研究费［101］。

与长泽相反，郑振铎在得知国家的图书被劫时，内心充满自责：“我们瘁心劳力从事于搜集、访求、抢救的结果，难道便是集合在一处，便于敌人的劫压与烧毁么？一念及此，便捶心痛恨，自怨多事……这个‘打击’实在太厉害了！太严重了！”［102］但是对于自己的藏书，郑振铎从来未曾借以牟利。1958年10月17日，郑振铎率团出访时不幸飞机失事，他去世之后，家人将其9400多册珍贵藏书悉数捐赠给北京图书馆。

回顾郑振铎与长泽规矩也之间这场未曾谋面的文献争夺，其胜负结局，虽然与两人的性格、才华、志向和处事方式密切相关，但最终还是系于国运兴衰与国力强弱。当日本国力强盛时，日本人一掷千金，用尽手段巧取豪夺，郑振铎曾在多篇文章中感慨：“私念大劫之后，文献凌替，我辈苟不留意访求，将必有越俎代谋者。史在他邦，文归海外，奇耻大辱，百世莫涤。”［103］随着中国国力日渐强大，文献的流出也逐渐转为流入。2013年，北京大学斥资1亿多人民币购买日本大仓集古馆藏书，为中国首次大量回购海外中国典籍。而所谓大仓集古馆，正是1928—1932年长泽规矩也在北京期间代为鉴定和收购古籍的“大仓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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