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子湖畔”的“译友”

一、中国翻译出版史上的“黄金组合”———魏易口述和林纾笔译

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文中提到:“古文不曾做过长篇的小说, 林纾居然用古文译了一百多种长篇的小说。古文里有很少滑稽的风味, 林纾居然用古文译了欧文和狄更斯的作品。古文不长于写情, 林纾居然用古文译了《茶花女》与《迦因小传》等书。古文的应用, 自司马迁以来, 从没有这种大的成绩。”

“古文”大家的林纾 (琴南) , 在胡适的笔下, 竟有三个“居然”, 并且其“成绩”遥自“司马迁以来”为仅见, 这样的称道不为不高矣。这也不是胡适的虚饰, 当年林纾翻译外国小说, 始于光绪二十三年 (1897) , 他与精通法文的王寿昌合译了法国小仲马《巴黎茶花女遗事》, 两年后译毕, 遂在福州“畏庐”刊行, 是为近代中国介绍西洋小说的第一部, 一时风行全国。随即, 林纾得商务印书馆之邀 (译本的单行本由商务印书馆刊行, 其他则多在《小说月报》、《小说世界》等刊载) , 从此专译欧美小说, 统计先后译有一百八十余种 (一说二百余种。来源则为美国、英国、法国、俄国、希腊、德国、日本、比利时、瑞士、挪威、西班牙等语种的作家) , 又为中国近代译界所罕觏, 由此林纾被誉为“译界之王”。

不过, 林纾不谙外语, 也不能读外国原著, 只能“玩索译本, 默印心中”, 他的翻译活动是通过助手得以完成的。所谓助手, 就是魏易、王寿昌、王庆骥、王庆通、李世中、曾宗巩、陈家麟、毛文钟等十九个林纾先后的翻译搭档, 其中, 能够成为“黄金组合”的, 就是一对“林魏”———林纾笔译、魏易口述, 他们这一对组合, 先后译有外国小说及学术著作大凡五十余种。

两人合译的第一本书, 即大名鼎鼎的世界反种族主义迫害的名著———《黑奴吁天录》 (今译《汤姆叔叔的小屋》, 美国斯托夫人原著) , 那是他们于清光绪二十七年 (1901) 在杭州翻译和出版的, 即木刻初印本的“武林魏氏藏版”, 此外该译本还有“商务版” (商务印书馆) 、“文明版” (文明书局) 、“中华版” (中华书局) 等多个版本, 由此也说明它的流传极为广泛。此后, 合作者渐入佳境, 翌年, 他们又有了《英国诗人吟边燕语》 (英国兰姆兄弟原著, 1904年“商务版”) 、《埃司兰情侠传》 (英国哈葛德即亨利·莱特·哈葛德原著, 1904年木刻本) 等, 随即, 高峰到来———

《迦茵小传》 (英国哈葛德即亨利·莱特·哈葛德原著, 1905年“商务版”) 、《埃及金塔剖尸记》 (同上) 、《英孝子火山报仇录》 (同上) 、《拿破仑本纪》 (英国洛加德原著, 1905年“京师学务处官书局”刻本) 、《撒克逊劫后英雄略》 (即《Ivanhoe》, 今译《艾凡赫》, 英国司各德———今译司各特原著, 1905年10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下同) 、《玉雪留痕》 (英国哈葛德即亨利·莱特·哈葛德原著, 1905年) 、《埃斯兰情侠传》 (亨利·莱特·哈葛德原著, 1905年) 、《洪罕女郎传》 (亨利·莱特·哈葛德原著, 1906年) 、《红礁画桨录》 (亨利·莱特·哈葛德原著, 1906年) 、《橡湖仙影》 (英国哈葛德即亨利·莱特·哈葛德原著, 1906年) 、《金风铁雨录》 (即《Micah Clarke》, 英国科南达利———今译柯南道尔原著, 1907年) 、《滑稽外史》 (即《Nicholas Nickleby》, 却而司迭更司———今译查尔斯·狄更斯原著, 1907年) 、《孝女耐儿传》 (即《The Old Curiosity Shop》, 今译《老古玩店》, 狄更斯原著, 1907年) 、《十字军英雄记》 (即《The Talisman》, 司各特原著, 1907年) 、《剑底鸳鸯》 (即《The Betrothed》, 司各特原著, 1907年) 、《拊掌录》 (英国欧文原著, 1907年) 、《神枢鬼藏录》 (英国阿瑟毛利森原著, 1907年) 、《旅行述异》 (英国欧文原著, 1907年) 、《大食故宫余载》 (英国欧文原著, 1907年) 、《空谷佳人》 (英国博兰克巴勒原著, 1907年) 、《双孝子喋血酬恩记》 (英国大畏克司蒂穆雷原著, 1907年) 、《孤星泪》 (法国嚣俄———今译雨果原著, 1907年) 、《花因》 (美国几拉德原著, 1907年) 、《歇洛克奇案开场》 (即《A Studyin Scarlet》, 今译《血字的研究》, 英国柯南道尔原著, 1908年) 、《髯刺客传》 (即《Uncle Bernac》, 英国柯南道尔原著, 1908年) 、《恨绮愁罗记》 (即《The Refugees》, 英国柯南道尔原著, 1908年) 、《电影楼台》 (即《The Doings of Raffles Haw》, 英国柯南道尔原著, 1908年) 、《蛇女士传》 (即《Beyond the City》, 英国柯南道尔原著, 1908年) 、《块肉余生述》及《续编》 (《David Copperfield》, 今译《大卫·考伯菲尔》, 狄更斯原著, 1908年) 、《贼史》 (即《OliverTwist》, 今译《奥立佛·退斯特》或《雾都孤儿》, 狄更斯原著, 1908年) 、《孝女耐儿传》 (英国狄更斯原著, 1908年) 、《恨绮愁罗记》 (英国柯南道尔原著, 1908年) 、《西利亚郡主别传》 (英国马支孟德原著, 1908年) 、《大侠繁露传》 (法国阿克西原著, 1908年) 、《不如归》 (日本德富健次郎原著, 1908年) 、《天囚忏悔录》 (英国约翰·沃克森罕原著, 1908年) 、《黑太子南征录》 (即《The White Company》, 英国柯南道尔原著, 1909年) 、《冰雪因缘》 (即《Dombey and Son》, 今译《董贝父子》, 狄更斯原著, 1909年) 、《藕孔避兵录》 (英国斐立伯倭本翰原著, 1909年) 、《西奴林娜小史》 (安东尼·霍普原著, 1909年) 、《芦花余孽》 (英国色东麦里曼原著, 1909年) 、《彗星夺婿案》 (英国却洛得倭康、诺埃克尔司原著, 1909年) 、《脂粉议员》 (英国司丢阿德原著, 1909年) 。

由上可知, 林、魏合作的蜜月期是1905年到1909年的几年, 在此之前的1903年, “京师大学堂官书局”还印有他们的几部译书, 一是《民种学》 (德国哈伯兰原著) , 一是《布匿第二次战纪》 (英国阿纳乐德原著) , 此后两人进入合译的“高峰期”, 所谓一发而不可收拾, 其中几部译作更是风靡一时, 如《黑奴吁天录》、《迦茵小传》、《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块肉余生述》, 等等, 可谓晚近中国读书界最有影响的几部译本。

二、“其作始也简”

钱锺书先生曾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说:“林纾的翻译所起的‘媒’的作用, 已经是公认的事实”, “我自己就是读了林译而增加学习外国语文的兴趣的。商务印书馆发行的那两小箱《林译小说丛书》是我十一二岁时的大发现, 带领我进了一个新天地, 一个在《水浒》、《西游记》、《聊斋志异》以外另辟的世界。”

这是对林译的肯定, 不过, 由于当年林纾并非是译事的“通人”, 且译书顾及速度而揣摩不足, 如其所言, 是“耳受手追, 声已笔止”, 当然因此会有不少的误译和误读, 对此林纾自称:“鄙人不审西文, 但能笔达, 即有讹错, 均出不知。”这就是“无知者无畏”了, 钱锺书先生则以为:“林纾译本里不忠实或‘讹’的地方也并不完全由于他的助手们外语程度低浅、不够了解原文。”乃是因为林纾的翻译其实是一种“再创作”, 即其“对原文的加工改造”, 而“绝不会由于助手的误解或曲解”。

这可以林、魏合译的《黑奴吁天录》为例。它是《汤姆叔叔的小屋》的第一个中文译本, 有人以为这个译作中“充满了漏译、删节甚至改写”, 是对原作的严重的“不忠实”。这不免让人想起当年严复的译作《天演论》, 以上两书或称译作都在当时的中国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反响和影响, 译者均是有鉴于痛心疾首的民族危机, 欲通过译事来警醒国人, 使人们认识到灭国亡种的危机, 从而发愤图强, 以求爱国保种。

当然, 个中也自有译者“错位”等等的问题。钱锺书还举了许多例子, 说明“他 (林纾) 根据个人的写作标准和企图, 要充当原作者的‘诤友’, 自信有点石成金、以石攻玉或移橘为枳的义务和权利, 把翻译变成借体寄生的、东鳞西爪的写作”。然而, “在‘讹’字这个问题上, 大家一向对林纾从宽发落, 而严厉责备他的助手”, 钱锺书以为不公, 又举例说明, 其中如魏易单独翻译的狄更斯《二城故事》 (今译《双城记》, 连载发表于《庸言》杂志) , “它就只有林、魏合作时那种删改的‘讹’, 却没有合作时那种增改的‘讹’”, 因是, 钱锺书认为:“林译有些地方, 看来助手们不至于‘讹错’, 倒是‘笔达’者‘信笔行之’, 不加思索, 没体味出原话里的机锋。”不过, 林纾自己却是十分自信的, 他曾在译序中认为自己比懂得外文的助手更能领略原作的文笔, 所谓“冲叔初不着意, 久久闻余言始觉”。“冲叔”是魏易的字, 那么, 孰是孰非?愚意上述两种情况可能都有存在, 而林纾和魏易则是互补的一体, 不可或缺的。

翻译本来就是要把“不可能”的事变成“可能”的事的一种挑战, 从严复“三个标准”的“信、雅、达”, 乃至鲁迅的主张“硬译”, 等等, 从来都是争议不断。具体到林、魏的译事, 正所谓“其作始也简”, 种种疏漏、不足皆可以想到, 罗家伦就曾批评“有一位自命能口译Dickens著作的魏易先生, 自己动笔来译《二城故事》, ———竟把第三章《The Night Shadows》完全删去。不知此章是该书最有精彩的一篇, 是理学的结晶, 是全篇的线索”等等。

林纾不识外文 (但他中年之后“尽购中国所有东西洋译本读之, 提要钩元而会其通, 为省中后起英隽所矜式”) , 但有他参与的译述作品当年却深受读者喜爱,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是“古文”大家, 所谓“桐城派”殿军, 但凡文章的开场、伏脉、接笋、结穴, “处处均得古文家义法”, 当然, 译文与原文之间不免会有较大的距离, 所谓“再创作”、“再生产”, 其间是宜或不宜, 则又衍为“接受”的问题了。又如人所言, 林、魏时代, 先有“译述”和“翻译”的不分, 又有文言和白话文掺杂的不分, 顾及言辞的华丽, 则不免牺牲原文的简朴, 兼又有以章回体加以叙述的框架来表述, 种种问题均表现出那是一个传统与现代的转型和过渡的年代。此也正如有人所言:不独林纾, “魏易毕竟是从文言时代的小说译坛走过来的人物, 从他文白夹杂的译文和自费出版的事实, 可以看出这位跨越两个时代的小说译者, 在语言和观念皆发生质变的时刻, 正面临着十分尴尬的境地。”

“尴尬”也是一种色彩, 且呈斑斓之色。再以魏易翻译狄更斯《二城故事》为例。《双城记》的开场白有一段经典的作者的“话外音”, 当年魏易译为:

时之圣者也, 时之凶者也。此亦蒙昧世, 此亦智慧世。此亦光明时节, 此亦黯淡时节。此亦笃信之年, 此亦大惑之年。此亦多丽之阳春, 此亦绝念之穷冬。人或万事俱备, 人或一事无成。我辈其青云直上, 我辈其黄泉永坠。当时有识之士咸谓人间善恶或臻至极。亦必事有所本, 势无可绾, 但居之习之可也。

今人则译为:

那是最美好的时代, 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个睿智的年月, 那是个蒙昧的年月;那是信心百倍的时期, 那是疑虑重重的时期;那是阳光普照的季节, 那是黑暗笼罩的季节;那是充满希望的春天, 那是让人绝望的冬天;我们面前无所不有, 我们面前一无所有;我们大家都在直升天堂, 我们大家都在直下地狱———简而言之, 那个时代和当今这个时代是如此相似, 因而一些吵嚷不休的权威们也坚持认为, 不管它是好是坏, 都只能用“最……”来评价它。 (宋兆霖译文)

加以比较, 不是各呈其美妙的内蕴和特色么?

三、杭州“四林”和“三高”

《黑奴吁天录》在杭州的译成和问世, 以及《二城故事》等的“符号”———“浙江魏易翻译”、“武林魏氏藏版”, 都揭载了这样一个史实:魏易是杭州人, 而林、魏当年译事的一个地点也在杭州, 之所以会在杭州, 则与彼时福建林氏的杭州游踪有关。于是, 这就有了彼时杭州“四林” (林启、林纾、林白水、林长民) 、“三高” (高凤歧、高梦旦、高而谦) 。

闽侯“四林”有乡谊兼血脉的关系。林启, 字迪臣, 其于1896年由衢州调任杭州知府, 在任时政绩与口碑均极佳, 期间浙江巡抚廖寿丰“颇重储才崇实”, 而彼时杭州仅有“诂经”、“紫阳”、“崇文”等六所书院, 林启以为其只学“八股”, 不习“策论”, “只空谈义理, 溺志辞章”, 而当务之急是要振兴实学, 以及创办新学, 用以开发民智、提高国民文化素质, 于是他致力于改革时弊, 同时着手筹办新式学堂。不久, 因查办杭州蒲场巷 (今“大学路”) 普慈寺僧人不法案件, 籍没寺产, 遂与杭州一些士绅商议并呈报巡抚, 建议以寺产开办学堂, 此议得到汪康年、陈汉第以及一些开明京官的响应, 随即巡抚令林启负责实施, 并将之定名为“求是书院”, 1897年得以创立, 林启兼任总办, 这也就是浙江近代国人创办的第一所新式学堂了。

“求是书院”创建后, 从延聘教师到选用教材都很重视“西学”的传习, 课程中有西洋语言文字、翻译书籍报章等, 教材用的是《英文初阶》、《英文进阶》等, 在“藏书楼”中, 赫然也有严复翻译的赫胥黎《天演论》等。教员中, 本地人的魏易被聘教授英文, 期间他与林纾相识, 并开始了他们的合作。

原来, 林启的长子林敦民是其福建同乡和友人魏瀚的大女婿, 魏瀚则是福州船政学堂出身的留法工科进士。林纾与魏瀚也是同乡兼好友, 在林纾中年迭逢母亲和妻子病故之时, 为了消减其心情的消沉和颓唐, 魏翰和王寿昌等遂邀之共同译书, 并首先合译了《茶花女》———此即大名鼎鼎的“林译”第一书《巴黎茶花女轶事》。之后, 魏瀚又介绍林纾给时任杭州知府的林启, 林启遂聘林纾在杭州“东城讲舍”任教, 林纾因而在杭州居住了三年, 期间与人合作, 翻译了许多不同语种的文学作品, 至1901年秋迁家至北京。

林白水, 早年为闽南名士, 其时浙江石门县知县林伯颖慕名请“二林” (林纾、林白水) 教授子弟林长民、林肇民、林尹民、林觉民 (辛亥革命烈士) , 再后又由林启聘至杭州蚕桑学堂任教。“二林”均是才子, 又惺惺相惜, 时常吟诗唱和。林白水曾任杭州“求是书院”总教习, 后来他在上海与蔡元培等发起组织“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等, 鼓噪反清革命。

林白水曾在福州、杭州、上海等多地办学、办报, 还曾被杭州名士汤藻馨聘为《杭州白话报》笔政, 该报以鼓吹新政为宗旨, 颇负时誉。后来他在上海创刊《中国白话报》, 并且是蔡元培创办的《俄事警闻》的主笔。晚年的林白水在北京还创办有《公言报》、《新社会报》 (后为《社会日报》) 等, 乃至以身殉报。

林长民 (字宗孟, 亦称“双栝庐主人”) , 其父仕宦浙江, 其遂生于杭州, 早年在杭州外语学堂学习英文和日文, 后赴日留学。此前杭州林宅的家塾分“国学”、“新学”两斋, 其子侄受学于内, 前者即由林纾主讲, 后者则由林白水主讲, 而林长民与林纾、林白水亦师亦友。林长民的小女林徽因, 出生于杭州陆官巷的林宅, 因此, 人称其杭州人也 (今“西湖十景”之一的“花港观鱼”有她的铜雕剪影) 。

至于“三高”, 也是魏瀚介绍来的福建同乡和亲戚。高梦旦曾在杭州“求是书院”任教, 他的兄长高凤歧 (字啸桐, 福建长乐人) 、弟弟高而谦皆是林启的挚友。高梦旦后来是商务印书馆经理, 期间曾主持出版著名的“林译说部丛书”, 于是林纾名声大噪, 成就了这位旷世的中国近代翻译大家。郑振铎先生曾揭文高度评价“林译”, 而郑先生即是高梦旦先生的“乘龙快婿”。这些, 都是文坛佳话了。

林纾、魏易当年杭州译事, 作为人脉的背景, 以上值得一提。

四、杭州“求是书院”佚闻———《黑奴吁天录》的诞生

魏易 (1880—1930) , 字冲叔、聪叔、充叔、春叔, 杭州人。其早年失怙, 乃公费读书于上海梵王渡学院 (即圣约翰大学前身) , 毕业后返乡, 乃遇林纾, 于是有了一段他们合作译书的经历。

彼时魏易在杭州除了服务于“求是书院”, 还曾是林启创办的另一家书院即杭州“养正书塾”的教习。蔡元培早年日记中记载:“进城, 看仲恕、燕生、伯絅、叔通、介石、叔民、聪叔, 适皆到求是书院, 畅谈。”其中提及的聪叔, 即是魏易。

话说1901年 (一说1905年) , 在“求是书院”教书的魏易看到一本美国长篇小说, 魏易后来记述说:“近得美儒斯土活氏所著《黑奴吁天录》, 反复披玩, 不啻暮鼓晨钟。以告闽县林先生琴南, 先生博学能文, 许同任翻译之事。易之书塾, 与先生相距咫尺, 于是日就先生讨论。易口述, 先生笔译, 酷暑不少间断, 阅月而书竣, 遂付剞劂, 以示吾支那同族之人。”

《黑奴吁天录》的主人公是一位名叫汤姆的黑奴, 他为人诚实善良, 又任劳任怨, 他的主人为了还债, 又把他转手卖给了奴隶贩子海留, 接着海留又将他转卖给另一个白人主人, 乃至再次像猪狗一样被卖给另一个更加凶暴的农场主。汤姆虽受尽百般虐待, 但只是责怪自己命运不好, 既不觉悟, 也不敢反抗 (因此后来被称为是“汤姆叔叔主义”, 与“阿Q精神”相似) , 最后, 他冒着生命的危险, 悄悄放走了两个和他一样命运的女黑奴, 却被残忍的农场主活活打死了。小说深刻地暴露了美国种族主义压迫的罪恶, 鞭挞了万恶的奴隶制度, 诚如林纾在译序中说:小说揭示的“黑奴”的命运, 与“华工”相似, 甚至, “黄人受虐, 或加甚于黑人”。然而, 困于一洋之隔以及种种的障碍, “无通人记载其事, 余无从知之。而可据为前谳者, 独《黑奴吁天录》耳”, 读之倍感“其中累述黑奴惨状, 非巧于叙悲, 亦就其原书所著录者, 触黄种之将亡, 因而愈生其悲怀耳”, 于是, 这就有了一个机缘:“是书假诸求是书院, 仁和魏君聪叔易口述其事, 余泚笔记之, 凡六十有六日毕。”

正如《汤姆叔叔的小屋》的问世被称为是“打响了南北战争的第一枪”, 《黑奴吁天录》在中国则起了警醒国人的意义, 当年鲁迅在日本读之, 至为喜欢, 他在致蒋抑卮的信中说:“曼思故国, 来日方长, 载悲黑奴前车如是, 弥益感喟。”后来中国留学生于1906年在东京成立“春柳社”的话剧团体, 率先就将《黑奴吁天录》改编为一个五幕话剧, 并于翌年成功上演, 接着国内的“春阳社”也在上海公演, 而《黑奴吁天录》的译本还被改编为许多诗歌、绘画的作品等。如今, 正如《汤姆叔叔的小屋》还被认为是曾经改变世界历史的十六部作品之一, 而《黑奴吁天录》也被认为是改变了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之一。

《黑奴吁天录》译成并出版后的翌年, 林、魏均北上供职于“京师大学堂”的“译书局”, 因其时严复主持“京师大学堂”, 聘两人为译员和教席。魏易与林纾在“京师大学堂”合作有七年之久, 译书共四十余种, 其中世界文学名著占半数。林纾在译《吟边燕语》的序中说:“长沙张尚书既领译事于京师, 余与魏君适厕译席。魏君口述, 余则叙致为文章。计二年以来, 余二人所分译者, 得三四种。”即是指此事。除合译文学作品之外, 两人还合译有法国历史著作《布匿第二次战纪》和《拿破仑本纪》。到了1903年, 张元济主持商务印书馆编译所, 拟出“翻译小说丛书”, 遂以高稿酬向林纾索稿, 因是, 自翌年起, 林纾、魏易专为商务印书馆合译外国小说, 计有狄更斯著作五种、司各特著作三种、欧文著作三种、科南道尔著作七种、哈葛德著作七种以及其他著作十五种。

彼时魏易出任清廷学部翻译官、京师大学堂教席, 1909年后他转入仕途, 遂停止与林纾的合作, 但并没有放弃译事。1913年, 他翻译了“马哥博罗”即马可波罗的《游记》即《元代客卿马博罗游记》, 后来又独自翻译了狄更斯的《二城故事》。此外, 他还译有法国作家勒东路易的《冰蘖余生记》、大仲马的《苏后玛丽惨史》, 这都是他与林纾分手后译出的。

魏易后任大清银行总裁秘书, 进入民国后则历任国务院总理顾问兼印刷局局长、侨务所英文编译主任、督办全国煤油矿事务秘书、开滦矿务公司经理、盐务署秘书、顺直水利委员会秘书长、运河浚渫管理处长等。一说他还曾在熊希龄内阁任秘书长等。又据惠隐《梁启超任北洋财政总长时二三事》:“与林琴南合译西国小说之魏易, 为任公所赏识, 荐为盐务署秘书。盐税为善后大借款四万五千万的抵押品, 是署内设有稽核所, 由外人丁恩主持。财长与外人会见, 须用翻译, 魏长于英文, 因得用, 旋亦随任公去职。”

1930年, 魏易死于咯血之症, 年仅四十九岁。

据蔡登山先生的介绍, 魏易的女儿魏惟仪 (前台湾当局“驻美大使”沈剑虹的夫人) 有《我的父亲———魏易》的回忆, 她说:“最使我们这些子女惭愧的是, 由于八年抗战颠沛流离, 把父亲的书全部散失, 他的书多半是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战后我们曾去购买, 但发现该馆在闸北所藏旧书已全毁于战火, 父亲的书于是成了绝版。”但后来其家人及高克毅先生等四处寻觅, “获悉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书内, 竟有林、魏合译小说十八种;如哥伦比亚、密西根、柏克莱加大等东亚图书馆, 也各有两三种不同的”, 沈、魏夫妇遂请台北“中央图书馆”以其名义“请各该馆代为制作缩影本”, 乃至“等各图书馆的缩影到手, 再加上其他可靠的来源, 这项进行多年的猎书记, 仅差五种, 就可以圆满结束了”。蔡登山先生遂感慨:“魏、林的译本终于在其子女的寻访中, 重回国人的眼前, 这不能不说是不幸中的大幸了。” (魏易的儿子魏景蒙毕业于燕京大学, 后从事新闻事业, 曾任《时事新报》、《大陆报》记者, 后为国民党中宣部上海办事处主任、“台湾中央通讯社”副社长及社长、台湾行政部门新闻局局长等。此外, 台湾女艺人张艾嘉是魏易的外孙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