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城”里的才女李清照

2019-05-24 09:50 编辑:益千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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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女之累:李清照及其接受史》,[美]艾朗诺著,夏丽丽、赵惠俊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3月第一版。

李清照是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才女之一。在多数人的印象里,李清照的形象一直都是中学课本里介绍的那样:她出身官宦之家,加上天资聪慧,因此年少时便显露出不凡的才华。后来又嫁给丞相的儿子、太学生赵明诚,可谓是“志趣爱好相同,生活美满幸福”。可是,后来北宋灭亡,赵明诚不久也病死。“南渡”后的李清照过着流离失所的生活,直到离开人世。生活的变化,反映到李清照的诗词、文章里,就是她前期作品多描写幸福生活或夫妻离别的忧愁,后期作品更多的是对丈夫的无限怀念与对故国的深切眷恋。也就是说,她从一位“却把青梅嗅”的可爱少女,变成了一位“人比黄花瘦”的愁怨妇人。

可是,美国汉学家艾朗诺的名著《才女之累:李清照及其接受史》大大颠覆了人们心中的李清照形象。艾朗诺在这本书中批驳了易安词的传统阅读方式,指出“自传体解读”的困境。为了摆脱这种困境,他引用了大量的古代文献,试图理清历史积淀下来的“先入之见”产生的原因,它们投合了哪种需要,及其与易安词原意相悖之处。最后,艾朗诺竭力搁置相关的预设与假定,努力从他认为比较客观的立场来赏析易安词,以期呈现李清照的真实面貌。

拭去历史尘埃,可以读出一位更加真实的李清照。她的一生,可谓是生活在重重“围城”之中,形单影只而始终在抗争:在最钟情的文艺天地里,她因强大自信而露才扬己;在最向往的婚姻生活中,她因富于浪漫而纠结挣扎;在最挚爱的家国疆土上,她因山河破碎而四处突围。

一、在文艺的“围城”里

作为中国古代最杰出的女作家,李清照的自身天赋固然重要,而其才华的滋养与创作的激发,与其家庭背景、生活经历和社会环境等关系尤为密切。其父李格非,进士出身,官至礼部员外郎,是一位博通经史的学者,又是一位文学家。母亲王氏,也善于写文章。这样的诗书之家对李清照产生了深刻影响,因而她在青春年少时便显示出文学才华,所以张耒撰写的《李格非墓志铭》称:“长女清照能诗文。”

李清照十八岁(1101年),嫁给了赵明诚。赵明诚时年21岁,是丞相赵挺之的儿子,在太学读书。他不仅喜爱文学,更酷爱金石书画。良好的条件使李清照文学艺术才能得以进一步发展。她能写散文、骈文,能创作诗、词,能考证金石,书法、绘画也很出色。

然而在中国古代,一个女子想闯进文坛谈何容易。可是李清照却表现出“巾帼不让须眉”的气魄,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她那篇《词论》。她从唐代歌者李八郎的故事开篇,既阐述了词的“声乐并著”的特点,叙述了它的发展,还隐喻自己的词也有“众皆泣下”、感发人心的力量。而论及五代之后,直到宋代,她认为“斯文道熄”,因此,所有词人都遭到她的批评,无一例外。如她批评晏殊、欧阳修和苏轼,说他们学问很大,但作词时都不会修饰“句读”,“不协韵律”。李清照的《词论》虽然有所欠妥,如将诗与词截然分开,认为词“别是一家”,以及没有认识到苏轼在“豪放”词风上的创造性贡献等,但它是词史上第一篇专论,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从中可以窥见李清照的文学自信,和敢于独闯文坛、向男性文学家挑战的勇气。这样才气逼人、光芒四射的李清照才是真实的李清照!

李清照的词,言词新巧,用典无痕,感触细腻,情思浓郁,创造出女性笔下独有的深婉意境。那些能够确认在她名下的词作几乎都是名篇,兹不一一列举。宋代歌妓文人如洪惠英、严蕊等人自不必说,就是名媛文人如朱淑真的词作,与李清照相比,也是一种陈旧的可怜情怀,两者有着云泥之别。即使是男性词人,也无法写得如此新鲜、深挚。所以,王士禛“婉约以易安为宗”的论断,为后人普遍赞同。

二、在婚姻的“围城”里

在“南渡”之前,李清照的婚姻在旁观者看来,似乎是美满的。这一印象主要来自《金石录后序》,如:“每朔望谒告出,质衣取半千钱,步入相国寺,市碑文果实归,相对展玩咀嚼,自谓葛天氏之民也。”“余性偶强记,每饭罢,坐归来堂烹茶,指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页第几行,以中否角胜负,为饮茶先后。中即举杯大笑,至茶倾覆怀中,反不得饮而起。甘心老是乡矣。”这些有关家庭生活的回忆,给人的感觉是情趣高雅而又十分温馨。可从另一角度来看,李清照常凭自己“性偶强记”而与赵决一胜负,也透露出她的逞强使性。另据南宋周邦彦之子周煇《清波杂志》自序:“顷见易安族人,言明诚在建康日,易安每值天大雪,即顶笠披蓑,循城远览以寻诗,得句必邀其夫赓和,明诚每苦之也。”(转引自艾朗诺《才女之累:李清照及其接受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出版,第175页)赵以之为苦,而李却以之为乐,因为赵的诗才与李相比,不可同日而语。所以,从这些家庭日常活动中,依然可以见出一个以才学自许、争强好胜的李清照。

更有甚者,美国学者宇文所安从这篇《后序》里捕捉到了李清照婚姻中不和谐的信息。如李清照追叙赵明诚去世前后状态说:“病危在膏肓。余悲泣,仓皇不忍问后事。八月十八日,遂不起,取笔作诗,绝笔而终,殊无分香卖履之意。”“分香卖履”典故出自曹操在临终时嘱咐妻妾的话。曹操将“香”分给妻妾,并希望她们以后编织草鞋度日。凭李清照的博学,她当然知道此典的隐意。艾朗诺也说:“我们确实有很好的理由认为这四个字暗示了家庭内部存有妾室。”(《才女之累》,第255页)再联想到李清照无子的事实,那么,赵明诚纳妾在那个时代也是理所当然。但这对于李清照来说,无疑是极大的打击。

而《感怀》词序恰好印证了他们夫妻之间的矛盾:“宣和辛丑(1121)八月十日到莱,独坐一室,平生所见,皆不在目前。几上有《礼韵》,因信手开之,约以所开为韵作诗。偶得‘子’字,因以为韵,作《感怀》诗云。”赵明诚当时为莱州知州,夫妻分居有段时日,可是当李清照到达莱州,赵却不想见她,故而李“独坐一室”。莫非赵此时已有新欢?如果夫妻两个感情如初,即“一种相思,两处闲愁”,赵会如此冷落她吗?并且,李清照作诗取“子”韵,仅仅是巧合吗?可见,她们的婚姻中有不和谐的因素在,极有可能与“子”有关。类似不和谐的文字,还可以举出若干,此处从略。那么,如果赵明诚纳妾,李清照自然是不能容忍,却又无可奈何。难怪李清照“南渡”前的诗词,写得那样孤独、凄惨甚至绝望。

“南渡”后,李清照“再嫁”事件,已经是当今学术界的共识。据李清照《投翰林学士綦崈礼启》这封书信所述,她陷入这场灾难性的婚姻,“十旬”后就状告丈夫张汝舟,并与之离婚。按照宋代法律,妻子主动离婚,即使有正当理由打赢官司,也要坐牢两年。当时李清照都快五十岁了,这么迅速地结婚,又果断地离婚,原因何在?主要还是那些“与身俱存亡”(赵明诚嘱咐语,可见他不顾妻子安危)的金石字画,将她拖向万丈深渊。这些收藏品学术价值高,艺术价值大,又是珍贵的纪念,而在动荡时局中,要保护好它们,李清照确实需要一个可靠的人。而当她发现张汝舟图谋不轨之后,便立刻起诉他,要求离婚。这才是真实的李清照:她没有像其他女子那样选择沉默,而是表现出决绝的反抗,不怕世人的嘲笑与谩骂!

因此,无论是“南渡”前,还是“南渡”后;无论是曾经对赵明诚的不满,还是日后对他的思念,尤其是离婚之后;无论是她深陷“围城”(两次),还是脱离“围城”,李清照尝尽了人间的冷暖、辛酸和羞耻,而诗词就是她排忧抒愤的最佳方式。在婚姻的“围城”里,她的浪漫与忧愁、抗争与无奈、高雅与凄楚,我们都能从她的词作中读出。

三、在家国的“围城”里

李清照的一生,其个人遭际实际上与其时代紧密相关,甚至可以说是同步起伏升降。1126年(靖康元年)发生“靖康之难”,次年北宋被金国灭亡,南宋建立。而李清照的丈夫赵明诚也是在此之后,赴建康(南京)途中染病,于1129年去世。因此,李清照既经历了承平盛世下的相对安定生活,又遭受了万方多难时的社会动荡不安。特别是在赵明诚去世之后,她过着“漂流遂与流人伍”(《上枢密韩公工部尚书胡公》)的生活。加之无奈的再婚,绝决的离婚,又使得这位才华绝代的女子饱受双重耻辱。

忧患出诗人。在社会发生巨变后,李清照进入文学创作的丰收期,此期作品如《投翰林学士綦崈礼启》《上枢密韩公工部尚书胡公》(二首并序)《金石录后序》《打马图经序》《打马赋》《打马图经命辞》等,都十分著名。

李清照在离婚风波中被投入狱,赵明诚的亲戚綦崈礼时为翰林学士,在他的帮助下,九天之后,李清照又得获自由。出狱后,她用雅致的骈文、繁复的典故,在《投翰林学士綦崈礼启》中陈述了当初如何被张汝舟骗入这场灾难性的婚姻,和遭受家庭暴力等经过,表达了对綦崈礼的感激之情,和自己“败德败名”的愧疚。如艾朗诺所说,“这封书信正是一位羞愧者的自陈”(《才女之累》,第120页)。李清照甚至预见到自己“难逃万世之讥”的结局,但她仍然把这件事公布于世。

1133年,枢密使韩肖胄和工部尚书胡松年将出使金国,代表大宋与金和谈。李清照向韩、胡两位使臣呈上自己的诗作《上枢密韩公工部尚书胡公》(二首并序)。在诗中,她强调历史上胡汉背盟的事实:“夷虏从来性虎狼,不虞预备庸何伤。衷甲昔时闻楚幕,乘城前日记平凉。”最后说:“欲将血泪寄山河,去洒东山一抔土。”一位女子竟然也为宋金谈判进言,并凭借精妙的文辞对“和谈”抗议。李清照的“参政”热情,令人敬佩,让人惊讶。《金石录后序》除了前文已经提到的暗示“婚姻危机”之外,这里需要提及李清照作序的另一隐秘动机。如“每获一书,即同共校勘,整集签题”,“虽处忧患困穷而志不屈”,“乐在声色狗马之上”云云,字里行间,既反映了她平生志趣,也暗示了她对这场浩大的学术工程的贡献。

还有《打马图经命辞》,表面上只是游戏规则的说明,但人们绝不会错过其中隐含的政治及军事信息。如“老矣不复志千里,但愿相将过淮水!”(《打马赋》)“且好胜者人之常情,游艺者士之末技。说梅止渴,稍疏奔竞之心;画饼充饥,少谢腾骧之志。”(《打马赋》)都显示出李清照既是“博弈者”也是“复兴者”。她希望宋军能够扭转颓势,收复河山。

这些作品,与李清照的个人遭际和个性特点结合起来看,绝不是一时兴到之言,而是与“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乌江》)所反映的精神、志气相契合。因此,李清照“南渡”后的作品,表达了自己对国家危亡的关切和克复神州的愿望,同时也表明自己始终不渝的爱好和志趣。当然她也需要通过各种渠道,澄清自己,企盼能够重新获得尊严。总之,为了回归故土,为了立足于世,在家国破碎之后,她依然不屈不挠地突围,寻找存在感,以获得心灵的慰藉。

前文已述,从《词论》中可以看出,由于在李清照的文学观里,诗与词是不同的文学样式。故在词中,多抒发个人生活的感慨,婉约沉挚;而在诗中,则“不作闺阁语”,多写自己的怀抱与故国之思,显得慷慨激愤。如“南渡衣冠思王导,北来消息少刘琨”(《佚句》)、“南来犹怯吴江冷,北狩应知易水寒”(《佚句》)等等。但她的诗词与文章的内在情思与胸襟、优雅与情怀、不屈与高贵是一致的。

因此,读李清照的作品,既要将其诗词和文章联系起来,也要将之与其生平、时代联系起来,互证互释,才能读出历史上那位有志趣与才华、有气魄与情怀的才女李清照,否则她的那些比兴寄托之篇,就成了吟花弄月之句。

杨绛给《围城》电视剧的片头题词说:“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转自陈子谦《论钱锺书》,第3页)若用这句话来解读李清照的一生,可以说是再贴切不过了。无论是在文学世界里,还是在家庭婚姻里,抑或在家国疆土上,李清照是那个时代的时尚者、自信者和尊贵者。她始终在人生的重重围城中寻寻觅觅,试图突围,个性鲜明而又一以贯之。

李清照既是中国文学史上光彩照人的杰出作家,也是中国历史上如花飘零的精神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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