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城”里的才女李清照

《才女之累：李清照及其接受史》，[美]艾朗诺著，夏丽丽、赵惠俊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3月第一版。

李清照是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才女之一。在多数人的印象里，李清照的形象一直都是中学课本里介绍的那样：她出身官宦之家，加上天资聪慧，因此年少时便显露出不凡的才华。后来又嫁给丞相的儿子、太学生赵明诚，可谓是“志趣爱好相同，生活美满幸福”。可是，后来北宋灭亡，赵明诚不久也病死。“南渡”后的李清照过着流离失所的生活，直到离开人世。生活的变化，反映到李清照的诗词、文章里，就是她前期作品多描写幸福生活或夫妻离别的忧愁，后期作品更多的是对丈夫的无限怀念与对故国的深切眷恋。也就是说，她从一位“却把青梅嗅”的可爱少女，变成了一位“人比黄花瘦”的愁怨妇人。

可是，美国汉学家艾朗诺的名著《才女之累：李清照及其接受史》大大颠覆了人们心中的李清照形象。艾朗诺在这本书中批驳了易安词的传统阅读方式，指出“自传体解读”的困境。为了摆脱这种困境，他引用了大量的古代文献，试图理清历史积淀下来的“先入之见”产生的原因，它们投合了哪种需要，及其与易安词原意相悖之处。最后，艾朗诺竭力搁置相关的预设与假定，努力从他认为比较客观的立场来赏析易安词，以期呈现李清照的真实面貌。

拭去历史尘埃，可以读出一位更加真实的李清照。她的一生，可谓是生活在重重“围城”之中，形单影只而始终在抗争：在最钟情的文艺天地里，她因强大自信而露才扬己；在最向往的婚姻生活中，她因富于浪漫而纠结挣扎；在最挚爱的家国疆土上，她因山河破碎而四处突围。

一、在文艺的“围城”里

作为中国古代最杰出的女作家，李清照的自身天赋固然重要，而其才华的滋养与创作的激发，与其家庭背景、生活经历和社会环境等关系尤为密切。其父李格非，进士出身，官至礼部员外郎，是一位博通经史的学者，又是一位文学家。母亲王氏，也善于写文章。这样的诗书之家对李清照产生了深刻影响，因而她在青春年少时便显示出文学才华，所以张耒撰写的《李格非墓志铭》称：“长女清照能诗文。”

李清照十八岁（1101年），嫁给了赵明诚。赵明诚时年21岁，是丞相赵挺之的儿子，在太学读书。他不仅喜爱文学，更酷爱金石书画。良好的条件使李清照文学艺术才能得以进一步发展。她能写散文、骈文，能创作诗、词，能考证金石，书法、绘画也很出色。

然而在中国古代，一个女子想闯进文坛谈何容易。可是李清照却表现出“巾帼不让须眉”的气魄，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她那篇《词论》。她从唐代歌者李八郎的故事开篇，既阐述了词的“声乐并著”的特点，叙述了它的发展，还隐喻自己的词也有“众皆泣下”、感发人心的力量。而论及五代之后，直到宋代，她认为“斯文道熄”，因此，所有词人都遭到她的批评，无一例外。如她批评晏殊、欧阳修和苏轼，说他们学问很大，但作词时都不会修饰“句读”，“不协韵律”。李清照的《词论》虽然有所欠妥，如将诗与词截然分开，认为词“别是一家”，以及没有认识到苏轼在“豪放”词风上的创造性贡献等，但它是词史上第一篇专论，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从中可以窥见李清照的文学自信，和敢于独闯文坛、向男性文学家挑战的勇气。这样才气逼人、光芒四射的李清照才是真实的李清照！

李清照的词，言词新巧，用典无痕，感触细腻，情思浓郁，创造出女性笔下独有的深婉意境。那些能够确认在她名下的词作几乎都是名篇，兹不一一列举。宋代歌妓文人如洪惠英、严蕊等人自不必说，就是名媛文人如朱淑真的词作，与李清照相比，也是一种陈旧的可怜情怀，两者有着云泥之别。即使是男性词人，也无法写得如此新鲜、深挚。所以，王士禛“婉约以易安为宗”的论断，为后人普遍赞同。

二、在婚姻的“围城”里

在“南渡”之前，李清照的婚姻在旁观者看来，似乎是美满的。这一印象主要来自《金石录后序》，如：“每朔望谒告出，质衣取半千钱，步入相国寺，市碑文果实归，相对展玩咀嚼，自谓葛天氏之民也。”“余性偶强记，每饭罢，坐归来堂烹茶，指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页第几行，以中否角胜负，为饮茶先后。中即举杯大笑，至茶倾覆怀中，反不得饮而起。甘心老是乡矣。”这些有关家庭生活的回忆，给人的感觉是情趣高雅而又十分温馨。可从另一角度来看，李清照常凭自己“性偶强记”而与赵决一胜负，也透露出她的逞强使性。另据南宋周邦彦之子周煇《清波杂志》自序：“顷见易安族人，言明诚在建康日，易安每值天大雪，即顶笠披蓑，循城远览以寻诗，得句必邀其夫赓和，明诚每苦之也。”（转引自艾朗诺《才女之累：李清照及其接受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出版，第175页）赵以之为苦，而李却以之为乐，因为赵的诗才与李相比，不可同日而语。所以，从这些家庭日常活动中，依然可以见出一个以才学自许、争强好胜的李清照。

更有甚者，美国学者宇文所安从这篇《后序》里捕捉到了李清照婚姻中不和谐的信息。如李清照追叙赵明诚去世前后状态说：“病危在膏肓。余悲泣，仓皇不忍问后事。八月十八日，遂不起，取笔作诗，绝笔而终，殊无分香卖履之意。”“分香卖履”典故出自曹操在临终时嘱咐妻妾的话。曹操将“香”分给妻妾，并希望她们以后编织草鞋度日。凭李清照的博学，她当然知道此典的隐意。艾朗诺也说：“我们确实有很好的理由认为这四个字暗示了家庭内部存有妾室。”（《才女之累》，第255页）再联想到李清照无子的事实，那么，赵明诚纳妾在那个时代也是理所当然。但这对于李清照来说，无疑是极大的打击。

而《感怀》词序恰好印证了他们夫妻之间的矛盾：“宣和辛丑（1121）八月十日到莱，独坐一室，平生所见，皆不在目前。几上有《礼韵》，因信手开之，约以所开为韵作诗。偶得‘子’字，因以为韵，作《感怀》诗云。”赵明诚当时为莱州知州，夫妻分居有段时日，可是当李清照到达莱州，赵却不想见她，故而李“独坐一室”。莫非赵此时已有新欢？如果夫妻两个感情如初，即“一种相思，两处闲愁”，赵会如此冷落她吗？并且，李清照作诗取“子”韵，仅仅是巧合吗？可见，她们的婚姻中有不和谐的因素在，极有可能与“子”有关。类似不和谐的文字，还可以举出若干，此处从略。那么，如果赵明诚纳妾，李清照自然是不能容忍，却又无可奈何。难怪李清照“南渡”前的诗词，写得那样孤独、凄惨甚至绝望。

“南渡”后，李清照“再嫁”事件，已经是当今学术界的共识。据李清照《投翰林学士綦崈礼启》这封书信所述，她陷入这场灾难性的婚姻，“十旬”后就状告丈夫张汝舟，并与之离婚。按照宋代法律，妻子主动离婚，即使有正当理由打赢官司，也要坐牢两年。当时李清照都快五十岁了，这么迅速地结婚，又果断地离婚，原因何在？主要还是那些“与身俱存亡”（赵明诚嘱咐语，可见他不顾妻子安危）的金石字画，将她拖向万丈深渊。这些收藏品学术价值高，艺术价值大，又是珍贵的纪念，而在动荡时局中，要保护好它们，李清照确实需要一个可靠的人。而当她发现张汝舟图谋不轨之后，便立刻起诉他，要求离婚。这才是真实的李清照：她没有像其他女子那样选择沉默，而是表现出决绝的反抗，不怕世人的嘲笑与谩骂！

因此，无论是“南渡”前，还是“南渡”后；无论是曾经对赵明诚的不满，还是日后对他的思念，尤其是离婚之后；无论是她深陷“围城”（两次），还是脱离“围城”，李清照尝尽了人间的冷暖、辛酸和羞耻，而诗词就是她排忧抒愤的最佳方式。在婚姻的“围城”里，她的浪漫与忧愁、抗争与无奈、高雅与凄楚，我们都能从她的词作中读出。

三、在家国的“围城”里

李清照的一生，其个人遭际实际上与其时代紧密相关，甚至可以说是同步起伏升降。1126年（靖康元年）发生“靖康之难”，次年北宋被金国灭亡，南宋建立。而李清照的丈夫赵明诚也是在此之后，赴建康（南京）途中染病，于1129年去世。因此，李清照既经历了承平盛世下的相对安定生活，又遭受了万方多难时的社会动荡不安。特别是在赵明诚去世之后，她过着“漂流遂与流人伍”（《上枢密韩公工部尚书胡公》）的生活。加之无奈的再婚，绝决的离婚，又使得这位才华绝代的女子饱受双重耻辱。

忧患出诗人。在社会发生巨变后，李清照进入文学创作的丰收期，此期作品如《投翰林学士綦崈礼启》《上枢密韩公工部尚书胡公》（二首并序）《金石录后序》《打马图经序》《打马赋》《打马图经命辞》等，都十分著名。

李清照在离婚风波中被投入狱，赵明诚的亲戚綦崈礼时为翰林学士，在他的帮助下，九天之后，李清照又得获自由。出狱后，她用雅致的骈文、繁复的典故，在《投翰林学士綦崈礼启》中陈述了当初如何被张汝舟骗入这场灾难性的婚姻，和遭受家庭暴力等经过，表达了对綦崈礼的感激之情，和自己“败德败名”的愧疚。如艾朗诺所说，“这封书信正是一位羞愧者的自陈”（《才女之累》，第120页）。李清照甚至预见到自己“难逃万世之讥”的结局，但她仍然把这件事公布于世。

1133年，枢密使韩肖胄和工部尚书胡松年将出使金国，代表大宋与金和谈。李清照向韩、胡两位使臣呈上自己的诗作《上枢密韩公工部尚书胡公》（二首并序）。在诗中，她强调历史上胡汉背盟的事实：“夷虏从来性虎狼，不虞预备庸何伤。衷甲昔时闻楚幕，乘城前日记平凉。”最后说：“欲将血泪寄山河，去洒东山一抔土。”一位女子竟然也为宋金谈判进言，并凭借精妙的文辞对“和谈”抗议。李清照的“参政”热情，令人敬佩，让人惊讶。《金石录后序》除了前文已经提到的暗示“婚姻危机”之外，这里需要提及李清照作序的另一隐秘动机。如“每获一书，即同共校勘，整集签题”，“虽处忧患困穷而志不屈”，“乐在声色狗马之上”云云，字里行间，既反映了她平生志趣，也暗示了她对这场浩大的学术工程的贡献。

还有《打马图经命辞》，表面上只是游戏规则的说明，但人们绝不会错过其中隐含的政治及军事信息。如“老矣不复志千里，但愿相将过淮水！”（《打马赋》）“且好胜者人之常情，游艺者士之末技。说梅止渴，稍疏奔竞之心；画饼充饥，少谢腾骧之志。”（《打马赋》）都显示出李清照既是“博弈者”也是“复兴者”。她希望宋军能够扭转颓势，收复河山。

这些作品，与李清照的个人遭际和个性特点结合起来看，绝不是一时兴到之言，而是与“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乌江》）所反映的精神、志气相契合。因此，李清照“南渡”后的作品，表达了自己对国家危亡的关切和克复神州的愿望，同时也表明自己始终不渝的爱好和志趣。当然她也需要通过各种渠道，澄清自己，企盼能够重新获得尊严。总之，为了回归故土，为了立足于世，在家国破碎之后，她依然不屈不挠地突围，寻找存在感，以获得心灵的慰藉。

前文已述，从《词论》中可以看出，由于在李清照的文学观里，诗与词是不同的文学样式。故在词中，多抒发个人生活的感慨，婉约沉挚；而在诗中，则“不作闺阁语”，多写自己的怀抱与故国之思，显得慷慨激愤。如“南渡衣冠思王导，北来消息少刘琨”（《佚句》）、“南来犹怯吴江冷，北狩应知易水寒”（《佚句》）等等。但她的诗词与文章的内在情思与胸襟、优雅与情怀、不屈与高贵是一致的。

因此，读李清照的作品，既要将其诗词和文章联系起来，也要将之与其生平、时代联系起来，互证互释，才能读出历史上那位有志趣与才华、有气魄与情怀的才女李清照，否则她的那些比兴寄托之篇，就成了吟花弄月之句。

杨绛给《围城》电视剧的片头题词说：“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转自陈子谦《论钱锺书》，第3页）若用这句话来解读李清照的一生，可以说是再贴切不过了。无论是在文学世界里，还是在家庭婚姻里，抑或在家国疆土上，李清照是那个时代的时尚者、自信者和尊贵者。她始终在人生的重重围城中寻寻觅觅，试图突围，个性鲜明而又一以贯之。

李清照既是中国文学史上光彩照人的杰出作家，也是中国历史上如花飘零的精神贵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