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文化有何特殊的精神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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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三角洲城市群是我国经济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吸纳外来人口最多的区域之一，是“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的重要交汇地带，在国家现代化建设大局和全方位开放格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

今天的长三角城市群在我国城市发展中之所以独具特色，与江南文化密切相关。江南地区特有的政治经济、人文地理、社会结构、文化传统和精神范式，不仅决定着长三角城市群的现在，而且必将影响到长三角一体化的未来。然而，仅仅意识到文化储量丰厚、传统相关度高是不够的，下一步的关键是如何在返本开新的基础上，实现江南文化的重建与当代转换。

见贤思齐：

古今多少“小扬州”

长三角地区是当今我国城市化水平最高、城市体系最为完备的一个区域。各具特色的小城镇星罗棋布，城镇分布密度达到每万平方公里80多个，是全国平均水平的4倍左右。这种中小都市（市镇）的密集出现，是唐宋时期江南地区社会经济变革的重要表现，并在明清时期达到一轮高峰，发挥着重要的经济和文化职能。

同时，江南城市体系下层的重要性和厚度，即中小都市（市镇）的兴盛，与改革开放之后长三角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苏南模式”有着历史承接关系。这是长三角城市群现今的突出特征之一。其在文化上的表现就是，江南城市（包括市镇）称谓上“小某某”的普遍应用。

以“小扬州”为例，仪征因为盐务的缘故，商贾作派和文人风气与扬州相通。厉惕斋《真州竹枝词》云：“敢说吾乡浑不俗，君来又住小扬州。”高邮的生活方式和人文气息颇似扬州，故王虎卿《珠湖竹枝词》云：“莫笑一州如斗大，而今已作小扬州。”泰州在晚清一度是东南政治经济重镇，朱宝善《海陵竹枝词》云：“眼底烟花太寥落，淮南赖有小扬州。”

不仅“小扬州”，自古至今“小杭州”“小苏州”“小上海”等别称在江南城市中俯拾皆是。这种异常活跃的“小某某”文化现象，既是卫星市镇与中心城市之间存在联动合作关系的一种表现，更有见贤思齐的竞逐意识。事实上，历史上也不乏“小某某”超越并取代“某某”的案例，大的如上海取代苏州，小的如无锡取代常州在近代崛起，等等。

重商崇文：

专精一技，皆可出名

江南文化价值取向由尚武好勇到斥力崇文，与江南城市新型工商业经济的兴盛是相统一的。城市精英群体由士人和富贾相结合，造就了江南城市文化中重商崇奢的社会风气。江南人讲究饮食和衣饰、喜欢建造精致的园林，《三言二拍》之类描写市民生活的读物在江南很容易找到读者，袁宏道等人讲究享乐的学说亦受到追捧……这些都是江南文化重商崇奢的具体表现。

这种重商崇奢、追求现实世界享乐和幸福的精神，不仅与导致西方资本主义兴起的所谓新教伦理精神有悖，而且与春秋战国以来形成的重俭恶奢伦理观念相冲突。明代学者陆楫对江南城市中重商崇奢文化基因促进工商业繁荣有过精彩的论述：今天下之财赋在吴越，吴俗之奢莫盛于苏杭之民，有不耕寸土而口食膏粱，不操一杼而身衣文绣者，不知其几何也，盖俗奢而逐末者众也……

与重商崇奢相表里的是工商技艺的发达。明清时期，江南人普遍重视日用技艺。专精一技，不但能获利，也能出名，即袁宏道所说“凡艺到精极处，皆可成名”。那篇收入中学课本的《核舟记》，脍炙人口，生动地描绘了江南精妙绝伦的雕刻艺术。除此之外，苏绣、顾绣、南京云锦、常州梳篦以及各色绣衣、绣鞋、地毯、丝毯、编织，乃至玉器、湖笔、剪纸、灯彩、泥塑、紫砂茶壶、苏式家具等，在江南都发展到极致，让人叹为观止。

不仅如此，更为重要的是，伴随全球化过程而得以影响全世界的中国瓷器、茶、丝绸，其制作技艺与精品、名品皆公认出产于广大的长三角地区。这绝非偶然的。

事实上，江南文化的重商传统，敢于追求正当的物质利益，敢于“言利言色”，敢于冲破传统，日后在海派文化中都得到了扬弃和继承，并根据时代的发展予以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近代以来，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上海本身就是一个品牌，由其生产的商品以质量优良著称，产品遍销全国乃至全世界，与这一文脉的延续不无关系。

开放包容：

吸收城市移民，吸纳异质文化

江南开放包容的群体心态，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是对城市移民的吸附，二是对异质文化的吸纳。

概莫能外，城市化的进程通常意味着对外来移民的吸附。这种对外来移民的态度，考验着一种区域文化的高度。江南文化无疑是其中的典范，其城市社会始终保持着高度开放包容的群体心态。

明清时期的江南中心城市苏州，不仅仅是江南地区移民的汇聚之地，其府城的“染坊、踹布工匠，俱系江宁、太平、宁国人氏……总计约有二万余人”，硝皮业工匠也多为江宁人，纸匠来自江宁、镇江，冶坊工匠则多为无锡、金匮两县人。同时，苏州还是全国商人集中的地方。《云锦公所各要总目补记》记载：“吾苏阊门一带，堪称客帮林立……如鲜帮、京庄、山东、河南、山西、湖南、太谷、西安、温台州帮……长江帮等等，不下十余帮。”其中，仅聚居于南壕一带的福建客商，人数就多达万人以上。此外，甚至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商人前来居住。“吴为东南一大都会，当四达之冲，闽商洋贾……半行旅也”“开张字号行铺者，率皆四方旅寓之人”。

开埠以来的上海，更是由国内外移民构成的国际性大都市，号称远东第一大都市。生活在近代上海的外国人，来自世界各地，最多时达到58个国家，超过15万人。这些来自异域的人也将上海视为自己的家园，甚至还创造一个英文词汇“Shanghailander”，表达了他们将上海视为家乡的一种认同感。

江南文化还是兼容并蓄的代表。时至今日，江南文化历经了许多文化融合过程，大略先是吴文化和越文化的交融，继而是与中原文化的整合。特别是，在中原文化主导下，儒教（学）、佛教和道教之间存在着某种排斥、冲突；但两宋以后，江南文化中的儒释道三教开始互相融合，成为“和合共生”的一次成功实践。最后是对西方文明的碰撞、吸纳。现在我们所说的江南，可以说是中国的江南，也称得上是世界的江南。

理性务实：

倡导经世致用，崇尚科技之学

研究面向社会、关心现实的经世之学，是江南文化对传统“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学术态度的某种修正。

宋元时期，江南地区的永康学派与永嘉学派都主张事功之学。明代，东林党人主张“不贵空谈贵实行”。那副家喻户晓的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成为当时读书人关心社会现实的生动写照。浙江余姚的王阳明创心学，主张知行合一。江苏昆山的顾炎武写出《天下郡国利病书》等名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成为倡导经世致用之学的杰出代表。清代，唐甄所著《潜书》，对社会积弊提出多方面的批评，在思想史上留下重要一页。

晚清时期的江南更是人才辈出，冯桂芬、王韬、沈毓桂、马相伯、马建忠、薛福成、李凤苞、吴宗濂、张元济等痛心于国家衰落，致力于救亡图存的各种实践。近代上海是中国的文化中心以及各种先进思想的宣传基地，进一步将江南文化中的敢为人先、经世致用、兴亡有责等精神因子挥洒得淋漓尽致。

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科技之学方面，江南学者非常突出。晚明时期，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带来西方自然科学，包括天文、数学、地理等。中国兴起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热潮，最突出的代表是徐光启、杨廷筠、李之藻。其中，徐光启是上海人，李之藻、杨廷筠是杭州人。

有学者曾对明末以后科技学者的分布情况作过一个统计：阮元等人所编的《畴人传》（包括续编、三编与四编），共收明末以后的各地天文、数学方面的学者220人，籍贯确切可考者201人。其中，江苏75人，浙江44人，安徽32人，江西12人，其他省份均不超过10人。江南人占了一半以上，这充分说明江南地区科技人才众多而密集。2000年，全国科学、工程两院院士人数，按城市排名，前十名依次为：上海（84）、苏州（83）、宁波（70）、无锡（65）、福州（49）、绍兴（45）、常州（43）、杭州（41）、北京（36）、嘉兴（30）。除了北京、福州，其余都在江南地区。

总之，理性务实的人文精神，一方面表现在江南地区知识分子鲜明的经世致用、崇尚科学的思想取向上，另一方面也真实地表现在江南地区民众的勤勉务实、精明重利的生活态度中。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