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路上好八连是如何闻名全国的

2020-01-02 15:45 编辑:后元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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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7月,战上海的枪炮声逐渐远去,有一支连队受命担负上海南京路、外滩的巡逻执勤,维护社会治安和中共华东局、中共上海市委的警卫任务。这个连队就是后来以“身居闹市,一尘不染”闻名全国的“南京路上好八连”。那么,这些原本连自来水都不会用的解放军战士,来到大上海这个花花世界后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恢复本色后的“好八连”是如何扬名全国的?根据“好八连”的事迹创作的剧本《霓虹灯下的哨兵》怎么成了毒草?是谁帮助剧本“起死回生”?一生从未写诗赞颂过任何连队的毛泽东,为何单单为好八连赋诗一首?本期档案揭秘,李涵为您讲述:南京路上好八连是如何闻名全国的?

“南京路上好八连”原是一个极为普通的连队:1947年8月6日,在山东莱阳城西水头沟小园村,华东军区特务团把招来的几十个胶东农民子弟编在一起,组成了该团的四大队辎重连,不久连队改番号为华东军区警卫旅特务团一营一连;1949年6月,又改编为三营八连,向上海进发,开始担负保卫上海的任务。

毛泽东曾把中国共产党主政比作“进京赶考”,可以说,新中国成立初期,最复杂的“考场”要数上海,而上海最复杂的“考场”当属南京路。

“早就听说上海是个花花世界,战士们在这个都市里,在这个复杂的“考场”里,会遇到什么新的考验呢?会交上一份让人满意的答卷吗?”坐在向上海行进的平板车上,八连首任指导员张成志吸着土烟暗自想。

战士们在上海的第一个晚上是在车站月台上度过的。接下来露宿在月台上的三天里,战士们严禁外出。张成志带着大家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一遍遍背诵野战军颁发的《入城三大公约十项守则》。他还给每个战士发了一张纸,要他们默写公约和守则上的内容。答对了的画个加号,答错了的画个减号,直到全连战士把这些内容都背得滚瓜烂熟。

三天后,连队大步进城。第一夜,宿营在“大世界”跑马厅后面的一排马厩里,随后又搬到苏州河畔一个废旧仓库里。全连战士把被子半铺半盖,睡在地上。直到7月份,部队分配了在南京路上值勤的任务,进驻青海路刘家公馆,才算有了固定的住所。

进到刘家公馆,里面的一切对于这些在穷苦中长大、从枪林弹雨中走来的战士来说,都是新鲜而陌生的。初进刘公馆时,他们连自来水都不会用,守着抽水马桶还到处找厕所,按一下电灯开关,会被灯泡突然发出的光吓一跳……但时间一长,情况便悄悄发生了变化:有的战士看到路边行人穿着那么时髦,男的女的手挽手进出歌厅、电影院,有点羡慕了;当一些装扮妖艳、浑身喷着香水的女子向他们抛媚眼,丢手绢时,有的战士也禁不住朝她们瞟上几眼。甚至有人感慨:“南京路上的风都是香的”,“南京路上的风光比电影还好看”。连队也开始出现一些反常现象:有人一次花几块钱到国际饭店开“洋荤”;有的不惜花5块钱到高级理发店理发;有人不抽自卷的土叶子烟,去买一块多钱一包的雪茄;个别战士花光津贴费还要借钱逛“大世界”……

这些情况,引起了张成志的警惕,他在党支部会议上指出:南京路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来到这里我们就没有退路了,我们要让全连保持高度的警觉性,绝不能吃败仗。他组织全连一遍又一遍地学习领会毛泽东提出的两个务必,那就是:“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多次教育后,八连战士们开始恢复本色:衣服破了,缝缝补补再穿;用破布麻绳打草鞋穿在脚下,行走在南京路上;扛着铁锹、推着粪车,步行到十几里远的郊区开荒种菜;开展节约一粒米、一滴水、一度电等竞赛活动。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八连官兵在艰苦奋斗的熔炉中锤炼出了“拒腐蚀,永不沾”的金刚之体。八连的先进事迹引起了部队宣传干事吕兴臣的注意。

1956年的一天,部队通讯员吕兴臣给联系部队的《解放日报》记者张锦堂送来一张自拍的新闻照片:灯红酒绿、歌舞升平的南京路夜景中,一位战士手握钢枪正在站岗,神情威严。不日,照片以《南京路上的哨兵》为题在《解放日报》上刊登。

吕兴臣,典型的山东汉子,当时正是部队团宣传干事,同时兼任报社通讯员,时常挎着照相机在守护上海的几个连队中寻找典型。

张锦堂也是山东人,分管部队报道。两个人在一来二往中逐渐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一天,吕兴臣跑到张锦堂那里交稿,当时没什么事,他就随口把他在八连见到的一件事情当作笑话讲给张锦堂听。他说,有一天,他到八连去,看到连长正帮助战士缝补衣服,感到新奇,就问怎么回事,结果发现连长有个针线包,而且是从战争年代带过来的。后来在连长的带动下,连队每个战士都有针线包,战士衣服破了以后都是自己补,有的衬衫已经补了38个补丁。

张锦堂一听,觉得是个好故事,建议吕兴臣把它写出来。吕兴臣担心自己写不好,因为他只上过四年学,以前也只是为图片写写文字说明什么的,没写过正儿八经的文章,但在张锦堂的一再鼓励下,他终于初试锋芒,写出了《针线包》,并记下了八连官兵自编的顺口溜:“针线包是百宝囊,战士拿它补衣裳。随破随缝多便当,光荣传统永不忘。”

一天,吕兴臣跑到《解放日报》社,又讲起了他在八连碰到的一件事:“昨天在八连阅览室看报纸,突然听到隔壁人声喧哗,过去一看,一群战士在赞叹一只战争年代的行军锅……”张锦堂一听:“好故事,快写。”于是第二篇稿子《行军锅》又诞生了。此后,第三篇,第四篇……到1959年春节前后,《解放日报》的一位老记者看到吕兴臣写的关于八连的系列文章后,对办公室的同事说,老吕写的小故事,能不能想办法找条红线串成一篇大通讯?

时任《解放日报》编辑部政治组组长的张默说:敌人早先扬言,上海是个大染缸,共产党进来是红的,出去是黑的,那是不是可以写一个一直保持发扬革命传统的连队,写整体的八连?张默去请示总编辑魏克明,魏克明听了,觉得是个好主意,表示不仅要搞,而且要配发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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