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女性主义文学

自改革开放以来，各种文学批评思潮争奇斗艳，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其中比较有活力与冲击力的一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以性别意识为核心概念，解构男权话语，挖掘由于经济、政治、阶级、教育与性别等因素所导致的性别角色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探讨男女两性文学审美表达方式的差异与特殊的精神底蕴，构建新的女性及男性文学形象，突出文学的“性别性”和两性平等价值，构成了文学批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中国女性主义批评比起西方同类批评起步较晚，但是由于面临男权社会的共同性，有着与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相同或相通的话题，同时也有自己的特殊性，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也暴露出了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本文拟就此做一番考察。

一、向内转：译介、批评与创作的互动与错位

1979年，《上海文学》发表了《为文艺正名》的评论员文章，呼吁把文艺从“阶级斗争的工具”的桎梏下解救出来，文艺界迎来了空前的思想解放。我国学界大规模引进西方现代各种批评方法，其中俄国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叙事学等备受青睐。新时期文学创作也出现了或重视形式实验，或走向心理经验的趋势，1986年鲁枢元将文学发展的这个趋向命名为“向内转。女性主义批评在中国的传播和兴起，几乎是和新时期文学的“向内转”同步进行的，并和女性写作存在明显的互动关系。

在西方文学批评大潮中涌入并本土化的女性主义批评，首先以其女性意识、女性书写的倡导为中国学界和女性作家所瞩目。1981年，朱虹在为《美国女作家作品选》的序中率先介绍了美国妇女文学的现状及女性主义思潮。1983年，她在《美国女作家短篇小说选》的前言对西方妇女文学及美国的女权运动、女性主义思想和妇女研究现状做了比较全面的评述，特别分析了贝蒂佛里丹的《女性的奥秘》和凯特米利特的《性政治》。1984年，霍夫曼主编的《美国当代文学》出版，其中《妇女文学》一章系统地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分析了当代美国妇女文学的特点。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译介方面形成了一个高峰，《外国文学》在1986年第12期开辟“妇女专号，介绍了德国、美国、日本及印度等国家女作家的代表性作品，并于1988年设置了“妇女文学专栏，以影响较大的女性主义作家为对象，如多利丝·莱辛、爱丽丝·沃克、托尼·莫里森等。由于相关内容主要是围绕着妇女意识、自我意识和主体意识等主题展开，影响并决定了当时及其后一段时间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倾向和方法。1986年和1989年，西蒙·波伏娃的《第二性》、玛丽·伊格尔顿的《女权主义文学理论》中译本依次出版。1992年，张京媛主编的《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出版，该书介绍了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阅读、写作理论，使人们第一次读到了代表露丝·伊利格瑞、海伦娜·西苏、雅格布斯等主要观点的论文，是当时比较全面的一部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译文集。80年代中后期，一些报刊出现了评述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论文，如王逢振《关于女权主义批评的思索》（1986）、朱虹《女权主义批评一瞥》（1987）、康正果《女权主义文学批评述评》（1988）等。1988年，《外国文学》推出“妇女文学专栏，《上海文论》1989年第2期的“女权主义批评专辑”则发表了外国文学、西方理论及中国文学批评者的论文，尝试将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和方法运用于文学批评的实践。1988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李小江主编的“妇女研究丛书，以中国文学为研究对象。其中1989年李小江出版《性沟》一书，借用了作家张洁基于男女两性经验的差异提出的“性沟”概念，从生理性与社会性的差异入手，剖析被凸显的社会性对女性生理性、自然性的忽视，反思了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偏颇。康正果的《女权主义与文学》（1994）介绍了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主要观点，如“性政治和文学“厌女症和理想化“妇女写作”等，对文学批评和女性写作起到了借鉴作用。1997年李银河编选的《妇女：最漫长的革命》则从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女性主义与其他学科、跨文化的女性主义几个方面拓展了国内学界对女性主义的了解。新世纪以来，随着米利特《性政治》、巴特勒《性别麻烦》、塞吉维克《男人之间》等名著的陆续出版，女性问题被置入政治、解构以及同性恋等更为广阔的社会文化语境之中，但是如何本土化，尚须做进一步的研究。

观察这段历程时不难发现，“向内转”产生的“纯文学”的形式主义倾向固然抵制了文学的政治化，但是诸如先锋派文学由于其实验性越来越小众化、边缘化，这就导致了向内转的另外一种倾向，即女性作家的创作向“私人写作”的转变，90年代出现了林白、陈染、海男的“私人小说，世纪之交又有卫慧、棉棉等人的“美女写作“身体写作。私人小说对女性身体的描写，美女写作对身体的自恋，无疑与女性主义批评家如海伦娜·西苏、苏珊·格巴等人关于身体写作的倡导有关。西苏认为女性写作与女性觉醒、女性解放息息相关。这是一种反叛的写作，接近女性本原的力量，使妇女解除了对其性特征和女性存在的抑制关系。苏珊·格巴则把女性的身体与女性的创造力联系起来。即便是在与通常的女性写作保持距离的徐小斌身上，我们也能感受到苏珊·格巴所说的女性“以血写墨”的深度生命体验。近年来出现的由女性创作的耽美文学则在体现同性恋理论影响的同时，把女性自我他者化，进而建构并丰富女性自身。

但是女性主义批评译介、本土开展、女性写作三者的关系一开始并不同步，发展也不平坦，一方面，女性写作对女性主义理论与批评有一个接受、评判与吸纳的过程，因此女性写作比之女性主义批评的译介及本土展开带有一定的滞后性；另一方面，90年代兴起的私人写作、身体写作固然表达了女性体验与女性意识，但显然包含了对女性主义理论的误读，例如袒露身体的自传式写作对西苏所看重的语言的解构与批判力量有所忽视，又有意无意地迎合了男性的窥视欲望，与新兴的市场化潮流合谋，成了消费主义文化的一部分。如果说这算是一种错位的话，那么更大的错位还在于，明明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兴起与繁荣，与后殖民批评、同性恋批评等等一道，构成了20世纪西方文学批评摆脱形式主义批评的封闭性，走向社会文化历史批评这个大的转向的一部分，但是在中国很大程度上却成了逃避社会，回归女性经验与女性意识自身的创作与批评运动。这就背离了女性写作争取女性解放与女性权益的初衷，从而引起了部分女性作家和女性主义批评家的警觉与反省，接下来又影响到后来女性写作和女性主义批评的超性别诉求。由此可见，表达女性意识和超越男女性别的平等对话是中国女性主义批评和女性写作的两个阶段。

二、女性意识的觉醒和超越男女性别的平等对话

女性意识的觉醒与呼唤是新时期女性主义批评的主导旋律。女性主义批评家张扬女性的自我意识，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中国几千年来的父权制结构及其表现形态。我们知道，中国“五四”之后，特别是20世纪

30-40年代曾经出现了一批由女性批评家撰写的研究妇女生活或女性文学创作的著作，如谭正璧的《中国女性的文学生活》（1930）、陈东原的《中国妇女生活史》（1937）等，但是上述研究尽管注意到女性文学与外部社会生活的关系，却忽视了女性文学的内在构成及其机制，未能上升到自觉的女性主义批评的高度，将女性创作视为一个有独特价值和自身特色的文学系统进行观照。戴锦华与孟悦是较早把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理论资源运用于中国文学研究的批评家。她们合著的《浮出历史地表》（初版于1989年）围绕着女性、女性体验、女性立场与主导话语的关系这个中心展开，从女性主义立场重构了中国现代女作家的写作传统，探讨了中国女性被压迫、受压抑的历史原因，认为根深蒂固的父权制结构对女性的角色要求和塑造与封建统治的架构及其延续相关，妇女的解放、女性个性的张扬与五四时期科学、民主、个性主义的主导话语相一致，因而妇女问题的提出是“轰毁父系文化大厦的第一批引爆点。正如李小江所说：与西方女权运动不同的是，中国妇女宁可‘一无所有’，也要坚守‘社会权力这块最后的领地，她们不是向社会、向政权，也不是向男人、向家庭要权力，而是向传统。”刘慧英《走出男权传统的藩篱——文学中男权意识的批判》（1995）以女性主义视角反思了我国的文学传统，认为才子佳人、诱奸故事和社会解放三种文学模式都体现出男权意识。即便到了当下，仍然有一些女作家囿于实用功利目的牺牲自己的女性体验，追逐所谓的重大题材。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批评家们对女性的私人写作、身体写作给予了相当程度的肯定，如有论者认为，《私人生活》《一个人的战争》《同性爱者不能分手》等作品书写了以往被深深封闭、压抑甚至不被承认的女性经验，“以童年记忆、成长期性意识以及同性之恋和自恋作为文本的主要结构。这种个人化写作无疑受到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影响，她们超越女性的一般历史处境和现实处境，深入女性生命的本体，书写她们的身体与欲望。戴锦华进而指出：“一个人从颇为个人的视点切入的叙事，可能构成对权威话语和主流叙事的消解、颠覆，至少可能成为一道完整的想象图景上的裂隙。个人化写作有着自传的意义。在我们当前的语境中，它具体为女作家写作个人生活，披露个人隐私，以构成对男性社会、道德话语的攻击，取得惊世骇俗的效果。因为女性个人经验的直接书写，可能构成对男权社会的权威话语、男性规范和男性渴望的女性形象的颠覆。”批判历史上男权制统治结构和主导话语对女作家的压迫和改造，肯定女作家的女性化、个性化倾向及其私人化写作对主导话语的对抗和否定，已成为这一时期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一个显著特点。

这里面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一些女性主义批评家对女性写作与政治关系的思考。陈顺馨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中，大量分析了中国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塑造及叙述中女性意识、个体意识的缺乏或隐蔽表现，指出部分女作家对男性话语的认同，如《青春之歌》的故事情节叙述的就是女性林道静如何不断被男性所拯救和引导，并最终走向成熟的过程。不少批评家指出，无论是“文革”时期推崇的“铁姑娘”形象，还是当下盛行的所谓“女强人”形象，都是在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的外衣下，隐含着对女性的无性别、非性别塑造。这种反思自然很有必要，但是女性写作也不能由此走向把性别和政治相对立、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相隔绝的误区。王侃在《当代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研究批判》一文中表示：女性写作的政治文本和性别文本一直是中国女性文学的双刃剑，而中国的女性主义批评者倾向于贬抑政治文本并将其“逐出女性主义批评的视野，“遭受前所未有的话语暴力的清洗，而将超越主导意识形态的、纯然女性化的文学书写“奉上了‘具有普遍意义的和永恒价值的经典性坐标，“反映了价值尺度的紊乱，反映了学术态度中非科学非历史动机的干扰，并且更为重要地反映了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确定批评的主体位置和女性意识再认识上的新的迷误”。这个说法应该说是有道理的。

新世纪以来，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迈入发展深化期。2007年，全国统编教材《女性文学教材》已经问世，这表明女性主义理论与批评进入了现代教育体制和知识系统。截至2016年，有关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著作多达800多部，“文学中的性别研究”的相关文章多达27000篇。女性写作与女性主义批评开始了自我反思与调整。一部分女性作家也在经历了“私人化”写作后，从理性反思中走向超越“自我”与“他者”二元对立的书写。如张洁在新世纪初出版的三卷本《无字》，用理性的批判代替20世纪末期女性写作中的极端情绪，以琐碎解构崇高，将男性与女性在历史和文化中的结构和意义放置在四代女人的生命历史中诉说。徐坤的《八月狂想曲》塑造了两位理想时代的男性英雄形象，与铁凝《笨花》中旧传统中典型男子形象相得益彰，在重新探索历史、现实和未来的意义中，发现性别平等与对话的可能性。张抗抗的《作女》展现了卓尔在女性外衣包裹下的男性特质，将男女两性绕过显与隐的性别文化陷阱，特立独行地展现了自我实现的可能性。严歌苓的《白蛇》，在营造自己文学世界的时候具有或隐或显的女性意识和女性立场，但思考的面和涉足领域往往具有人类的共同性，常常超越了性别范畴。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将承继历史文化的性别重新排序，从被时空尘埃掩盖的历史中发现女性生命的价值。这已不仅是单一的女性或性别研究，而是呼吁构建自然与人类平等的伦理关系。在徐小斌那里，女性写作进一步超出女性个体的性别诉求本身，把女性的命运纳入中国现代性进程这个大的历史脉络中加以审视。

与此同时，女性主义批评的关键词正在由“女性”转向“性别，试图建立一种超越男女二分的“性别诗学。批评界如叶舒宪、林树明、乔以钢、刘思谦、任一鸣等同时提出应站在男女两性的立场，在美学领域抓住“性别”这一关键词，以性别研究的新思路和新角度创建“性别诗学。任一鸣指出，“性别诗学”旨在打破性别的等级秩序，走向双性和谐。李玲提出“男性作家自我多重的心理需求”问题，认为茅盾的《蚀》三部曲、曹禺《雷雨》、巴金《寒夜》等作品中塑造的惠女士、繁漪、曾树生等追求自我独立的女性形象，体现了“男作家在相当程度上采取女性视角写作、弘扬女性主体意识，在思想价值上是对性别等级秩序的否定，在艺术成就上是小说复调性对小说独调性的冲击。近年来围绕耽美文化的讨论，也体现了女性主义批评的深化。耽美小说是由女性作者创作的男同性恋文学。女性主义批评认为，耽美文化的男色消费表现了部分女性对纯爱和男女平等的追求，也颠覆了通常的爱情模式和情感话语。

三、问题与展望：关于跨性别社会共同体的思考

毋庸讳言，新时期女性主义批评表现出明显的单一化倾向。无论是对男性作家进行的女性主义阅读，还是对女作家、作品的分析，或对整个女性文学史所进行的宏观论述，都是围绕着女性意识这一中心命题展开的。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大部分论著与论文往往着眼于对20世纪女性文学发展流变及其审美特征的审视与梳理，从接受美学、精神分析学、阐释学、文学语言等角度阐述女性作家作品，但很少从文学的角度聚焦并深究社会历史演进中凸现的女性解放问题，如女性与历史主体问题、女性与社会革命问题、女性与欲望表达问题、真解放与“假”解放问题、“被解放”与解放问题、两性冲突与两性和谐问题等。还有一个重要问题是中国男性作家的创作基本上未能进入女性文学研究和批评的深度关注层面。任何学科仅有一种性别的研究者支撑是不健全的，在女性文学研究事业中，男性既不是旁观者、局外人，也不应是居高临下的引领者，而应当是平等的参与者。男性作家如何塑造妇女形象？女性在男作家的生活和创作中起了什么作用，这些作用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他对妇女的观念和对女性形象的塑造？作为个体，男性作家在多大程度上继承了父权意识？男性作家在塑造妇女形象的过程中，宣扬什么、虚构什么、否定什么、回避什么……事实上，我国不少男性作家像毕飞宇、苏童等在创作中对女性的关注、书写和问题阐释的深广度都超越了部分女性的思考。但我们目前的研究大都漠视了这一事实，或者过多地、简单化地对男性文本进行讨伐和批判，宣扬了对男人世界的仇恨以及男性和女性的二元对立。这些都使得近四十年的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处于暧昧和尴尬的状态，与国外女性主义批评同行相疏离。

从更大的范围看，女性写作也制约了女性主义批评。相当一部分女性作家对社会问题不太感兴趣。她们并不愿意将女性的社会问题纳入文学范畴，由文学去提问和解决。性别的非社会性在文学中表现为私人生活的描写。而性别理论为不同学科所选择，造成了其本身的断裂，即社会性别论和自然性别论成为两种不同的理论，被处理成带有对立意味的不同阵营，而非性别理论的两个方面。由于社会性别论致力于性别问题的社会解决，而自然性别论致力于性别问题的文化解决，因此置于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语境中，就造成了其既不愿接受性别的社会政治观念的渗透，同时在倾向保守的中国性别文化传统背景下，无论是张扬生育的性还是关乎欲望的性，都是难以接受的。李小江承认，无法去判定是否宏大叙事就该让位于女人的个人体验，女性作家的生活本就是私人化的。如果女性文学仅仅满足于描述生活本来的样子，缺少一种改变现有生活的梦想，那么女性文学的积极意义又在哪里呢？连被批评界定义为性别写作的林白和陈染都对这种指认不予认可。而此后在大众文学层面活跃的卫慧、棉棉等人的身体写作实践，在客观上贬低了身体写作的声誉，成为后来李洁非等人所谓的“下半身”写作的代名词。不管是对社会性别的过度诠释，还是对自然性别的过度理解，这种单一侧面的强调都是对性别所做的扁平化和简单化的处理，抹杀了性别理论的多元性和丰富性。与“向内转”的女性写作一样，我国女性主义批评存在不同程度的非政治化倾向，性别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关系未得到应有的关注与研究。

从社会性别和自然性别对立的源头来看，“性别”这一概括性的术语掩盖了批评实践中存在的困局。在当代重要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著作中，如林树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林丹娅《当代中国女性文学史论》、陈顺馨《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刘慧英《走出男权统治的藩篱——文学中男权意识的批判》等，相当多的性别批评，本身都是社会性别分析的批评文本，批评本身还是文学社会学的分析思路，知识批评对象是自然性别有关的内容。西苏式的张扬性的欲望的解构主义批评文本可以说从来没有出现，性别话语的解构作用也从未被认真对待。从这一认识出发，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有必要调整自己的策略，应该打破对女性文学写作制定的框架，写作的社会关怀和私人关怀应该得到同样的鼓励，女性写作和男性作家对女性的书写应该得到同等的对待，特别是体现女性社会关怀和社会责任的女性创作应该得到女性批评的关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不应排斥文本的性别意义探究。意识形态批评和结构主义批评应该成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并行不悖的两个方面，而性别的文化分析和定位探究，不应该被功利地看作性别问题解决的途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任务是阐发女性文学理论的文化基础和现实依据，揭示性别多侧面、多层次和性别关系的多样可能性。性别关系的矫正，很难靠文学独立完成，它最终的实现，注定是一种社会的政治实现。也可以说，性别是外在地赋予文学的一种意义，而不是文学本身的意义，而性别问题的解决和理想性别关系的实现，也不一定依靠文学实现。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政治色彩和学理色彩，可以说是它的多侧面表现。

显然，女性主义批评既要从性别入手，又要跨越性别，形成一个包容男女作家、批评家的跨性别的社会共同体。在这里，我们或许可以引用一个性别为男性的女性主义批评家林树明的说法，“女性主义批评的定义应该是：把社会性别因素（gender）作为社会身份（identity）的重要组成部分，将性差异（sexdifference）作为文学研究的基本坐标，用各种方法对性别歧视话语或父权文化进行解构，建立新型的女性及男性文学形象，表达女性的独特视界”。性别问题不能从社会语境中剥离，它是自然的一部分，也是社会问题的一部分，并且是复杂的、建构性的，而女性主义批评方法更是没有性别之分，应当与其他批评模式相兼容，并且多元化。

这样看来，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必然是一个“去分化”的过程：女性对男权敌对和仇视的消退，女性内部矛盾壁垒的消退，社会性别与生理性别之间界限的消解，在一次次“漫长的革命”中逐渐走向跨性别的社会共同体。克里斯蒂娃曾说过：女性主义的实践只能是否定的，同已经存在的事物不相妥协，我们可以说这个不是，那个也不是。”女性主义批评的理想并不意味着将它的内涵固定化或本质化，而是试图将它历史化。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固然是一种彰显差异、持续不断暴露社会问题的解构力量，同时也应该是一种向往性别和谐、走向跨性别社会共同体的建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