魂归何处？那些期待入土为安而不得的乡村老人
2018-03-23 10:58 编辑：云彩间
一
离最后的期限已经越来越近了，可我们还是不敢告诉父亲。我们既不知道如何开口，也不知道是不是该悄悄地回去一趟，代替父亲签字画押。只要有亲属签字，村委会雇佣的木匠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实施销毁行动，和打一口棺材相比，他更愿意销毁一口寿材。一把斧头，外加一把起子，销毁一口棺材只需要十分钟，而打一口像样的寿材至少需要三天时间。村委会雇佣的木匠是一个桃园人，外号“秃头”，爱喝酒，脾气比手艺还坏。虽然他的工钱相当低廉，除了每顿要喝一点小酒，对于饭菜，也没有什么过分的要求，但讲究的老人还是不愿意请他干活，除非其他的木匠全都有工在身，除非时间过于紧急，情势所迫——寿材是老人最后的“大屋”，不仅事关身后的哀荣，也维系着老人一生的念想。
在小村牌楼，许多老人的寿材都是提前预制的。一些心急的老人甚至提前到了五十岁，打好了，就一直搁在家里，披红挂绿着，一点也不觉得瘆人，反倒添了一片喜气。梅雨天过后，晒霉开始了，一场约定俗成的庄严仪式在小村上演。这一天，太阳刚刚爬上巢山，老人们就在家里郑重其事地点上三炷香，家家户户披红挂绿的寿材全都摆上了稻床（全村共用的打谷和晒谷场）。明晃晃的日光下面，清一色的红寿材骑着高高的板凳，一头高，一头矮，高低错落，一字排开。这时候，老人们个个笑逐颜开，摸摸这一头，又瞅瞅那一头，连一向不怎么合群的东成大哥也会踱到稻床，和乡亲们开一些不三不四的玩笑。不成体统了！但乡亲们一般都不怎么计较。晒霉的日子并不固定，但这一天到来之前，老人们忽然就确定了。老人们并没有提前商量过，在长久的默契里，大家已经心照不宣。这一天是牌楼人的盛大节日，到处都乐呵呵的，村庄里洋溢着肉和酒的香气。这一天，老人们大都会犒劳一下自己和孩子，上街称一斤肉，或者干脆杀一只鸡。
对于牌楼的老人们来说，一生要完成的大事其实也就那么几件：一件是盖一栋敞亮的楼房，用尽前半生；一件是儿女们的婚姻，用尽后半生的前一个部分；后半生剩下的另一个部分，老人们要用来完成最后一件大事，为自己打一口体面的棺材。“打棺材”说出来到底有些晦气，老人们因此“发明”了另一个吉祥的词：“圆材。”圆，团圆，圆满。一个“圆”字，奠定了老人一生的功德，晦气消失了，喜气取而代之。圆材之后的棺材也就不宜再叫“棺材”了，得叫“寿材”或者叫“大屋”。“寿”和“大”都是中国传统社会中传统意义上的好字，昭示了老人们的智慧和心思。事实上，在小村牌楼，一个老人一旦备好了自己的寿材，一生也就没有什么太大的缺憾了。他们心满意足地守着自己最后的房子，一场长途奔袭至此放慢了脚步，人世间的所有纷争，至此偃旗息鼓。
在小村牌楼，父亲是唯一不愿意提前圆材的人，即便年逾古稀，父亲依旧没有圆材的打算。那时候，我们兄妹几个都已经走出了小村，从唯心走进了唯物，对于“圆材”这个沿袭已久的习俗多少也产生了一些偏见。直到2007年寒冬，突如其来的尿毒症一下子击垮了我的母亲，那个酷寒的冬天，我们第一次意识到，父亲和母亲都已经老了，无法抗拒的生离死别终将来临。在母亲病重的日子里，父亲的悲伤无法形容，他比我们更清楚，人生无不散的宴席，母亲就要走了，而生命留给他的，也只是暮年一段寒凉的光阴。虽然母亲终于从死神手里挣脱了出来，但出院之后已经元气大伤，死亡的阴云依旧深重地笼罩在我们的头顶。第二年正月，父亲没有和我们商量，就请来了专攻寿材的唐木匠。唐木匠的棺材手艺久负盛名，方圆数里的老人都以能请到他打寿材为荣。唐木匠抽烟很厉害，也喝一点酒，但两样都不甚讲究。不讲究的唐木匠对于徒弟的要求却极其严格，而且有一套相当诡异、秘不示人的选择标准。那些年，想拜唐木匠为师的后生排成了长龙，唐木匠总是笑眯眯的，他既不问年龄，也不问出生，甚至不问读过几年书，而是撂出一把随身携带的短斧头（每一个木匠，总会随身携带一把斧头）。在唐木匠的家里，常年摆着一大堆残缺的木板凳，唐木匠示意想拜师的后生自己选择其中的一条，自己加工。后生们愣住了，久久不敢动手。也有胆大或本村本族的“初生牛犊”终于拎起了斧头，但几板斧砍下来，唐木匠就摇了摇头。失望的后生们大都不明所以，想追问其中的缘由，却又不知道如何开口。事实上唐木匠从未揭示过其中的奥秘，即便是在一场场微醺的酒后，他也始终没有透露。葛维茂，我的初中同学，中考失利后想投到唐木匠的门下，为此他在家勤学苦练了一个暑假，终于练得有些样子了，于是信心满满地去找唐木匠。谁知道唐木匠依旧只是摇头，自作聪明也确实绝顶聪明的葛维茂一把鼻涕一把泪，在被唐木匠明确拒绝之后，最后干脆跪倒在唐木匠家的大门口。唐木匠的心也是肉做的，他摸了摸葛维茂的大脑袋，破例给了葛维茂一个月的“实习期”，葛维茂于是跟着唐木匠学了一个月，一个月之后，葛维茂就自己操起了吃饭的家伙。葛维茂的生意并没有维持多久，他虽然聪明绝顶，毕竟只学到了一点皮毛。出道之后的葛维茂一直以唐木匠的高徒自居，但唐木匠始终嗤之以鼻，没有认过这个徒弟。这种古怪的选徒方式愈发张扬了唐木匠的名气，二十几年下来，被唐木匠看中的徒弟居然只有九个人，其中还包括他的两个亲侄子。
那天早上，唐木匠带着两个徒弟，笑眯眯地来了。那年正月有着异乎寻常的好天气，早春和暖的太阳照在院子里。唐木匠抽着烟，两个徒弟一左一右地站在师傅的旁边，在他们的面前，堆着父亲提前备下的一堆“大料”，在师傅的授意下，两个徒弟分别用篾尺在“大料”上做了一些奇怪的记号。等所有的“大料”都有了自己的“身份”，“圆材”就可以开始了。唐木匠笑眯眯地望着父亲：“可有什么讲究？”父亲思索了片刻：“你看呢？”唐木匠说：“鞭炮准备了吧？你老人家这么高寿……”父亲于是笑了。父亲乐颠颠地跑进仓屋，拎出一挂长长的花炮。花炮像一条红色的水蛇，喜气洋洋地躺在院子里，父亲看了看手表，唐木匠也看了看手表，两个人都是笑眯眯的。皇历上的好时辰终于到了，父亲亲自用烟头点燃了花炮（逢年过节放鞭炮，过去一直是我们代劳）。一条失火的水蛇在院子里欢快地蹦跶，无数红色的碎纸屑在一阵阵尖叫声中飞上了枣树的树梢。病中的母亲远远地靠在后门框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花炮震耳欲聋的响声是个吉兆。
花炮响过之后，“圆材”正式开始了。我于是第一次知道，圆材虽然是件喜事，但也不是所有的圆材都作兴放鞭炮。首先，放鞭炮的必得是个高寿的人，在小村牌楼，“高寿”是有标准的，低于七十岁的圆材者，放鞭炮反倒会折了阳寿。其次也有歌功颂德的因素，因此除了紧挨着节日，一般的圆材者大多都很低调。在小村牌楼，父亲和母亲都是有资格放鞭炮的，这一点，唐木匠和父亲心里都有数。父亲是个要面子的人，为了这次圆材，他做足了精心的准备，特意从合肥带回了两箱好酒和两条好烟（双数，这也是规矩之一），前一天早上，还亲自上了一趟破罡街，采购了一筐子的鱼、肉、豆腐果、千张结、颗白菜、山芋粉、鸡蛋等等。父亲如此重视我们自然也不敢小觑，那一年春节，我们几个兄弟姐妹全都回到了牌楼。母亲的病症让我们第一次意识到，能陪父母一天就是一天了，尽孝要趁早。
唐木匠的两个徒弟在刀砍斧劈着父亲提前备下的“大料”，地面上渐渐堆起了一层乳白色的刨花屑。细碎的刨花卷儿散发出松木的香气，搅动着松软的阳光，沁人心脾。早饭过后，乡亲们陆续送来了“寿礼”，这是真正的寿礼，必不可少的，除非是几百年的仇人，否则大家都拉不下来这个面子。说是“寿礼”，其实也就是一刀肉（两斤半左右），如果是家门里的本家亲戚，还会配上两瓶酒。送礼的高兴，收礼的也开心。没有人会拒绝这样的礼尚往来，这是小村牌楼沿袭已久的习俗，也没有人确切地知道这个习俗究竟传承了多久，这个习俗让小村牌楼成了一个其乐融融的大家庭，一个人的喜事，全村人围在一起享受。那天上午，远嫁他乡的堂姐专门赶了回来，堂姐拉着母亲枯槁的双手，一面哭，一面笑。父亲笑着说：“哭什么哎，喜事，不能哭的！”堂姐于是收住了眼泪。还在正月里，乡亲们都闲着，于是都围到了我家的院子里，父亲示意我们给乡亲们散烟，“红皖”，十七元一包，彼时在小村牌楼还是稀罕物，有些老人因此舍不得抽，别在耳朵上，一转身，又悄悄地放进口袋里。老人们由衷地恭喜着父亲和母亲，你们还是有福的，这么好的料子！父亲客气着，母亲也客气着，各自叹了一口气。
第三天黄昏，在两个徒弟的帮衬下，唐木匠终于圆好了父亲和母亲的寿材，它们被架在两条长板凳上面，一头高，一头矮；一具稍大，一具稍小。在乡亲们的祝福声中，母亲吃力地挪出了后门，在那口小一号的寿材前稳住了，一缕欣慰的笑容慢慢爬上她浮肿的脸庞。在乡亲们的注视里，母亲久久地抚摸着自己的寿材，像抚摸一个初生的婴孩，面容极为慈祥。在刚刚确诊尿毒症的那段日子里，母亲死活不愿意住院，她坚持要回牌楼，为此一度冲我们大发脾气。我们心里都清楚，母亲担心死在医院里，一旦死在医院里她就回不去了，只有提前回到牌楼，她才能够入土。母亲到底还是有福的，她终于等来了这一天，亲眼目睹了自己的“大屋”——那么气派、那么舒适、那么光洁的“大屋”！
圆材之后，牌楼人的惯例是请随礼的乡亲们吃一顿流水席。父亲的流水席第三天一大早就开始了，老人们坐一桌，大姑娘小媳妇们坐一桌，孩子自然也必不可少，能自己坐稳的孩子都安排了一个位置……村里能烧几个菜的主妇都热心地跑来帮忙，虽然没有张灯结彩，也没有锣鼓喧天，但那一天的流水席，成了有史以来小村牌楼最热闹的事件之一。
二
在村干部一而再再而三地催促下，我们终于将实情告诉了父亲——六月一日之前，城乡一刀切，遗体一律火化，现有的寿材一律销毁，一口寿材补贴一千元！六月一日之后，母亲长眠的巢山就不允许再土葬了，违者不仅会被抛尸掘坟，还将面临高额的经济处罚。父亲惊得几乎要跳起来，他破口大骂了十几分钟，我们默然地坐着，虽然都想说服他，却又不知道该如何说起。胳膊扭不过大腿，咒骂也无济于事，愤懑的父亲呼呼地喘着粗气，等到终于平复了，又忽然老泪纵横。
我们都理解父亲的心情。父亲已经八十岁了，在小村生活了一辈子，到老了，居然要灰飞烟灭，居然被夺走了叶落归根、入土为安的权利！还在完善基础设施的集体公墓离小村牌楼至少也有二十里地，公墓所在的地方以前是一片集体林场，中学时代，我和几个胆大的同学结伴去玩过一次，几十亩挤挤挨挨的马尾松长到两人多高，松树间落满了朽烂的枯枝和坚硬的松籽。松鼠在树枝上跳跃，都不怕人，忽闪着晶亮透明的小眼睛。林场的深处还有一座乱坟岗，早先的时候，还有一间低矮、阴暗的窝棚，窝棚里常年守着一个独身的护林人。护林人虽然不算干部但也能拿一份固定工资，公社就将这份工资发给了一个自愿留下来的“牛鬼蛇神”。这个自愿留在林场的“牛鬼蛇神”据说脑子已经坏了，他几乎足不出户，吃蛇，吃青蛙，甚至吃老鼠。我们深入林场的时候，“牛鬼蛇神”早就已经失踪了，林场事实上已经自生自灭，乏人问津。
如今几十年过去，那一片林场究竟被规划成了一座什么样的公墓？父亲没有去看过。不过已经有心急的乡亲提前去考察过了。在乡亲们的描述里，所谓的公墓其实和乱坟岗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公墓四周拉起了一道高高的铁丝网，铁丝网的内侧，稀稀拉拉地栽着一排弱不禁风的松树。最让乡亲们无法接受的是，划定给牌楼人的安葬区域位于林场的阴面，只有大半天时间能够见到阳光。冬天太冷了！老人们不答应，七八个老人于是结伴跑到镇政府，在镇政府门前叫骂，静坐，拉横幅……老人们反复闹了三天，但没有一个镇领导愿意出面，兴味索然的老人们最后都被闻讯赶来的村干部劝了回去。闹到镇政府已经闹得很大了，老人们早已历经沧桑，他们心里都清楚，他们这些老弱病残根本就闹不到县政府，就算侥幸闹到了县政府，也改变不了既定的事实——北风呼呼的大冬天，他们注定将寒凉彻骨，就算穿两件棉袄，胸脯口也还是凉的。
这种种不幸，让父亲失眠了几天几夜，这段焦虑不安的日子，让父亲一下子老去了十岁。我们担心着他的身体，便想方设法地打听“销棺行动”的最新进展，能拖一天是一天，只要寿材还在，父亲的心里终究要踏实一些。圆材之后第二年，父亲又请来了一个油漆工，将两口寿材里里外外漆了一遍，红彤彤的，油亮亮的，照得连人的头发丝都能看见。刷完油漆的寿材就是真正的寿材了，也就有了抬出去晒霉的资格。在小村牌楼，寿材的颜色是有讲究的，五六十岁就提前预制的寿材，通常只会刷成浅红色，慢慢地等到年纪大了，或者突然一病不起，还要重新再刷一遍，这一遍就是定调了，中规中矩的朱红色。而父亲和母亲年事已高，母亲又重病缠身，因此寿材可以直接漆成朱红色。对于那些突然撒手人寰的青壮年来说，临时赶制的棺材只能因陋就简，当然，外棺也不能漆成朱红色。
母亲过世之后，父亲的寿材一直孤单单地搁在仓屋里，棺木没有腐朽，周身也没有发霉，几年了，油漆依旧光可鉴人，看上去仿佛还是新的。虽然村里不断有人为自己圆材，但比较来比较去，父亲还是觉得自己的寿材最为气派，每次提到它，父亲总会眉开眼笑，这一份亲眼目睹的哀荣，也让父亲在母亲过世之后，终于渐渐地看淡了生死。这个从“大跃进”中活过来的老人原本是怕死的，至少比母亲怕死，但这口华丽的寿材大大消解了父亲对死亡的畏惧心理——在小村牌楼，寿材其实是一只望远镜，它既缩短了老人和死亡之间的心理距离，也拉近了年轻人对于死亡的揣测与想象。
但现在，老人们精心准备的寿材全部面临着被销毁的命运。为了在规定的期限内完成“不留一口棺材”这项任务，村干部不得不分片包干，三番五次地上门催促和动员。说是村干部，其实也都是乡里乡亲的抬头不见低头见的熟人，老人们也因此倚老卖老，任凭村干部说破了喉咙，老人们就是不买账。村干部为此伤透了脑筋，然而在其位就得谋其政，再次上门的时候，干部们就随身携带着现金——一手签字，一手拿钱。然而，这一招依旧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老人们的口风还是没有一丝松动。一计不成又生一计。这一回，村支书、村主任、村会计率先销毁了自己的寿材，老伴的寿材，娘老子的寿材……第一口被销毁的是村支书父亲的寿材。老人已经八十六岁了，卧病在床，当村支书带着秃头掀开寿材盖的时候，老人突然怒目圆睁，从床上一骨碌坐了起来。村支书“扑腾”一声跪在地上，冲着父亲的寿材叩了三个响头，尔后示意秃头立即销毁。秃头哪里敢动手？他知道，自己要做的，是一件被人戳脊梁的买卖。秃头一面胆怯地看着床上的老人，一面求助地看着村支书，直到村支书冲他怒喝了一声，他才狠了狠心，朝寿材挥起了板斧。
无助的老人热泪横流，他将床板擂得山响，将儿子骂得体无完肤。但村支书黑着一张脸，始终一言不发，直到父亲的寿材终于散了架，他才在父亲的床头边上坐了下来：“我不带头谁带头？”他父亲呼呼地喘着粗气：“你不带头谁带头？”……等村支书踉跄着走出他父亲的老屋时，才发现门前的空地上围了一圈交头接耳的老人。村支书的脸色再次黑了下来：“都看见了吧？从明天开始，一户都不准拖，一天都不准等！”
就在同一天，其他几位村干部也都主动销毁了自己或家人的寿材，老人们这才意识到，寿材肯定保不住了！这帮“狗日的”“缺德带冒烟的”“养儿子没屁眼的”开始玩真的了！老人们于是一面作鸟兽散一面悄悄地抹起了眼泪，浑身上下抖动着伤悲。等村干部带着秃头重新登门的时候，老人们的态度终于有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他们开始讨价还价，能拖一天是一天，但“率先垂范”的干部们已经失去了耐心，他们的态度非常强硬。在干部们的威逼利诱下，朱大爷成了村子里第一个签字领钱的老人。听父亲说，朱大爷签字画押的时候，浑身上下都在颤抖，像筛糠一样，连秃头都动了恻隐之心。秃头只在朱大爷的寿材上象征性地砍了两板斧，“已经不能用了，”秃头说，“就这样吧！”村干部虽然有些生气，但朱大爷毕竟开了先河，意义重大，因此村干部也乐于顺水推舟，给了秃头一个天大的人情。
在乡土社会里解决内部矛盾，只要攻破了第一座堡垒，后面的堡垒也就随之瓦解了。第一个签字领钱的朱大爷将全村的老人逼进了绝境——“你不是想搞特殊化吧？”“你的觉悟不比朱大爷低啊！”事情一旦上升到“觉悟”和“特殊化”的高度，老人们的思想防线立即就崩塌了。孩子们有的在城里上班，有的在外地打工，老人们既不想搞“特殊化”，担心会影响到儿女们的前程；内心深处也并不想负隅顽抗，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层皮，“觉悟低”这个骂名老人们都背不起。也正是考虑到这些因素，父亲终于答应早日回家。我不能搞特殊化，父亲说，你们都人五人六的，好讲不好听啊！
父亲固然在意自己的名声，但父亲更在意的，其实还是孩子们的名声。
三
父亲回家那天，东成大嫂突然走了。没人知道东成大嫂究竟患的是什么病，她的下半身毫无知觉，只能趴在床上，屋子里弥漫着朽木的气息和浓烈的尿骚味。两个媳妇轮流给婆婆擦洗身体，戴着口罩，一走出婆婆的房门，就跑到远处一阵狂吐。由于长期卧床且照顾不周，东成大嫂的双腿终于渐渐腐烂，到了今年，双腿已经没有了一丝肌肉，掀开被子，触目惊心的两根大骨头！颜色有些发黑，冲天的恶臭！“销棺行动”开始之后，生不如死的东成大嫂终于说服了自己的小媳妇，狠心的小媳妇大约也早就动了这样的念头，她在婆婆昏睡的间隙，将一瓶“敌敌畏”搁在婆婆的枕头边上，然后关上婆婆的房门，独自下地干活。东成呢？那天上午，东成蹊跷地去了十五里之外的扫帚沟，等东成闻讯赶到家的时候，扫帚沟的胡道士不疾不徐地走进了小村，并且恰好还带着锣和钹！
仙风道骨的胡道士闻名远近，极尽超度亡灵之能事，但让胡道士闻名远近的是他精于麻衣相法，劈面碰见一个陌生人，片刻之后就能报出对方的生辰八字，太恐怖了！很少再帮人主丧的胡道士这时候竟然自己走进了小村，这不能不让大家有些疑心。然而，人死毕竟不能复生，更何况在大家看来，东成大嫂的生，其实还不如死，因此在悲愤之余，也没有人愿意当面指责小媳妇的恶毒和东成的狠心。更隐秘的原因可能还在于，这个时候死，死得正是时候，作孽的东成大嫂好歹还可以入土为安，拖到六月一日就要“过火烧”了，一想到那熊熊燃烧的炉火，乡亲们就觉得浑身发冷。这种死法大大超越了乡亲们的想象，祖祖辈辈，也没有人经历过这样的死法。
就是这个原因哦，父亲说得非常肯定，要不然，你东成大哥的心也不会这么狠！我默然无语，眼前浮起东成大嫂幽暗的面容。她这号病，活作孽，父亲又说，她还算是有福之人——“有福”，是牌楼人对亡人最大的肯定，而现如今，亡人能否入土为安，成了有福与否的一个衡量标准。
为了能够入土为安，东成大嫂并不是最决绝的人。邻村的一个老人不过才六十七岁，身体非常硬朗，居然也走上了不归路，服药自尽。当天上午，村干部上门做老人的思想工作，但老人油盐不进，既不签字，也不收钱，恼羞成怒的村干部最后丢下一句狠话，转身走进了另一家。等邻居们终于有所察觉急忙赶到老人家里的时候，老人的身体已经蜷成了一只冰冷的虾子。老人倒在水缸边上，一只手里还握着水瓢，水瓢里还有一小勺水。这惨烈的一幕我没有亲见，父亲也没有亲见，然而并不难揣测——临终之前，燃烧的胸腔激发了老人求生的本能，他想喝水分解胃里的农药，但已经太迟了……老人的两个儿子都在黑龙江打工，父亲暴毙之后，两个儿子第三天才赶回了小村。轰轰烈烈的“销棺行动”出人意料地停了下来，那个上门动员的村干部莫名其妙地“失联”了，白天家里大门紧锁，晚上家里悄无人声。两个儿子无法可想，无计可施，只好高调地葬掉了老人。在乡亲们的描述里，这是几十年来，方圆数里最盛大的葬礼之一。雪白的经幡连天蔽日，冲天的锣钹响遏行云。方圆数里的乡亲们都自发地赶了过来，送葬的队伍排成了一条逶迤的长龙。送葬的队伍走得慢腾腾的，每个人都在嚎啕大哭；举重（抬寿材的人）也走得慢腾腾的，也在嚎啕大哭。乡亲们的泪水一半是为自己悲痛，一半是为老人送行——乡亲们心里都清楚，这样的葬礼今后不可能再有了，他们再也没有机会享受这一份哀荣。这个我不知姓名的老人，居然以如此决绝的方式，结束了一个沿袭已久的传统。
四
那是一个平常的暮春的午后，但这个午后，父亲的心脏捅进了一把刀。
村会计陪着笑脸，秃头陪着笑脸，只有父亲始终没有笑。父亲直接签了字，收了钱，然后就打开了仓屋门上的锁。父亲珍爱的寿材赫然出现在秃头的面前——小村牌楼最华丽的寿材，唐木匠精心打造的艺术品。父亲远远地看了寿材最后一眼，转身走进了巢山。我家的屋后，就是母亲长眠的巢山，外公长眠的巢山，爷爷奶奶长眠的巢山，三娘、三爷和五叔长眠的巢山……但从此之后，巢山将沦为一座封闭的巨大的坟墓，没有人能够再安眠其中。
村会计不明所以。秃头不明所以。父亲已经从山路上消失了。那条弯弯的山路通向母亲的坟茔，路边密匝匝地长满了各种不知名的野树，树干上纠缠着蟒蛇一样的青藤。一座又一座年久失修的孤坟在树林间塌陷，清明的时候，坟头上也插满了明黄色的大裱纸（招魂幡）。这是祭祀的乡亲们路过时插上的，既然也葬在了巢山，那肯定也是牌楼的先人。母亲的坟地是父亲爬遍了大半座巢山，亲自挑选的，坟头正对着小圩和江家大塘，更远处就是烟波浩渺的白荡湖。父亲甚至还为自己选中了一块坟地，毗邻着母亲，还郑重其事地交代堂哥习胜：坟头要撇开哪棵树，要对着哪一片白荡湖……父亲声犹在耳，但现如今，父亲的筹划已经成了泡影。父亲怎么可能不伤心呢？
在父亲的哭声里，小村牌楼最华丽的寿材也流下了悲伤的眼泪，这也是小村牌楼最后一口被销毁的寿材。那个平常的暮春的午后，一个属于牌楼人的时代，在父亲的哭声和秃头的砍伐声中，结束了！那些被销毁的寿材在牌楼人的心里站了起来，站成了一座被命名为“文明”的里程碑。里程碑的这一头，是乡村社会的旧传统；里程碑的那一头，是现代社会的新文明。但牌楼人并没有因此而“文明”起来，至少我的父亲并没有因此而变得更加文明——重新回到合肥的父亲一度郁郁寡欢，那口被销毁的华丽的寿材成了一把锐利的铡刀，粗暴地切断了父亲的精神脐带。父亲在失去寿材的同时也被小村抛弃了，他想在小村落叶却无法在小村归根，年届八旬的父亲，居然活成了一根浮萍！
事实上，在文明的重重裹挟之下，我的小村早就已经沦陷了，曾经的良田成片地抛了荒，葳蕤的野草长到了一米多深。在一批又一批年轻人义无反顾地逃离里，生我养我的小村已经严重断层——曾经人丁兴旺的小村，只剩下十几位留守在家的老人，他们是乡村文明最后的守望者和亲历者，也是乡村社会最后的标本。而传统意义上的乡村文明早就已经走向没落，就像这些不得不坚守着的日薄西山的老人。当这一批老人也终于灰飞烟灭的时候，我们都将成为一群失去故乡的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我们这些从故乡出走的游子，又该何去何从？
五
在牌楼人的传说里，“头七”之后，亡灵会回家一次，最后再看一眼自己的亲人，再然后，他便去往没有病痛的天国，在另外一个世界里重获新生。而牌楼的亡灵们今后将迷失在回家的途中，他们要从二十里外的公墓出发，途径一座水泥厂，一座水泥搅拌站，还有一处连成一片的被一个暴发户承包的鱼塘。周末的时候，鱼塘人满为患，水泄不通，那条通往鱼塘的机耕路已经翻修一新，形形色色的小轿车喷着文明的尾气，长驱直入，碾起沉睡千年的灰尘。而牌楼的老人们几乎都没有出过一次远门，对于他们来说，这一趟路途既遥远，又陌生。好在乡亲们已经逆来顺受惯了，我相信他们能够走回牌楼，并在孤孤单单地告别里，自己为自己安魂。
江少宾，作家，现居合肥。主要著作有散文集《爱着你的苦难》《打开的疼痛》《无处安放的乡愁》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