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地震40年｜何启治：把活生生的人置于死地，确实有两种灾难
2018-03-28 13:54 编辑：云彩间
《唐山大地震》电影剧照
唐山地震废墟前的沉思
唐山大地震的冲天火光和滚滚烟尘，都早已消失。流年似水。当时，作为刚刚回到北京住处的援藏教师，我还只是在北京的一条小胡同里体会了这一场灾难的肆虐及其后果；如今，事情过去十一年多之后，在一九八七年九月二十六日，一个秋高气爽，阳光灿烂的日子，我却终于有机会来凭吊唐山七点八级大地震的遗迹，面对着大地震的牺牲者和幸存者，肃立在特意保留下来的地震废墟上。
这特意保留的地震遗迹原是唐山机车车辆厂的铸钢车间。厂房建成于一九五九年，东跨长一百六十二米，宽十八米，高二十四米，高十二点四五米，预制装配结构，重屋顶，砖墙。我们不难想象，当年这个建筑面积近万平米的厂房是相当敞亮、宏伟的。然而，眼前我看到的，却是倾斜弯曲的钢梁，红锈斑驳的料斗，摔断在地上、满身酥裂的预制水泥板，以及东倒西歪、早已成了废铁的几十台设备。最惊心触目的是，东北角上三十五米高的烟囱已经像折叠塑料杯似的缩成了一节节套在一起、上小下大的怪柱子，而高度却已减去了十几米。杂草丛生，蛛网挡路。其残破和凄凉，实在不亚于一场巷战或狂轰滥炸之后的工厂遗址。地震遗迹的碑文上，赫然镌刻着：此处“位于发震构造地带西北侧约一公里，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七点八级地震的宏观震中。……二十名现场工作人员中，十一人死亡，三人重伤……”
哦，二十人中，死亡十一人，重伤三人！那过半的牺牲者临终前的心境已经无从说起。也许，在那些从死亡线上挣扎过来的幸存者的自白中，可以得其大略吧。也真巧，同车的朋友中有一多半就是这次大地震的幸存者。我的一位编辑同行说，他们一家五口，因为住的是平房，只有小女儿被房梁砸在脑门上，成了唯一的殉难者，同一排平房的邻居们，差不多也是每家有一两人牺牲，且大多是老弱妇孺。不知是因为事过景迁，还是由于我们的唐山同胞特别乐观豁达，他们此刻说话的语气已经相当平静。这时，一位本地颇有名气的诗人用洪亮的声音盖过了汽车马达的轰鸣声和众人嘈杂的议论声，直接回答了我的疑问。他说：“当屋顶的横梁紧压我的腰际时，我没有疼痛感，没有时间、空间的感觉，也没有恐怖，只有死亡的预感，只有遗憾，深深地留恋人间——这斑驳陆离的世界。是的，从凌晨三点多到早上七点被救起之前，我确实不感到痛苦，不感到恐怖，只有一种深深的遗憾和留恋。但是，当听到邻居大妈的呼喊，我立即就大声呼应，就开始拼命挣扎——有了生的希望，才会有求生的实际行动。”诗人当时是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如今头上却已有了些许白发，眼角也有了一点皱纹。听人说他写得很努力，很刻苦，而诗作的老辣成熟也不是一般三十多岁的人所能达到的。我想，地震灾难的幸存者，大约都像他那样珍惜生命和时间吧。
这样议论纷纷地说着话，透过车窗玻璃，远远地便看得见在路北的广场和广场中高高耸立的纪念碑。听说这就是唐山抗震纪念碑和纪念广场，我们从首都来的几个客人便请求主人让我们就在这里下车，以便好好领略一下广场和纪念碑的风采。
广场给人的印象果然不凡。它平坦，开阔，庄严，肃穆，有点像缩小了的天安门广场。而最使人难忘的，自然是位于广场偏南面的唐山抗震纪念碑了。纪念碑由四块滑梯形的钢筋水泥板组成。顶部有胡耀邦同志题写的“唐山地震纪念碑”七个大字。板块表面是精工制作的深黛色的水磨石，光滑，冰凉，质感和大理石相仿。每块水泥板高二十八米，底坐宽七米。这显然是象征“7.28”这个灾难的日子，而每块滑梯形板柱都有宽大的两面，大概就是表示祖国的四面八方对唐山受灾人民的大力支援吧。纪念碑基座四周，也像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那样，有一组浮雕作品，反映了唐山大地震从受灾、抗灾、重建到庆祝抗震胜利的全过程。当我站在纪念碑四块滑梯形板块的中间，抬头仰望一小块灰蓝色的天空时，确实有一种沉重的压迫感，以及人在巨大灾难面前无能为力的孤独感和悲哀。然而，从水泥板的夹缝中走出来，一眼便能看到广场西面颇具规模的新华书店大楼，看到街边翠绿的树行，鳞次栉比的新建筑，心境不禁豁然开朗：人定胜天，人民毕竟是不可战胜的！
从广场往东走数百米，便是南北走向的、新唐山著名的建设路，从十字路口往南，沿建设南路走不远，便到达我们下榻的唐山饭店。饭店主楼高达十四层，建筑物的主色调是赭色和米黄色；隔着马路正对面，是相当别致的邮电营业处的两层白楼；由此往南，是唐山百货大楼乳黄色的五层建筑；其左右分别是一座五层的白色商业大楼和三层的赭色建筑物。塔形、方形、波浪形……赭色、白色、乳黄色乃至淡蓝色，不同的形状和缤纷多样的色彩可以说是新唐山最具特色的建筑特点。最使人赏心悦目的是唐山饭店旁边的街头花园。这里有蜿蜒的走道，绿地毯似的草坪，由雪白水泥柱组成几何图形的长廊，以及艳红的美人蕉、木槿类植物和各色繁华组成的花卉世界。更难得的是公园西北角那里有一个近百平米的清水池，池中交错重叠的巨石似的水泥块耸立着，威严而沉稳，仿佛象征着唐山人民的坚韧和力量。那艺术效果决不是一般公园里的假山所能比拟的。这样宽阔而又丰富多彩的街头公园，我们在北京的中心街道上还从未见识过呢！
更意想不到的是，在唐山很难见到古稀老人。我们每天饭后都要到街边公园来散步，两三天来却未见过闲散的老人。玩鸟的，练拳的，散步闲聊的，如北京街头所常见者，我们在这里却一个也见不到！尤感意外而可喜的是，唐山人好像都很讲道理，都很有礼貌。我们几天来在大街上，在书店，在自由贸易市场都未遇到吵闹争斗之事。同行的W君，是我的老同事，一位年届花甲的忠厚长者，我们自然都以老大哥相称。当我们一边聊天一边从人行道上走过时，没留神从小胡同里突然窜出一辆自行车，差点把老大哥撞个正着。不等我们发话，骑车人立即下车，并连声道歉说，“对不起，对不起”；一看，竟是个不到三十岁的大小伙子。在街边公园的小路上，又见一位骑车的大姑娘迎面而来。这一回老大哥留意了，忙避让。谁想他和骑车人总是同时向同一个方向避让，以致谁也没有让过谁；无奈，姑娘只好下车，歉意地笑笑，推着车子从我们身边走过。事后，老大哥十分感动地说，要在北京碰到楞头磕脑的年轻人，不横眉竖目地骂你瞎了眼才怪呢！我说，大概从地震灾难中活过来的唐山青年也特别早熟、特别懂事吧。
此情此景，和大地震的灾难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我不由地想起同行的评论家F君，曾经不满于抗震纪念碑四周的美术浮雕，批评说这些作品过于直白浅露，没有很好地表现出唐山抗震斗争过程中的大灾难，大痛苦，大建设和大振作。这批评不无道理。然而，这些街道，这些新建筑，这么可爱的街头公园，这么友善待客的唐山人，这像凤凰涅槃一样在地震大火中重生的一切，大概可以弥补那美术作品的不足了吧。
当晚，在唐山饭店210号套间里，闲聊中，我们不期然地谈到自然灾害对人的危害程度，其实是和人类社会的政治情况分不开的。无情的事实是：毁灭几十万生灵，把百万人口的唐山瞬息间夷为平地的大地震在对公众毫无预报的情况下于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凌晨三时四十二分五十三点八秒突然爆发了；强震发生后整整一个小时后，国家地震局还不知道震中究竟在哪里；又过了几个小时，当天八时零六分，从空军“里—2”飞机和开滦矿务局的红色救护车里出来的军人、工人和干部，才作为第一批报警者进入中南海，向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国务院报告震中的准确地点和现场极为悲惨的破坏情况；七月三十日，我国外交部公开声明拒绝联合国和美、英、日等国对地震灾区的任何人道主义援助……如果不是祸国殃民的“四人帮”所造成的政治情势，如果不是某种反动的政治干预了科学技术工作，尽管地震科学还有不少未解决的难题，这一切恐怕就不会是这个样子，唐山大地震造成的损失一定会小得多，也许会有更多的人由于抢救及时而得以生还，抗震斗争的成果无疑会比现在的情况好得多。这样议论着，我们的话题自然就从自然灾害的牺牲者谈到了这些年来在左倾路线肆虐中受到政治迫害的牺牲者。刚直而极富个性的F君慨然陈辞，从自己的经历谈到了最痛苦的政治迫害的幸存者的形象便清晰地出现在我的眼前。
一九五八年，神州大地响遍了“大办钢铁”、“赶英（当时年产1070万吨钢）超美”的壮烈口号，城乡处处都冒着小土高炉的滚滚浓烟。此时，一个十七岁的少年也怀着一颗爱国爱党的纯真火热的心，活跃在北京男四中的“炼钢”工地上。一天，这个小班长领着四个同班同学拉着一辆破旧的架子车，竟然冒冒失失地直奔几十里外的石景山钢铁厂去要耐火砖。面对这一伙纯朴可爱的少年，工人师傅还真给了他们一车耐火砖。兴奋得意之余，他们竟不愿意稍事休息，装好车就往回赶，硬是在星星眨眼的当天夜晚赶回了学校。流了一身汗，可半块砖也没丢。然而毕竟是路远无轻载，何况是满满登登的一车耐火砖，何况是漫长而坎坷不平的路，又何况是靠凉水冷馒头充饥、身子骨都还没长壮实的几个孩子。把一车砖拉到工地，他们就趴下起不来了。
就这样和着热血少年的汗水炼成了一块块铁疙瘩。然而，这心血的结晶却没人收，没人要，终于又成了一堆锈迹斑斑的废物！
随后，这个班长便以超过北京大学录取分数的优异成绩通过了高考。然而，因为“家庭成分不好”政审通不过，他竟被打入另册分到了师范学院。
不过，他并没有因为受了这点委屈而自暴自弃。他依然勤奋好学，依然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然而，当他从一个稚嫩的少年成长为有了专业知识的青年时，在面临大学毕业分配的日子里，想不到更不讲理、更可怕的迫害又降临到他的头上：他被定为“思想反动”而受到了有组织的批判。
究竟是些什么罪状呢？
一曰：恶毒攻击“三面红旗”。原来，是他在学习周恩来总理关于在困难时期要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经济新方针时，痛苦地回顾了“大办钢铁”炼出了一堆废物的事实，而表同情于彭德怀同志的“得不偿失”论；因热衷于钻研政治经济学，并认为生产关系应该适应生产力的水平，如不适应则将破坏生产力的立论是个真理，而在师范学院的学生讨论会上说过“人民公社是共产风的母亲”这么一句“名言”。
二曰：为“右派分子”王蒙鸣冤叫屈。事实是，他在师范中文系读书时，适逢当时被错划为“右派”的王蒙同志蒙当年师范学院院长关照被安排在他所在的班级任课，并有幸为王蒙所看重，请到家里吃过一次饭，倾听了王蒙夫妇含泪所讲的经历。他很同情，也很不平。他实在看不出这位穿着破毛衣与学生一起打乒乓球、赤膊与学生一起劳动、认真讲课认真批改学生作业、说话和气幽默的先生有哪一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又听说伟大领袖都关心过他，说过中央有的部的官僚主义比北京市一个区委的官僚主义更严重一类的话，于是就为他，以及他的成名代表作《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公然作了一些辩解。
三曰：“修正主义的孝子贤孙。”这指的是他看了肖洛霍夫的《顿河故事集》、《静静的顿河》、《被开垦的处女地》、《一个人的遭遇》，认为都是好作品，特别欣赏《静静的顿河》的史诗的结构，对哥萨克生活描写的无比生动，格里高利形象的深刻的典型意义，竟不同意说它是“修正主义货色”。
四曰：“攻击党的阶级路线。”这指的是他曾经说过“六〇年高考录取新生有唯成分论的倾向”。这话也没有说错，事实如此。批判唯成分论，并不是对党的阶级路线的攻击。难道党的阶级路线就是唯成分论吗？
…………
批判会上，他曾经勇敢地自我辩护。他原以为老师和同学听了他的辩护之后能理解他，宣布他无罪。他怎么也想不到，领导因此而被激怒了。原定一周的批判延长为两周，连家也不让回了。
…………
一位党的负责人警告他：老老实实接受批判，院党委还可考虑按正常情况分配工作，否则……
面对这些大得吓人的政治帽子和以党的化身自诩的负责人的警告，这个即将从大学毕业的年轻人深知等待着他的将是多么严酷的抉择：满腔的热血和良知都告诉他决不能承认这些莫须有的“罪状”，然而他完全明白那个“否则”意味着什么，然而他又不难想象“反动学生”这块巨石将压得他一辈子都翻不过身来！
呵，还能到哪里去申诉？向谁个去讲理？他真是欲辩无辞，欲哭无泪了。对方有权有势，运动群众，封住了他能言善辩的嘴巴，口号声和申斥声震得他晕头转向，只觉得脚下冰冷的水泥地都在摇晃。
一个黄昏，他在万分痛苦中，急不择路地出了校门，又鬼使神差地奔向离学校最近的深水池——玉渊潭。夕阳如血，流水多情。也许，这里就是他年轻生命的归宿吧。有道是，一了百了，把青春和生命都托付给一池绿水，也就无所谓烦恼，无所谓痛苦，无所谓平与不平了。奇怪的是，当他正要纵身跳入深水潭时，微波荡漾的水面上却突然出现了一道人墙——由母亲和四个弟妹一道组成的一堵人墙横在了他的面前。是的，左看是这道人墙，右看也是这道人墙。慈爱的母亲的惊慌的面容和稚嫩年幼的弟弟妹妹们都活生生地呈现在他的眼前，仿佛都在呼喊：孩子，莫轻生啊；哥哥，你死了谁管我们哪？……
他痛苦地蹲在草地上，双手拔扯着自己的头发，终于发出了一声受了戕害的男子汉的深深叹息。
痛定思痛，他从死神的手里又回到了人间，忍痛在那张差点要了他命的“结论”上签了字。他倔强地紧闭着嘴，不再说话。
可怕的是，厄运果然从此伴随着他。他太执拗也太幼稚了。一九六五年他在劳动实习的时候，竟然又声称“重压之下，难有真情”，便斗胆上书市教育局，洋洋数万言，据理力争，要求甄别。那结果可想而知。到了那个疯狂的年代，他便顺理成章地被当作政治贱民而饱受折磨。“老账新账一块儿算”，毒打至今在他身上留下了残疾，有时只好拄着棍子上班。
和许多人一样，他也在拨乱反正历史新时期曙光的照耀下才获得了真正的解放，而且凭着自己的正直果敢和学识才气，成了当今文坛上颇受人敬重的文艺评论家。
F君终于不失冷静地讲完了自己的故事，手里捏着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眼里闪烁着一个相当成熟的战士那种冷峻深沉的目光。
忠厚长着如老大哥似的W君，此时也不禁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双手平放在沙发扶手上，平伸了两条腿，使他发福的身子暂时得到一点放松。也许是F君谈话引起的联想，W君接着便向我们介绍了伟大的作家和人民艺术家老舍先生被迫害致死的情况。
他说，一九六六年的八月二十三日是一个恐怖的星期一。这一天，“四人帮”挑动红卫兵在北京全城掀起了血腥的红色恐怖活动。刚刚病愈出院的老舍从白天到深夜，从成贤街孔庙到他们小四合院的家里，多次受到狂热而又幼稚的男女青少年的毒打。
八月二十四日，老舍对家里说去上班，实际上却是来到德胜门外北郊太平湖，在这里坐了整整一天。第二天，人们在太平湖后湖发现了他的尸体，而岸上却完好地放着他的上衣制服、眼镜、手杖和钢笔，制服口袋里还装着他的工作证。老舍显然是以死来证明自己的清白无辜，来捍卫自己的尊严，抗议这个发了疯的世界对他的不公。一个最有人情味的温文尔雅的大作家就这样成为“四人帮”制造的民族大悲剧中的一个牺牲者。
他是这场大悲剧中牺牲的第一个中国的大作家。
他也是“人大代表和政协常委”一级的人中，死后不得保留骨灰的第一个。
而据可靠消息，他本来是一九六九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后来，在证实了他已辞世的消息之后，这项文学奖授给了另一位杰出的文学家，依然是一位亚洲人。
那个可诅咒的时代就这样吞没了一位文坛精英，我们这么崇敬和爱戴的老舍先生！
说到这里，我们都自然地停止了交谈。我们无言，我们只能这样静静地咀嚼心里的愤怒和悲哀。
实际上，这一类政治灾难的受害者当然不仅仅是老舍先生。在他殉难后短短的一个礼拜，光太平湖就有成十上百的后继投湖者，何况在政治漩涡中心的整个北京城，何况在偌大一个中国！
我不禁想起了我的大学老师——尊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家刘缓松教授。他不但以其渊博和循循善诱搏得我们的敬重，还以他的正直善良、乐于助人使我们感到格外亲切。三十年过去了，我却还不能忘记当年曾经陪同一个经济确有困难的同学到珞珈山腰他的住处去求援，而他是那样热心地解囊相助，使我和这位同学都深受感动。可是，“文革”期间，据说也是在受到狂轰滥炸式的批斗，在身心不堪受凌辱之后的一九六九年三月十六日，他就和刘师母双双吊死在一张竖放的单人床上。在他们俩面面相对，准备同时告别人间的最后一刻，该也会有许多心里话想向人们倾诉吧！可惜，环境和当时的政治气氛都使他们不能以口说或笔写留下什么遗言。但他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和《文艺散论》等著作还在，如今仍然在珞珈山上的武汉大学中文系工作和学习的老师、同学们，当会更深切地感受到刘缓松老师被迫过早辞世所带来的损失。
我还想起曾经和我在大学同班的一位姑娘，那位圆脸、微胖的叶荫枝同学。她那近视眼镜后的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总是闪烁着纯真、和善的光芒。她和一个高个子的同学谈恋爱，那柔顺体贴使大家都觉得她像小羊羔那么惹人怜爱。十年动乱中，她在某省的一个中学里教书。然而，在那个畸形的年代里，温柔善良的她竟也被视为“放毒犯”而受到了追究。据说，在她被折磨致死的时候，还正怀着一个新的生命。呵，和刘老师夫妻相似，又是一双生命同时被毁灭了！
一个又一个牺牲者在我的记忆里走过。在深深的长夜里，一种难以排解的悲哀弥漫在我的周围，在我的心里。在这样的谈话之前，我刚刚看完钱钢写的《唐山大地震——“7.28”劫难十周年祭》。其中介绍支援现代化的唐山陡河发电厂的一期工程总代表田新一良，是日立公司的一位搞汽轮机的专家。震前正该他休假，他已发电报让妻子快到中国来，以便一块儿去下江南，游三峡。他还给妻子准备了一份礼物——一只精美的陶瓷花瓶。“7.28”唐山大地震使他和他为妻子准备的花瓶一起遇难。花瓶装在压扁了的皮箱里。后来，他的爱妻将全部碎片带回日本，请人一片一片把那只精致的花瓶又重新拼接粘合起来，供在案头。……
不知为什么，在关于唐山大地震的许多难忘的人事中，这只重新粘合起来的花瓶也时时重现在我的脑海里，仿佛要告诉我一些什么。在这令人惆怅的夜晚，当F君和W君终于睡下，而我在唐山饭店201室的舒适的卧床上仍然辗转反侧难以安眠的时候，这粘合的花瓶又一次在脑海里重现。而且，我分明觉得，它是在昭示我们：压碎了的花瓶可以粘合复原，被毁灭的活生生的生命却再也不可能复活了！
把活生生的人置于死地，确实有两种灾难：自然的灾难和人为的政治灾难。随着科技水平的提高和时代的发展，我们预防自然灾害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一旦灾害发生，也能使它造成的损失减少到最大限度。那么，对于强加于许多善良的人们的政治灾难，对于优秀的知识分子所遭受的政治迫害，对于国家人才令人痛心的损失，我们应该怎样吸取教训，才能不再重犯那么可怕的错误呢？！
如果我们把左倾路线肆虐多年造成的种种灾难看作政治地震的话，那么我们不妨说，政治地震的震源比自然地震的震源更深更远，政治地震爆发后的波及面比自然地震的破坏范围更宽更大，而平息医治政治地震的破坏后果，也显然远较治愈自然地震的创伤要更复杂、更艰难一些。实际上，多年来的政治地震都是在我们执政党的领导下，以革命的名义发动的，我们绝大多数人无论是参与者还是受害者往往都对其后果负有一定的——自然也是不尽相同的责任。因而，今后如何防止和根除新的政治灾难、政治地震的发生，实在有赖于我们大家的同心协力啊！
人血不是水，人死不能复生。而我们却常常忘记了这么平凡的真理！被毁灭了的花瓶可以靠高超的技艺复原，被毁灭了的生命，再高明的医生也不能让他（她）重生啊！失去的永不再有。人们，要珍惜生命，珍惜光阴；莫等失去了，再来谈爱惜，那就痛悔莫及了！
1987，11，29—1988，9，4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