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叫她二姐

2018-03-28 23:07 编辑:云彩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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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尘米

  很久以来,我不知道以怎样的方式怀念她。一个春天过去了,又一个春天过去了,在缭绕着脂粉气的女人中间,在灯光暧昧的夜晚,在喧哗的街市,在小村的某个熟悉的路口,我常常以一种不加辨别的认定,看到她丰满摇曳的身姿从不同方向朝我走来。她咧开嘴似笑非笑的时候,那几个廉价的烤瓷门牙放着白光。我忍住不叫她二姐。因为我心里长久存着的那个秘密。

  可我不能抑制我眼睛的余光,一次次横扫她的全身。她青白的透着蜿蜒的血管的皮肤,她一说话就不停眨动的双眼,她右手永远弯曲的无名指,她唇上淡淡的泛黄的绒毛儿。我不知,两年前的除夕夜,当她像一座孤独的老钟停摆在暗房中时,她青白得如同蒙霜的肌肤上是不是还留有无数异性的零星气味。而那所有的气味之中,有一种是与我切近的。它一直像悬在空气中的无形利刃,随着我的身影游移,位置不变,作威胁状或偷窥状。

  作为多年的姐妹,我成为最后一个知道她被迫殉情的人。远远比不上我们亲密程度的人们,从遥远的乡下赶来为她送行。而我却在这些人之外,没有人想起,或者不愿意被想起。究竟有什么放不下的过节儿,让我最终没能对她说一句原谅的话,或者听她说一句原谅的话。如果命运不是突然一击,如果半老的肉体不在她的恣意之下泛滥成灾,如果她稍加摆出一点寡欲的样子,如果她内心偶尔出现过良知羞耻悔改等词汇,那么魔鬼举在半空的屠杀的手会不会暂时放下,让她有足够的时间,作周到的安排?包括她在某个寒冷的情人离去的夜晚,抽空给我打个电话,叫着我的小名儿,跟我说,米子,你来啊,来送我。

  我会不会答应?我的心会不会挣扎?如同我们最后碰面的那个夏天。

  那条村路,可真窄!路两旁密不透风的庄稼屏蔽而立,中午的太阳碎成一个个饱满的汗珠淌在脸上。自行车上驮着侄女和从小镇上买来的西瓜及副食。侄女突然指着前面说,老姑,那不是二姑吗?我其实早就发现了,她不疾不缓地骑着自行车的样子,就像她悠然地摇摆在城市的商业街。她称得上时髦的装扮永远与乡村背景有着不言而喻的谐调。而有一点城市生活经验的人,一眼就会把她的时髦归入最低俗的那一类。我对自己说,打个招呼吧,既然堵在这条胡同一般的窄道儿上!然而,我还是装作什么都没有看见,直直地望着前方,快速地蹬着自行车,带着一股热热的风,席卷而过。

  侄女说,二姑在回头看你。我说,你看错了,那不是二姑。

  那是我们一生中最后的谋面。没有人知道,我愤然的心终于暗暗地透出一口气。我不信,你不在乎我的无视;我不信,伤害了一个最好的姐妹你会无动于衷;我不信,有一天,你不会打电话约我,像约我一生中唯一的情人那样。哪怕是什么都不说,只让我看到你用那根弯曲的右手的无名指,抹去脸上羞愧的泪水,我就会原谅你,叫你二姐,甘愿再一次倾听你真真假假的哭诉,甘愿献上我的情人,复原你们彼此践踏的时光;甚至像少年的我,为你传递信息,遮盖谎言,用懵懂的青春,被动接纳你脏乱的故事,直至成年。

  可是,可是,那不是我们的全部。我们的全部包含着那么多的温情,怎么可以一带而过?我比你小五岁的童年,因你过得有滋有味。一群女孩子去挖野菜,你总是先将我的筐装满,再装自己的筐。三伏天说变就变,一阵阴云一阵雨,你总是迅速地拉过我,躲在你双手撑起的衬衫底下。当我们散漫地游移在野地一角,专心寻找着苣麻菜小根蒜时,说不上什么时候,哪个淘气的丫头一指北面的小树林,大叫着,有鬼呀!于是,那些野花般迎风绽放的丫头们一下子萎缩下来,惊叫着,疯跑着,聚成堆儿抱在一起。这时,你总是紧紧护着我,让我的头靠在你的小小胸脯上。你领我们做游戏,让你的弟弟扮成新郎,让我扮成新娘,你把妈妈的红头巾盖在我头上,牵着我的手,从南炕走到北炕,后面嘁嘁嘎嘎地跟着一群邻家孩子,叫着跳着,你还用指尖蘸一点唾沫抹在我眼睛上,你说你得假装哭,新媳妇结婚都要哭。我说为啥呀,你说,哭了好看呗!这是我今生接收到的第一个与众不同的信息,现在想想很有道理,哭是释放,释放是让心灵轻松,哭在某种情境下还是抒情,是另一种美。显然,十岁的二姐有着她特别的地方。

  上学第一天,妈妈说,去东院找你二姐吧,让她领着你。到了学校,二姐陪我报到。老师问我叫什么名字,我说叫小米子。老师说问你大名,我一下子想不起哥哥们头天晚上为我取好的名字,抬起头看二姐,发现她乐不可支的样子,费了很大劲儿憋住笑,才把我三个字的大名完整地告诉老师。

  后来,我不但记住了自己的大名,还成为小学校里作文最棒的孩子。几年后,二姐初中毕业回到小学校教幼儿园的孩子,每次都是我帮她写教案,写发言稿。她的报酬是将学校发的备课笔记本给我用。

  二姐的右手无名指就是在这时受伤的。每天放学,她总是迟迟不走,拽着我在操场边上看她打球。而球场上是只有两个人的比赛。我之所以愿意留下来陪二姐,主要是冲着另一个人,他是小学校的“灵魂”,是大人也是孩子们心中的偶像。他三十多岁,长得帅,讲课风趣,喜欢与女孩子逗乐。短暂的夏天黄昏,我就是在球场边陪着他们度过的,似懂非懂地看他们投篮,看他们并肩交换着拍球,看他们不时交换着喜悦的眼神儿。直到有一天中午,二姐对我说,她不打球了,放学不用等她了。我说为什么?她伸出右手,让我看那弯曲红肿的无名指。她说,打球时挫伤了,疼得厉害。我说我们去镇医院看看吧,她说,不用了。[NextPage]

  傍晚,我失落地独自回家,蹲在院子里,一边吃妈妈烤的香嫩苞米,一边想着两个人的球场。烤苞米垂在手中,被小鸡们一粒粒叼走却浑然不知。夕阳洒在院子里,我望着二姐家寂静的院门,有了属于自己的心事。

  二十一岁的时候,她得了一场名叫脑膜炎的疾病,到省城住院两个月,回来时脸肿得变了形。我去看她,她告诉我,她做了穿刺手术。直到这时,她也不忘给我讲述病房里的见闻,说有个女病友,在月经期时,丈夫如何细致地帮她叠卫生纸,换洗卫生带。旁边听二姐讲故事的女人,也都发出啧啧的声音,羡慕那个被丈夫娇宠的女人。我们无一例外地把她想象成与我们不同的城市人,而在乡下,男人们是很少这样对待他们的老婆的。

  不久,二姐同一个追求她的男人结婚了。男人没文化,长得也不好看,但能说会道,专门巴结不良势力,追求二姐的手段连哄带吓。二姐顶着全家人的反对嫁给了他。按理说,此时的二姐跟所有乡下女人没有什么不同,但却处处显示着她的不同。她拆掉土炕,买来大床,把房间的地面打成水泥地还嫌不够,还要在水泥地上再铺一层地板革;她最早用煤气罐做饭烧水,她穿旗袍下地干活,白花花的大腿几乎全露在外面,晃得那些男人不敢看她。我离开家乡时,她已经在公路检查站旁开起了一家小饭店,而且又与那个小学校的“灵魂”背地里苟合,甚至写信跟我讲一些细节,讲她幼小的女儿在夜里对男人下逐客令:你滚!你不是我爸爸!

  这之后不久,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小学校“灵魂”的家属发现了丈夫与二姐的不正当行为,正当她要发起攻势之时,二姐先发制人,带着母亲,打到小学校“灵魂”的家,给那个不幸的妻子一通教训。所有人都看到了梨花带雨的二姐哭得那么可怜,那么无辜,那么绝望。然而,只有我清楚,强悍背后的二姐是怎样的一个人。

  奇怪的是,我依然与二姐不离不弃。她总是在我无助时伸出手,给我买漂亮衣服,过春节,她买来稀有的水果给我的父母,她的故事她的烦恼总是第一个说给我。我们在完全不同的生活中扭结在一起,她浑浊的汁液像夏天的雨水渗透进我干涸的心田,那份腥臭同样为我的成长岁月备足了一份给养。

  绕过崎岖,当我以中年的姿态,加入到城市流民的行列,除了情人的爱,一无所有仍然是我唯一的特质。

  二姐成为先富起来的人之一,她总是适时地出现在我们面前,帮助我们,出其不意地给我以惊喜。直到有一天,惊喜像奇遇一样次数多起来,笨拙的我忽然感觉到一丝不祥。然后,我顺着感觉的走势,一点点掘进,我终于看到了二姐如一道肥美的佳肴,摆在我曾经喂养爱情的位置。她不用语言,不用诗行,她用天赋的肉体,她用开放的气息,她用原始的本领。

  我唯一的情人,在我的青春还不曾远去时,以他不太谙熟的背叛姿势,以他薄脆如纸的诺言,以他人性中不可弥补的缺陷直视我彻底的腐烂和死寂的心!

  二姐在我的时光中远去了,二姐在我们共同的故事中消逝了,二姐回归到最初的邻家姐妹,二姐驾驭着自己的空间,营造着饮食男女中卑贱或放荡、屈辱或情愿的角色。

  我常常梦见二姐衣着光鲜地走进我的小屋,她以我从未见过的优雅姿态,慢慢褪去所有衣服,然后面无表情地朝我走来,朝我空荡的大床走来,伏在我耳畔,给我讲她跟男人的故事……

  我醒来时,理解了什么是噩梦,理解了人生有时比噩梦更恐怖。

  二姐一生的过程都在用来酿造,用自己的花粉,用自己枯败的叶子,用男人的汗水、男人的精液,酿就一杯死亡之酒,在天下尽欢的时刻,由男人喂她喝下。她光裸着出发时,男人则朝着另一个路口仓皇逃窜,除了末日审判的双手,没有人能逮到她。

  我一直叫着的二姐,今天我依然想再叫你一声。不为别的,只为我在守望的城门,没有把平坦的路口给你,在光明的里面,没有把温暖的灯盏给你,在永恒的盼望中,没有把爱和宽谅给你。

  对不起。这是我此时最想对你说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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