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陈忠实：到《白鹿原》中找我去

2004年4月8日，导演林兆华（右）在陈忠实的陪同下体验风俗人情

　　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获得者陈忠实今晨因病在西安去世，享年73岁。

　　《白鹿原》是陈忠实成名之作，20年来以每年5到10万册的数量持续畅销，迄今已发行逾200万册，被改编成秦腔、话剧、舞剧、电影等多种艺术形式。

　　《白鹿原》被公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小说创作领域最重要的收获。评论家称其作：一部渭河平原近现代50年变迁的雄奇史诗，一轴中国农村斑斓多彩、触目惊心的长幅画卷。

　　在《白鹿原》的开头，整整一页纸的篇幅，陈忠实只写下了巴尔扎克的一句话：“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

　　陈忠实走了。许多人哀叹，他的离开带走了“这个民族的秘史”。

　　几年前，话剧《白鹿原》筹备之际，陈忠实带着导演林兆华，“从西安灞桥区辖的原(指白鹿原)的西坡上去，直到蓝田县辖的原的东头下了北坡，沿着灞河川道途经我隔河相望的家门再回到西安城”。

　　9月13日、14日，北京，他被媒体包围，反复被问及对即将上映的电影《白鹿原》是否满意，对书中人物如何解读。此刻，一位摄影师正劝他面朝前方，目视窗外。

　　“额(我)说你也拍够了吧？这张烂脸有啥好拍？再说，你这里拍，叫人说话分心。”华侨大厦客房里，他操着一口陕西腔，比起王冠雪茄的气味，更呛。

　　11日下午，中国人民大学逸夫会议中心第一报告厅里，陈忠实也是这般斩钉截铁。

　　当一女生拐弯抹角问：您那一代人理应思想保守，为何书中却有赤祼祼的性描写？

　　“那是人物性格命运，必然要这样干。”

　　某男生紧接着问：据说《白鹿原》要选入中学生课本，您觉得引用哪段章节合适？

　　“你喜欢哪段，就用哪段。”

　　会后，《白鹿原》的首任责编、人民文学出版社前副总编辑何启治，远远注视为人签书的陈忠实，不禁笑了，“忠实忠实，忠诚老实。如今他也变得老辣了。”

　　今年，陈忠实70岁了，《白鹿原》问世也已20周年。

　　不敢写长篇

　　电话中，现任陕西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李星被拉回1973年。那会，陕西省作协还是“中国作协西安分会”，旗下杂志《延河》还叫《陕西文艺》，自己尚在评论组。

　　“他经常跑到编辑部，找主任改稿。黑布鞋，红衣服，头上还没有白发。透出的体面，与他那时的公社干部身份相符。”

　　当时，杂志社在陕西搜罗有写作基础的作家。有人提供线索：“30里外的东郊灞桥区，有个陈忠实。中学时就是文学爱好者，曾与人办过文学社，60年代就在报上发表过《樱桃红了》、《迎春曲》等散文。”由此，两人开始了长达40年的交往。

　　“陈忠实写作初期的最大特点是，农村日常的种种色色，在他笔下尤显逼真，充满了强烈的美感。”李星说。

　　老朋友何启治则回忆，“《白鹿原》出版前，他在陕西文学界号称‘小柳青’。”

　　1959年，在西安18中读初三时，对柳青这位陕西籍老作家的代表作《创业史》，陈忠实“深爱之情超过能读到的一切文学作品”，甚至于，“上五七干校时，他的背包里除了《毛选》就是一本《创业史》”。“可以说，直到80年代初，陈忠实的作品从语言到艺术品位都还没有离开柳青的影响。”

　　1973年隆冬，西安奇冷。郊区区委的一次会议散后，何启治在门外一把拦住陈忠实。那是他俩第一次相遇。

　　他开门见山，来自北京，刚从干校调回人民文学社，任现代文学编辑，分管地域是西北一带。此次来西安组稿，经《陕西文艺》编辑的推荐，读了陈的新作——短篇小说《接班以后》，当即断定，这一作者极熟悉农村生活。但他眼下的任务是组长篇小说，深知社里“绝不会为一个新入行的作家发中短篇”。

　　听到对方说，自己2万字的短篇小说能改成“20万字左右的长篇小说”、“颇具长篇小说的架势”时，陈忠实感到茫然。

　　他推辞，“这事好比老虎吃天”，“根本没动过长篇写作的念头”。

　　回京后，何启治不死心又发长信，“仍是鼓励长篇小说写作的内容”，却丝毫打动不了陈忠实——那会儿他是不自信的，他在文章中提到，“我常常在阅读那些优秀长篇小说时一回又一回地感叹，这个作家长着一颗怎样的脑袋，怎么会写出让人意料不到的故事和几乎可以触摸的人物！”

　　1962年高考落榜，他接受了父辈的劝勉，大不了安守土地，做一辈子农民。别无选择，他当起乡村民办教师，开始了业余文学创作。

2007年11月9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在首都剧场演出话剧《白鹿原》

　　4年后，宿办合一的住屋门框上，贴了对联：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眉批：送瘟神。他日日面对，心说，我完了，“完了自然首先是指政治上完了，那时候的社会准则和生活法尺都是以政治为‘纲’的，‘纲’完了‘目’还能张么？作为‘目’的文学理想也完了。”

　　那次，没读过书的姐姐和大学生的表妹不约而同地宽慰他，“想开点儿，你看看刘少奇刘澜涛都给斗了游了，咱们算啥？”

　　何启治在文中披露，1970年代末，陈忠实小说里的农村还难脱阶级斗争的基调。

　　1976年，应《人民文学》之约，陈忠实写下一篇日后不愿多提的反“走资派”小说。很快，随着“四人帮”倒台，“他在社会政治领域的巨大欢欣与在写作上的挫折，形成剧烈的心理冲突”。

　　1978年冬，他带领众人投入灞河河堤的会战工程。河岸下，一间孤零零瓦房里的麦秸上，他躺着读完陕西青年作家莫伸的《窗口》，和当年被认为是“新时期文艺复兴潮声”的刘心武的《班主任》。

　　一个比他小许多，一个与他同龄，“读着这些优美的小说，不由得联想到自己的失挫。更深地陷入羞愧之中……”

　　1982年，第一本小说集《乡村》问世，他从西安郊区文化馆进入省作协专业创作组，成为专业作家，这才壮起胆给何启治寄去第一部中篇小说《初夏》。

　　何记得，那部小说历时3年，重写4次，1984年在《当代》上发表。多年以后，他还直言原稿不忍卒读，烧了扔了罢了。但这一次，“锻炼了我驾驭较大规模、较多人物和多重线索的能力，完成了从较为单纯的短篇小说结构到中篇小说结构形式的过渡。”

　　死时咋能没有一部垫棺压枕之作

　　1983年春夏之交，妻儿户籍转入城里后，陈忠实将乡间分下的土地交回村委会，自己也没住进省作协在西安市内分给他的一套两居室，他决定寻一清静之处，读书思考，从原供职的灞桥区文化馆搬回地处偏僻的老家，“冷下心来，回嚼亲身经历的生活。”

　　“后来总是回忆原下老屋10年的写作生活，生出一个‘剥离’的词，取代‘回嚼’，似乎更切合我那10年的精神和心理过程。”他写道。

　　为究析这场“剥离”，9月14日，我问陈忠实，“没有《蓝袍先生》，就没有《白鹿原》？”

陈忠实(左)和王全安

　　他点点头。“1985年，我写《蓝袍先生》以前，眼睛紧盯新的农业政策和乡村体制在农民世界引发的变化，一直描写当代农村题材。这部8万字的中篇小说纯属一个意外。解放后，我刚上小学一年级，村里的教书先生还穿蓝袍，还很年轻。一晃到80年代，他早已退休，偶然找到我家中，诉说他的老伴走了，他想和另一女子重组家庭，受到儿女反对。这本司空见惯，不意产生了《蓝袍先生》——一个人自小受儒家传统束缚，畏畏缩缩谨慎小心。纵使后来，蓝袍换成了列宁装，但一打成右派，又套进了另一封闭思想里。我在解析蓝袍先生的精神历程时，也在透视自己的精神禁锢与心灵盲点。”

　　构思“蓝袍先生”的家庭背景时，他在1949年前的记忆闸门一点点撬开：那一时代的乡村生活结构和社会形态。光凭浮光掠影，显然不够。“我选择蓝田、咸宁、长安3县，查阅当地县志，也就诱发了《白鹿原》的创作欲望。”

　　1986年夏，陈忠实搭上通往蓝田的班车。驶过白鹿原的北坡，此前熟视无睹的景象，顿时鲜活生动，乃至陌生神秘起来，“一个最直接的问题旋在我心里，且不说太远，在我之前的两代或三代人，在这个原上以怎样的社会秩序生活？他们和他们的子孙经历过怎样的生活变化中的喜悦和灾难……”

　　他记得，一部二十多卷的《蓝田县志》，有四五卷记载该县所有贞妇烈女的事迹或名字。他在《白鹿原的创作手记》中写道，“我在密密麻麻的姓氏的阅览过程里头晕眼花，竟然产生了一种完全相背乃至恶毒的意念，田小娥的形象就是在这时候浮上我的心里。在彰显封建道德的无以计数的女性榜样的名册里，我首先感到的是最基本的作为女人本性所受到的摧残。便产生了一个纯粹出于人性本能的抗争者叛逆者的人物。”

　　至于“黑娃”这个人物，时任《长安报》编辑记者的李东济在文章里写道，一次，陈忠实逼视他，“样子呆滞极了，像被一不明之物击中”。他有点怕，轻声叫着“陈老师”，音调逐步提高，最终“驴吼样地嗥了声——陈忠实！”

　　“黑娃，你刚刚听到一声枪响了没？”被唤醒的陈忠实问道。

　　误以为他称自己“济娃”，李东济不在意：听见了，响声大得怕人。

　　“你能听见个熊？你都给人家枪决咧……我咋看你像土匪黑娃。”

　　“土匪黑娃是你长篇的主人公？”

　　“我老陈倒想叫他当，可历史不给他机会。黑娃那好小伙子，他是当不成主人公了，

　　土匪咋能当一部历史正剧的主角嘛。”

　　“那谁是一号角儿？”

　　“我也没想明白，反正要是一个你没见过的，绝对中国的，我们这个民族绝不能没有魂呀。”

　　白嘉轩——这一象征中国文化中传统与威严的一号男主角，是调查间隙，陈忠实从“近门的一位爷爷”那里得知：自己的曾祖父，个儿很高，腰杆儿总是挺得笔直，从村子走过时，“那些在街巷在门楼下袒胸露怀给孩子喂奶的女人，全都吓得跑回自家或就近躲进村人的院门里头去了”。

　　也就在那时，他从县志上抄录的《乡约》——曾推广至中国南北乡村的第一部用来教化和规范民众做人修养的系统著作，自然融进脑海中尚未具象的“白鹿原上的族长”的血液里。他难抑兴奋，“连同他周围的那些他喜欢的敬重的或讨厌的不屑的人，渐渐清晰起来丰满起来，故事也由单线条到网络似的复杂起来”。

　　恰逢其时，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等魔幻现实主义小说风行中国。古巴作家卡彭铁尔的《王国》，陈忠实读得“迷迷糊糊”。卡彭铁尔赴法国学习现代派小说，失望离去前说出的那句，“在现代派的旗帜下容不得我”，令他“噢哟”一声，“卡彭铁尔的宣言让我读懂一点，现代派文学不可能适合所有作家。”

　　自小生活在农村，基层20年摸爬滚打，他原以为自己了解脚下的每寸故土，自信“对乡村生活的熟悉和储存的故事，不差柳青多少”。而对“蓝袍先生”的“一瞅一瞥”，卡彭铁尔传奇性的开拓，让他明白自己对乡村社会，尤其是对1949年前乡村的认识“浮泛而肤浅”——“我必须立即了解我生活着的土地的昨天。”

　　他重新面对写作上的偶像柳青。柳青攀上文学的高峰时，正值国家大力倡导农业合作化，将农民组织起来集体生产，共同走向富裕。所以，他的《创业史》会成为革命的标杆。

　　而当他见到最后驻到渭河边的一个公社，农民将集体畜栏里的牛骡牵回家饲养，生产队大块耕地被男女各自插牌条块分割，便意识到“在公社10年努力巩固发展的人民公社制度彻底瓦解”。

　　“农业合作化既然证明行不通，再写合作化下的生活就会失意”，1993年，陈忠实与李星有过对谈，“80年代中期，我的艺术思维十分活跃。这种活跃思维的直接结果，就是必须摆脱老师柳青……我开始意识到这样致命的一点：一个在艺术上亦步亦趋地跟着别人走的人永远走不出自己的风姿。”

　　1987年8月，陈忠实又一次到长安县翻阅县志与文史资料。一天晚上，他与李东济在旅馆里喝酒，慨叹自己转眼已到45，人说没了不就没了？有愧的是，爱了一辈子文学，写了十几年小说，死了却没有一本垫棺作枕的书——关中民俗，亡者入殓，头下要有枕头，身旁配备其他饰物，多由死者生前准备妥当。

　　“东济，啥叫老哥丢心不下？就是那垫头的东西！但愿——但愿啊但愿，我能给自己弄成个垫得住头的砖头或枕头。”

　　如果因为艺术缺陷不能出版，我就去养鸡

　　早在1982年，同属陕西作协的路遥发表了《人生》。陈忠实于某次访谈中表示，读完《人生》，很是沉重，“这份沉重不是妒忌，而是鞭策——他意识到要达到路遥的水准，就要下极大工夫，更别说超越。”何启治谈到。

　　1991年，路遥出版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这年早春，陕西人民出版社举办有关文艺书籍出版计划的座谈会。会上，李星坐在路遥的右边。陈忠实晚到，坐在路遥左边的空位上。在路遥背后，李星对着陈忠实凑过来的耳朵，告知路遥获奖的消息。

　　“他说好事好事。要向路遥表示庆祝。过一会，我又伸过头去，你的长篇小说怎么样了？你要是今年还写不完，就从这7楼跳下去。”李星替朋友焦急。

　　1988年清明前后，陈忠实打开了大16开的硬笔记本，写下《白鹿原》草稿开篇第一句：“锅锅儿嘉轩后来引以为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直至1991年腊月25日下午，他的眼前出现原上最坏的男人、与白嘉轩作对一生的鹿子霖的尸首。他写完书稿最后一行文字：“天明时，他的女人鹿贺氏才发现他已僵硬，刚穿上身的棉裤里屎尿结成黄蜡蜡的冰块。”

　　“爱与性”成了他构思时再三琢磨的命题。他刻意给自己写下两张提示性的纸条，一是针对性描写的：“不回避，撕开写，不作诱饵”；另一张是写到田小娥被公公鹿三用梭镖钢刃从后心捅进，她回过头来，百味杂陈地唤了一声“大呀”时，他顿感两眼一黑。睁开眼，顺手在纸条上写下“生的痛苦，活的痛苦，死的痛苦”。

　　“电影打出标语，田小娥是中国式的欲望。不光是她，中国式的欲望是一群白鹿原上人的欲望。里面还有白嘉轩、鹿子霖，他们都有各自的生存欲望。”陈忠实说。

　　完稿后，他叮嘱妻儿守口如瓶。那时，他对社会关于文学的要求和对文学作品的探索中所触及的某些方面承受力没有把握。他还对妻子说，如果仅仅因为艺术能力所造成的缺陷不能出版，他就去养鸡。

　　1992年初，陈忠实在广播中听到邓小平南巡讲话摘录：思想要再解放一点，胆子要再大一点。他嗅到一种气息，长篇一旦完成，立即投出去，“一天也没必要延误和搁置。道理太简单了，社会对于具体到一部小说的承受力必将随着两个‘一点’迅速强大起来”。

　　这回，他想到了何启治。

　　“咋叫咱把事弄成了”

　　收到陈忠实请求马上派人来看稿的信后，已任《当代》常务副主编的何启治十分欣慰。他与当时人文社副总编辑朱盛昌商议，速派杂志编辑洪清波和高贤均前往西安。

　　洪、高见完陈忠实，取走原稿20天后，陈忠实收到高贤均的来信：他俩在回京的火车上，轮流读完这部五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爱不释卷，拍案叫绝。

　　陈忠实读完信后，“嗷嗷”三声跌倒在沙发上，眼泪夺眶而出。

　　“我只见过忠实两次激动。一次是在我们同影视界几个名人的聚会上，当听到有人将农村的落后归之于农民的不争气时，他不顾礼仪拍案而起：这能怪农民吗？当极左政策将农民一步步剥夺殆尽时，农民的苦难一点不亚于知识分子。他发誓，迟早有天，我要将他们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另一次是在有领导参加的严肃大会上，他发言谈到邓小平的政策给人民带来好处时，激动了：‘我是从农村的过去和现在走出来的，我知道邓小平给中国农民带来多大好处、多大变化，历史终归要否定那些该否定的耻辱，铭记那些该铭记的荣光。’”李星说，为此，他猜想陈忠实会在《白鹿原》里写什么。

　　《白鹿原》复印稿交给他一周后，陈忠实从乡下赶回。他们在自家楼下遇上，“陈忠实问我看完没有，我说看完了。他后来说我黑着脸，我看出他的脸色紧张发白。进屋后，我突然一拍他，咋叫咱把事弄成了？！《白鹿原》大大超过我的想象。他将1949年以前的农村社会写得那么真实，人物塑造得那么饱满，属于一流上乘之作。”

　　“碰到《白鹿原》是我的幸运。我看稿时，胸中涌动一股兴奋感与幸福感。这种状态可以抛掉个人利害关系的计较，愿与作品共荣辱，愿与作者共进退。这6个字，只有我们这些过来人才理解其中内涵。”何启治感叹。

　　《白鹿原》出版后，尽管洛阳纸贵，何还是发现，他请评论家写文章，“评论快要见报了，却被退了回来。编者透露，反正有人不让讨论这本书，肯定或批评它的文章都不便发。”

　　当时，一位广电局领导明确表示，《白鹿原》与《废都》一样，着眼点不对，“没有积极意义，更不宜拍成影视剧”。

　　1995年至1997年，《白鹿原》参与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评选时，评委会出现分歧。部分评委提出，作品中，儒家文化的体现者朱先生将国共两党的政治斗争比作“翻鏊子”——“白鹿原这下子变成鏊子”，应以适当方式予以廓清；与思想主题无关的直露的性描写应加以删节。

　　论及性描写的处理，何启治说，他终审时的批语是：“我赞成此类描写应有所节制，或把过于直露的性描写化为虚写、淡化。但是，千万不要以为性描写是可有可无的，甚至一定就是丑恶的，色情的。……小娥就是个很重要的形象。她在鹿子霖挑唆下拉白孝文下水这段性情节，就很能表现鹿的卑鄙……”

　　老评论家陈涌力挺《白鹿原》，“陈忠实充分地理解现实斗争的复杂性，理解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复杂性和残酷性这个特点，但同样清楚地看到中国历史发展的趋向。尽管陈忠实在自己探索中国社会关系和社会斗争的过程中，也出现了自己主观认识的一些问题，但他整体思想倾向的正确应该肯定，他的这部作品，深刻地反映解放前中国的现实的真实。”

　　有一晚，陈忠实接到茅盾文学奖主持人的电话，“评奖没问题。提出删改的地方，只是征求我的意见。可以改也可以不改。”

　　何启治记得，“他又一次躲到西安郊外一个安静地方，平心静气地对书稿进行修订。”

　　他像白嘉轩？

　　近年来，陈忠实一不喜坐飞机，二不愿别人为自己写传。

　　他的朋友、《小说评论》副主编邢小利解释道：飞机上不能抽雪茄；他作为作家，还是希望别人关注他的作品，而不是他；另外，传记会涉及到很多往事，他人。

　　他在灞桥区教小学时，学校划为东西两片。一天中午，派出所来人将西片教研组长抓走，声称其破坏军婚。作为东片教研组长的他，为其送铺盖卷。一路上思绪万千，暗暗发誓，在农村有不少诱惑，他还年轻，但如果犯下同样的错，这一生就全完了。如果他还想干点事，决不能在这件事上栽倒。

　　《白鹿原》之后，他曾有计划，将《蓝袍先生》改成长篇小说，但终未实现。

　　有一次，邢小利等人劝他，你最熟悉、体验最深的，是建国以后这几十年间的中国农村生活，也就是《白鹿原》结束后的数十年，何不接着写这半个世纪的中国农村？恰好与《白鹿原》接上，构成关中农村也是中国农村的百年史诗。

　　陈忠实听后不语。有记者重提此事，他一言以蔽之，为什么没写——说不清。

　　“我想每个人的创作，各有创造力旺盛的一个段落。80年代属于陈忠实。农村生活的长时积累，经济开放搞活促使他从过去压抑的政治思维中走出来。但他更熟悉的是传统农村。9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的市场化、商品化，他难以把握。”李星说。

　　有人曾说陈忠实类似白嘉轩——一个深受中国儒家文化浸染的农民。李笃定地说，他一定不会承认。

　　果然，他笑而摇头，“额不是，额不是。”说着，随手将烟缸中的半截子雪茄噙入口中。霎时，闪光灯一亮，他的眼神无意地犀利一瞥，那里既有一个作家的敏锐，也有中国农民式的“豪狠”。

（实习编辑：郑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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