匡满长诗《我在地铁里老去》：异质文化影响下的中国新诗

匡满的诗歌，在艺术形式上基于中国新诗的传统，借鉴了西方现代主义的写作技巧；内在气质上则继承发扬了郭小川的革命浪漫主义，与中国朦胧派诗人的精神脉络一脉相承。匡满近年来发表的三首长诗《我在地铁里老去》《航班延误》《回归平原》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其中纷繁复杂的意象格外引人注目，寄寓了诗人深刻的人生体悟，包括对其个人经验的总结与回顾，对时代精神的思考，以及对生命终极价值的探索。

近年来，“国别文学”的概念越来越受到挑战，文学作品呈现出的面貌往往超越了其自身的文学传统，显示出一种多元复杂的文学生态。“世界文学框架下的中国文学”、“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因素”、“华语语系文学”等问题一直受到学界的关注。在中国新诗的领域，不少诗人融合了多种文学资源，潜移默化地吸收异质文化，从而不断地推陈出新，创作出别具一格的作品。

中国当代作家、诗人匡满可谓是一个典型的代表，从审美形式的角度来看，他的诗歌吸收了西方现代派的诸多技巧；从思想内容的角度而言，他极为关注中国当下的社会现实，尤其是近几十年来人类生存处境的发展与精神状况的变化。匡满近年来发表的三首长诗：《我在地铁里老去》《航班延误》《回归平原》，在中国大陆屡屡被转载，并受到一致好评。匡满认为这三首长诗在其诗歌的创作生涯中占据了非常关键的地位，尤其是《我在地铁里老去》，被作者视作是其“20年来最重要的作品”，还一再强调“里面是有骨头的”，可见其特殊意义。匡满曾说，自己在诗歌创作上是一个“杂食动物”，暗示其作品不仅是中国当代新诗传统影响下的产物，同时也受到了世界诗歌思潮的启发。

匡满的这三首长诗中, 《我在地铁里老去》占据着中心位置，另两首诗歌可以看作是这首诗类似主题的变奏。全诗充斥着瑰丽独特的意象、对往事真切而诚挚的回忆，以及对未来若隐若现的希冀。刘亚伟认为，甚至可以将此诗看作是诗人与这个世界最后诀别的“遗嘱”。这种独特的解读方式凸现出此诗对作者的重要意义。评论家闫海田曾经提到，俄罗斯文学对匡满的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尤其体现在其散文创作方面。事实上，匡满的诗歌也受到俄罗斯文学，尤其是普希金的深刻影响主要表现在其短诗的创作上；他的长诗则或直接，或间接地显露出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深刻烙印。这三首长诗可看作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在精神气质上是批判现实主义的，而在形式上却是现代主义的。有评论家甚至认为，诗人匡满是一座重要的桥梁，一头继承了艾青的现代主义与郭小川的革命现实主义，另一头则发扬了北岛、舒婷等“朦胧派”诗人对新诗的探索。

《我在地铁里老去》一诗中对意象的使用极为娴熟，诗人将其对客观世界的描摹与内在的精神感受巧妙地结合起来。这首长诗的第一节中运用了几个独特而奇异的意象——“三月里的榕树、一只怯懦的鼹鼠、履带辗过的歌唱”，令人印象颇为深刻。接着，诗人又自比为三月里的榕树，而榕树播种根须的独特意象，与诗人在地铁里老去的现实并置，这种平行的结构蕴含着诗人对自己一生的回顾。之后，匡满以暗含自嘲的口吻书写了时代浪潮下个体的命运选择，描摹出一只“怯懦的鼹鼠”躲进“华丽的洞穴”的场景，这样的隐喻充分体现出那一代知识分子对自我的检讨与反思。诗中出现的其他意象也有着较为明显的象征意义，例如“闪电”寓示着左右人们命运的力量，它无从捉摸，亦难以掌控。诗人对自身命运的不可预见性具有高度的认知，时时保持着反思的自觉性。然而，若是一味相信人生无常，便会堕入虚无主义的窠臼中去。诗人理智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也因此开辟出了一条独特的自我实现之路——“我由灯盏捕捉星空/由轨道拥抱大地/并且铺展叶片、花朵以及果实”。于平常生活中发现不同寻常之处，是匡满作为一个诗人的使命。他以一种积极乐观的态度、一种宠辱不惊的镇定自若去面对人生中的高潮与低谷。“萧杀的树林、”婴儿的“诞生与衰老”都使作者回想起自己一生走过的路，如果把“星空”、“大地”、“花朵”、“果实”等意象看作是托物言志，那么“树林”和“婴儿”的意象则是触景生情。第一节中时而充满温情、时而流露辛酸的语调为此诗添加了一分“哀而不伤”的细腻触感，奠定了诗歌的主要情感基调，为之后诗节中情感的逐渐昂扬做了不动声色的铺垫。

诗歌的第2节体现出诗人对现代工业文明的冷静反思。诗人敏锐地发现，地铁里不存在阶级的差异——“所有的人：工薪白领、游客、下级官员/还有行乞者、卖唱者/从孕妇跟前姗姗走过。”这几句诗是对地铁中客观景象的直接描述，而紧随其后的诗句则是由客观情景引发的主观感受，诗人选择了一种抽象的表达方式——“一根粗绳将他们临时拴在一起/一根浸泡着啤酒花或汗味的/钢铁与铝的合金之绳”。笔者认为，“一根粗绳”的隐喻在此具有双重的含义：一方面，地铁的形状就像是一根由钢铁和合金铸造的“粗绳”；另一方面，这根“粗绳”亦象征着工业时代背景下产生的现代文明，这种现代文明具有将个体“异化”的特征，通过分工高度明确的资本运作，现代社会将人分成三六九等，虽然处在社会上层的人群偶尔还是会选择坐地铁，但他们却难以理解底层人群的困境和悲伤。

第3节更是对第2节的主题进行了补充和延伸。诗人以一种抽离的态度“爬上地层”并打算客观地审视自己，却突然发现自己已然是一个“苍老而愚钝”的老人，一个社会上的“零余人”，已经不能对社会物质财富的积累产生任何积极的作用。然而，匡满却以一个诗人的独特方式去解释这个世界，并试图寻找人生真正的价值与意义。以下几句充分体现了诗人的人生志趣：“我只能王顾左右/佯装寻找草籽、柳条或者雨帘”。这些意象——草籽、柳条、雨帘都是生活中不起眼的小东西，它在庸人的心中根本就是微不足道而毫无价值的，然而在诗人的眼中，这些意象都是他创作灵感的源泉，正如同地铁的意象一般，可以催生出瑰丽的诗篇。接下来两句中，诗人颇为自如地运用了超现实主义的手法：“而脚下的地铁居然逐渐长大/繁衍而成粘状的蛛网/吸纳着因城市膨胀/不断沁出的血滴”。在诗人的幻想中，地铁变成了一个巨兽一般的怪物，它那蜘蛛网般的身体可以吸出“城市的血滴。”这几句以光怪陆离的魔幻笔触道出了现代都市社会中，人们生存的巨大压力。阶级的差异无法忽视，城市中的人们有着各自的喜怒哀乐，各自的失落和期待。

第10节的开头4句与第1节遥相呼应，解释了“三月的榕树”如何最终成长为“六月的森林”——“我在地铁里老去/三月的根须六月已长成森林/生灵们轮番浮出地面/呼唤温柔的暴风骤雨”。“森林”和“温柔的暴风骤雨”等隐喻都是为了说明，如果个人的力量尚不足以改进社会现状，那么群众的呼声就像六月里的暴风雨那样，虽然微弱却可以产生积极的效果，从而推动社会改革。诗人不仅表达了其推动社会进步的决心，亦期待着年轻人能让我们身处的时代变得更加美好——“它传达着地母融化一切的意志/因为地铁里同时深藏着/上苍关于自由幸福的种种暗示”。

匡满的长诗在形式上与惠特曼的“自由诗体”颇为相似；在诗歌内容上，惠特曼对肉体和精神的热情讴歌，他那充满活力和号召力的语调，在匡满的诗歌中亦有所体现。《我在地铁里老去》的第10节中流露出的人道主义精神可与惠特曼《我自己的歌》中的如下诗句作一个比较——“我知道上帝的手便是我自己的诺言/我知道上帝的精神是我自己的兄弟/所有出生过的男人也是我的兄弟，女人是我的姐妹和情侣/而造化的一根龙骨是爱”。这种上苍赋予人类的“大爱”正是幸福的源泉，亦是人心之所向。

《我在地铁里老去》的第12节中，诗人终于找到了一种面对世界的完美方式——“我得以以微尘的方式/接受阳光最后的拥抱/然后以同样的方式/去拥抱松林和大地/我知道微尘的方式就是大爱的方式/渗透的方式 普降的方式 无边无涯的方式/我将多么幸福 当我尘埃落定”。匡满试着幻想自己最终与这个世界告别的时候，将会是怎样一种心情。“微尘的姿态”就是他获得幸福和安宁的惟一方式，虽然渺小得微不足道，却已然融入了大自然中，以其独特的方式渗透进人类的灵魂，触手可得，无处不在。

匡满的诗歌，在艺术形式上基于中国新诗的传统，借鉴了西方现代主义的写作技巧；内在气质上则继承发扬了郭小川的革命浪漫主义，与中国朦胧派诗人的精神脉络一脉相承。匡满近年来发表的三首长诗《我在地铁里老去》《航班延误》《回归平原》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其中纷繁复杂的意象格外引人注目，寄寓了诗人深刻的人生体悟，包括对其个人经验的总结与回顾，对时代精神的思考，以及对生命终极价值的探索。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