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与现代的“冲突”

里下河文学作为江苏中部地区有代表性的文学流派，它的生成发展与其所处的地域文化环境、历史的传承、南北文化沟通交流的大背景自然密不可分。其中涌现出以汪曾祺、曹文轩、毕飞宇、鲁敏、朱辉、刘仁前、庞余亮等为代表的体量庞大而水准高超的作家群体，令它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版图上的地位是不可忽视的。

我们在阅读里下河文学时，不难发现这些作品带有共通的精神气质，即由那种里下河水乡滋养氤氲出来的，既柔和自然又坚韧不屈的美学特征。它是传统的中原文明孕育出来的文学，能沟通人类的普遍性情感从而唤起读者的共鸣，又由于散发出浓浓的地域文化味道往往鲜活夺目，为人所称道。正如美国诗人弗罗斯特说过：“人的个性的一半是地域性。”这放在里下河作家身上也是恰当的。

诚然，里下河文学同样深深扎根于被传统文化包裹着的地域文化的土壤之中，更是一种地域文化的精神具象的表征。它上承中原文人士大夫雅俗圆融的旨趣，又具关注民生多艰、珍视人间温情的特质，因此它历久而弥新，散发着长久的魅力，蔚为大观，成为当下文坛不可多得的成熟文学流派。但是，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当这种地域性文学传统遭遇到现代社会思潮侵袭时，它的当下性回应又是怎样的？里下河文学一度所代表的传统价值观在现代社会必然遇到挑战，是坚守，还是妥协？这在更年轻的里下河作家的作品里是有所反映的。从鲁敏、林苑中、童国华、汤成难、周荣池、费滢、庞羽等为代表的里下河新生代作家创作中，我们不难发现，他们的作品一方面带有与故乡与传统割舍不断的血脉联系，根源于江南水乡乡村与小镇而相生相伴的心理基因，令他们文学生长最初的根苗得以生发，形成了他们独特的文学地理性，如鲁敏的东坝民风、周荣池笔下的下河草木、庞羽书写的小镇少年故事等等；另一方面，作为新世纪中国社会巨变的亲历者，新一代作家全程目睹了现代文明对传统价值观的挑战与冲突，他们更敢于以自我内心对生活的体察为出发点，撕裂生活的表象，将其不可言喻的内里呈现在文字当中。从目睹到体验再到发声，他们经历了时代文化观念碰撞之下的生活，这是复杂的、难以用传统价值观界定的生活真象，因此他们更善于独辟蹊径，提供时代生活复杂新异的侧面。

举一个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例子，即鲁敏获得鲁迅文学奖的小说《伴宴》。这个故事构思得非常巧妙，它让一个坚守古典技艺、沉浸在自己艺术世界里的不食人间烟火的琵琶手宋琛，突然置身于由世俗生存、金钱驱动、情感失落、潜在的人格污辱所包裹的“伴宴”场景中，且看她及她身上所代表的传统文化因素如何迎接这一场与所谓“现代”的冲突与挑战。小说用一波三折的场景，再现了这场冲突的表与里，内涵与外延。在团长仲熙的多次斡旋下，宋琛为了顾全大局做出了妥协和牺牲，同意伴宴。而在仲熙和乐团所有人捏了一把汗的伴宴过程中，宋琛气场强大，如入无物之阵，超然物外，将伴宴的通俗曲子演奏得相当完美，一切外在的东西都无法左右她。最后她不但在世俗金钱、民乐团的现实生存层面不负众望，完成任务；同时，她又没有背弃自我，依然沉浸在自己的民乐艺术世界中，伴宴令她毫发无伤。从这篇小说中我们不难看出，作为由里下河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作家，他们的视野其实已经在超越“传统”的里下河，他们将文笔对准了中国社会的“当下性”，而现在中国最大的“当下性”又是什么呢？是文化上的冲突，是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冲突，是诗礼之教与世俗金钱观的冲突，是雅正艺术与娱乐化艺术的冲突，作者特别好地处理了这一对矛盾关系，没有失之偏颇，而是各有保全。结局，抑或非结局也，也是留下开放性的思索。表现这种传统与现代的冲突的意义在于，人们必须正视其进而有效地思考，人自身处于这二者之间，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姿态来面对。

庞羽作为近年里下河声名鹊起的年轻小说家，可谓出手不凡，惊艳了文坛。她的创作从最初的关于里下河水乡小镇的乡土叙事，迅速地走向了关于人性的问诘，“把人性的缝隙撕得比黑洞还要空旷……撕开世界，也撕开自己”。她着力表达出人性跌落在生活黑暗中的无力感与无奈感，带有张爱玲式的苍凉决绝，又有新世纪青年后现代式的调侃揶揄，重在呈现一种个体生命的体验与深度。饶有意味的故事，曲折的叙述，暗含着意犹未尽的深处掘进，她的小说似一口深井，总能打捞出你意想不到的东西。《我不是尹丽川》《佛罗伦萨的狗》《步入风尘》《福·寿》等作品，将女性生存状态、童年性心理创伤、看似俗套的破裂的家庭关系、财富物欲的致畸作用等主题，勾连着现代社会裂变中产生的种种问题，演绎得淋漓尽致。庞羽最有趣的地方是在叙事当中，时时能够感到叙事者或主人公的代际感，她喜欢借用《红楼梦》《西游记》的后现代版本，来调侃正统的叙事，多一重视角解读本是俗套的故事，让小说没有落入庸常平淡的感觉，而有一种更年轻的眼光在打量新生活的感觉，让文本产生间离的效果。如此多重的维度，令人不得不惊叹于她对生活表象绝然的、不留情的剖析，一种新生的力量在她的笔下源源不断地生长，内在的激情令生长更旺盛。

因此，可以说，以鲁敏、庞羽等为代表的新一代里下河作家，他们从个体人生经验的局部出发，却以更深刻的文学感觉来回应社会变革、人性嬗变的现实问题，并在一定程度上对于民族未来命运、民族文化的走向等宏观性问题，这给里下河文学注入了更为开拓性的视野。他们不再仅仅局限于一地一隅，从生于里下河，品味里下河，书写里下河，到走出里下河，走向文学的更阔大丰盛的时间与空间，我想这正是里下河文学当下的价值意义所在。当然，在这个过程中，里下河依然是他们的文学根基，那种江南水乡的文化烙印自觉或不自觉地贯穿在他们的文学审美当中，那种居于汉民族文化正统的观念结构、理性支撑、思维方式，都以集体无意识的形式提示着作家，关注人、关注人性，是文学的第一要义。里下河作家能够在时代变革的交叉点上，在新旧的所谓“冲突”中，寻求文学新的生长点。他们在“变化”与“恒常”的交替当中发问，求索道路，书写对当下生活的感悟。

地域性文学有其自身的文化渊源，但若想保持自身长久不衰的活力，必须关注文学表现的时代性因素，捕捉时代性问题，对时代发问，并探寻解决之要义。说到底，孤立于时代性之外的文学是很难存在的，中国的文学传统决定了其现实性、当下性的重要地位。大到国家的文艺方针政策的指向，小到作家的生活积累、选材角度、艺术表现形式，这种对时代社会生活的考量，其实是一切文艺创作的源泉。作家的任务是必须有慧眼仁心，能够感受时代提供的纷繁复杂的素材，抓住主要矛盾与关键环节，用文学的方式表达出来 。而且，地域性的文学写作更要表达出地域性之中的当下性问题，具体地讲，就是里下河文学的写作要表现出里下河的现实感，今天的里下河与过往的里下河究竟有哪些新的变化。这种变化表现为自然、从容、淳厚的古风与现代城市化进程产生的新的冲突与融合，作家们正是从时代变革的蛛丝马迹、心理成长中的隐秘、观念是进化抑或退步、小人物遭逢的不可言说的命运等细节当中解读其中的玄奥。传统与现代的“冲突”正是时代的风云际会给里下河文学提出的新命题，它是一种“冲突裂变”，更是一种“包容整合”。在丰厚的文学积累之下，在水性气质润泽之下，重新思考新的文学命题，开拓新的文学空间，表达里下河新的精神气质、民生万象，获得源源不断的文学动力，恐怕是里下河文学最迫切之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