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岩山传》：文化底蕴与人文传承

古人云，“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作家王国平应该可以称得上是一位传统意义的“仁者”。这当然不仅仅是说他的《灵岩山传》体现了他的“乐山”，更是指向他对传统文化一直以来的追慕与热爱、对传统仁德的体认与修持。这对于一个成长于历史、文化虚无主义盛行，一味追新慕洋时代中的70后作家而言殊为不易，甚至可以称得上一个奇迹。

正如作者在后记《十年翻读灵岩山》中写到2005年道学泰斗王家祐先生初遇作者时的惊喜，“得一欢笑间隙，我向先生请教民国时期，四川几位学者的事迹。当时先生很是惊讶，立即把尚余多半截的香烟往烟灰缸一甩，连声问道：‘你晓得彭芸生？’‘你晓得向先樵？’‘你晓得闻宥？’‘你晓得蒙文通？’‘你晓得庞石帚？……’然后，先生又略带忧伤地说：‘他们都是我的老师啊！好多人都不晓得他们了，都不记得他们了。他们都是当世的大学者啊。没想到你这个年轻人，还晓得他们这么多事情，记得到他们写的诗词。’”

正是因为王国平对民国学者的熟悉，王家祐先生对这个年轻人另眼相看，并执意要收他为关门弟子。也正是因为王家祐先生提起自己在都江堰灵岩山读书的经历，提起李源澄先生所办的灵岩书院，使得作者“开始关注灵岩山和一切与它有关的事物”，才有了这本特别的传记。

和写人物传记一样，要写一座山的传记，首要的功夫是收集各种史料；当然，和人物传记不同，一座山的传记所涉及的历史时空的深广度与各种史料真伪的复杂性要远远超过一个人物的传记。这需要的是作者的笨功夫，更需要的是作者对这座山所代表的文化内涵的深切热爱，“十年来，我上百次登上灵岩山，在斑驳的岁月里叩问历史，每一次登临，都有不同的感受。可以说，寻找灵岩山的过程，也是不断给自己带来惊喜的十年。十年下来，每多了解一分灵岩山，心中就多会对这座山多一分景仰与敬意，不禁心向往之，神追慕之……今天，我已完全被这座山的博大精深与丰厚凝重深深地折服了。”作者还先后拜访了著名学者李绍明、谭继和、祁和晖、蒙默、李更生、南怀瑾、袁淑平、王德宗、傅承烈、王川、胡昭曦、宗性、林向、李启明等灵岩山文化活动的当事人或研究者。这个过程漫长、艰辛，又充满了作者对历代文化名人的崇敬之情与发现的喜悦。在一个功利氛围弥漫的时代，能够沉浸下来，十年磨一剑，这样的作家确实太少了；而经过如此长时间酝酿、打磨的作品，自然有其独特的光彩。

在王国平的笔下，灵岩山是一座有故事的山。《灵岩山传》既然是一部传记，自然可归入长篇散文的范畴。散文以真实为宗，一座山的传记自然更要厚重、求实，不能有丝毫杜撰之处。但同时，如何在力求真实的叙述中发现戏剧性、提升可读性也是散文的内在要求。这种戏剧性当然不能刻意营造，而必须在作者勘察真实材料的基础上努力发现其中的“亮点”予以揭示，同时这些亮点必须有其内在的统一性。这自然不仅仅是在考验作者的写作耐力，更是在考验他的“慧眼”。王国平把灵岩山故事的开端设在灵岩寺。之所以以灵岩寺为开端，自然是因为灵岩山最富盛名的是他的佛教文化（与作者一样，我们不妨也把灵岩山人格化为一位历经千年沧桑的文化长者）。然而，“普天之下，灵岩寺之名，多矣。”济南、苏州、大埔、吉林、南京等地，都有灵岩寺。这些灵岩寺中，以苏州灵岩寺和济南灵岩寺声誉最隆。那么，都江堰灵岩寺又凭借什么可以脱颖而出呢？在作者看来，凭借他的“丰厚的文化底蕴”足矣。探讨灵岩寺的文化底蕴，自然要先探讨它的修建时间与开山祖师。作者在这一节以“古寺悬案”为题，先吊足读者胃口，指出灵岩寺的修建时间与开山祖师是两大历史悬案。在比较诸多典籍、史料后，作者令人信服地得出结论，灵岩寺建立的时间比较靠谱的说法是唐代，而非魏晋；灵岩寺的创建者为“胡僧阿耆多”。或许，来自异域的开山祖师为灵岩寺带来了鲜活多元的文化精神，也为灵岩寺带来了包容开放的文化精神，此后的灵岩山放开胸襟，接纳了丰富多元的传统文化滋养。道仙、阿耆多、道因、刘长卿、灵澈、传西、昌圆、隆莲、晓云、贾玉铭、袁焕仙、南怀瑾、傅平骧、张圣奘等历代名人大师一个个走进灵岩山，留下一桩桩发生在这座山上的动人往事，一一呈现于作者笔下。故事的高潮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李源澄先生在灵岩山创办灵岩学院。20世纪40年代，正值战乱，但仍有一大批文化人为了中国文化的薪火传承呕心沥血，李源澄先生的灵岩书院正是诞生在那个时代。钱穆、冯友兰、朱自清、蒙文通、郭本道、林思进、潘重规、萧天石、唐君毅、牟宗三、刘盛亚、罗念生、王恩洋等一批文化大师在李源澄先生的邀请下走进了灵岩书院，创造了那个时代最辉煌灿烂的文化景观之一。此情此景或许只有当时的西南联大可以媲美。之后，因为时局的影响，失去师资与经费的支持，灵岩书院于1948年停办，灵岩书院师生也分散各地。

可以说，《灵岩山传》讲述的就是中国文化的故事，正如作者所言，“我就是要小题大做，就是要通过剖析灵岩山这只小小的麻雀来认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就是要用灵岩山的小来解读中国传统文化的大。”传统文化也包括灵岩山文化的这种“大”首先体现在他的博大与包容。历代学者都认为灵岩山亦是难得一见的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文化胜地。儒以驰誉书林的灵岩书院为代表，释以始建于唐朝的灵岩寺、竹林寺为代表，道则东岳庙和青城第五洞天为代表，客观地说，这样历史悠久、文化厚重的三教合一之道场，已经殊为罕见。王国平经过仔细考证认为，灵岩山的文化的多元和包容远不止于此，如果加上1941年搬迁至此的中国基督灵修学院所代表的基督文化和1990年修建于此的黄老仙师祖坛所代表的黄老学说，灵岩山是名副其实的五教合一的文化载体。其次，这种“大”体现在其生生不息的创造力。传统文化是民族之魂，但并不代表我们应该墨守成规，丰富多元的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资源共享与交流，才能不断激发文化活力。佛学大师袁焕仙以儒家思想对佛学伦理进行通俗化解释，灵岩寺主持传西法师到华西大学讲课，讲的内容居然是《爱的哲学》，轰动一时……这就是大师们的文化创造力，兼容并蓄，不拘一格。难怪作者一再感叹，如果自己有机会追随其中的任何一位大师，那将是一种多大的幸运！惜夫时局一变，传统文化的命运及大师们的命运也随之而变，大师们在特殊时期遭遇的晚景令人伤感。好在时世流转，我们又迎来了重视国学的好时代。作为中国的首部山岳传记，《灵岩山传》诞生于《国学18条》实施4月后，正当其时，它必将激发我们重新解读传统文化，也会激发我们吸收传统文化精髓后再创造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