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为什么有选择地写干校生活？

杨绛先生以105岁的高寿仙逝，各家媒体纷纷发表纪念文章，其中有不少谈及她的《干校六记》（下引此书，略作“《六记》”）。陆建德认为《干校六记》“跟其他同题的回忆相比特别不一样，蕴含着一种不怨不忿的力量。当年知识分子到乡下去很不容易，需要克服重重困难。杨绛无论在什么样的非常时期，都能够看到生活中的价值，这让人敬仰。”（《新京报》5月26日C04版）陈平原则说：“薄薄一册《干校六记》，既不同于臧克家不明大势，为五七干校唱赞歌的《忆向阳》，也不同于巴金直面惨淡人生、反思‘文革’惨祸的《随想录》，保持了特立独行，但又不摆出对抗的姿态。所谓‘哀而不伤，怨而不怒，悱恻缠绵，句句真话’，既是写作风格，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策略。脱离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处境，一味唱高调者，不太能体会杨绛文章的好处。”（《新京报》5月26日C04版）也有相当数量的文章联系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或明或暗、或激烈或温婉地指责杨绛（还有钱钟书）在书写政治运动时避实就虚、避重就轻，对运动本身轻描淡写，相反花费大量笔墨去写趣闻轶事，甚至有人上升到知识分子人格的高度，指责其圆滑懦弱，明哲保身，等等。我觉得这些评论各自都有自己的道理，他们概括的杨绛书写政治运动的方式和策略也是笔者认同的，但是笔者觉得与其就杨绛论杨绛（至多带上钱钟书），就单个作品论作品，不如把她和她的作品归入一类知识分子中加以考察，分析其这样书写政治运动的原因。

杨绛先生的《干校六记》虽然是很薄的一个小册子，才3万多字，但名气却很大，特色鲜明。除了因为它较早尝试书写干校题材，除了作者的名声外，大概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它的写作风格。此书虽然是写知识分子干校劳动改造生活，而劳动改造又是很多中国知识分子都经历过的富有中国特色的羞辱形式，也是很多作家，特别是右派作家反复书写的主题，但杨绛先生的书写有两点值得注意：

首先就是记忆的选择性。《六记》记了干校时期各种各样的日常生活细节和趣闻轶事，比如养狗养猫养猪之类，唯独不见政治运动的影子。什么阶级斗争、相互检举揭发、残酷批斗打人等等方面的内容，被尽力剔除（当然，偶尔也会露些峥嵘）。连作为干校生活中的家常便饭的政治学习也没写（比较一下同样是回忆社会科学院干校生活的《无罪流放》《干校札记》，对比尤为强烈）。作者显然是在刻意回避干校生活中的这些酷烈的政治内容，把非政治化当成自己的自觉追求。就连同样远离政治的钱钟书先生，对此似乎也有些微的不满和调侃。他在此书的“小引”中写道：

杨绛写完《干校六记》，把稿子给我看了一遍，我觉得她漏写了一篇，篇名不妨暂定为《运动记愧》。

学部在干校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搞运动，清查“五一六分子”。干校两年多的生活是在这个批判斗争的气氛中度过的；按照农活、造房、搬家等等需要，搞运动的节奏一会子加紧，一会子放松，但仿佛间歇症，始终缠住身体。“记劳”“记闲”，记这，记那，都不过是这个大背景的小点缀，大故事的小穿插。

钱钟书在这个“小引”中还指出，凡运动，总少不了三种人：受冤枉和批斗的，他们可能会写出“记屈”“记愤”；第二种是一般群众，他们虽然不是加害者也不是典型的受害者，但是却难免是糊涂虫或懦怯者（钱钟书说自己就是后者，我估计杨绛先生自己也是）。这些人或者在盲信的情况下参与了运动，批斗了好人，或者因为懦怯而明哲保身，“至多只敢对运动不很积极参加”。他们在回忆时记愧是应该的；第三种是“明知这是一团乱蓬蓬的葛藤账，但依然充当旗手、鼓手、打手，去大判‘葫芦案’”。这些人当然是最应该记愧的。

按照钱钟书先生自己说的这个道理，钱先生和杨先生虽然既不是典型的受害者，也不是典型的加害者，但记愧却是必要的。然而我们始终也没有看到杨绛先生记的愧，也没看到她对于最应该记愧者及其所作所为的记叙。这样的选择性记忆书写非常值得我们注意。

其次是叙事语调。此书叙事平静从容、含蓄节制，胡乔木称之为“怨而不怒，哀而不伤”。从中很难发现同样经历过政治运动的老干部或“右”派知识分子的回忆录中那种浓墨重彩的情感抒发和反思议论（“我抗议”“我控诉”“我痛心”“我冤枉”等等），而是始终像一个旁观者那样有距离地讲述劳动改造时期的日常生活，波澜不惊。这种叙事充满了革命事业、红色江山的外围人士或旁观者才能有的一种冷静从容，在她的笔下，干校改造生活（比如种菜、凿井、拔萝卜等等）有时甚至不乏有趣和温情。

最令人深思的就是这种旁观者视角，始终与所叙之事保持距离。《六记》第一记是“下放记别”，写下放干校时的别离之情，但却没有像其他一些回忆录那样一个劲儿地渲染悲情，以表达对摧残人性和生命的政治运动的血泪控诉。作者写到：1969年11月，杨绛本来打算和钱钟书吃一顿寿面，庆祝钱钟书虚岁60岁生日。谁知等不到生日钱钟书就得下放了。听到这个消息的杨绛自然心情不好。但从文字上很难看出来。当天中午，俩人在饭店吃饭时杨绛用鸡汤泡了半碗饭，“但还是咽不下”（第3页）。送别钱钟书时候，有杨绛和女儿、女婿。而到杨绛自己次年7月下放干校时，就只有女儿一人送她，女婿得一因为拒绝捏造名单加害于人已在一个月前含恨自杀。这个场景本来是非常凄惨的。但即使写到这样伤心欲绝的离别场景，杨绛笔下的感情也非常节制、含蓄：“火车开行后，车窗外已不见女儿的背影……我又合上眼，让眼泪流进鼻子，流入肚里。”

当然，没有控诉不意味着没有锋芒，偶尔的、内敛的锋芒毕竟也是锋芒，有时候这种锋芒是通过我们并不熟悉的黑色幽默表达的。比如干校的目的是锻炼知识分子，而在作者看来，“经受折磨，就叫锻炼。”（第3页）又比如写到自己为钱钟书准备行装，“我补了一条裤子，坐处像个布满经纬线的地球仪，而且厚如龟壳”（第4页）。再比如把政治学习和思想改造喻为“炼人”，说什么“显然炼人比炼钢费事”“炼人靠体力劳动”（第6页），等等。还有《六记》中记到的埋死人场面，着墨不多但是却有骇人的力量。这些文字中深藏在幽默冷峻中的抵抗、嘲笑、拒绝，是值得细细品味的，有时候比浮华的抒情议论更值得玩味。

还有一些杨绛风格的抵抗是必须通过调动你的知识才能体会的，比如《六记》第二记为“凿井记劳”，写到干校有一次演出一个关于钻井的节目，“演员一大群，没一句台词，唯一的动作是推着钻井机团团打转，没一句台词，一面有节奏地齐声哼‘嗯唷！嗯唷！嗯唷！嗯唷！’……那低沉的音调始终不变，使人记起流行一时的《伏尔加船歌》”（第14页）。这里暗藏的机锋是：《伏尔加船夫曲》是揭示沙皇统治下的俄国人民水深火热生活的歌曲，了解这点就知道这“嗯唷！嗯唷！”意味着什么。对于这里的“声音政治”，当事人其实都清楚，大家不点破，只是“会意地笑”（第14页）。

那些指责钱钟书杨绛这类知识分子圆滑、懦弱、犬儒，不敢直接冒犯政治的人应该知道，并非只有金刚怒目才是战斗，更何况在一个人头攒动、人人争先恐后涌上戏台表演的时代，冷眼旁观、尽可能不做先锋已属不易，偶尔通过自己的方式嘲讽几句就更可敬了。

回到学术界争论不休的问题：杨绛为什么要这样明显有选择地来写干校生活？为什么会做到或能做到如此冷静、从容？是因为心有余悸还是心如死灰？是因为怕惹是生非，还是为了明哲保身？还有，是不是因为本来就对自己时代政治不感兴趣，视其为肮脏不洁？

我个人更倾向于认为，杨绛之所以这样书写记忆，包括不去触碰政治运动，很可能是因为她根本不认为这些运动和自己有太大关系，更谈不上重要。在她看来，这纷纷扰扰的政治是他们的政治，而非我的政治。《六记》的结尾写道：“改造十多年，再加干校两年，且别说人人企及的进步我没有取得，就连自己这份私心，也没有减少些。我还是依然故我。”（第74-75页）人人企及的“进步”我没有，也不屑于有。“回京已八年。琐事历历，犹如在目前。这一段生活是难得的经验，因作此六记。”（第75页）好像压根就没有把“改造”当回事，好像这一切只是一次有趣且难得的经历，戏中人还能看戏，只是因为从来不曾是主角。“琐事”一词点出了此书的内容，“难得的经验”大概也是就其稀罕性而言，透着一股子观赏意味：仿佛是异国情调般的难得。也就是说，杨绛把自己定位为政治运动的局外人和旁观者（当然这是相对而言的，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杨绛毕竟不是、也不能完全处身这个运动之外，所以我说她是戏中人看戏）。

接下来的问题是：她为什么会这样定位自己？戏中人看戏是如何做到的？对此，我想试着提出一种解释，更准确说是一个猜测：这大概是与杨绛（也包括钱钟书及其他同类知识分子）的家庭出身、年纪、经历、教育背景、政治身份，特别是他们与中国革命、与“组织”的关系有关。这是一个客观论而不是主观论的解释或猜测。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政治运动（比如“思想改造”“反右”“五七劳动”“文革”等等）中，都有大量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他们在文革结束后开始通过小说或回忆录形式书写自己经历的当代中国政治运动。其中主要有这么两类（当然还有其他类别，在此略过）。

一类是30年代和40年代初出生的革命作家，大体上属于李泽厚说的“解放一代”。这些人大多在解放前就参加了革命，坚定信奉共产主义，是中国革命的热烈拥护者和讴歌者。他们风华正茂之时（20岁左右）见证了新中国成立，接着经历过50年代反右、大跃进、大饥荒，中年时期（30岁左右）经历过文革。“新时期”开始大量创作文学作品的时候大约40岁左右，现在年龄80岁上下。其代表性作家有王蒙、张贤亮、丛维熙等（大多为“右派”作家）。

就出身而言，他们中大家子弟不多（只有少数是地主资本家出身而后背叛自己家庭和阶级投身革命）；就经历和教育而言，他们没有经历过“五四”新文化运动，虽然有些小时候接受过启蒙主义思想教育，但对西方文化、启蒙主义和自由主义所知不多。他们接受的主要是革命文化教育，其中很多解放前就参加了革命（所谓“少共分子”），早在延安时期（甚至更早）就基本放弃了启蒙主义转而信仰马克思主义。因此，他们是革命文化和革命组织的内部人，解放后更成为社会主义实践的积极参与者和领导者，成为党内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主要是在文化领域）。当然，不同于纯粹的政工干部，他们一方面高度认同社会主义新中国，但另一方面又是满腔热血、满怀理想的知识分子。他们对社会主义实践中出现的某些现状（比如官僚主义）有不满，但由于身份、思想资源和利益考量等诸多方面的限制，又不可能从根本上怀疑革命，包括其理念、制度和组织。

相比党外或无党派作家，这些人是革命的“亲儿子”、组织的“内部人”。他们虽然被打成右派或反革命或别的什么，但与革命与“组织”其实分享着共同的价值观，包括主义、信仰乃至思维方法，当然也包括各种共同利益。他们不具备不同于革命和组织之外的价值观、思想资源和利益诉求。他们被打成“右派”实在是属于“自己人”冤枉了“自己人”。

由于这种种原因，这些人在平反之后写作的大量回忆录和以自己的经历为素材的小说，其价值观、思维方法乃至书写方式、叙事模式，不同程度地依然受到革命意识形态话语和革命文学传统的制约乃至控制。其创作热衷于冤情申诉和忠诚表达，其核心主题模式分别有：“娘打儿子”论、“劳动拯救”论、“感谢人民”论、“坏事变好事”论，等等，这方面的代表性作品如：王蒙的《蝴蝶》《布礼》，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丛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张贤亮的《绿化树》等等。由于价值观、创作方法和叙事技巧受到革命现实主义文学（虽然有些也尝试了意识流等现代派手法，比如王蒙）的极大制约，因此很大程度上甚至可以认为，他们写的“伤痕文学”是革命现实主义文学的另一种形式的延续，不过是把原来的反面人物（国民党、地主资本家）换成了“四人帮”和极“左”分子（《大墙下的红玉兰》是这方面的典型，把四人帮对革命干部的迫害嫁接到国民党还乡团复辟），把原来的正面人物（工农兵）换成了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干部。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作品的情绪模式和叙事语调（因为和《干校六记》正好形成鲜明对比）：忠诚的革命干部被“亲娘”冤枉后或反应激烈、痛心疾首（比如《大墙下的红玉兰》中的葛翎），或不知所措、六神无主（如《蝴蝶》和《布礼》中的张思远、钟亦成），因为他们是组织的亲儿子，是革命的内部人。他们不可能置身于政治运动之外来审视它，因为这就是他们的政治，他们在政治运动这场大戏中陷得太深，以至于不可能同时做一个看戏者。或者说，因为是亲儿子和内部人，他们对自己“冤情”的书写就不能保持距离，就很难采用旁观者视角。无论是自己的忠诚被怀疑，还是看到自己献身的革命事业被“败坏”，他们都无法不痛心疾首、呼天抢地、心急如焚。他们的叙事不可能从容，不可能冷静、平淡，他们也不可能不直接去书写和反思这个自己的政治运动，像旁观者那样去写花花草草风花雪月趣闻轶事。更重要的是，他们宁可被组织冤死，也不可能背叛组织，恰恰相反，越是关键时候越是要坚信自己的清白，坚持自己的忠诚和信仰，藉此表明自己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江山的主人”，是娘的亲儿子。必须坚决拒绝虚无主义，绝不自暴自弃，坚信组织会还给自己一个说法，一个公道，从而重建自己和亲娘的母子关系。

与上述这类作家作品正好形成鲜明对比的，还有一类书写当代中国政治运动的作家作品，这就是杨绛和她的《干校六记》《洗澡》《丙午丁未年纪事》，除此之外，还有季羡林和他的《牛棚杂忆》，郑念和她的《上海生死劫》等。这类作家作品不多，但自成一类，不可小觑。他们在运动过后回忆和书写那段受难经历时，其主题模式、叙述模式、风格模式等都与前面说的那类完全不同。

之所以把他们另列一类，主要是因为他们的代际身份、生活经历、家庭出身、政治立场和教育背景都很特别，这至少是导致他们的当代中国政治运动书写显得与众不同的群体原因之一。

他们大多是大家族（大地主、大资本家或民国政府高官）出身的知识分子，以出生于1910、1920年代为主（偶尔有出生于1930年代）。他们或经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或深受其浸染。有留学经历，或接受了国内教会学校教育，普遍受到西式人文主义思想、自由主义思想文化的熏陶，国学和西学的根底都很深厚。但对革命文化比较陌生，至少没有化为他们的血液。从政治身份看，他们多为无党派或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其中大量有右派经历。从职业看，这些人大多是大学教授，没有进入革命机构，与组织离得较远。因此对“革命”、对组织、对“江山”没有组织内部人那种“亲娘-亲儿”的深度纠缠。

但是他们的另一个重要共同点是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及对国民党的不满和失望，这是他们1949年认同共产党和新中国，选择留在大陆或者归国效忠祖国的根本原因。在杨绛先生另一部描写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小说《洗澡》中，资本家出身的留洋教授许彦成说：“我只为爱国，所以爱党，因为共产党救了中国。我不懂什么马列主义。”（第259页）这些人不是革命或组织的“内部人”“亲儿子”，只是革命和组织的同盟者、合作者、同路人。本质上他们属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革命的外围分子。

杨绛大约就属于这类知识分子。杨绛出身无锡书香门第，父亲杨荫杭是近代著名法学家，民国时期女教育家杨荫榆的哥哥，青年时候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回国后一度官至江苏省高等审判厅长、京师高等检察厅长。1920年移居上海，任《申报》副总编兼主笔。1923年迁居苏州，任开业律师和自由评论家。杨荫杭属于受到西方教育、有爱国心、信奉启蒙主义和自由主义价值观的进步知识分子。杨绛先生本人解放前是东吴大学毕业，1932年入清华大学研究生院学习，1935年开始和钱钟书一起留学英国和法国。1938年回国后一直在外语系任教，1949年新中国成立，调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在这个过程中，她没有加入任何政治组织和党派。从这个家庭出身、经历、职业和教育背景看，杨绛和钱钟书先生都是与红色江山、革命组织离得比较远的人：我虽然生活在这里，但这个“世界”纷纷扰扰的政治运动与我无关，它发生在我的世界之外，不是我的政治。把杨绛、钱钟书以及与他们有类似家庭出身、教育背景、政治身份的知识分子留在这个“世界”的是他们——这类知识分子还有很多——都有的爱国情。她自己说：“我想到解放前夕，许多人惶惶然往国外跑，我们俩为什么有好几条路都不肯走呢？思想进步吗？觉悟高吗？默存（钱钟书）常引柳永的词：‘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我们只是舍不得祖国，撇不下‘伊’——也就是‘咱们’或‘我们’。尽管亿万‘咱们’或‘我们’中人素不相识，终归同属一体，痛痒相关，息息相连，都是甩不开的自己的一部分。”（《干校六记》第70-71页）这种爱国主义和同胞骨肉之情与坚定的“主义”信仰“江山”意识当然是不同的。即使是解放后的改造，对他们其实也没有起到什么真正的作用（《洗澡》把这点说的更加清楚）。杨绛自己说到，经过了解放以来的“九蒸九焙的改造，我只怕自己反不如当初了”（《干校六记》第71页）。也就是说，连爱国主义也不如当初了。

这些人在平反之后也常常书写自己的遭遇，但由于上面所述的这些差异，他们常常能够从主流的或革命文化之外书写当代中国的政治运动和社会主义实践，也就是说，他们是革命文化和革命话语之外的另类。他们的书写无论在主题模式、情感基调还是叙事模式方面，都表现出与“解放一代”革命知识分子的差别。

也许正因为与革命、与组织之间的距离，由于本来就没有过高的期待和热切的骨肉认同，因此对于自己的遭遇，也并不显得特别出乎意料，受到挫折时也没有特别强烈的反差感和失落感，不显得激愤难平、呼天抢地，更没有为自己娘亲、为江山着急担忧的那“第二种忠诚”（像王蒙笔下的张思远和钟亦成，丛维熙笔下的葛翎，鲁彦周笔下的罗群就有，这些人都是政治运动的主角，“江山”的主人，即使被打成了反革命也仍然以“主人”自居）。相反，作为局外人，他们的心态比较平和，因此也就有了冷眼旁观的可能。在叙事方法上，他们常常采取“局外人”“旁观者”的视角来书写政治运动，即使在书写自己的苦难经历是，叙事风格也依然冷静、平淡、从容，甚至不乏幽默（幽默的前提恰好是距离）。在主题模式上，他们基本上不表现忠诚主题（局外人无忠诚可言）、劳动拯救主题（《干校六记》尽管带着黑色幽默写了一些劳动轶事，但绝非把它写成拯救方法），甚至没有冤情申诉（冤情申诉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内部人的专利）。更没有什么“江山意识”“亲儿子意识”，或“娘打儿子”的怪论（本来就不是娘？）。从另一个角度说，冤情申诉的最后目的是通向承认和和解，回到组织和“江山”，修复母子关系，和解达成之后则欣欣然从怨刺派转为歌德派，而局外人反倒能够把自己的距离坚持到底。

中国20世纪是一个革命（主要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世纪，而革命的最大遗产就是新中国的建立，包括新中国的制度建构、社会实践和关于它的理论表述。这是中国对世界独特“贡献”（姑且不对这个词作价值评价）。我们可以扪心自问：什么是特属中国、其他任何国家不可替代的东西？大约也就是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实践，无论是它采用的运动模式还是它建立的制度模式、文化模式、意识形态模式。因此，不管是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还是中国的文学艺术创作，都必须研究/书写这段历史、认识并反思这段历史，才有可能对世界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对世界文坛做出创造性的贡献。深刻书写和反思当代中国政治运动是中国作家不可推卸的历史重任。

但不得不承认，相比于20世纪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实践的波澜壮阔、举世无双，20世纪和21世纪的中国文学相形见绌。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20世纪的革命史，特别是解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史的书写和研究，还存在很多不足。很多作家回避这段历史，穿越到遥远的古代或虚拟世界去寻找灵感；或者就是热衷于对当下中国消费主义的浅表化书写，而唯独避开既非遥远得虚幻、又非贴近得媚俗的共和国30年的历史。我坚信：如何理解和书写这段历史，无论是对一个作家个人，还是对整体的中国文学而言，都至关重要。回避这段历史书写，当代中国文学决不可能成就自己的伟大。

但这段历史的书写又是困难重重的。除了环境的因素外，还有一个原因是缺少书写这段历史的个人条件。这些条件包括：比较深刻地经历过中国革命，对这段历史有亲身经验；但与此同时，又要有良好的文化修养和丰富的思想资源，具有不同于革命文化、革命文学的资源，具有站在革命之外来进行反思和书写的思想能力和文学修养。很遗憾的是，随着老一代作家的相继逝去，仍然能够对中国革命、中国的政治运动进行写作的作家，已经越来越少；而出生于所谓“后革命”时代的那些八零后九零后一方面是不了解这段历史，另一方面沉浸在消费主义的浪潮中不能自拔，普遍缺乏书写这段历史的兴趣。

（作者为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