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亚·科托：警惕非洲作家这一标签

Mia Couto photo c Alfredo Cunha（作者授权图片）

“我没有以非洲作家的名义在中国出版吧？”采访即将结束时，莫桑比克作家米亚·科托问他的中译本新书的编辑。“我是以米亚·科托的名义出版的吧？”

米亚·科托是参加本届上海国际文学周的唯一一位来自非洲的作家，他三部长篇小说《母狮的忏悔》《梦游之地》和《耶稣撒冷》近日由中信出版社出版，这也是米亚·科托的作品第一次引进中国。

1955年，米亚·科托生于莫桑比克一个葡萄牙移民家庭，父亲是当地著名的诗人和记者。他自幼受家庭影响，14岁开始在报刊上发表诗作，大学时修习医学，期间参与了莫桑比克反葡萄牙殖民的独立战争。1975年莫桑比克独立后，他投身新闻事业，在多家报刊媒体担任编辑，1980年重回大学攻读生物环境学，现在是一名记者兼生物学家。

1983年，他的首部诗集《露水之根》问世。1986年，短篇小说集《夜晚的声音》在葡萄牙出版，引发国际关注，此后作品不断，并斩获多项文学大奖：1992年长篇小说处女作《梦游之地》入选“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十二部非洲小说”；2013年获得葡萄牙语文学最重要奖项卡蒙斯文学奖，葡语文学巨擘若泽·萨拉马戈、安东尼奥·洛博·安图内斯都是该奖项的获得者；2014年，他击败日本作家村上春树，获得有“美国的诺贝尔奖”之称的纽斯塔特国际文学奖，加西亚·马尔克斯、切斯瓦夫·米沃什等人都曾在诺贝尔奖之前荣获该奖；2015年他凭借《耶稣撒冷》入围国际布克奖终选名单，该奖项被视为诺贝尔奖重要风向标；2017年，他的最新作品《母狮的忏悔》入围国际都柏林文学奖短名单。到目前为止，他的作品已被译成二十三种语言，是当下非洲文学和葡语文学的中坚力量，在世界范围拥有广泛的读者群。

借着来上海参加上海书展的机会，米亚·科托接受了澎湃新闻的专访。

《母狮的忏悔》封面

身为女性，每天醒来都是一场战争

“身为女性，每天醒来都是一场战争”，这是《母狮的忏悔》一书中文版腰封上的一句话。腰封上还有一句话：“我，马里阿玛，犯了两重罪：一是生于此地，二是生而为人。在库鲁马尼，一个无法生育的女人还不如一件东西。她不存在。”这是一个讲述女性受父权压迫的故事。在小说里，马里阿玛的姐姐在一次狮子攻击事件中丧生。当外来者阿尔坎如带着捕狮的任务来到村庄，马里阿玛的生活陷入混乱。她被父亲囚禁在家，过去饱受虐待的痛苦回忆逐渐释放，她开始寄希望于阿尔坎如的拯救。与此同时，猎人在荒野里找寻狮子的踪迹。他怀疑，眼前看到的并非全部真相。随着猎捕行动的进行，库鲁马尼村庄变得比外部世界更加危险。村里的男人发觉自己受到外来者的威胁，传统文化受到现代的巨大冲击。凶残的动物一步步逼近，人们开始认识到，也许母狮并非真正的狮子，而是女性用巫术召唤出的古老神灵。

小说取材于米亚·科托看到的真实事件，因此，他在采访中表示，小说里描写到的那种莫桑比克农村社会里女性受压迫的现象，在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

“是的，那是一种非常暴力的文化，我是从城市来的，但在农村，那里完全没有什么现代的气息。当地的女性12、13岁就结婚了，她们也不能选择和哪个男人结婚。一个男人家里会有六七个女人这种现象很普遍。强奸也非常普遍，当然现在当局开始采取措施。”

米亚·科托谈到，在莫桑比克没有针对女性的割礼，那是其它非洲国家的传统。但他也谈到莫桑比克当地有一种针对女性的生理虐待，比如让阴道变形，这样男性会有更多快感。

尽管《母狮的忏悔》处理的是女性压迫这一经典的女性主义议题，但是米亚·科托抗拒女性主义作家这样的标签。“我觉得我是个作家，就应该对这些事情表现出更积极的兴趣。就全世界来说，不光是莫桑比克，女性依然处在受压迫的位置。所以我觉得很自然，我不需要刻意表明说我是一个女性主义作家。我会写这个议题，只是因为我不可能以另外一种方式写作。”

《耶路撒冷》封面

事实上，米亚·科托对许多标签都抱持着怀疑和距离，比如他的写作经常被贴上魔幻现实主义的标签，但就像马尔克斯一样，他也不认为他写的是什么魔幻现实，对他来说，那就是当地人面临的赤裸裸的现实。

米亚·科托也对非洲作家、非洲文学这样的标签心存疑虑。他谈到，“确实有一个时期，非洲的作家们会很强调自己是非洲作家，以这一身份团结在一起，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下，大家面临历史挑战：别人说你们非洲没有历史，没有文化，没有文学。”

但是在米亚·科托看来，对于新一代作家来说，这一标签化也是有危险的。“因为这很容易变成一种猎奇的异域情调的东西，仿佛因为你是非洲人，所以你才被接受。其实你就是一个作家，就好像一个欧洲的作家不需要说自己是一个欧洲作家，我就是一个作家。”

米亚·科托8月16日在思南公馆与梁鸿、胡桑对谈。（作者授权图片）

“我在寻求一种隐喻式的叙述方式”

在提到米亚·科托的创作时，都会谈及他将葡语和莫桑比克民族性相结合，通过添加词缀、旧词合并等方式创造新词，使非洲口头语与欧洲葡语词汇融合。

莫桑比克谈到，在今天的莫桑比克，依然保留着讲故事的文化传统，即便很多人受过良好的教育，能写能读，他们还是很喜欢讲故事。“在议会上，当议员们在讨论经济等大问题的时候，他们发现用讲故事的方式可以解释得更清楚。我举个例子，１９９４年，内战后第一次选举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没有投票的意识，因为过去领导人都是来自大的佃户，所以当时需要给大众进行公民教育，让他们明白为什么要投票。那个时候作为一个生物学家，我在一个小村子里，有一个新党派的人在那里宣传自己政党的方针，他告诉村民们如果你选我，我会给造学校，建道路。然后村民们就说，啊，你真慷慨，远道而来要给我们帮助，你的做法让我想到那个猴子和河的故事，除了我和那个政客，在场的村民都知道这个故事。然后那个政客就说，我来自另一个文化背景，你能不能讲给我听。然后村民就说，一个猴子在河边走，他看到河里一条鱼，就鱼说，可怜的鱼啊，你快被淹死了，我必须要救你。然后就要把鱼从水里捞出来，鱼就反抗说你怎么知道我要死了，你怎么知道我过得不好。其实村民们讲这个故事是在讽刺那个政客，这个故事很有象征性的意义。”

米亚·科托谈到，对我来说，他可以非常方便地接触到口头文化，因为那是一个非常开放的社会，人们会很喜欢拉着你跟你聊天，讲故事给你听，希望获得你的注意。“我受的教育是非常看重理性的，教你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假的，我担心的是会失落那种隐喻式的思维和说话方式。如果你是一个父亲，你会对你的孩子说，那是一种隐喻式的思维方式，更有效率的交流方式就是更直接，更实际，所以我们失去了一些只能通过隐喻来理解事物的能力。”

米亚·科托讲到，这种口头的、讲故事的传统对他影响非常大。“我在寻求一种隐喻式的叙述方式，还有一点，在口头文化里，很多事情不是那么物质那么客观的。它往往是一个景观，一个场景，那种文化里，万事万物都是有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