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星耀的“名气”

福建师范大学副校长汪文顶教授为该校文学院文学创作丛书所作的总序中说：“历史上，叶圣陶、董作宾等著名作家曾在此任教，著名的翻译家项星耀也曾任教于师大中文系。”我曾与项星耀先生下放在一起，这两句话引起我的特别关注。我想，无论是1985年老项从福建师大离休之时，还是1997年10月28日老项去世，都没有人将他当作在福建师大文学学科一百余年历史中可与叶圣陶等相提并论的文化名人。然而，在他离世之后，包括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上、中、下)在内的不少由他翻译的世界名著先后再版。汪文顶教授引他为福建师大文学学科之荣，就是因为他的翻译成就令人瞩目。

岁月的流逝，没有使他的身影远去，只是把他的名字淘洗得更加亮丽。

说不清老项到底懂得几种语言，他是从来不同人说这些的。我只是听项夫人邢桂芬说过，老项精通六国文字。1990年12月，我在《解放日报》发表的一篇有关老项的短文中说了这句话，他就来信批评 “内容失实”了，说就像在中文中也会出现俄文、英文一样，在俄文、英文读物中，也会出现别国的文字。懂得一点这些国家的文字，是翻译工作所必须的，谈不上精通。

也说不清老项到底翻译过多少作品。照例，他也从来不同人说这些，连邢桂芬也未能帮我弄到他的全部译著的书名。但仅据我所知，经他之手翻译出版的世界名著就有乔治·爱略特的《米德尔马契》（上、下）、萨克雷的《潘登尼斯》（上、下）、亨利·詹姆斯的《一个女士的画像》、谢甫琴科的《音乐家》、奥斯丁的《曼斯菲尔德庄园》、《谢德林寓言选集》和《狄更斯文集·中短篇小说选》。其中《米德尔马契》和《一个女士的画像》被列入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米德尔马契》被人民文学出版社列入“世界文库”。

和科学没有国界一样，文学也是没有国界的，但优秀的文学作品要真正成为全人类共同享有的精神财富，必须排除语言文字的障碍，翻译，就是沟通中外文学、连接中外文明的桥梁与纽带。项星耀译著等身，堪称中国翻译界的大家。然而，当今中国有多少人熟悉这位翻译园地中默默无声的耕耘者？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我曾向著名散文家郭风说起老项，郭风老人连声感叹：“有的人是名过其实，他却是实过其名，难得，难得！”

我与老项相识，是在1970年早春。

1969年10月，我与项夫人邢桂芬一起下放到地处闽东沿海的霞浦县溪南公社。老项还在受审查，几个月后才获得下放农村的资格。他到霞浦的那一天，正在县城的我前去他下榻的民族招待所看望他。

我已听邢桂芬多次说过老项其人，知道他学识渊博，很有些肃然起敬。老项也听邢桂芬说过我，但不知是习惯使然，还是他的精神尚未从接受审查的阴影中解脱，他在与我握手之后，只说了几句话就沉默了。

我打量起老项。他年近五十，瘦高的个子，高耸的鼻梁上架着深度近视镜。胡须刮得精光，却未能刮去留在皮肉中的胡茬，泛出一层青黑色。这青黑色使我十分离奇地联想到小时候在连环画中看到过的美军飞行员戴维斯上校，甚至感到他的受审查，或许正是由于这些连剃刀也未能刮去的戴维斯上校式的胡茬。

短暂的寂静使邢桂芬感到很窘。她带着几分歉意说：“小宋，老项就是这个样子，见人没有几句话，以后熟悉了，话就多了。”

毕竟是同命相怜，我和老项很快就熟悉了。他的知识面很广，也很健谈。他和我谈法兰西的几次共和及几次帝制复辟，谈梅林的《马克思传》，谈鲁迅与瞿秋白的交往，谈唐弢的杂文……只要一打开话匣子，就再也见不到留在我印象中的那一份矜持。但我仍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他的忧郁和苦闷。

头上顶着怎样的华盖，心中就有怎样的阴影。

老项原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任教，老邢是芳华越剧团的。上个世纪50年代末，因为芳华越剧团 “支援前线”，老项也随老邢调到了福建，如今又从福州来到溪南。生活适应需要过程，业务专长不能发挥，农村工作自然也没有本地干部来得熟悉，且在一些人眼里，下放干部都是犯了错误的。尽管他们白天下田，晚上下队，不敢有半点懈怠，还是不断传来闲言碎语，诸如“双百夫妻雇人挑水”之类的闲言碎语，对于正在“接受再教育”“改造世界观”的下放干部，犹如风刀霜剑。

而且，就像陷入烟雾茫茫的大海，那时谁也说不准，这种华盖运何时才能有一个了结。

就在这被不少人称之为“流放”和“发配”的下放期间，把忧郁和苦闷埋在心里的项星耀，开始了一项介绍和传播域外文明的巨大工程。我曾目睹，在闽东沿海的那个村落，在没有窗户、只靠嵌在屋顶的一块玻璃采光的农家小阁楼上，老项汗流浃背地翻译赫尔岑《往事与随想》的情形。

赫尔岑是俄国历史上第一个亮出旗帜反对沙皇君主制度的人，他的作品影响了整整几代知识分子的思想和生活。诚然，赫尔岑也有他的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但这不是他的过错，而是他的不幸。《往事与随想》是赫尔岑花了十五年以上的辛勤劳动写成的极其重要的著作，是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一直到巴黎公社前夕俄罗斯与西欧社会生活和革命斗争的艺术纪录。屠格涅夫在读完《往事与随想》第五卷中叙述家庭悲剧的那一部分的手稿后，激动地说：“这一切全是用血和泪写成的；它像一团火似的燃烧着，也使别人燃烧……俄罗斯人中间只有他能够这样写作……”

项星耀开始翻译的就是这样一个作家的这样一部作品。

老项对我说过，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要出版《往事与随想》的译著是不可能的，尽管列宁在《纪念赫尔岑》这篇文章中对赫尔岑作过全面、客观的评价，但在那个年头，仅凭马克思曾经直接和间接地批评过赫尔岑这一点，只要出版了《往事与随想》的译著，出版者就会和翻译者一起倒霉。但老项又说，在中国，总有一天会出版《往事与随想》的译著，因为中国文化界不会一直这样沉寂下去，中国翻译界不会永远留下这样的空白，中国不会永远没有《往事与随想》的全译本。凭着这种信念，他一句一句，一页一页，一卷一卷地翻译着，寒暑易节，不知道花费了多少心血。

老项没有想到，就在那样的政治背景下，还有一个人和他一样，正在默默无声地从事着这项巨大的工程。这个人就是一代文学大师巴金。

翻译《往事与随想》，是巴金的夙愿。早在1928年2月5日，当青年时代的巴金刚刚买到《往事与随想》的英文译本时，他就感到了燃烧在这部巨著中的那一团火正在和自己心中燃烧着的火熔为一体。巴金称《往事与随想》是自己的老师。他当时正在写他的第一部小说《灭亡》，感到自己不知不觉地受到了赫尔岑的影响。此后，他曾陆续翻译过《往事与随想》的一些章节。然而，巴金终于没有得到整块的时间将《往事与随想》全书译出。直到1974年，巴金才开始偿还这笔拖欠了几十年的旧账。

1977年，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巴金的一封信，当时已经调回福建师范大学翻译联合国文字资料的项星耀，正是从这封信中得到了巴金正在翻译《往事与随想》的信息。他“撞车”了，而且撞在巴金的车上，但他并不认为自己白费了心血。重要的是把这一份人类文明的成果介绍给中国的读者，至于用不用自己的译本可以在所不计。能有巴金的译本，更是值得庆幸的事。老项毫不犹豫地将自己一字一字翻译出来、誊写得工工整整的前四大卷译稿寄给了巴金。1978年9月 17日，巴金在他翻译的《往事与随想》第一册（包括一、二两卷）后记中说到几位新老朋友对他的无私帮助，其中第一位就是项星耀。巴金是这样说的：“福建师范大学的项星耀同志把他翻译好的四卷译稿全部寄来供我参考……这样的事，只能发生在新中国，在今天的新社会！这是值得我们自豪的事情。”

巴金也希望项星耀的译本能得以问世。他亲自为老项联系了一家出版社，要老项把译稿寄去。但老项推辞了。巴金或许猜出了老项的意思，写信对老项说，他在整理茅盾遗稿时发现茅盾说过，有些世界名著，能有几部译本没有什么不好。但老项还是没有接受巴金的这番美意。直到1986年，得知巴金的身体和精力都已经不允许他完成这项巨大的工程，但他又一直表示，希望在有生之年能看到这部书的全译本时，项星耀才与人民文学出版社订下了翻译出版《往事与随想》的合同。老项在给我的信中写道：“从某种意义上说，我译这本书也是接受他（巴金）的委托。”

年过花甲，已经离休，在上海定居的项星耀于是孜孜不倦地进行了后四卷的翻译工作。1988年初春，我到上海出差时曾去看望老项他们。性格外向的邢桂芬喋喋不休地向我诉说：“这个老项呀，从来没有什么星期天、节假日。连大年三十都守着这张写字台，你老远地从福建来，他才难得坐下来与你聊聊天。”我理解邢桂芬，她这是嗔怪，包含着复杂的成分，其中有自豪，也有心疼。我于是再次仔细地打量老项，就像刚与老项相识时打量他一样。高耸的鼻梁上仍然架着那副近视镜，但两鬓和胡须均已变得花白。我这才意识到老项已经老了。我想，这不仅是因为岁月的流逝，更是艰辛跋涉留下的印记。

送我出门时，老项告诉我，后四卷的《往事与随想》译著初稿已经脱手。

项星耀的《往事与随想》译本，原定书名是《往事与沉思》。人民文学出版社建议项星耀采用《往事与随想》这一书名。但这个书名是巴金首先采用的。为此，1992年3月 26日，项星耀写信向巴金征求意见。巴金收到老项的信后，于3月21日回信说：“全译本仍用 《往事与随想》译名，我当然同意（‘随想’二字还是采用了一位读者的建议），而且我应当感谢你替我偿还了一笔拖欠了几十年的大债……”

《往事与随想》只印了1380套，几乎开创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图书印数的最低纪录。然而，能在垂暮之年看到《往事与随想》的全译本，巴老依然感到欣慰。

老项的事业心很强，但他淡泊名利。下面说的几件事，一般人或许都会感到难以置信。

老项不知道自己能享受“离休”待遇。离休之前，他曾长期住在老邢的工作单位，不会骑自行车，只好挤公共汽车来回奔跑于福建师范大学与芳华越剧团之间。老项舍不得这些虚掷在路途之中的时间，他希望在有生之年可以安安静静地从事翻译工作。于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他提出了退休到上海的请求。福建师大人事处的同志查阅了老项的档案，发现他早在1945年就投奔新四军，于是说：“项老师，您该办的不是退休手续，您是可以离休的。”此后，老项在上海享受离休干部的待遇，这待遇却是别人为他挖掘出来的。

老项没有参加全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凭他的成就，在全国翻译工作者协会挂个常务理事之类的头衔并不过分，但他从来不图这些虚名。他也不喜欢把时光虚掷在交际、应酬和各种会议之中，一位与他分别数年的教授写信给他，预期在次年召开的全国翻译家协会的理事会上与老项相见，但他哪里想得到，老项连翻译家协会都没有参加呢！

老项未曾有教授的职称。他还是副教授，这是“文革”之后第一次评职称时评的。他是带着这一职称离休的。在他离休之后，福建师范大学的党委书记范公荣同志曾去上海看望他，说凭老项的成果，完全可以申报评教授职称，要他填表。但他谢绝了。他的夫人与女儿要替他填，也被他阻止了。邢桂芬说：“这个老项呀，别人争都来不及，他到了手边的东西都懒得伸手，不知道他到底图个啥？”老项图个啥？他图的就是在有生之年，多为后人留下点东西。在他看来，职称、待遇、名利、地位全都是身外之物，他舍不得去花那个功夫。那一次，当我笑着向邢桂芬说出这个意思时，坐在一旁的老项唯有颔首不已。

名利属于个人，事业属于人类。为名利的人往往妒忌别人的名利，甚至为获取名利而不择手段；为事业的人总是以自己的力量促成别人的成功，又从别人的成功中获得前进的力量。

老项就是这种事业心很强却又淡漠名利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