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的《将进酒》并非一挥而就？

明清时期的文学批评热衷于讨论不同文体的迁变代兴，近人王国维、胡适等据此进一步发挥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观念，唐诗遂与汉赋、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并驾齐驱。就其传播范围之广泛、影响程度之深切而言，唐诗更是骎骎凌驾于其他各体之上。然而历经千百年的承传，这些作品早已蜕变出繁杂纷歧的面貌，今人探求其流变递嬗，却仍然不得不依赖一部三百多年前仓促编定、因而错谬脱漏不胜枚举的 《全唐诗》，因此造成的误解和缺失自是不言而喻。有鉴于此，近现代以来众多中外学者都曾各展所长，做过大量补苴罅漏的工作。

修订纂辑过 《全唐诗补编》 《全唐文补编》和 《旧五代史新辑会证》，又参与撰著 《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唐五代卷》 《唐才子传校笺》的陈尚君先生一直肆力于唐五代文史研究，新近结集的 《唐诗求是》一书，汇集了他近年来精心结撰的多篇论文，还从此前出版的 《唐代文学丛考》 《汉唐文学与文献论考》和 《贞石诠唐》中选取部分重要篇章，从而全面展示了他在唐诗学领域所取得的成果。他特别强调要秉持 “实事求是”的原则，“以老吏断案般的严酷考证清理明以来累叠的唐诗文本”。他研讨的对象虽是唐诗，可目光所注并不拘囿于此，而是纵览唐宋元明清历代，贯通经史子集丛各部，同时又注重佛道二藏、敦煌遗书、域外汉籍和金石文物等特种文献，由此旁搜远绍，左右采获，从而拓展了唐诗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爬梳存世唐诗的文本变化

考虑到针对 《全唐诗》所做的局部性增订并不能彻底克服原书在体例上的种种缺陷，已经远远无法满足唐代文史研究的需求，尚君先生近年来承担起重新纂辑 《唐五代诗全编》的重任。这项艰苦卓绝的工作尽管尚未最终完成，但从 《唐诗求是》中已不难窥见其根本宗旨，其中最关键的当属 “分层次地揭载全部存世唐诗的文本变化”，即不是简单地汇聚善本以判别是非，更要呈现文本在创作、传抄、刊布等不同阶段的历时性衍变。将此落实在现存的五万三千余首唐诗之上，关涉到佚作辑考、真伪辨析、字句勘正、作品编次等一系列问题。显而易见，这给整理工作设定了极其严苛的标准，但其结果势必加深甚至改变我们对唐诗原貌的认知。

以那首妇孺皆知的 《登幽州台歌》为例，尚君先生在 《唐诗的原题、改题和拟题》中指出，此诗最初很可能是陈子昂的好友卢藏用在概括提炼陈氏 《蓟丘览古》和屈原 《远游》诗意的基础上形成的歌辞，直至明代中后期才有学者为其拟定诗题，并视为陈子昂的作品。

再来看天才恣肆横放的李白，后人往往将他与低徊苦吟的杜甫相互比较。尚君先生在 《李白诗歌文本多歧状态之分析》中则仔细比对各种早期刻本和敦煌残卷，考察其中存在的文字歧异。比如脍炙人口的 《将进酒》，敦煌残卷原题作 《惜罇空》，宋人所编《文苑英华》又题为 《惜空罇酒》；其中的名句 “天生我材必有用”，敦煌残卷中作 “天生吾徒有俊才”， 《文苑英华》的校语则说一作 “天生我身必有材”。通过推求大量异文形成的原因，不仅可以了解李白作品定型结集的过程，更能发现他在创作中其实也同样经历过不断的增删润饰。

存世的唐诗来源于各种不同性质的文献，各类文献的纂辑时间和编次方式又多有不同，以致大量诗作成为层累叠加的最终产物。今人整理唐人诗集，往往依傍 《全唐诗》再做校订辑补，但这样处理很容易忽略作品在流传中的诸多细节，更不免承袭明清以来的不少讹误。尚君先生在 《许浑乌丝栏诗真迹与传世许集宋元刊本关系比较分析》中，以晚唐诗人许浑为例，做了另一番尝试。以 “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句享誉后世的许浑存诗约五百余首，除了其亲手所书诗卷 （即习称的乌丝栏诗真迹）外，其文集还另有三种宋元刊本，各本所录均未臻齐备且互有出入。经过反复比勘和仔细斟酌，尚君先生依照编次时间的先后，在校录时将乌丝栏诗真迹居前，随后依次收录各本所增收的篇章，接着是其他文献中所录未见于此前各本的作品，最后再殿以 《全唐诗》中误归入他人名下而实为许氏所撰的诗作。不执一端的校录方式看似头绪纷繁，实则有条不紊地展现了许氏诗集从本人亲手编定至后世陆续增补的大致过程。

寻找唐代文学生态的风貌

有些看似无关宏旨的现象，经过一番沿波讨源，也能令人体味出别样的意味。在 《从长沙窑瓷器题诗看唐诗在唐代下层社会的流行》中，尚君先生讨论了民间工匠改写拼接文士诗作的有趣现象。比如白居易的 《问刘十九》： “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就被不知名的工匠根据时令变化而改作 “八月新丰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色好，能饮一杯无？”或 “二月春丰酒，红泥小火炉。今朝天色好，能饮一杯无？”这些通俗化的改编并不具备文献校勘价值，甚至有损原作温馨隽永的情韵，却隐隐透露出特殊的学术史意义。

以往探究唐诗在唐代的传播状况，主要从 《河岳英灵集》 《中兴间气集》等唐人选唐诗总集或是元稹、韩愈等对本朝诗人、诗作所作的评论着手，体现的其实只是极少数精英的评判标准，而这类题诗则反映出古代底层民众普遍的文学趣味以及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交融互动，彼此参照合观才能如实地呈现唐代文学生态的整体风貌。

以上只是略举该书考论所及的几个例子，但已足见重新纂辑的工作对于深入探求唐代诗歌原貌、唐人创作历程乃至唐集流传演变都将大有裨益。其实，即便是一些貌似无足轻重的枝节，也同样具有很大的开拓余地。比如唐诗的诗题，其最初形态应该是创作过程中人际交流的真实记录，在不少敦煌唐写本、部分早期石刻和少数诗集中尚能见到，但在编辑、流传的过程中却时常遭到诗人自己甚至其他人的删略或改窜。如果能够追溯还原唐人诗题的原初状况，相信还能为查证唐人生平交游提供更多重要的线索。

70多年前，史学家陈垣根据自己校订 《元典章》的经验，特意撰著《元典章校补释例》 （后更名为 《校勘学释例》），条分缕析各种讹误产生的原因， “于此得一代语言特例，并古籍窜乱通弊”，还在此基础上总结了古籍整理校勘的通例。胡适对此极为称许，在序言中盛赞 “这部书是中国校勘学的一部最重要的方法论”。尚君先生早年着重揣摩体会过陈垣等前辈学者的治学方法，该书所收 《〈全唐诗〉误收诗考》 《〈全唐诗外编〉修订说明》 《〈唐五代诗纪事〉编纂发凡》《唐女诗人甄辨》等其实已经具备释例的意味。由于唐诗的内容包罗万象，其语言则属于既承袭上古文言又开始融入白话俗语的中古汉语，而其流传则经历了从写本时代到刻本时代的变迁，所以在整理中亟待解决的疑难必定有增无减。然而正因为这样， 《唐五代诗全编》所总结出的经验教训，对于其他文史领域的研究而言也将提供重要的参考和借鉴。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