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象是小事

作者：康·帕乌斯托夫斯基

　　几乎每一个作家都有自己的鼓舞者，自己的守护人，一般说这些人也是作家。

　　只要读上几行这个鼓舞者的作品，自己便立刻想要写东西。从某几本书中好象能喷出酵母浆来，使我们心神陶醉，感染我们，使我们不自主地拿起笔来。

　　奇怪的是，这样的作家，守护人，在作品性质、风格和题材方面多半和我们迥乎不同。

　　我认识—个作家，是一个道地的现实主义者，他专门描写日常生活，人稳重而沉着。但他的守护人却是那位落宕不羁的空想家亚历山大·格林。

　　盖达尔把狄更斯称作他的鼓舞者。至于我呢，司汤达的罗马通信的任何一都能引起我的创作欲，而且我写的东西与司汤达是那么悬殊，连我自己都威到惊讶。有一年秋天，我读了司汤达的作品，便写了一个短篇273护林区，这篇小说是描写普拉河岸禁伐林的。但在这个短篇中全然找不到一点与司汤达的作品的共同之处。

　　不过说实在的，我并没寻找其中的原因。显然，是可以找到的。我之所以提到这点，仅仅是想谈一谈，有许多粗粗一看并不重要的事情和习惯却能帮助作家们写作。

　　大家都知道普希金在秋天写东西写得最出色。无怪“波尔金诺的秋天”成了惊人的创作力旺盛的同义语。

　　“秋天来了，”普希金写信给普列特尼约夫说。“这是我喜爱的季节——我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健壮起来——我的文学创作的时期开始了。”

　　大概不难理解这是什么道理。

　　秋天，清澈而凉爽，有“飘零的美”（语出普希金1833年写的抒情诗《秋》），远景明晰，气息清新。秋天给自然添上一种淡淡的色调。绛红、金黄的树林时时刻刻在雕落，剩下光秃秃的枝桠，使线条更形突出了。

　　眼睛会逐渐习惯于秋日景色的明朗。这明朗的秋色便渐渐地吸引一个作家的意识、想象和作家的手。诗和散文的喷泉喷出冷冽的清泉，偶尔发出冰屑的响声。头脑清新，心强烈而均匀地跳动着。只是手指有些儿发冷。

　　到秋天，人类思想的禾稼也熟稔了。关于这个，巴拉廷斯基说得很好：“珍贵的庄稼成熟了，你在思想的谷粒里收刈；达到了人类命运的圆满。”

　　照普希金的说法，每逢秋天，他的精力又重新旺盛起来。每年秋天，他都觉得年轻了许多。歌德说得对，有天才的人一生之中，常常有几度恢复青春。

　　在一个这样的秋日，普希金写了几行诗，述说了诗人极其明显的复杂的创作过程：

　　我常常忘记世界——在甜蜜的静谧中，

　　幻想使我酣眠。

　　这时诗歌开始苏醒：

　　灵魂洋溢着抒情的激动，

　　它颤抖，响动，探索，象在梦中，

　　最终倾泻出自由的表现来——

　　一群无形的客人朝我涌来，

　　是往日的相识，是我幻想的果实。

　　于是思想在脑中奔腾、澎湃，

　　轻妙的韵律迎面奔来。

　　于是手指儿忙着抓笔，笔忙着就纸，

　　刹那间——诗句就源源不断地涌出……

　　（引自普希金的秋）

　　这是对创作的惊人的分析。只有在高度精神振奋的热潮中，才能作出这样的分析。

　　普希金还有一个特点。他写东西碰到写不下去的地方，便索性跳过去，继续往下写，决不停顿。以后他再回到漏过的地方，但这只是在他称作灵感的那种精神振奋到来的时候。他从来没勉强地唤起灵感。

　　我看见过盖达尔写作。和作家一般的写作情形完全两样。

　　当时我们住在麦绍尔森林区一个村子里。盖达尔住在一幢临街的大房子里，而我住在花园深处的一间浴室里。

　　当时盖达尔正在写鼓手的命运。我们俩讲好从早晨到中午一心一意工作，在这个时间内，彼此决不以钓鱼来诱惑对方。

　　有一次，我在这间浴室里靠近敞开的窗子写东西。连一的四分之一还没写完，盖达尔就从那幢大房子里出来了，从我窗前走过，装出极其自由自在且漠不关心的样子。

　　我假装没看见他。盖达尔在花园里踱来踱去，自言自语地嘟囔着什么，接着又从我窗前走过，但这一次已经分明要找我麻烦了。他吹着口哨，然后又假装咳嗽。

　　我不作声。这时盖达尔第三次走过来，怒冲冲地盯了我一眼。我依旧不作声。

　　盖达尔忍不住了。

　　“喂，”他说，“别装傻啦！你写东西这么快，扔下一会儿，有什么道理啦。嘿，好一个波波雷金！我要是也这么写，我早就有一部一百一十八卷头的全集了。”

　　

　　他非常喜欢这个数目。他津津有味地又重复了一遍：

　　“一百一十八卷！一卷也不少！”

　　“够啦，”我说，“你干脆说吧，你要怎的？”

　　“要你听听，我想出来一个多么美妙的句子。”

　　“什么句子？”

　　“好，你听着：‘受罪啦，老头儿，受罪啦！——乘客们说。’妙不妙？”

　　“我打哪儿知道！”我回答说。“得看放在那儿，跟什么发生关系？”

　　盖达尔大为不满。

　　“‘跟什么发生关系，’‘跟什么发生关系’！”他学着我的语气。“应该跟什么发生关系，就跟什么发生关系！嘿，去你的吧！坐在那儿琢磨你自个儿的文章吧。我可得去把这句话记下来。”

　　但他没忍了多久。过了二十分钟，他又开始在我窗前走来走去了。

　　“怎么样，又想出什么了不起的句子来了？”我问。

　　“喂，”盖达尔说，“从前我只不过是模糊地猜想你是一个放肆的知识分子和一个讽刺家。今天看来果然不错。我感到很悲哀。”

　　“去去，走开吧！”我说。“咱们好说好商量，别打扰我！”

　　“了不起，一副拉热奇尼科夫的架子！”盖达尔说，不过还是走了。

　
　　过了五分钟他又回来了，而且老远就对我高声说了一个新句子。这个句子，说实在的，出乎意料，好得很。我很赞赏这个句子。盖达尔就需要这个。

　　“得啦！”他说。“这一回我再不到你这儿来了。决不来了！不用你帮助写写看。”

　　他忽然用说得很糟的法国话添上一句：

　　“再会，俄罗斯苏维埃作家先生！”

　　当时，他刚开始学法文，学得非常起劲。

　　盖达尔又到花园里来过好几次，但没打扰我，在远处的一条小径上踱来踱去，一边自言自语地嘟囔些什么。

　　他就是这样写作的——一边走一边想着句子，然后记下来，随后再想。他整天从屋子里到花园这样出来进去。我很奇怪，并且肯定盖达尔的中篇写得很勉强。但后来才知道，他一向如此滑头，这样写下来的远比一句一句积起来的多得多。

　　大约在两个星期以后，他写完了鼓手的命运，然后兴致勃勃、心满意足地走到我的浴室里来。

　　“给你读一篇小说好吗？”

　　我当然很想听听。

　　“那么，听着！”盖达尔说，在房中央站住了，把双手插在衣袋里。

　　“原稿在哪儿呢？”我问道。

　　“只有那不中用的乐队指挥，”盖达尔用一种教训的口气回答说，“才把谱架放到面前。我要稿子干吗！稿子在桌子上养神哪。你到底听不听？”

　　他把小说从头到尾背诵了一篇。

　　“你总归会在什么地方，把什么背错了，”我怀疑地说。

　　“咱们打赌！”盖达尔喊道。“不会超过十个错误！要是你输了，明天就到梁赞去，在破烂市上给我买一个老式的晴雨表来。我在那儿看好了一个。在那个老太婆的摊子上——你记得吗？——下雨她就顶个灯罩。我马上把稿子拿来。”

　　他拿来了原稿，把小说又背诵了一次。我看着原稿。仅仅在几个地方弄错了，而且不是什么重要的地方。为了这个我们吵了好几天，盖达尔到底算不算赢，但这已经和本题没有直接关系了。

　　总之，我买了晴雨表，使盖达尔高兴万分。我们决定按照这个铜质的笨重器皿，来安排我们的钓鱼生活，但立刻就上了当，晴雨表上指着“大旱”的时候，而事实上却下了三天倾盆大雨，两个人都变成了落汤鸡。

　　那个时期真是妙不可言：无尽无休的胡闹啦，“抽签”啦，文学上的争论啦，在湖上和旧河床上垂钓啦。所有这些都不知不觉地帮助了我们写作。

　　当费定开始写他的长篇《不平凡的夏天》的时候，我刚好和他在一起。

　　我由衷地希望费定原谅我冒昧地写出这件事来。但是我觉得每一个作家特别象费定这样的巨匠的工作方式，不仅对作家们，而且对所有文学爱好者，都很有意思，而且不无益处。

　　我们住在加格拉紧临海滨的一幢小房子里。这幢房子好象革命前廉价的“公寓”，是一幢体面的贫民窟。

　　每当风暴袭来的时候，它便为狂风和巨浪的冲击所摇撼，发出嘎吱嘎吱、喀嚓喀嚓的声音，眼看就要塌似的。门上的锁都了，穿堂风一吹过，门便慢慢地、可怕地敞开来，停止几秒钟不动之后，又猛丁砰地一声关上，于是灰泥便从天花板上纷纷落下。

　　所有新加格拉和旧加格拉的野狗都在这幢房子的露台下过夜。它们趁主人暂时外出的时候爬进屋来，躺到床上，心安理得地打起呼来。

　　不管盘据床铺的野狗的性子如何，进屋子时总要多加小心。狗不大好意思、羞答答地跳起来，失望地叫着跑出去。假如你碰着它的脚，它会因为恐惧而咬你一口。

　　假如碰上一条不要脸的老油子，它就会躺在床上，用仇恨的眼光盯着你，可怕地叫起来，使你不得不请邻居们来帮忙。

　　费定的一面窗户朝着临海的露台。风暴咆哮的时候，把露台上的藤椅都堆到这扇窗子旁边来，怕淋湿了。狗总蹿在这堆椅子上，从上面望着在桌旁写作的费定。这群狗低声嗥着，想到他这有灯光的暖和的房间里来。

　　起初，费定抱怨说这群狗简直使他发抖。只要他的眼睛离开稿子，看着窗外开始思索时，便立刻看到几十只恶狠狠的眼睛盯着他。他甚至有几分不自在，好象因为他住在暖和的地方，却在白纸上画黑道，干着一种分明是无意义的事情而成到歉疚。

　　当然，这在某种程度上妨碍了费定的工作，但不久他便习惯了，不再理睬这群野狗了。

　　大多数作家在清晨写作，也有一些作家在白天，但绝少数在夜里。

　　费定能在任何时刻写作。仅仅是偶尔歇歇乏才停下一会儿。

　　他每夜在大海的呼啸声中写作。这种听惯了的喧嚣声非但不妨碍他，甚至有助于他的文思。相反，寂静倒使他烦乱。

　　有一次，在深夜里，费定把我叫醒了，焦灼地跟我说：

　　“你可知道海沉默了。我们到露台上去听听。”

　　一片深沉的、好象非常静穆的沉寂笼罩着海岸。我们默不作声，想要在黑暗中听到哪怕一声微弱的浪花拍溅声，但是什么也听不见。只有耳膜嗡嗡地响着，这是我们的血液流动的声音。在高空，在那弥漫苍穹的黑暗中，撒着几点朦胧的星光。我们习惯了这大海的喧声，甚至为这种静寂所窒息了。费定在那一夜里没有写作。

　　所有这些都说明：他不得不在他所不习惯的环境中工作。我以为这种生活的朴素与简陋使他想起青年时代，青年时代我们能够在窗台上，在洋油灯旁，在墨水都上了冻的房间里，一句话，在任何条件下写作。

　　我无意中观察了费定，才发现他只有在把下一章严格地考虑过、调理过、用沉思和回忆充实过之后，直到个别字句都在思想中推敲成熟的时候，方才下笔。

　　费定在动笔之前，全神贯注地从各个角度来审查这部未来的作品，他只写他深思熟虑过的、轮廓分明的、同时和整体有完整的关系的东西。

　　费定的明豁而坚定的智慧和严峻的目光，不容忍那构思和表现的模棱两可。按照他的意见，散文应该写得确切无瑕，锤炼到金刚石的硬度。

　　福楼拜在文字的惨淡经营中度过了一生。他不能够停止追求散文的晶化。有的时候，对他说来，修改稿子并不是使散文完美无瑕的手段，而成为目的本身了。他失去了鉴别的能力，疲惫不堪，悲观失望，而且显然地枯竭了，把自己的作品弄得没有生气，或者如果戈理所说的，“描写呀，描写呀，变成个描写迷了”。

　　费定知道在琢磨文句时应该恰到好处，适可而止。他身上的批评精神从不疲倦，但也没有让作家灰心。

　　在福楼拜身上高度地表现了那种文学理论家们称做作家的“人格化”的特性，简言之，这是一种禀赋，作家以强烈的力量，使自身与人物合成一体，亲身极其痛苦地体验作品人物（按照作家的意志）所遭遇的一切。

　　如所周知，福楼拜描写爱玛·包法利服毒临终之际，他自己也感觉到中毒的种种征候，因而不得不向医生求救。

　　福楼拜是一个痛苦的人。他写得那样慢，他自己绝望地说：“写出这样的东西来，真应该自己打自己的嘴巴。”

　　他住在卢昂附近塞纳河畔的克鲁阿斯。他书房的窗户便临着塞纳河。

　　在福楼拜的有异国情调的书房里，终夜点着有绿罩的灯。福楼拜在夜里写作。到晨光熹微的时候灯才熄灭。

　　灯光是通宵达旦的，好象灯塔。真的，在暗夜里，福楼拜的窗户成了塞纳河上渔夫们的灯塔，甚至从哈佛尔往卢昂溯游而上的海轮的船长们也把它当作灯塔。船长们知道在一段航路上要想不迷失方位，应该“以福楼拜先生的窗户”为目标。

　　他们偶尔看见一个体格健壮的人，身穿一袭华丽的东方式的睡衣。这人常常走到窗边，前额贴在窗上，望着塞纳河。这是一个疲惫不堪的人的样子。但那些弄潮儿却未必知道窗子里站着的是一位法国的伟大的作家。他为争取散文——这个“可诅咒的、无论如何也不能定型的、没有形状的东西”——的完美，已经精疲力竭了。

　　在巴尔扎克看来，他的人物都是活生生的、亲密的朋友，他忽而气得呼哧呼哧地骂他们是坏蛋、傻瓜，忽而微笑着，称赞地拍拍他们的肩膀，忽而拙笨地安慰他们的不幸。

　　巴尔扎克相信自己的人物确实存在，相信他对他们的情况所描写的确切性，这种相信完全是虚无缥缈的。他的生活中一件有趣的故事可以说明这个事实。

　　在巴尔扎克的一个短篇里，有一个年轻的修道女（她的名字记不清了，姑且叫她作贞娜）。修道院长有一次派温柔的贞娜到巴黎去给修道院办事。年轻的修道女在首都五光十色、满眼繁华的尘世生活前目瞪口杲了。她在煤气灯光下一连好几个钟头望着从未见过的富丽堂皇的商店橱窗。她看见了穿着香气四溢的薄纱衣衫的妇女。这种衣服好象使这些美人儿曲络毕露，突出了窈窕的项背、细长的腿、小巧高耸的酥胸的美。

　　她听见了奇异的、醉心的告白，暗示爱情的话，男人悄声的甜言蜜语。她既年轻又漂亮。人们在大街上盯在她的后面。跟她也说着同样奇异的话，她的心怦怦地跳得非常厉害。在一个花园里，梧桐的浓荫下，被人初次的强吻，象一声霹雷一样，把她震昏了，夺去了她的理智。

　　她在巴黎留下了。为了把自己打扮成一个迷人的巴黎女郎，她把修道院的钱都花光了。

　　过了一个月她到大马路上去了。

　　在这篇小说里，巴尔扎克用了当时一个修道院的名字。巴尔扎克的书落到了修道院长的手里。修道院里正好有一个年轻的修女叫贞娜。修道院长把她叫了来，严厉地说道：

　　“您知道巴尔扎克先生写您什么了吗？！他侮辱了您！他诬蔑了我们的修道院。他是一个诽谤者和E神者。您去读一读！”

　　这位少女看完了小说大哭了起来。

　　“立刻！”修道院长厉声说。“立刻准备准备到巴黎去，找到巴尔扎克先生，请求他向全法兰西承认，他这是诽谤，他玷辱了一个根本没到过巴黎的纯洁的少女。他侮辱了修道院和我们全体天主教徒。让他忏悔他这十恶不赦的大罪。您一定要办到，否则最好不要回来。”

　　贞娜到巴黎去了。她找到了巴尔扎克，好不容易使巴尔扎克接见了她。

　　巴尔扎克穿着一件旧袍子，坐在那里呼哧呼哧地象一口阉猪。烟味充满了房间。桌子上堆满了大堆的匆匆忙忙写就的纸片。

　　巴尔扎克皱起了眉头。他没有工夫，因为他早就预定好要在一生中写五十本以上的小说。不过巴尔扎克的眼睛里闪耀着异样的光辉。他凝视着贞娜。

　　贞娜脸孔绯红，垂下了头，祈求上帝帮助她，然后把修道院里的一切经过告诉了巴尔扎克先生，并且请求他洗清自己的不白之冤。这是巴尔扎克先生不晓得为了什么目的硬加在她的贞节和圣洁上的。

　　巴尔扎克显然没明白这个美丽而娇柔的修女要求他什么。

　　“什么不白之冤，”他问道。“我所写的永远是神圣的真理，”

　　贞娜又把她的要求重新说了一遍，并且轻声补充说：

　　“可怜可怜我吧，巴尔扎克先生。您要是不愿意帮助我，我就不知道应该怎样才好了。”

　　巴尔扎克跳了起来。眼睛里有愠色。

　　“怎么？！”他喊道。“您不知道怎样才好？你所应该作的事我不是已经写得清清楚楚了吗！完全清清楚楚了！还有什么可怀疑的？”

　　“难道您想要说，让我留在巴黎吗？”贞娜问道。

　　“就是呀！”巴尔扎克喊道。“一点不错，见鬼！”

　　“您想要叫我……”

　　“不对，见鬼！”巴尔扎克又喊了起来。“我只是要您脱掉这身黑道袍。要您象一粒活珍珠一样的年轻而美丽的身体，懂得什么叫欢乐和爱情。要您学会欢笑。走吧！走吧！不过不要到大马路上去！”

　　巴尔扎克抓住了贞娜的手，拉到房门口去。

　　“我都写在那上面了，”他说。“去吧！贞娜，您非常可爱，不过因为您，我已经少写了三小说。而且是多么出色的三！”

　　贞娜不能够回修道院，因为巴尔扎克先生没给她洗刷掉可耻的污点。她在巴黎留下了。据说一年以后有人在一家叫作“银驮”的大学生酒馆里，在一群年轻人中间看见了她。她快活，幸福，而且动人。

　　有多少作家，便有多少样写作习惯。

　　在我前面提过的那间梁赞附近的木板房里，我找到几封我们著名的雕刻师约尔旦致波查洛斯钦的信（这些信我也提到过）。

　　约尔旦在其中一封信里说，他花了两午工夫雕刻一幅；意大利画。他工作的时候，总是拿着雕板围着桌子走来走去，砖地上都磨出了清楚的足迹。

　　“我累了，”约尔旦写道。“不过我仍旧走来走去，活动着。那个惯于站在斜面写字台前写作的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果戈理该多么感到疲乏啊！这才是自己事业的真正的殉道者。”

　　列夫·托尔斯泰只在早晨工作。他说每一个作家身上都具有一种批评的精神。这种最尖苛的批评精神经常在早间出现，夜里便酣睡不醒，所以在晚上，作家完全是为所欲为，毫无顾忌地工作，于是写出大量胡说八道的废话。托尔斯泰举出卢梭和狄更斯的例子，他们都只是在早晨写作，并且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拜伦就因为喜欢在夜里写作，而违背了他们的天才。

　　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作的累赘当然不只是在于他在夜里写作而且不断喝茶。这毕竟不怎么严重影响他作品的质量。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繁累在于他总没摆脱贫困和债务，所以他被迫多产而且总是仓卒急就。

　　他总是迫不得已时坐下来写作。他的作品没有一篇是平平静静全力以赴写出来的。他总是草率地结束自己的小说（不是按照写好的篇幅的数量，而是按照叙述的广度）。所以他的作品比它们可能有的样子和原来构思的样子坏得多。“想的远比写得好，”陀思妥耶夫斯基说。

　　他常想和他未写完的小说在一起多留连一些时候，时时修改和充实它。所以他拚命拖长写作时间，——因为每天每小时都会产生新的思想，当然不能把这些新思想倒填进去。

　　债务逼着他这样作，虽然当他坐下来写作的时候，他常常意识到作品还没成熟。多少思想、形象、细节都白白地放过去了，就因为它们浮现在脑际时，已经为时太晚，不是小说已经写完了，便是在他看来，已经无可挽救了！

　　“由于贫困，”陀思妥耶夫斯基说他自己，“我被迫为金钱而匆忙写作，所以接二连三地失败。”

　　席勒只有喝完半瓶香槟，把脚放到冷水盆里才能写作。

　　契诃夫年轻的时候能够在莫斯科拥挤而嘈杂的住宅的窗台上写作。而短篇猎人是在浴棚里写的。但这种满不在乎的习惯已逐年消失了。

　　莱蒙托夫把自己的诗写在随手抓到的东西上。这些诗篇总好象在他的意识中顿时形成的，它们先在他的灵魂里歌唱，然后他才急急忙忙把它们一字不改地记下来。

　　阿历克赛·托尔斯泰，假如在他面前摆上一迭洁净的上等质量的纸，便能写作。他曾坦白地说过，他坐下来常常不知道要写什么。在脑子里先有一个生动的细节。他从这个细节开始，而这个细节象一条魔术的线似地逐渐引出全部故事来。

　　托尔斯泰照他自己的说法，把工作状态、灵感叫作来潮，“假如来潮，”他说，“我写得便快。若是不来潮，那就得搁笔。”

　　当然，托尔斯泰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位即兴作家。他的思想总使他下笔神速。

　　写作之际即当新的思想或新的画面突然涌现，从意识的深处象闪光一般冲到表面上来的时候，这种绝妙的心境是每个作家都亲身经历过的。假如不立刻把它们写下来，它们同样会消失得无踪无影的。

　　其中有光，有颤动，但它们象梦一样易逝。有一些梦，在我们刚刚醒来的那一瞬间，还记得其中的一些片断，但立刻便忘了。以后无论我们怎样费尽苦心，无论怎样努力想回忆，总归徒劳。这些梦只残留下一种异样的，谜一般的东西的感觉，若是果戈理，他就会说是一种“妙不可言的东西”的感觉。

　　应该马上记下来。一秒钟的滞延，这思想会倏然一现便永远消逝了。

　　或者就因为这个缘故，许多作家不习惯在小纸上写作或象记者那样在窄条排样上写作。手要不停地写，因为甚至这个最不足道的刹那的耽搁，都可以成为不可弥补的损失。显然，意识的工作是料想不到地迅速的。

　　法国诗人贝朗瑞能够在低级咖啡馆里写他的歌谣。就我所知，爱伦堡也喜欢在咖啡馆里写作。这很可以理解。因为没有比热闹的人群中更好的孤独，当然，这必须没有人直接打断你的思路，没有人分散你凝聚的注意力。

　　安徒生喜欢在森林中构想他的童话。他有极好的、差不多是显微镜般的洞察力。所以他能够清清楚楚地观察一块树皮或一颗老松球，并且象通过放大镜一样精密地看到这些东西上的一切，用这些微小的细节很容易地编成童话。

　　总之，林中的一切——每一根覆满苔藓的残株，每一只褐色的蚂蚁强盗，它们曳着绿色透明小翅的虫儿，好象拉着窃来的美丽的公主一般——都可以变成童话。

　　我本来不愿谈自己的文学写作经验。这未必能给上文谈到的增添些什么重要东西。不过我仍然认为有必要说上几句话。

　　假如想使我们的文学无限繁荣发展，那么必须明白，一个作家的社会活动的最有成效的形式，便是他的创作工作。在出版前为大家所不知道的作品，一经出版，便成了全人类的事业。

　　应该珍惜作家们的时间、精力和才华，不要在累人的文学以外的忙乱上浪费它们。

　　作家在工作时需要安静，尽可能没有操心的事。假如有什么事等着要做，甚至是细微的烦恼，那最好不要提笔。不然不是笔从手里滑下来，便是写出勉强挤出来的连篇废话。

　　我一生中有几次在写作的时候心情轻松，注意集中而且从容不迫。

　　有一年冬天，我坐一艘内燃机船从巴统到敖德萨去。船完全是空的，什么也没装。海面一片灰色，寒冷而平静。海岸隐没在灰色的烟雾中。浓重的乌云，好象在迷梦中，横在迢迢的山岭上。

　　我在客仓里写作，有时站起来走到舷窗旁看海岸。强大的机器在内燃机船的钢铁的内仓里轻声地歌唱。海鸥呷呷地鸣叫着。写起来感到轻松。谁也没打断我珍贵的思路。除了我正在写着的小说而外，什么也不用想，一丝杂念也没有。我觉得这是莫大的幸福。辽阔的海使我避开了一切外界的烦扰。

　　在广阔的海洋上行驶的威觉，对我们要登岸的许多港埠，或者对一些令人亢奋的偶然邂逅的模糊期待，都大大地帮助了写作。

　　钢船首划开了惨白色的冬日海水，我觉得这艘船正在把我带向那命中注定的幸福中去。我这样想，显然是因为小说写得很成功。

　　我还记得，一年秋天，我一个人在一座木房的顶楼上，在灯花爆炸声中，工作得多么顺利。

　　暗黑的、无风的九月之夜，也象海一样包围着我，使我避开了一切外界烦扰。

　　窗外乡间花园彻夜在飘零着落叶的感觉，很难说出理由来，但是大大地帮助了写作。我象思念一个人似的怀念着这座花园。它安详沉默，耐心地等着我在夜晚到井边去打水烧茶。当它听到水桶的哇哇声和人的跫音时，或者可以减少一点忍受这漫漫长夜的痛苦吧。

　　但是，在任何情况下，荒凉孤独的花园，村子四周蜿蜒数十里的寒林，林中的湖水——当然，在这样的夜里，湖畔绝无人影，只有星星和千百午前一样倒映在水中——这一切给人的感受都帮助了我的写作。我敢说，恐怕在这样的秋夜，我是真正幸福的。

　　当一种有趣的、欢乐的、心爱的事情，甚至象到远处的旧河床边垂柳下去钓鱼这类小事情在前面等着你，你都会写得很出色。

　　（编辑：李万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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