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的叛变
2018-03-28 01:02 编辑：云彩间
作者：康·帕乌斯托夫斯基
曩时，人们搬家的时候，常常雇用当地监狱里的囚犯搬运箱笼。
我们这些小孩子，总是带着强烈的好奇心和怜恤的心情守望着这些犯人出来。
大胡子看守们，腰里别着“虎头狗”牌的大手枪押着犯人。我们大瞪眼睛望着这伙身穿灰色囚衣、头戴灰色囚帽的人。但不知为什么总是怀着一种特别的敬意，仔细地打量着那些囚犯，他们都用小皮带在腰上系着哗啷哗啷响的细巧的镣铐。
这一切都非常神秘。而觉得最奇怪的情形是，差不多所有的犯人看上去都是一些平凡的、疲惫不堪的人，而且都那样忠厚，无论如何也不能相信，他们是凶手和罪犯。正好相反，他们不光有礼貌，而且简直可以说是温文尔雅，在搬大件家具的时候，生怕碰着什么人，或者打坏什么东西。
我们这些孩子，和大人商议，想出一条诡计。妈妈把看守们领到厨房去喝茶，我们就趁这个时候，急急忙忙把面包、香肠、糖果、烟草，有的时候还有钱，塞到犯人的衣袋里去。这些东西都是大人给我们的。
我们认为这是一件冒险的事情，而当犯人们向厨房那边递个眼色，悄声谢谢我们，把我们的礼物重新往里面藏到贴身的秘密的衣袋里去的时候，我们感到说不出来的喜悦。
有时，犯人们偷愉地把信件递给我们。我们贴上邮票，然后结队去掷到邮筒里。在没掷进去以前，我们先四面望望，在近处有没有警察或者巡捕？就好象他们能猜着我们寄的是什么信似的。
在这些囚犯中，我记得有一个生着花白胡子的人。都管他叫班长。
他支配搬东西。东西，特别是橱柜和钢琴，常常卡在门上，很难掉转过来，有的时候，不管犯人们费多大力气，也不能把这些东西安放到指定的新的地方去。东西简直拧上了。碰着这种情形，有只橱搬不动，班长便说；
“它愿意在哪儿，你们就把它放在哪儿好了！你们折腾它干什么！我搬了五年东西，我清楚东西的脾气。它若是不愿意在这儿，不管你怎么强迫它，它也不依着你。就算你拆了它，也甭想叫它听你摆布。”
当我思索作家的提纲和作品中人物的行径时，我想起了老囚犯的这句箴言。家具和这些人物的行径有共通之处。人物常常和作者闹别扭，而且差不多总是叫他屈服。关于这点，我们以后再谈。
不用说，差不多每一个作家都给他的未来的作品拟定提纲。有些人拟得又详细又准确。有些人光拟个大概。但也有一些作家，他们的计划不过是寥寥几个似乎彼此没有多大关联的字。
只有那些有即兴写作才能的作家，才不需要写作提纲。在俄罗斯作家中，高度赋有这种才能的是普希金，我们现代散文作家中是阿历克赛·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
我认为天才的作家也可以不拟任何提纲而写作。天才的内心是如此之丰富，随便什么一个题材，任何一个思想，一件事情，或者一个对象，都会引起他连绵不断的联想。
年轻的契诃夫对柯罗连科说：“您看您这张桌子上摆着一个烟灰碟。您若高兴的话，我马上给您写一个烟灰碟的短篇。”
他当真会写出来的。
可以想象，一个人在街上捡到一张揉皱了的钞票，就在这张钞票上开始了他的长篇小说，好象是开玩笑似地随便轻意地起个头。可是不久这个长篇便深入下去，扩展开来，填满了人物、事件、光和色，开始为想象所驱策，奔放而汹涌地倾泻出来，要求作家作出一切新的牺牲，要求作家把形象和语言的珍藏献给它。
就是在这样从偶然事情开始的故事中，产生了思想，产生了人物的复杂的命运。而作家已无力控制自己的激动。他会象狄更斯那样，在他的手稿上哀哭，象福楼拜那样痛苦呻吟，或者象果戈理那样哈哈大笑。
一如，在山间，由于一个轻微的声音，由于猎人的枪声，积雪便开始光耀夺目地、连绵一片地沿着陡坡滚下去。很快地变成宽阔的雪河奔流而下，几分钟后，一个雪崩，坠入溪谷里去，殷殷之声震撼着峡谷，空中充满晶莹的雪尘。
许多作家都提过天资卓着且赋有即兴写作才能的人，极容易涌现灵感。
无怪非常了解普希金的写作情况的巴拉廷斯基关于他说道：
“……年轻的普希金，这个出色的轻薄儿：在他的笔下，一切都容易虎虎有生气……”
我说过，有一些计划简直是空话连篇。
举一个小例子。我有一个短篇《雪》。在未写之前，我写了一东西，这个短篇就是从这个笔记产生的。这笔记是什么样子呢？
“一本遗忘了的关于北方的书。北方的基本色调——箔的颜色。河上的蒸气。女人们在冰窟里洗衣服。烟。亚历山大。伊凡诺夫娜门铃上的字‘我挂在门旁，请拉得起劲点儿！’‘门铃，瓦尔戴的礼物，在拱门下无精打彩地响着。’门铃叫作‘瓦尔戴的礼物’。战争。达妮雅。她在哪里，在哪个荒僻的小市镇？孤零零的。‘浮云背后朦胧的月儿——可怕的远方。生活凝缩在小光圈里。灯的光圈。在墙里整夜好象有什么东西在响。树枝擦着窗玻璃。在隆冬午夜，我们绝少外出。这应该检查……孤独和等待。一条愤世嫉俗的老猫。什么也不能使它欢喜。一切好象一览无余——甚至大钢琴上盘绕的蜡烛（橄榄色的），但暂时别的还没有。找有钢琴的房子（女歌唱家）。疏散。关于等待的故事。别人的家。老式的，有它舒适的地方，有无花果盆景，老牌子板烟斯坦波尔或密萨克苏济的气味。住着一个老人，故世了。胡桃木的写字台上铺着带黄斑的绿呢子。小姑娘。灰姑娘。保姆。暂时还没有别人。常言道千里姻缘一线牵。可以写一个单是描写等待的短篇。等待谁？等待什么？她自己也不知道。这使她心碎。人们在十字路口偶然相遇，却不知道他们全部过去的生活，都是这次邂逅的准备。或然率的理论。适应人心。对傻瓜们讲来万事都很简单。国家沉没在雪里。一个人出现的必然。不知谁不断给死人写信。台子上积了一堆信。这里是导线。什么信？写的什么？海员。儿子。在他到来以前的恐惧。等待。她的心地无限地善良。信变成了现实。又是盘绕的蜡烛。另一种质量的。乐谱。绣着橱树叶子的毛巾。大钢琴。桦树的烟。调音师——每一个捷克人都是出色的音乐家。包着头巾只露两只眼睛。一切都清楚了！”
这就是勉勉强强可以称之为这个短篇的提纲的东西。假如不知道这篇小说，而光看这个笔记，便可以明白这篇东西虽然是迂缓而模糊的，但却是对主题和情节的执拗的探索。
作家周密考虑过的、而且经过校正的无懈可击的提纲，究竟会怎样呢？说实在的，它们的寿命大多数都很短促。
在开始了的作品刚一出现人物，这些人物刚一按照作者的意志活动，他们便立刻开始抗拒提纲，和提纲斗争起来。作品开始按着本身的内部逻辑发展，当然逻辑的推动力是作家赋予的。人物按照适合于他们性格的那个样子行动，尽管这些性格的塑造者是作家。
假如作家硬使人物不按照内部所产生的逻辑行动，假如迫使他们回到提纲的框子里去，那么人物便开始僵硬，变成会行走的图式，变成傀儡。
列夫·托尔斯泰非常简单地表白了这个思想。
到雅斯纳亚·波里雅那来的一位客人埋怨托尔斯泰，说他使安娜·卡列尼娜卧轨自杀，未免对待她过于残忍。
托尔斯泰笑了笑回答说：
“这个意见使我想起了普希金的一件事情。有一次，他对他的一个朋友说：‘你想想看，达吉雅娜跟我开了多大一个玩笑。她结婚了。我万万没料到她会这样。’关于安娜·卡列尼娜我也完全可以这样说。一般说来，我的男女主角们，有时跟我开那种玩笑，我简直不大欢喜！他们作那些在现实生活中应该作的，和现实生活中常有的，而不是我愿意的。”
所有的作家都熟习人物的刚愎自用。“我在工作极度紧张的时候，”阿历克赛·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说，“我不知道人物在五分钟以后会说什么。我惊奇地跟随着他们。”
有的时候，次要人物挤走了别人，自己变成了主角，把故事的整个进程扭转过来，带着它跑。
只有当作家正在写作的时候，作品才开始真正地、全力地生活在作家的意识中。所以提纲受到破坏和推翻，没有什么大不了，也没有什么可悲的。
恰恰相反，这种现象是极其自然的，只是证明真实的生活涌来了，填满了作家的提纲而又推开了，甚至用自己的充满生命的压力打破了作家最初的提纲的框子。
这一点也无损于提纲，这并不把作家的作用，仅归结为按照生活的提示来记述一切。因为形象的生命，在作家的作品中，是取决于作家的意识、他的记忆、想象力以及他的一切内心状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