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王世家先生

我最后一次见到世家是一年多前2017年的秋天，记得是重阳节过后不久，几个朋友在北师大附近的一家火锅店相聚。席间世家拿出他的手机，说他已安装了微信。这是一个新颖的事情，我从未见他用手机，他也不用电脑，我以为他一辈子就与笔墨纸砚打交道了，之前我还把偶然得到的一点笺纸送给他，现在看来他也要疏离文房四宝了。自那次聚会后我就加进了他的朋友圈。他的微信图标是一枚“而已斋”篆书阴文印，这是用了他的室名。以后我虽远在湖南老家，但每天都能互递信息，如在面前。平时他就很健谈，微信更发挥了这一优势。我收到他发来的信息多，回复他的却少。不过与传统写信有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几乎没有聊过学术上的事情，过去书信往返所涉多是文稿方面的事，微信则多是茶馀饭后的闲谈。用纸笔大约惜墨如金，又比较费力，一两页写完正事就收笔了，而微信则似乎天马行空，以为超越时空，隔墙无耳了。只是好景不长，大约仅半年的光景吧，2018年春天，记得是从三月上旬起，忽然他就不再发信息了，我发短信去问候，亦杳无回音，微信显示对方帐号异常。我有些纳闷，不过起初也没太介意。可是再过了些日子，竟得到世家因患口腔肿瘤住院做手术的消息。这实在是太出人意外了。如果只是账号异常一时无法联系就好了，可惜很不幸，是他的健康状况出现了异常。好在听朋友说他手术顺利，不日就可出院了。我想既然很快就可出院，自然是在康复中。我给他夫人打电话，表示回北京后就去看望他们。只是再相聚时，他肯定不能喝酒了，烟更不能抽了，不然的话湖南的酒鬼酒和芙蓉烟他是乐意享用的。我还这么琢磨着。

可是万没有料到，我还没有计划具体回北京的时间，就突然得到世家先生于12月8日下午4时许已大去的消息。我赶回北京已不是去到麦子店他的府上，而是径直去往八宝山冥界之门去向他的遗体告别了。悲乎哀哉！

后来得知，他手术后预期存活率有五年，才觉得自己的迟钝还有可宽宥之处。

对于朋友、熟悉的人退出人生舞台，世家先生就说，某某的一页从此就翻过去了。现在，世家自己的这一页也就翻过去了。虽然如此，可是我觉得他的这页人生是可以阅读令人回想的，鲁研界的朋友们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还会念到他、谈到他的。

我与世家结识是上世纪八十年代。1987年春，那时我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做编辑，某天忽然收到一本《鲁迅研究动态》杂志，是一本二周研究的专辑（记得是《动态》1987年第1期，因手边无刊物，没有核对），同时还收到了编辑的一封信。当时因为舒芜先生所著《周作人概观》一书的责任编辑是署了我的名字，显然《鲁迅研究动态》编辑即把我视为同好就寄了一册专刊给我。这位编辑的信落款“王世家”。这名字我印象里多年前曾经见到过，觉得奇怪，于是拿着信到总编辑朱正先生办公室咨询，说：“今天收到北京王世家的一封信，我记得瑷珲县也有个王世家，很久以前你介绍我向他投过稿的。”

“这个王世家就是瑷珲的那个王世家。是一个人。”

“哦？……”

“他现在调到北京鲁迅博物馆编《鲁迅研究动态》了。”

回到编辑室后我立即给他回信，说：我刚刚知道先生就是《读点鲁迅》丛刊的编辑，十年前（1977年）我曾经将拙编《〈鲁迅书信集〉索引》稿寄您审阅，不知先生还记得否？

他也很快回信了，客气地说依稀尚有些印象，并对当年没有采用我的稿子表示歉意，还幽默地说：“那么我们已是神交十年了。”

这样我们就以十年老友的缘分，从此开始经常通信了。每月我都收到一期《鲁迅研究动态》；我也把我编的书，每出版一本就寄给他。逢年过节的时候，他会寄一张明信片来。有一封明信片我特别记得，正面左上方他用毛笔画了一匹小骆驼，下面题“前行”二字。我明白这是表示对于湖南出版社出版的“骆驼丛书”的赞赏。《周作人概观》是“骆驼丛书”之一。不过我得说明一下，《周作人概观》的责任编辑其实不是我，是主编署上了我的名字。“骆驼丛书”中有几本是我负责编辑的，恰恰这本起了牵线作用做了红娘的书却不是。不过这已没有什么关系了，事实上我和世家先生因此建立了或说是恢复了联系。

我们通信交往了几年后，1990年3月我到北京第一次去拜会了世家先生。他住在鲁迅博物馆大院西墙外一条小胡同里的一个小院里。他的卧室就是杂志编辑部，在小院西房第一间，只有十平米左右。房门口墙壁上挂着《鲁迅研究月刊》编辑部的牌。

事先我并没有通知他我会来北京。开始他以为是平时来访的作者或读者，他坐在窗前书桌边，侧转身来等来客说明来意。我自报了姓名，他起身从镜片里望着我，很有些意外，接着我们紧紧地握了握手。

京城的春季还颇有些寒意。屋子里铁炉上炊壶嘴里冒着热气。我坐在炉子旁边的一把折叠椅上。由于通信多年了，我们毫无陌生感，很随意地交谈着。他告我，他现在虽然全家都已搬到北京了，但并未正式调过来，人事关系、户口还在哈尔滨。

我望着一墙书架的书，心想，真是义无反顾啊。

当时我觉得鲁迅研究与红学研究一样，因太专，研究领域相对狭窄，办月刊恐怕很难，就问杂志稿源情况。他说：好稿子比较少，一般稿子很多；而自然来稿大多质量不高，需要特约组稿。“但也不好随便约稿，如果约了而不能用就被动了。”他明白我问的意思，又说，“也想过出双月刊甚至季刊，但毕竟月刊信息更及时，效率高。现在既然坚持下来了，就不宜退，一旦松弛，就不可能再恢复了。”

我感到编期刊比编图书难度大多了。月刊周期紧，还要保证每期质量水平；而书稿则不存在脱期问题，质量不行不用就是，出版时间上也没有那样紧迫。

他从书架上抽出一本月刊精装合订本，说：“每年印两百本合订本。除了慢慢卖出一部分，小部分赠送研究者，余下的保存起来。单本散刊是不容易完整保存的。这些合订本现在不觉得有什么特别，几十年后就是珍稀版本了。”他又拿出几册早期《动态》，说：“现在这些散刊就很缺了，读者来信邮购就无法满足，有时朋友想要，也没法办。”

这种文献保存意识及收藏家的眼光使我极为佩服。

他说编辑部客人很多，天南地北的来访者都有，平时朋友们也喜欢来这里聊天漫谈，“因此这间屋子朋友们就戏称为‘聊斋’。”他指着墙上挂的一横款字幅，果然写着：“聊斋”。我不记得书家是何人了，只觉得墨迹十分雅致、有趣。

“人来人往的，所以白天做不了事情，只能晚上看稿子。”他说。

看来办杂志比编图书琐事要多得多，光接待作者和读者就要花费许多精力。作为职业编辑这恰恰是我的短处，平时我只习惯伏案，而不善于联系作者，所以我不是一个很有组稿能力和策划能力的编辑。在湖南出版社，我的稿源大部分是总编辑分给我的，可谓坐享其成。

屋子里面靠墙放着一张大床铺，我说：“你这不止是坐班，而且是睡班了。”难怪他抽烟这么厉害。还好，房门一直是敞开的，方便人随便进出，烟雾也悠悠地从屋子里消散出去。

他领我到小院里参观。这是一个不规则的四合院，没有正屋，小院东面是一堵隔墙，北面、南面和西面均是一线厢房偏屋。住户显然都是单位职工及家属。院子里有两株丁香树，一棵柿子树；东墙隔壁院子里一棵大枣树的枝叶高高伸过墙来。墙的左侧有一个关闭的小门。“从这个门进去就是鲁迅故居，现在关死了。”他笑着说，“不然参观者以为这里面还有什么可看的，伸手推开门就进来了。”

那时我还没有参观过鲁迅博物馆，便问：“当年鲁迅住在这里时，这个隔壁小院就有了吗？”

“原来就有的，不过不一定是现在这个样子了。房主是一个姓白的木匠，后来鲁迅租下来了，放杂物。”

“那这应该属于故居的一部分呀！”我的意思是这也是文物保护单位，应该恢复其原貌。

“现在这里住的都是无房户职工，暂时借住。因在鲁迅故居西边，所以就叫西小院。”

我十分羡慕地说：“那么这里的住户都做了鲁迅的邻居了。真是‘西厢院里有聊斋’呀。”

世家颇有感触地继续介绍道：“鲁迅说：他的后院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

我望着故居墙那边伸过来的树枝。他连忙说，“这是后人栽的。《秋夜》里的那两棵枣树是‘老虎尾巴’后院墙外胡同或野地里长的。但这些景致都已经没有了。故居周边的街道民居都已拆除改建。”

我想，这岂不成了一个孤立的盆景？

回到屋里，聊斋主人谈兴更浓，尤其聊到近年京城的见闻轶事。他一支烟一支烟地抽着。我喝着热茶，如听书的茶客。

桌上放着新出的一期杂志，他手指点了点封面，拿给我，说：“《鲁迅研究动态》是请启功先生题签，‘动态’因敏感，改了‘月刊’。但不可能再请启功重题了，所以现在只‘鲁迅研究’四字是启功墨迹，‘月刊’二字只好用印刷体了。”

我倒觉得改为“月刊”好，“月刊”综合性强，“动态”内容太受局限，时效性也很大。“索性不用名人题签，将字体统一不好吗？”我建议性地问。他表示就这样也好，不轻易更换，这也是对题签者的尊重。

我告诉他：湖南人民出版社现在叫“湖南出版社”，也改掉了两个字；骆驼也不再前行了。当时我觉得他倒真像一匹长途跋涉的瘦削而耐劳的骆驼，从七十年代黑河边境创办《读点鲁迅》丛刊开始，一直走到了北京。此时我想到他寄给我的明信片上的那匹小骆驼。

这次见面他留给我的印象是少了许多书面语言里的文人气息，更多地显露出东北人的热情好客、仗义豪爽的性格。

一年以后（1991年2月），当我再次来到西小院时已不是做“聊斋”的座上客，而是专门来做世家先生的助手了。这是我之前自己也没有想到的。当年我正好碰到一个机遇，《鲁迅研究月刊》调走了一位责任编辑（即现在在北大任中文系教授的高远东先生），世家先生即向馆领导和主编力荐我填补了他的这个职务，并使我后来也成为鲁翁邻舍的一员了。不过此时的“聊斋”已改为“而已斋”了，虽然这斋名也许更符合室主的性格和思维，字幅同样的雅致漂亮，却拂不去“聊斋”留给我的那种缥缈而亲切的记忆。

我协助世家先生工作整整十年时间，从1991年2月到2001年初他退休。我的工作主要是校对。另一位责任编辑张杰兄主要审阅稿件。编辑策划、组稿等等劳心之事完全依赖世家先生。可以说在西小院的日子我是背靠大树好乘凉了。在朝夕相处的日子里，大约各自埋头各自的工作吧，我和他单独谈话的时候并不多。那时我住在南屋的一间小屋里，聊斋那边常常谈笑风生，应酬的仍然还是世家，我则多半在自己的小屋里做自己的事情。小院里的人也许以为我性情孤僻吧，殊不知这使我少熬多少夜呢。

世家在主持《月刊》期间，自己没有写过一个字，没有发表过一篇文章。过去我误以为他虽是一位编辑好手，却不长于撰述；但是他在退休之后却发表了不少扎扎实实的校勘考据文字。事实纠正了我对他的认识欠缺。

后来世家和我都先后搬离了西小院，他住到东城，我住到南城去了。西小院的住户整体都迁走了。前年见到世家夫人，她还说，以后找一个机会，邀集全体西小院住户回去看看，大家聚会一次。现在这个愿望无法实现了。世家不在了，旧日西小院的情景已不可能再重温了。此刻我也只有记下这一点点印象的断片，留个念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