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夏志清先生
2018-03-23 10:18 编辑：云彩间
作者：章缘
一
纽约文界，何人不识夏先生？尤其我曾是《世界周刊》的记者，接触机会又比别人多一些。结识十八年间，我从美东大纽约地区搬到中国大陆，先北京后上海，一直保持联系直到他病重，这缘分始于工作，没有止于工作，全因为夏先生对我的谬爱。
在一次文艺活动后的聚餐上，我坐在夏先生身旁，话题又是张爱玲。这不稀奇，对美国汉学界，夏先生的成就有目共睹，但对一般读者，“张爱玲的伯乐”才是夏先生的名片。夏先生在台湾联合文学出版了《张爱玲给我的信件》，人们见到他，总要请教关于张爱玲，而我也是个张迷。我羡慕夏先生识晓张爱玲，在她身后写怀念的文字，夏先生便说:“我死后，你也可以写我啊！”
这就是夏先生，口无遮拦，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他那异于常人的反应，常让人错愕、诧笑，不知如何回应。
二
夏先生学贯中西，思路机敏，除了学问，有很多对人对事的观察，真率尖刻，嘲人自嘲皆有，说起话来带着浓浓的沪腔，旁征博引，喜作谑语，一句句抛出来，就看听者能不能跟得上。据说这种跳跃性的逻辑，属于特别聪明，有创造力的人，而鲁钝如我，只能惊怖于河汉之无极。我喜好文学，但读书不多，没有学问，夏先生却不嫌我腹笥甚窘，反而喜欢跟我聊天，关心我的文学创作，我觉得惭愧，但也一直没有下功夫。面对天才，有时我们只要注意聆听，听得懂的就如获至宝般收好，听不懂的，就当它是风过竹林，雨打芭蕉，留下一种向往。
1996年8月，我任职于《世界周刊》，主任派下任务采访夏志清教授，请教关于中国“文革”时期的文学发展，写了夏先生的地址给我。我一看，夏先生就住在哥伦比亚大学附近113街，跟我的旧居只隔一条街。我先生曾在哥大攻读博士，1991到1994年住在112街的宿舍公寓，听说赫赫有名的夏志清在哥大教书，曾溜进教室旁听了一节课，只记得他劝大家不要在身体上刺青，至于文学，好像没听到几句，可能也是那时我新来乍到，听不懂夏先生的英文。那应该是夏先生在哥大授课的最后一学期了，他1991年退休后，作为荣誉教授，一直跟夫人住在原址。
采访那天，我穿了一身西装长裤，力图像个干练的记者，准备采访大学者。哪知夏先生一见我，开门见山说他对大陆后来的文学运动不熟悉，递给我一本简体字书，要我自行研究，这样我的采访任务便结束了，接下来就是闲话家常。他十分亲切地问我知不知道自己英文名字的原由，家庭婚姻爱好等等，话题自然谈到小说。之前我刚得到台湾联合文学小说新人奖，夏先生一听，很高兴地从书房里找出刊登得奖作品的那期杂志，要我在上头签名。我有点错愕，怎么说都应该是我请他签名才是。他的热情率性，完全推翻了我对大学者的想象。
这便是我头一回见到夏先生。之后，在纽约一些重要的文艺活动聚会里，常会见到夏先生，他每回都亲热地跟我招呼，开心地紧握我的双手。在这些场合里，我的身份常是记者，有一次坐在夏先生身旁，夏先生对台上贵宾的发言，一会儿摇头不同意，一会儿嗤笑，完全不掩饰他的感受。难怪有人说他是顽童，在人际关系复杂微妙的成人世界里，要像他那样忠于自我的感受，永保真性情，实在不容易。也可能是艺高人胆大，谁也不怕，只遵循夏氏真理，在滚滚浊世中，他的处世风格如清风拂面，让人也放松自在起来。他转头对低头认真做笔记的我说:“做记者很可怜啊，要听这些无聊的东西。”
三
夏先生在他的成名作《中国现代小说史》里，率先肯定张爱玲的文学成就，说她是中国当代写得最好的作家，当时张爱玲小说被视为通俗的鸳鸯蝴蝶派，夏先生的眼光和勇气，令人佩服。这样一位一锤定音的小说评论家，却偷偷告诉我，平日他不读小说，读小说是工作，不是休闲，退休后，他的视力不好，只读书评和诗集，反而是夏夫人，睡前都要读半个小时的小说。夏先生对当代的文学作品是隔阂了，然而文学的鉴赏力依旧敏锐，谈话中，常能一针见血，一句中的。
看到当今文坛奇技淫巧，语不惊人死不休，评论家拿各种主义往作品上套，我自觉落在时代之后。夏先生当面告诉我：“只写你知道的，你若是个方正规矩的人，就不要想写那些奇怪的东西。”在信里他又说:“小说不必写得多，但每篇都要很精彩，自己看后也满意，就好了。”我请教夏先生，小说什么最重要？他提出“动人”二字。夏先生的文学审美观点或许保守传统，却深获我心，我觉得他推崇的是一种真诚的创作态度，把文学艺术和自己的生命相结合，不管别人说什么。他告诉我：“先有作品，才有评论。”
夏夫人王洞女士曾对我说：“很多当代作家的作品夏先生都不喜欢，但是你的他喜欢。”有一次，知名作家李锐偕夫人蒋韵来美，拜访了夏先生，之后夏先生对我说，“李锐写得比你好。”我不禁笑了。夏先生实在太抬举我了。夏先生对我的小说谬赏有加，但我从未想过麻烦他作序写评。
以夏先生在评论界的声望，常有作者慕名寄来书稿，恳求作序写评等，然而夏先生年高体弱，有心脏病、高血压，视力也不好，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他有限的精力，要加紧把《张爱玲给我的信件》整理加注，在《联合文学》发表出版，还要校对《中国古典小说史》的中文版，这本英文着作在美国汉学界的影响甚至高于《中国现代小说史》。他还有自己想写的文章，一篇《耶鲁三年半》，治学的聪慧和博闻强记跃然纸上。他自己说三年半拿到博士，快得“一塌糊涂”，这是他的惯用语。
2000年6月，我的第二本小说集《大水之夜》出版，在纽约世界书局举办新书发表会。这场发表会，我敬慕的文坛前辈如王鼎钧、赵淑侠、赵淑敏等，还有文友陈漱意、苏炜等到场给我批评，其中也有夏先生。邀请他出席发表会时，他说要为我的作品写篇文章。他赶读了我的部分作品，写成《章缘小说评述（上）》，这就是后来刊登在《世界日报》副刊上的《章缘小说四篇略评》。据我所知，这应该是夏先生为当代作家写的最后一篇小说评论了，我极为感谢，也深感荣耀。发表会上他有句话让我印象深刻，他说初读我的小说《更衣室的女人》，不能理解女主角的心理，读了三遍后，才完全站到她那边去了。这是一位专业读者的虚心和开放，他高龄七十九，博学并享有盛名，面对一个后生晚辈的作品，却愿意再三琢磨。
新书发表会后一个月，夏先生约我见面，说要采访我，准备写一篇真正的评论，他还做足了功课，把我出版的两本小说集都读了，并要我把书评和其他未收录的作品都带上，还有几张家庭照片供作参考。这是夏先生的研究方法，作品和作者并观，从其中找出文本的创作动机和脉络，跟后来文本独立的研究方式不同。[NextPage]
七月的一个周日，我依约来到夏府。这回有机会好好参观了一下。客厅里整壁的书架，要取书得站到梯子上，书房里堆满了书报，几无立足之地，桌边地上散放了数杯旧茶，几双鞋子，显示主人的不拘小节。书房里有数层档案柜，拉开来全是分门别类的文件档案，重要的书信往返。随意提及什么，他都能把相关的书和剪报找出来。夏先生送了我一本三版的英文专着《中国古典小说史》。
角色倒过来了，夏先生要采访我。他早在纸上拟好若干问题，一见我就开始问，从问题里可以看出他试图建构我跟我作品的关系，这些问题反映了他读书之精细。他读出我作品里的母亲占了很重的分量，说我很爱我的母亲，又问我的父亲是否抛弃了我的母亲。事实上，我的父亲的确“抛弃”了我的母亲，他在婚后四年就因病去世了。他抛出的第二个问题让我一惊。他问我阿孙是谁？原来他注意到我的第二本书题献给阿孙，在联合文学新人奖的得奖感言里也提到她。这个问题其实问到点上了。阿孙是我的至交好友，早期创作多亏她鼓励，从她处得到很多创作灵感，故事里常有她的影子。夏先生这两个问题，让我不禁肃然起敬，觉得他火眼金睛太厉害了。
中午，夏夫人返家，夏先生带着纸笔，把写了问题的纸头郑重塞进胸前口袋，三人一起到附近的中餐馆富贵楼用餐，夏先生做东。如今思来，这顿饭怎么样也该我请客，当时却糊里糊涂依了主人意。我只会写文章，做人做事都稚嫩。多少年来，我没有请过夏先生一顿饭，反而让他请了三次。第二次是王德威教授当选哥大东亚系系主任，夏先生请来一桌王教授的朋友，办了个惊喜派对为他祝贺，我当陪客，吃过饭回报社去发了篇新闻稿。第三次时，我已经搬到上海了。
这篇《章缘论》最终没写出来，夏先生多次在书信里提及，说他事忙，向我致歉。我很遗憾不能读到夏先生对我作品更全面深入的评论，但是他所给予我的已远超过我所应得和我的期待。
四
虽然写了很多报道文字，我一直没有直面写过夏先生，直到2001年，受媒体人田新彬之邀，写大纽约地区几位名家：夏志清、王鼎钧、琦君和庄信正。这一年，夏先生八十，摘除了白内障，视力改善，心脏病和高血压也都在控制之中，老先生十分高兴，排了很多着书和出版计划。我写了篇《人生八十才开始》。
2002年10月，夏先生突然寄来一份礼物，打开一看，竟然是沈从文于1982年6月亲笔题赠的《从文自传》。夏先生在书扉上写了鼓励祝福我写作的话，并注明将此书送我：“让它避疫免灾，延长它的生命。”这份厚礼却之不恭，只能忐忑收下。沈从文也是我喜爱的作家，从夏先生那里拿到此书，更感意义非凡。
2004年夏天，我们举家搬往北京。离开前，纽约文友聚会为我饯行，夏先生又因血压高不可前来，托人送来他的《鸡窗集》，期许我到北京后写出杰作。夏先生生肖属鸡，他常终夜读书写作到东方初白，这书名取的是晚唐诗人罗隐诗句“鸡窗夜静开书卷”，以夏先生的聪明，他的用功也令人望尘莫及。
夏先生出生于上海浦东，毕业于沪江大学英文系，后跟哥哥夏济安一起到北京大学教书，对北方的严寒深恶痛绝。没想到来年我们便举家迁至他的故乡。到了上海，我积极学说上海话，写年卡给夏先生时便卖弄几句，逗他开心。夏先生告诉我，他们在上海先是住在兰心戏院附近，再搬至霞飞路国泰戏院附近，都是最“闹猛”的地方，后来搬到较新式的兆丰别墅。兆丰别墅就在中山公园附近，离我所住不远。当年这个别墅住的多是达官显要。
2008年8月，我回纽约探访故旧，借住在新泽西茶颈镇朋友家，并择日去探望夏先生。我先搭巴士进纽约，转地铁到他家。夏先生见了我很高兴，但明显话少了，他送我一本香港出版的《谈文艺忆师友》，上面特别写着我们已四年不见。夏先生和夫人很热情地招待我，请我到附近的法国餐馆用餐。餐毕，我因为要赶车，只好提前告辞，夏先生跟我在餐厅外告别，互道珍重。我望着他的眼睛，很惊奇地发现八十多岁的夏先生眼睛清澈明亮，全无耄耋老人常见的黄浊血丝，那清澈的眼光留在我的脑海里，成了我对夏先生最后的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