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典短篇小说：套中人

　　在米罗诺西茨村边，在村长普罗科菲的堆房里，误了归时的猎人们正安顿下来过夜。

　　他们只有二人：兽医伊凡·伊凡内奇和中学教员布尔金。

　　伊凡·伊凡内奇有个相当古怪的复姓：奇木沙-喜马拉雅斯基，这个姓跟他很不相称，所以省城里的人通常只叫他的名字和父称。

　　他住在城郊的养马场，现在出来打猎是想呼吸点新鲜空气。

　　中学教员布尔金每年夏天都在ｎ姓伯爵家里做客，所以在这一带早已不算外人了。

　　暂时没有睡觉。

　　伊凡·伊凡内奇，一个又高又瘦的老头，留着长长的胡子，坐在门外月光下吸着烟斗，布尔金躺在里面的干草上，在黑暗中看不见他。

　　他们天南海北地闲聊着。

　　顺便提起村长的老婆玛芙拉，说这女人身体结实，人也不蠢，就是一辈子没有走出自己的村子，从来没有见过城市，没有见过铁路，最近十年间更是成天守着炉灶，只有到夜里才出来走动走动。

　　“这有什么奇怪的！”布尔金说，“有些人生性孤僻，他们像寄居蟹或蜗牛那样，总想缩进自己的壳里，这种人世上还不少哩。

　　也许这是一种返祖现象，即返回太古时代，那时候人的祖先还不成其为群居的动物，而是独自居住在自己的洞穴里；也许这仅仅是人的性格的一种变异，谁知道呢。

　　我不是搞自然科学的，这类问题不关我的事。

　　我只是想说，像玛芙拉这类人，并不是罕见的现象。

　　哦，不必去远处找，两个月前，我们城里死了一个人，他姓别利科夫，希腊语教员，我的同事。

　　您一定听说过他，他与众不同的是：他只要出门，哪怕天气很好，也总要穿上套鞋，带着雨伞，而且一定穿上暖和的棉大衣。

　　他的伞装在套子里，怀表装在灰色的鹿皮套子里，有时他掏出小折刀削铅笔，那把刀也装在一个小套子里。

　　就是他的脸似乎也装在套千里，因为他总是把脸藏在竖起的衣领里。

　　他戴墨镜，穿绒衣，耳朵里塞着棉花，每当他坐上出租马车，一定吩咐车夫支起车篷。

　　总而言之，这个人永远有一种难以克制的愿望－－把自己包在壳里，给自己做一个所谓的套子，使他可以与世隔绝，不受外界的影响。

　　现实生活令他懊丧、害怕，弄得他终日惶惶不安。

　　也许是为自己的胆怯、为自己对现实的厌恶辩护吧，他总是赞扬过去，赞扬不曾有过的东西。

　　就连他所教的古代语言，实际上也相当于他的套鞋和雨伞，他可以躲在里面逃避现实。

　　“‘啊，古希腊语是多么响亮动听，多么美妙！’他说时露出甜美愉快的表情。仿佛为了证实自己的话，他眯细眼睛，竖起一个手指头，念道：‘安特罗波斯！’

　　“别利科夫把自己的思想也竭力藏进套子里。

　　对他来说，只有那些刊登各种禁令的官方文告和报纸文章才是明白无误的。

　　既然规定晚九点后中学生不得外出，或者报上有篇文章提出禁止性爱，那么他认为这很清楚，很明确，既然禁止了，那就够了。

　　至于文告里批准、允许干什么事，他总觉得其中带有可疑的成分，带有某种言犹未尽，令人不安的因素。

　　每当城里批准成立戏剧小组，或者阅览室，或者茶馆时，他总是摇着头小声说： “‘这个嘛，当然也对，这都很好，但愿不要惹出什么事端！’

　　“任何违犯、偏离、背弃所谓规章的行为，虽说跟他毫不相干，也总让他忧心忡忡。

　　比如说有个同事做祷告时迟到了，或者听说中学生调皮捣乱了，或者有人看到女学监很晚还和军官在一起，他就会非常激动，总是说：但愿不要惹出什么事端。

　　在教务会议上，他那种顾虑重重、疑神疑鬼的作风和一套纯粹套子式的论调，把我们压得透不过气来。

　　他说什么某某男子中学、女子中学的年轻人行为不轨，教室里乱哄哄的，唉，千万别传到当局那里，哎呀，千万不要惹出什么事端！

　　又说，如果把二年级的彼得罗夫、四年级的叶戈罗夫开除出校，那么情况就会好转。

　　后来怎么样呢？他不住地唉声叹气，老是发牢骚，苍白的小脸上架一副墨镜，您知道，那张小尖脸跟黄鼠狼的一样，他就这样逼迫我们，我们只好让步，把彼得罗夫和叶戈罗夫的操行分数压下去，关他们的禁闭，最后把他们开除了事。

　　他有一个古怪的习惯，到同事家串门。

　　他到一个教员家里，坐下后一言不发，像是在监视什么。

　　就这样不声不响坐上个把钟头就走了。他把这做‘和同事保持良好关系’。

　　显然，他上同事家闷坐并不轻松，可他照样挨家挨户串门，只因为他认为这是尽到同事应尽的义务。

　　我们这些教员都怕他。

　　连校长也怕他三分，您想想看，我们这些教员都是些有头脑、极正派的人，受过屠格涅夫和谢德林的良好教育，可是我们的学校却让这个任何时候都穿着套鞋、带着雨伞的小人把持了整整十五年！

　　何止一所中学呢？全城都捏在他的掌心里！我们的太太小姐们到星期六不敢安排家庭演出，害怕让他知道；神职人员在他面前不好意思吃荤和打牌。

　　在别利科夫这类人的影响下，最近十到十五年间，我们全城的人都变得谨小慎微，事事都怕。

　　怕大声说话，怕写信，怕交朋友，怕读书，怕周济穷人，怕教人识字……”

　　伊凡·伊凡内奇想说点什么，嗽了嗽喉咙，但他先抽起烟斗来，看了看月亮，然后才一字一顿地说：

　　“是的，我们都是有头脑的正派人，我们读屠格涅夫和谢德林的作品，以及巴克莱等人的着作，可是我们又常常屈服于某种压力，一再忍让……问题就在这儿。”

　　“别利科夫跟我住在同一幢房里，”布尔金接着说，“同一层楼，门对门，我们经常见面，所以了解他的家庭生活。

　　在家里也是那一套：睡衣，睡帽，护窗板，门闩，无数清规戒律，还有那句口头掸：‘哎呀，千万不要惹出什么事端！’斋期吃素不利健康，可是又不能吃荤，因为怕人说别利科夫不守斋戒。

　　于是他就吃牛油煎鲈鱼，这当然不是素食，可也不是斋期禁止的食品。

　　他不用女仆，害怕别人背后说他的坏话。

　　他雇了个厨子阿法纳西，老头子六十岁上下，成天醉醺醺的，还有点痴呆。

　　他当过勤务兵，好歹能弄几个菜。这个阿法纳西经常站在房门口，交叉抱着胳膊，老是叹一口长气，嘟哝那么一句话： “‘如今他们这种人多得很呢！’

　　“别利科夫的卧室小得像口箱子，床上挂着帐子，睡觉的时候，他总用被子蒙着头。

　　房间里又热又闷，风敲打着关着的门，炉子里像有人呜呜地哭，厨房里传来声声叹息，不祥的叹息……

　　“他躺在被子里恐怖之极，他生怕会出什么事情，生怕阿法纳西会宰了他，生怕窃贼溜进家来，这之后就通宵做着噩梦。

　　到早晨我们一道去学校的时候，他无精打采，脸色苍白。

　　看得出来，他要进去的这所学生很多的学校令他全身心感到恐慌和厌恶，而他这个生性孤僻的人觉得与我同行也很别扭。

　　“‘我们班上总是闹哄哄的，’他说，似乎想解释一下为什么他心情沉重，‘真不像话！’

　　“可是这个希腊语教员，这个套中人，您能想象吗， 差一点还结婚了呢！”

　　伊凡·伊凡内奇很快回头瞧瞧堆房，说： “您开玩笑！”

　　“没惜，他差一点结婚了，尽管这是多么令人奇怪。我们学校新调来了一位史地课教员，叫米哈伊尔·萨维奇·柯瓦连科，小俄罗斯人。

　　他不是一个人来的，还带着姐姐瓦莲卡。

　　他年轻，高个子，肤色黝黑，一双大手，看模样就知道他说话声音低沉，果真没错，他的声音像从木桶里发出来的：卜，卜，卜……他姐姐年纪已经不轻，三十岁上下，个子高挑，身材匀称，黑黑的眉毛。

　　红红的脸蛋，一句话，不是姑娘，而是果冻，她那样活跃，吵吵嚷嚷，不停地哼着小俄罗斯的抒情歌曲，高声大笑，动不动就发出一连串响亮的笑声：哈，哈，哈！我们初次正经结识科瓦连科姐弟，我记得是在校长的命名日宴会上。

　　在一群神态严肃、闷闷不乐、把参加校长命名日宴会也当作例行公事的教员中间，我们忽地看到，一位新的阿佛洛狄忒从大海的泡沫中诞生了：她双手叉腰走来走去，又笑又唱，翩翩起舞，她动情地唱起一首《风飘飘》，随后又唱一支抒情歌曲，接着再唱一曲，我们大家都让她迷住了。

　　所有的人，甚至包括别利科夫。

　　他在她身旁坐下，甜蜜地微笑着，说： “‘小俄罗斯语柔和，动听，使人联想到古希腊语。’

　　“这番奉承使她感到得意，于是她用令人信服的语气动情地告诉他，说他们在加佳奇县有一处田庄，现在妈妈还住在那里。那里有那么好的梨，那么好的甜瓜，那么好的‘卡巴克’！

　　小俄罗斯人把南爪叫‘卡巴克’，把酒馆叫‘申克’。

　　他们做的西红柿加紫甜菜浓汤‘可美味啦，可美味啦，简直好吃得，要命！’

　　“我们听着，听着，忽然大家不约而同冒出一个念头： “‘把他们撮合成一对，那才好哩’，校长太太悄悄对我说。

　　“我们大家不知怎么都记起来，我们的别利科夫还没有结婚。我们这时都感到奇怪，对他的终身大事我们竟一直没有注意，完全给忽略了。

　　他对女人一般持什么态度？他准备怎么解决这个重大问题？以前我们对此完全不感兴趣，也许我们甚至不能设想，这个任何时候都穿着套鞋、挂着帐子的人还能爱上什么人。

　　“‘他早过了四十，她也三十多了……’校长太太说出自己的想法，‘我觉得她是愿意嫁给他的。’

　　“在我们省，人们出于无聊，什么事干不出来呢？干了无数不必要的蠢事！这是因为，必要的事却没人去做。

　　哦，就拿这件事来说吧，既然我们很难设想别利科夫会结婚，我们又为什么突然之间头脑发热要给他做媒呢？

　　校长太太，督学太太，以及全体教员太太全都兴致勃勃，甚至连模样都变好看了，仿佛一下子找到了生活的目标。

　　校长太太订了一个剧院包厢，我们一看，她的包厢里坐着瓦莲卡，拿着这么小的一把扇子，眉开眼笑，喜气洋洋。

　　身旁坐着别利科夫，瘦小，佝偻，倒像是让人用钳子夹到这里来的。

　　我有时在家里请朋友聚会，太太们便要我一定邀上别利科夫和瓦莲卡。

　　总而言之，机器开动起来了，原来瓦莲卡本人也不反对出嫁。

　　她跟弟弟生活在一起不大愉快，大家只知道，他们成天争吵不休，还互相对骂。

　　我来跟您说一段插曲：柯瓦连科在街上走着，一个壮实的大高个子，穿着绣花衬衫，一给头发从制帽里耷拉到额头上。

　　他一手抱着一包书，一手拿一根多疖的粗手杖。她姐姐跟在后面，也拿着书。

　　“‘你啊，米哈伊里克，这本书就没有读过！’她大声嚷道，‘我对你说，我可以起誓，你根本没有读过这本书！’

　　“‘可我要告诉你，我读过！’柯瓦连科也大声嚷道，还用手杖敲得人行道咚咚响。

　　“‘哎呀，我的天哪，明契克！你干吗发脾气，要知道我们的谈话带原则性。”

　　“‘可我要告诉你：我读过这本书！’他嚷得更响了。

　　“在家里，即使有外人在场，他们也照样争吵不休。

　　这种生活多半让她厌倦了，她一心想有个自己的窝，再说也该考虑到年龄了。

　　现在已经不是挑挑拣拣的时候，嫁谁都可以，哪怕希腊语教员也凑合。

　　可也是，我们这儿的大多数小姐只要能嫁出去就行，嫁给谁是无所谓的。

　　不管怎么说，瓦莲卡开始对我们的别利科夫表露出明显的好感。

　　“那么，别利科夫呢，他也去柯瓦连科家，就像上我们家一样。

　　他到他家，坐下来就一言不发。他默默坐着，瓦莲卡就为他唱《风飘飘》，或者用那双乌黑的眼睛若有所思地望着他，或者突然发出一串朗朗大笑：

　　“‘哈哈哈！’

　　“在恋爱问题上，特别是在婚姻问题上，撮合起着很大的作用。于是全体同事和太太们都去劝说别利科夫，说他应当结婚了，说他的生活中没有别的欠缺，只差结婚了。

　　我们大家向他表示祝贺，一本正经地重复着那些老生常谈，比如说婚姻是终身大事等等，又说瓦莲卡相貌不错，招人喜欢，是五品文官的女儿，又有田庄，最主要的，她是头一个待他这么温存又真心诚意的女人。

　　结果说得他晕头转向，他认定自己当真该结婚了”

　　“这下该有人夺走他的套鞋和雨伞了，”伊凡·伊凡内奇说。

　　“您要知道，这是不可能的。虽然他把瓦莲卡的相片放在自己桌子上，还老来找我谈论瓦莲卡，谈论家庭生活，也说婚姻是人生大事，虽然他也常去柯瓦连科家，但他的生活方式却丝毫没有改变。

　　甚至相反，结婚的决定使他像得了一场大病：他消瘦了，脸色煞白，似乎更深地藏进自己的套子里去了。

　　“‘瓦尔瓦拉·萨维什娜我是中意的，’他说道，勉强地淡淡一笑，‘我也知道，每个人都该结婚的，但是……这一切，您知道吗，来得有点突然……需要考虑考虑。’

　　“‘这有什么好考虑的？’我对他说，‘您结婚就是了。”

　　“‘不，结婚是一件大事，首先应当掂量一下将要承担的义务和责任，免得日后惹出什么麻烦，这件事弄得我不得安宁，现在天天夜里都睡不着觉。

　　老实说吧，我心里害怕：他们姐弟俩的思想方法有点古怪，他们的言谈，您知道吗，也有点古怪。

　　她的性格太活泼。真要结了婚，恐怕日后会遇上什么麻烦。’

　　“就这样他一直没有求婚，老是拖着，这使校长太太和我们那里所有太太们大为恼火。

　　他反反复复掂量着面临的义务和责任，与此同时几乎每天都跟瓦莲卡一道散步，也许他认为处在他的地位必须这样做。

　　他还常来我家谈论家庭生活，若不是后来出了一件荒唐的事，很可能他最终会去求婚的，那样的话，一门不必要的、愚蠢的婚姻就完成了在我们这里，由于无聊，由于无事可做，这样的婚姻可以说成千上万。

　　这里须要说明一下，瓦莲卡的弟弟柯瓦连科，从认识别利科夫的第一天起就痛恨他，不能容忍他。

　　“‘我不明白’他耸耸肩膀对我们说，‘不明白你们怎么能容忍这个爱告密的家伙，这个卑鄙的小人。哎呀，先生们，你们怎么能在这儿生活！

　　你们这里的空气污浊，能把人活活憋死。

　　难道你们是教育家、师长？不，你们是一群官吏，你们这里不是科学的殿堂，而是城市警察局，有一股酸臭味，跟警察亭子里一样。

　　不，诸位同事，我再跟你们待上一阵，不久就回到自己的田庄去。

　　我宁愿在那里捉捉虾，教小俄罗斯的孩子们读书认字。我一定要走，你们跟你们的犹太就留在这里吧，叫他见鬼去！’

　　“有时他哈哈大笑，笑得流出眼泪来，笑声时而低沉，时而尖细。他双手一摊，问我： “‘他干什么来我家坐着？他要什么？坐在那里东张西望的！’

　　“他甚至给别利科夫起了个绰号叫‘毒蜘蛛’。

　　自然，我们当着他的面从来不提他的姐姐要嫁给‘毒蜘蛛’的事。

　　有一天，校长太太暗示他，说如果把他的姐姐嫁给像别利科夫这样一个稳重的、受人尊敬的人倒是不错的。

　　他皱起眉头，埋怨道： “‘这不关我的事。她哪怕嫁一条毒蛇也由她去，我可不爱管别人的闲事。’

　　“现在您听我说下去。有个好恶作剧的人画了一幅漫画：别利科夫穿着套鞋，卷起裤腿，打着雨伞在走路，身边的瓦莲卡挽着他的胳臂，下面的题是：‘堕人情网的安特罗波斯’。

　　那副神态，您知道吗，简直惟妙惟肖。

　　这位画家想必画了不止一夜，因为全体男中女中的教员、中等师范学校的教员和全体文官居然人手一张。

　　别利科夫也收到一份。漫画使他的心情极其沉重。

　　“我们一道走出家门，这一天刚好是五月一日，星期天，我们全体师生约好在校门口集合，然后一道步行去城外树林里郊游。

　　我们一道走出家门，他的脸色铁青，比乌云还要阴沉。

　　“‘天底下竟有这样坏、这样恶毒的人！’他说时嘴唇在发抖。

　　“我甚至可怜起他来了，我们走着，突然，您能想象吗，柯瓦连科骑着自行车赶上来了，后面跟着瓦莲卡，也骑着自行车。

　　她满脸通红，很累的样子，但兴高采烈，快活得很。

　　“‘我们先走啦！’她大声嚷道，‘天气多好啊，多好啊，简直好得要命！’

　　“他们走远了，不见了。我的别利科夫脸色由青变白，像是吓呆了。他站住，望着我。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他问，‘还是我的眼睛看错了？中学教员和女人都能骑自行车，这成何体统？’

　　“‘这有什么不成体统的？’我说，‘愿意骑就由他们骑好了。’

　　“‘那怎么行呢？’他喊起来，对我的平静感到吃惊，‘您这是什么话？！’

　　“他像受到致命的一击，不愿再往前走，转身独自回家去了。

　　“第二天，他老是神经质地搓着手，不住地打颤，看脸色他像是病了。

　　没上完课就走了，这在他还是平生第一次，也没有吃午饭，傍晚，他穿上暖和的衣服，尽管这时已经是夏天了，步履蹒跚地朝柯瓦连科家走去。

　　瓦莲卡不在家，他只碰到了她的弟弟。

　　“‘请坐吧，’柯瓦连科皱起眉头，冷冷地说。他午睡后刚醒，睡眼惺忪，心情极坏。

　　“别利科夫默默坐了十来分钟才开口说： “‘我到府上来，是想解解胸中的烦闷。现在我的心情非常非常沉重。

　　有人恶意诽谤，把我和另一位你我都亲近的女士画成一幅可笑的漫画。

　　我认为有责任向您保证，这事与我毫不相干，我并没有给人任何口实，可以招致这种嘲笑，恰恰相反，我的言行举止表明我是一个极其正派的人。’

　　“柯瓦连科坐在那里生闷气，一言不发。别利科夫等了片刻，然后忧心忡忡地小声说： “‘我对您还有一言相告。

　　我已任教多年，您只是刚开始工作，因此，作为一个年长的同事，我认为有责任向您提出忠告。

　　您骑自行车，可是这种玩闹对身为青年的师表来说，是有伤大雅的！’

　　“‘那为什么？’柯瓦连科粗声粗气地问。

　　“‘这难道还须要解释吗，米哈伊尔·萨维奇，难道这还不明白吗？如果教员骑自行车，那么学生们该做什么呢？恐怕他们只好用头走路了！既然这事未经正式批准，那就不能做。

　　昨天我吓了一大跳！我一看到您的姐姐，我的眼前就发黑。一个女人或姑娘骑自行车，这太可怕了！’

　　“‘您本人到底有什么事？’

　　“‘我只有一件事－－对您提出忠告，米哈伊尔·萨维奇。您还年轻，前程远大，所以您的举止行为要非常非常小心谨慎，可是您太随便了，哎呀，太随便了！

　　您经常穿着绣花衬衫出门，上街时老拿着什么书，现在还骑自行车。

　　您和您姐姐骑自行车的事会传到校长那里，再传到督学那里。那会有什么好结果？’

　　“‘我和我姐姐骑自行车的事，跟谁都没有关系！”柯瓦连科说时涨红了脸，‘谁来干涉我个人的和家庭的私事，我就叫他，滚蛋！’

　　“别利科夫脸色煞白，站起身来。

　　“‘既然您用这种口气跟我讲话，那我就无话可说了，’他说，‘我请您注意，往后在我的面前千万别这样谈论上司。对当局您应当尊敬才是。’

　　“‘怎么，难道我刚才说了当局的坏话了吗？’柯瓦连科责问，愤恨地瞧着他，‘劳驾了，请别来打扰我。

　　我是一个正直的人，跟您这样的先生根本就不想交谈。我不喜欢告密分子。’

　　“别利科夫神经紧张地忙乱起来，很快穿上衣服，一脸惊骇的神色。他这是平生第一回听见这么粗鲁的话。

　　“‘您尽可以随便说去，’他说着从前室走到楼梯口，‘只是我得警告您：我们刚才的谈话也许有人听见了，为了避免别人歪曲谈话的内容，惹出什么事端，我必须把这次谈话内容的要点向校长报告。

　　我有责任这样做。’

　　“‘告密吗？走吧，告密去吧！’

　　“柯瓦连科从后面一把揪住他的领子，只一推，别利科夫就滚下楼去，套鞋碰着楼梯啪啪地响。

　　楼梯又高又陡，他滚到楼下却平安无事，他站起来，摸摸鼻子，看眼镜摔破了没有？

　　正当他从楼梯上滚下来的时候，瓦莲卡和两位太太刚好走进来；她们站在下面看着，对别利科夫来说这比什么都可怕。

　　看来，他宁可摔断脖子，摔断两条腿，也不愿成为别人的笑柄：这下全城的人都知道了，还会传到校长和督学那里，哎呀，千万别惹出麻烦来！有人会画一幅新的漫画，这事闹到后来校方会勒令他退职。

　　“他爬起来后，瓦莲卡才认出他来。

　　她瞧着他那可笑的脸，皱巴巴的大衣和套鞋，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还以为他是自己不小心摔下来的。

　　她忍不住放声大笑起来，笑声响彻全楼：

　　“‘哈哈哈！’

　　“这一连串清脆响亮的‘哈哈哈’断送了一切：断送了别利科夫的婚事和他的尘世生活。

　　他已经听不见瓦莲卡说的话，也看不见眼前的一切，他回到家里，首先收走桌上瓦莲卡的相片，然后在床上躺下，从此再也没有起来。

　　“三天后，阿法纳西来找我，问要不要去请医生，因为他家老爷‘出事’了，我去看望别利科夫。他躺在帐子里，蒙着被子，一声不响。

　　问他什么，除了‘是’‘不是’外，什么话也没有。

　　他躺在床上，阿法纳西在一旁转来转去。他脸色阴沉，紧皱眉头，不住地唉声叹气，他浑身酒气，那气味跟小酒馆里的一样。

　　“一个月后别利科夫去世了，我们大家，也就是男中、女中和师范专科学校的人，都去为他送葬。

　　当时，他躺在棺木里，面容温和，愉快，甚至有几分喜色，仿佛很高兴他终于被装进套子，从此再也不必出来了。

　　是的，他实现了他的理想！连老天爷也表示对他的敬意，下葬的那一天，天色阴沉，下着细雨，我们大家都穿着套鞋，打着雨伞。

　　瓦莲卡也来参加了他的葬礼，当棺木下了墓穴时，她大声哭了一阵。

　　我发现，小俄罗斯女人不是哭就是笑，介于二者之间的情绪是没有的。

　　“老实说，埋葬别利科夫这样的人，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

　　从墓地回来的路上，我们都是一副端庄持重、愁眉不展的面容，谁也不愿意流露出这份喜悦的心情，它很像我们在很久很久以前还在童年时代体验过的一种感情：等大人们出了家门，我们就在花园里跑来跑去，玩上一两个钟头，享受一番充分自由的欢乐。

　　啊，自由呀自由！哪怕有它的半点迹象，哪怕有它的一丝希望，它也会给我们的心灵插上翅膀。难道不是这样吗？

　　“我们从墓地回来，感到心情愉快。可是，不到一个星期，生活又回到了原来的样子，依旧那样严酷，令人厌倦，毫无理性。这是一种虽没有明令禁止、但也没有充分开戒的生活。情况不见好转。

　　的确，我们埋葬了别利科夫，可是还有多少这类套中人留在世上，而且将来还会有多少套中人啊！”

　　“问题就在这儿，”伊凡·伊凡内奇说着，点起了烟斗。

　　“将来还会有多少套中人啊！”布尔金重复道。 　　中学教员走出板棚。这人身材不高，很胖，秃顶，留着几乎齐腰的大胡子。两条狗也跟了出来。

　　“好月色，好月色！”他说着，抬头望着天空。

　　已是午夜。

　　向右边望去，可以看到整个村子，一条长街伸向远处，足有四五俄里。

　　万物都进入寂静而深沉的梦乡。没有一丝动静，没有，一丝声息，甚至叫人难以置信，大自然竟能这般沉寂。

　　在这月色溶溶的深夜里，望着那宽阔的街道、街道两侧的农舍、草垛和睡去的杨柳，内心会感到分外平静。

　　摆脱了一切辛劳、忧虑和不幸，隐藏在膝陇夜色的庇护下，村子在安然歇息，显得那么温柔、凄清、美丽。

　　似乎天上的繁星都亲切地、深情地望着它，似乎在这片土地上邪恶已不复存在，一切都十分美好。向左边望去，村子尽头处便是田野。

　　田野一望无际，一直延伸到远方的地平线。沐浴在月光中的这片广表土地，同样没有动静，没有声音。

　　“问题就在这儿，”伊凡·伊凡内奇重复道，“我们住在空气污浊、拥挤不堪的城市里，写些没用的公文，玩‘文特’牌戏，难道这不是套子？

　　至于我们在游手好闲的懒汉、图谋私利的讼棍和愚蠢无聊的女人们中间消磨了我们的一生，说着并听着各种各样的废话。

　　难道这不是套子？哦，如果您愿意的话，我现在就给您讲一个很有教益的故事。”

　　“不用了，该睡觉了，”布尔金说，“明天再讲吧。”

　　两人回到板棚里，在干草上躺下。

　　他们盖上被子，正要朦胧入睡，忽然听到轻轻的脚步声：吧嗒，吧嗒……有人在堆房附近走动：走了一会儿，站住了，不多久又吧嗒吧嗒走起来，狗唔唔地叫起来。

　　“这是玛芙拉在走动，”布尔金说。

　　脚步声听不见了。

　　“看别人作假，听别人说谎，”伊凡·伊凡内奇翻了一个身说，“如若你容忍这种虚伪，别人就管你叫傻瓜。

　　你只好忍气吞声，任人侮辱，不敢公开声称你站在正直自由的人们一边，你只好说谎，陪笑，凡此种种只是为了混口饭吃，有个温暖的小窝，捞个分文不值的一官半职！

　　不，再也不能这样生活下去了！”

　　“哦，您这是另一个话题了，伊凡·伊凡内奇，”教员说，“我们睡觉吧。”

　　十分钟后，布尔金已经睡着了。伊凡·伊凡内奇却还在不断地翻身叹气。

　　后来他索性爬起来，走到外面，在门口坐下，点起了烟斗。

　　一八九八年六月十五日

　　（编辑：王怡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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