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典短篇小说:套中人

2018-05-19 11:19 编辑:武凝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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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米罗诺西茨村边,在村长普罗科菲的堆房里,误了归时的猎人们正安顿下来过夜。


  他们只有二人:兽医伊凡·伊凡内奇和中学教员布尔金。


  伊凡·伊凡内奇有个相当古怪的复姓:奇木沙-喜马拉雅斯基,这个姓跟他很不相称,所以省城里的人通常只叫他的名字和父称。


  他住在城郊的养马场,现在出来打猎是想呼吸点新鲜空气。


  中学教员布尔金每年夏天都在n姓伯爵家里做客,所以在这一带早已不算外人了。


  暂时没有睡觉。


  伊凡·伊凡内奇,一个又高又瘦的老头,留着长长的胡子,坐在门外月光下吸着烟斗,布尔金躺在里面的干草上,在黑暗中看不见他。


  他们天南海北地闲聊着。


  顺便提起村长的老婆玛芙拉,说这女人身体结实,人也不蠢,就是一辈子没有走出自己的村子,从来没有见过城市,没有见过铁路,最近十年间更是成天守着炉灶,只有到夜里才出来走动走动。


  “这有什么奇怪的!”布尔金说,“有些人生性孤僻,他们像寄居蟹或蜗牛那样,总想缩进自己的壳里,这种人世上还不少哩。


  也许这是一种返祖现象,即返回太古时代,那时候人的祖先还不成其为群居的动物,而是独自居住在自己的洞穴里;也许这仅仅是人的性格的一种变异,谁知道呢。


  我不是搞自然科学的,这类问题不关我的事。


  我只是想说,像玛芙拉这类人,并不是罕见的现象。


  哦,不必去远处找,两个月前,我们城里死了一个人,他姓别利科夫,希腊语教员,我的同事。


  您一定听说过他,他与众不同的是:他只要出门,哪怕天气很好,也总要穿上套鞋,带着雨伞,而且一定穿上暖和的棉大衣。


  他的伞装在套子里,怀表装在灰色的鹿皮套子里,有时他掏出小折刀削铅笔,那把刀也装在一个小套子里。


  就是他的脸似乎也装在套千里,因为他总是把脸藏在竖起的衣领里。


  他戴墨镜,穿绒衣,耳朵里塞着棉花,每当他坐上出租马车,一定吩咐车夫支起车篷。


  总而言之,这个人永远有一种难以克制的愿望--把自己包在壳里,给自己做一个所谓的套子,使他可以与世隔绝,不受外界的影响。


  现实生活令他懊丧、害怕,弄得他终日惶惶不安。


  也许是为自己的胆怯、为自己对现实的厌恶辩护吧,他总是赞扬过去,赞扬不曾有过的东西。


  就连他所教的古代语言,实际上也相当于他的套鞋和雨伞,他可以躲在里面逃避现实。


  “‘啊,古希腊语是多么响亮动听,多么美妙!’他说时露出甜美愉快的表情。仿佛为了证实自己的话,他眯细眼睛,竖起一个手指头,念道:‘安特罗波斯!’


  “别利科夫把自己的思想也竭力藏进套子里。


  对他来说,只有那些刊登各种禁令的官方文告和报纸文章才是明白无误的。


  既然规定晚九点后中学生不得外出,或者报上有篇文章提出禁止性爱,那么他认为这很清楚,很明确,既然禁止了,那就够了。


  至于文告里批准、允许干什么事,他总觉得其中带有可疑的成分,带有某种言犹未尽,令人不安的因素。


  每当城里批准成立戏剧小组,或者阅览室,或者茶馆时,他总是摇着头小声说: “‘这个嘛,当然也对,这都很好,但愿不要惹出什么事端!’


  “任何违犯、偏离、背弃所谓规章的行为,虽说跟他毫不相干,也总让他忧心忡忡。


  比如说有个同事做祷告时迟到了,或者听说中学生调皮捣乱了,或者有人看到女学监很晚还和军官在一起,他就会非常激动,总是说:但愿不要惹出什么事端。


  在教务会议上,他那种顾虑重重、疑神疑鬼的作风和一套纯粹套子式的论调,把我们压得透不过气来。


  他说什么某某男子中学、女子中学的年轻人行为不轨,教室里乱哄哄的,唉,千万别传到当局那里,哎呀,千万不要惹出什么事端!


  又说,如果把二年级的彼得罗夫、四年级的叶戈罗夫开除出校,那么情况就会好转。


  后来怎么样呢?他不住地唉声叹气,老是发牢骚,苍白的小脸上架一副墨镜,您知道,那张小尖脸跟黄鼠狼的一样,他就这样逼迫我们,我们只好让步,把彼得罗夫和叶戈罗夫的操行分数压下去,关他们的禁闭,最后把他们开除了事。


  他有一个古怪的习惯,到同事家串门。


  他到一个教员家里,坐下后一言不发,像是在监视什么。


  就这样不声不响坐上个把钟头就走了。他把这做‘和同事保持良好关系’。


  显然,他上同事家闷坐并不轻松,可他照样挨家挨户串门,只因为他认为这是尽到同事应尽的义务。


  我们这些教员都怕他。


  连校长也怕他三分,您想想看,我们这些教员都是些有头脑、极正派的人,受过屠格涅夫和谢德林的良好教育,可是我们的学校却让这个任何时候都穿着套鞋、带着雨伞的小人把持了整整十五年!


  何止一所中学呢?全城都捏在他的掌心里!我们的太太小姐们到星期六不敢安排家庭演出,害怕让他知道;神职人员在他面前不好意思吃荤和打牌。


  在别利科夫这类人的影响下,最近十到十五年间,我们全城的人都变得谨小慎微,事事都怕。


  怕大声说话,怕写信,怕交朋友,怕读书,怕周济穷人,怕教人识字……”


  伊凡·伊凡内奇想说点什么,嗽了嗽喉咙,但他先抽起烟斗来,看了看月亮,然后才一字一顿地说:


  “是的,我们都是有头脑的正派人,我们读屠格涅夫和谢德林的作品,以及巴克莱等人的着作,可是我们又常常屈服于某种压力,一再忍让……问题就在这儿。”


  “别利科夫跟我住在同一幢房里,”布尔金接着说,“同一层楼,门对门,我们经常见面,所以了解他的家庭生活。


  在家里也是那一套:睡衣,睡帽,护窗板,门闩,无数清规戒律,还有那句口头掸:‘哎呀,千万不要惹出什么事端!’斋期吃素不利健康,可是又不能吃荤,因为怕人说别利科夫不守斋戒。


  于是他就吃牛油煎鲈鱼,这当然不是素食,可也不是斋期禁止的食品。


  他不用女仆,害怕别人背后说他的坏话。


  他雇了个厨子阿法纳西,老头子六十岁上下,成天醉醺醺的,还有点痴呆。


  他当过勤务兵,好歹能弄几个菜。这个阿法纳西经常站在房门口,交叉抱着胳膊,老是叹一口长气,嘟哝那么一句话: “‘如今他们这种人多得很呢!’


  “别利科夫的卧室小得像口箱子,床上挂着帐子,睡觉的时候,他总用被子蒙着头。


  房间里又热又闷,风敲打着关着的门,炉子里像有人呜呜地哭,厨房里传来声声叹息,不祥的叹息……


  “他躺在被子里恐怖之极,他生怕会出什么事情,生怕阿法纳西会宰了他,生怕窃贼溜进家来,这之后就通宵做着噩梦。


  到早晨我们一道去学校的时候,他无精打采,脸色苍白。


  看得出来,他要进去的这所学生很多的学校令他全身心感到恐慌和厌恶,而他这个生性孤僻的人觉得与我同行也很别扭。


  “‘我们班上总是闹哄哄的,’他说,似乎想解释一下为什么他心情沉重,‘真不像话!’


  “可是这个希腊语教员,这个套中人,您能想象吗, 差一点还结婚了呢!”


  伊凡·伊凡内奇很快回头瞧瞧堆房,说: “您开玩笑!”


  “没惜,他差一点结婚了,尽管这是多么令人奇怪。我们学校新调来了一位史地课教员,叫米哈伊尔·萨维奇·柯瓦连科,小俄罗斯人。


  他不是一个人来的,还带着姐姐瓦莲卡。


  他年轻,高个子,肤色黝黑,一双大手,看模样就知道他说话声音低沉,果真没错,他的声音像从木桶里发出来的:卜,卜,卜……他姐姐年纪已经不轻,三十岁上下,个子高挑,身材匀称,黑黑的眉毛。


  红红的脸蛋,一句话,不是姑娘,而是果冻,她那样活跃,吵吵嚷嚷,不停地哼着小俄罗斯的抒情歌曲,高声大笑,动不动就发出一连串响亮的笑声:哈,哈,哈!我们初次正经结识科瓦连科姐弟,我记得是在校长的命名日宴会上。


  在一群神态严肃、闷闷不乐、把参加校长命名日宴会也当作例行公事的教员中间,我们忽地看到,一位新的阿佛洛狄忒从大海的泡沫中诞生了:她双手叉腰走来走去,又笑又唱,翩翩起舞,她动情地唱起一首《风飘飘》,随后又唱一支抒情歌曲,接着再唱一曲,我们大家都让她迷住了。


  所有的人,甚至包括别利科夫。


  他在她身旁坐下,甜蜜地微笑着,说: “‘小俄罗斯语柔和,动听,使人联想到古希腊语。’


  “这番奉承使她感到得意,于是她用令人信服的语气动情地告诉他,说他们在加佳奇县有一处田庄,现在妈妈还住在那里。那里有那么好的梨,那么好的甜瓜,那么好的‘卡巴克’!


  小俄罗斯人把南爪叫‘卡巴克’,把酒馆叫‘申克’。


  他们做的西红柿加紫甜菜浓汤‘可美味啦,可美味啦,简直好吃得,要命!’


  “我们听着,听着,忽然大家不约而同冒出一个念头: “‘把他们撮合成一对,那才好哩’,校长太太悄悄对我说。


  “我们大家不知怎么都记起来,我们的别利科夫还没有结婚。我们这时都感到奇怪,对他的终身大事我们竟一直没有注意,完全给忽略了。


  他对女人一般持什么态度?他准备怎么解决这个重大问题?以前我们对此完全不感兴趣,也许我们甚至不能设想,这个任何时候都穿着套鞋、挂着帐子的人还能爱上什么人。


  “‘他早过了四十,她也三十多了……’校长太太说出自己的想法,‘我觉得她是愿意嫁给他的。’


  “在我们省,人们出于无聊,什么事干不出来呢?干了无数不必要的蠢事!这是因为,必要的事却没人去做。


  哦,就拿这件事来说吧,既然我们很难设想别利科夫会结婚,我们又为什么突然之间头脑发热要给他做媒呢?


  校长太太,督学太太,以及全体教员太太全都兴致勃勃,甚至连模样都变好看了,仿佛一下子找到了生活的目标。


  校长太太订了一个剧院包厢,我们一看,她的包厢里坐着瓦莲卡,拿着这么小的一把扇子,眉开眼笑,喜气洋洋。


  身旁坐着别利科夫,瘦小,佝偻,倒像是让人用钳子夹到这里来的。


  我有时在家里请朋友聚会,太太们便要我一定邀上别利科夫和瓦莲卡。


  总而言之,机器开动起来了,原来瓦莲卡本人也不反对出嫁。


  她跟弟弟生活在一起不大愉快,大家只知道,他们成天争吵不休,还互相对骂。


  我来跟您说一段插曲:柯瓦连科在街上走着,一个壮实的大高个子,穿着绣花衬衫,一给头发从制帽里耷拉到额头上。


  他一手抱着一包书,一手拿一根多疖的粗手杖。她姐姐跟在后面,也拿着书。


  “‘你啊,米哈伊里克,这本书就没有读过!’她大声嚷道,‘我对你说,我可以起誓,你根本没有读过这本书!’


  “‘可我要告诉你,我读过!’柯瓦连科也大声嚷道,还用手杖敲得人行道咚咚响。


  “‘哎呀,我的天哪,明契克!你干吗发脾气,要知道我们的谈话带原则性。”


  “‘可我要告诉你:我读过这本书!’他嚷得更响了。


  “在家里,即使有外人在场,他们也照样争吵不休。


  这种生活多半让她厌倦了,她一心想有个自己的窝,再说也该考虑到年龄了。


  现在已经不是挑挑拣拣的时候,嫁谁都可以,哪怕希腊语教员也凑合。


  可也是,我们这儿的大多数小姐只要能嫁出去就行,嫁给谁是无所谓的。


  不管怎么说,瓦莲卡开始对我们的别利科夫表露出明显的好感。


  “那么,别利科夫呢,他也去柯瓦连科家,就像上我们家一样。


  他到他家,坐下来就一言不发。他默默坐着,瓦莲卡就为他唱《风飘飘》,或者用那双乌黑的眼睛若有所思地望着他,或者突然发出一串朗朗大笑:


  “‘哈哈哈!’


  “在恋爱问题上,特别是在婚姻问题上,撮合起着很大的作用。于是全体同事和太太们都去劝说别利科夫,说他应当结婚了,说他的生活中没有别的欠缺,只差结婚了。


  我们大家向他表示祝贺,一本正经地重复着那些老生常谈,比如说婚姻是终身大事等等,又说瓦莲卡相貌不错,招人喜欢,是五品文官的女儿,又有田庄,最主要的,她是头一个待他这么温存又真心诚意的女人。


  结果说得他晕头转向,他认定自己当真该结婚了”


  “这下该有人夺走他的套鞋和雨伞了,”伊凡·伊凡内奇说。


  “您要知道,这是不可能的。虽然他把瓦莲卡的相片放在自己桌子上,还老来找我谈论瓦莲卡,谈论家庭生活,也说婚姻是人生大事,虽然他也常去柯瓦连科家,但他的生活方式却丝毫没有改变。


  甚至相反,结婚的决定使他像得了一场大病:他消瘦了,脸色煞白,似乎更深地藏进自己的套子里去了。


  “‘瓦尔瓦拉·萨维什娜我是中意的,’他说道,勉强地淡淡一笑,‘我也知道,每个人都该结婚的,但是……这一切,您知道吗,来得有点突然……需要考虑考虑。’


  “‘这有什么好考虑的?’我对他说,‘您结婚就是了。”


  “‘不,结婚是一件大事,首先应当掂量一下将要承担的义务和责任,免得日后惹出什么麻烦,这件事弄得我不得安宁,现在天天夜里都睡不着觉。


  老实说吧,我心里害怕:他们姐弟俩的思想方法有点古怪,他们的言谈,您知道吗,也有点古怪。


  她的性格太活泼。真要结了婚,恐怕日后会遇上什么麻烦。’


  “就这样他一直没有求婚,老是拖着,这使校长太太和我们那里所有太太们大为恼火。


  他反反复复掂量着面临的义务和责任,与此同时几乎每天都跟瓦莲卡一道散步,也许他认为处在他的地位必须这样做。


  他还常来我家谈论家庭生活,若不是后来出了一件荒唐的事,很可能他最终会去求婚的,那样的话,一门不必要的、愚蠢的婚姻就完成了在我们这里,由于无聊,由于无事可做,这样的婚姻可以说成千上万。


  这里须要说明一下,瓦莲卡的弟弟柯瓦连科,从认识别利科夫的第一天起就痛恨他,不能容忍他。


  “‘我不明白’他耸耸肩膀对我们说,‘不明白你们怎么能容忍这个爱告密的家伙,这个卑鄙的小人。哎呀,先生们,你们怎么能在这儿生活!


  你们这里的空气污浊,能把人活活憋死。


  难道你们是教育家、师长?不,你们是一群官吏,你们这里不是科学的殿堂,而是城市警察局,有一股酸臭味,跟警察亭子里一样。


  不,诸位同事,我再跟你们待上一阵,不久就回到自己的田庄去。


  我宁愿在那里捉捉虾,教小俄罗斯的孩子们读书认字。我一定要走,你们跟你们的犹太就留在这里吧,叫他见鬼去!’


  “有时他哈哈大笑,笑得流出眼泪来,笑声时而低沉,时而尖细。他双手一摊,问我: “‘他干什么来我家坐着?他要什么?坐在那里东张西望的!’


  “他甚至给别利科夫起了个绰号叫‘毒蜘蛛’。


  自然,我们当着他的面从来不提他的姐姐要嫁给‘毒蜘蛛’的事。


  有一天,校长太太暗示他,说如果把他的姐姐嫁给像别利科夫这样一个稳重的、受人尊敬的人倒是不错的。


  他皱起眉头,埋怨道: “‘这不关我的事。她哪怕嫁一条毒蛇也由她去,我可不爱管别人的闲事。’


  “现在您听我说下去。有个好恶作剧的人画了一幅漫画:别利科夫穿着套鞋,卷起裤腿,打着雨伞在走路,身边的瓦莲卡挽着他的胳臂,下面的题是:‘堕人情网的安特罗波斯’。


  那副神态,您知道吗,简直惟妙惟肖。


  这位画家想必画了不止一夜,因为全体男中女中的教员、中等师范学校的教员和全体文官居然人手一张。


  别利科夫也收到一份。漫画使他的心情极其沉重。


  “我们一道走出家门,这一天刚好是五月一日,星期天,我们全体师生约好在校门口集合,然后一道步行去城外树林里郊游。


  我们一道走出家门,他的脸色铁青,比乌云还要阴沉。


  “‘天底下竟有这样坏、这样恶毒的人!’他说时嘴唇在发抖。


  “我甚至可怜起他来了,我们走着,突然,您能想象吗,柯瓦连科骑着自行车赶上来了,后面跟着瓦莲卡,也骑着自行车。


  她满脸通红,很累的样子,但兴高采烈,快活得很。


  “‘我们先走啦!’她大声嚷道,‘天气多好啊,多好啊,简直好得要命!’


  “他们走远了,不见了。我的别利科夫脸色由青变白,像是吓呆了。他站住,望着我。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他问,‘还是我的眼睛看错了?中学教员和女人都能骑自行车,这成何体统?’


  “‘这有什么不成体统的?’我说,‘愿意骑就由他们骑好了。’


  “‘那怎么行呢?’他喊起来,对我的平静感到吃惊,‘您这是什么话?!’


  “他像受到致命的一击,不愿再往前走,转身独自回家去了。


  “第二天,他老是神经质地搓着手,不住地打颤,看脸色他像是病了。


  没上完课就走了,这在他还是平生第一次,也没有吃午饭,傍晚,他穿上暖和的衣服,尽管这时已经是夏天了,步履蹒跚地朝柯瓦连科家走去。


  瓦莲卡不在家,他只碰到了她的弟弟。


  “‘请坐吧,’柯瓦连科皱起眉头,冷冷地说。他午睡后刚醒,睡眼惺忪,心情极坏。


  “别利科夫默默坐了十来分钟才开口说: “‘我到府上来,是想解解胸中的烦闷。现在我的心情非常非常沉重。


  有人恶意诽谤,把我和另一位你我都亲近的女士画成一幅可笑的漫画。


  我认为有责任向您保证,这事与我毫不相干,我并没有给人任何口实,可以招致这种嘲笑,恰恰相反,我的言行举止表明我是一个极其正派的人。’


  “柯瓦连科坐在那里生闷气,一言不发。别利科夫等了片刻,然后忧心忡忡地小声说: “‘我对您还有一言相告。


  我已任教多年,您只是刚开始工作,因此,作为一个年长的同事,我认为有责任向您提出忠告。


  您骑自行车,可是这种玩闹对身为青年的师表来说,是有伤大雅的!’


  “‘那为什么?’柯瓦连科粗声粗气地问。


  “‘这难道还须要解释吗,米哈伊尔·萨维奇,难道这还不明白吗?如果教员骑自行车,那么学生们该做什么呢?恐怕他们只好用头走路了!既然这事未经正式批准,那就不能做。


  昨天我吓了一大跳!我一看到您的姐姐,我的眼前就发黑。一个女人或姑娘骑自行车,这太可怕了!’


  “‘您本人到底有什么事?’


  “‘我只有一件事--对您提出忠告,米哈伊尔·萨维奇。您还年轻,前程远大,所以您的举止行为要非常非常小心谨慎,可是您太随便了,哎呀,太随便了!


  您经常穿着绣花衬衫出门,上街时老拿着什么书,现在还骑自行车。


  您和您姐姐骑自行车的事会传到校长那里,再传到督学那里。那会有什么好结果?’


  “‘我和我姐姐骑自行车的事,跟谁都没有关系!”柯瓦连科说时涨红了脸,‘谁来干涉我个人的和家庭的私事,我就叫他,滚蛋!’


  “别利科夫脸色煞白,站起身来。


  “‘既然您用这种口气跟我讲话,那我就无话可说了,’他说,‘我请您注意,往后在我的面前千万别这样谈论上司。对当局您应当尊敬才是。’


  “‘怎么,难道我刚才说了当局的坏话了吗?’柯瓦连科责问,愤恨地瞧着他,‘劳驾了,请别来打扰我。


  我是一个正直的人,跟您这样的先生根本就不想交谈。我不喜欢告密分子。’


  “别利科夫神经紧张地忙乱起来,很快穿上衣服,一脸惊骇的神色。他这是平生第一回听见这么粗鲁的话。


  “‘您尽可以随便说去,’他说着从前室走到楼梯口,‘只是我得警告您:我们刚才的谈话也许有人听见了,为了避免别人歪曲谈话的内容,惹出什么事端,我必须把这次谈话内容的要点向校长报告。


  我有责任这样做。’


  “‘告密吗?走吧,告密去吧!’


  “柯瓦连科从后面一把揪住他的领子,只一推,别利科夫就滚下楼去,套鞋碰着楼梯啪啪地响。


  楼梯又高又陡,他滚到楼下却平安无事,他站起来,摸摸鼻子,看眼镜摔破了没有?


  正当他从楼梯上滚下来的时候,瓦莲卡和两位太太刚好走进来;她们站在下面看着,对别利科夫来说这比什么都可怕。


  看来,他宁可摔断脖子,摔断两条腿,也不愿成为别人的笑柄:这下全城的人都知道了,还会传到校长和督学那里,哎呀,千万别惹出麻烦来!有人会画一幅新的漫画,这事闹到后来校方会勒令他退职。


  “他爬起来后,瓦莲卡才认出他来。


  她瞧着他那可笑的脸,皱巴巴的大衣和套鞋,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还以为他是自己不小心摔下来的。


  她忍不住放声大笑起来,笑声响彻全楼:


  “‘哈哈哈!’


  “这一连串清脆响亮的‘哈哈哈’断送了一切:断送了别利科夫的婚事和他的尘世生活。


  他已经听不见瓦莲卡说的话,也看不见眼前的一切,他回到家里,首先收走桌上瓦莲卡的相片,然后在床上躺下,从此再也没有起来。


  “三天后,阿法纳西来找我,问要不要去请医生,因为他家老爷‘出事’了,我去看望别利科夫。他躺在帐子里,蒙着被子,一声不响。


  问他什么,除了‘是’‘不是’外,什么话也没有。


  他躺在床上,阿法纳西在一旁转来转去。他脸色阴沉,紧皱眉头,不住地唉声叹气,他浑身酒气,那气味跟小酒馆里的一样。


  “一个月后别利科夫去世了,我们大家,也就是男中、女中和师范专科学校的人,都去为他送葬。


  当时,他躺在棺木里,面容温和,愉快,甚至有几分喜色,仿佛很高兴他终于被装进套子,从此再也不必出来了。


  是的,他实现了他的理想!连老天爷也表示对他的敬意,下葬的那一天,天色阴沉,下着细雨,我们大家都穿着套鞋,打着雨伞。


  瓦莲卡也来参加了他的葬礼,当棺木下了墓穴时,她大声哭了一阵。


  我发现,小俄罗斯女人不是哭就是笑,介于二者之间的情绪是没有的。


  “老实说,埋葬别利科夫这样的人,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


  从墓地回来的路上,我们都是一副端庄持重、愁眉不展的面容,谁也不愿意流露出这份喜悦的心情,它很像我们在很久很久以前还在童年时代体验过的一种感情:等大人们出了家门,我们就在花园里跑来跑去,玩上一两个钟头,享受一番充分自由的欢乐。


  啊,自由呀自由!哪怕有它的半点迹象,哪怕有它的一丝希望,它也会给我们的心灵插上翅膀。难道不是这样吗?


  “我们从墓地回来,感到心情愉快。可是,不到一个星期,生活又回到了原来的样子,依旧那样严酷,令人厌倦,毫无理性。这是一种虽没有明令禁止、但也没有充分开戒的生活。情况不见好转。


  的确,我们埋葬了别利科夫,可是还有多少这类套中人留在世上,而且将来还会有多少套中人啊!”


  “问题就在这儿,”伊凡·伊凡内奇说着,点起了烟斗。


  “将来还会有多少套中人啊!”布尔金重复道。   中学教员走出板棚。这人身材不高,很胖,秃顶,留着几乎齐腰的大胡子。两条狗也跟了出来。


  “好月色,好月色!”他说着,抬头望着天空。


  已是午夜。


  向右边望去,可以看到整个村子,一条长街伸向远处,足有四五俄里。


  万物都进入寂静而深沉的梦乡。没有一丝动静,没有,一丝声息,甚至叫人难以置信,大自然竟能这般沉寂。


  在这月色溶溶的深夜里,望着那宽阔的街道、街道两侧的农舍、草垛和睡去的杨柳,内心会感到分外平静。


  摆脱了一切辛劳、忧虑和不幸,隐藏在膝陇夜色的庇护下,村子在安然歇息,显得那么温柔、凄清、美丽。


  似乎天上的繁星都亲切地、深情地望着它,似乎在这片土地上邪恶已不复存在,一切都十分美好。向左边望去,村子尽头处便是田野。


  田野一望无际,一直延伸到远方的地平线。沐浴在月光中的这片广表土地,同样没有动静,没有声音。


  “问题就在这儿,”伊凡·伊凡内奇重复道,“我们住在空气污浊、拥挤不堪的城市里,写些没用的公文,玩‘文特’牌戏,难道这不是套子?


  至于我们在游手好闲的懒汉、图谋私利的讼棍和愚蠢无聊的女人们中间消磨了我们的一生,说着并听着各种各样的废话。


  难道这不是套子?哦,如果您愿意的话,我现在就给您讲一个很有教益的故事。”


  “不用了,该睡觉了,”布尔金说,“明天再讲吧。”


  两人回到板棚里,在干草上躺下。


  他们盖上被子,正要朦胧入睡,忽然听到轻轻的脚步声:吧嗒,吧嗒……有人在堆房附近走动:走了一会儿,站住了,不多久又吧嗒吧嗒走起来,狗唔唔地叫起来。


  “这是玛芙拉在走动,”布尔金说。


  脚步声听不见了。


  “看别人作假,听别人说谎,”伊凡·伊凡内奇翻了一个身说,“如若你容忍这种虚伪,别人就管你叫傻瓜。


  你只好忍气吞声,任人侮辱,不敢公开声称你站在正直自由的人们一边,你只好说谎,陪笑,凡此种种只是为了混口饭吃,有个温暖的小窝,捞个分文不值的一官半职!


  不,再也不能这样生活下去了!”


  “哦,您这是另一个话题了,伊凡·伊凡内奇,”教员说,“我们睡觉吧。”


  十分钟后,布尔金已经睡着了。伊凡·伊凡内奇却还在不断地翻身叹气。


  后来他索性爬起来,走到外面,在门口坐下,点起了烟斗。


  一八九八年六月十五日


  (编辑:王怡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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