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篡改的命》｜我捧着它，就像捧着一枚生鸡蛋

　　篡改的命·引子

　　汪长尺提前十分钟到达指定地点，这辈子他从来没迟到过，因此他不想在最后一次背上“迟到”的名声。他穿着干净整洁的衣服，理了头发，刮了胡须，本想买双崭新的皮鞋穿上，但想想500块钱够他爹在农村装一扇玻璃窗，便咽了一口唾液，捏了捏手指，放弃。现在他穿着一双洗得发白的解放鞋，站在西江大桥正中的边栏旁。这个位置离水面的距离最高，估计摔下去时也会最响。人活一辈子，或默默地消失，或响响地离开，二者必选其一。天空出奇地蓝，云朵空前地洁白，上苍似乎故意给他一个好天气，抑或是送他最后一点念想。水面铺满阳光，由于风的原因，波光的强弱不停地改变，一会这儿刺眼，一会那儿刺眼。汽车的轰鸣没过去那么讨厌，似乎还有一点悦耳，就连车屁股喷出的尾气，也仿佛散发出清香。看着两岸依次排过去的楼房，他想那个人一定隐藏在某扇窗口之后，举着望远镜，正在监督我对我的执行……

　　篡改的命·第一章：死磕

　　汪长尺把消息捂臭了才告诉汪槐。汪槐正在自饮，听到这个消息就像吃了一枚馊鸡蛋，恨不得马上呕吐。但消息就是消息，它是没法用来呕吐的。因此，汪槐只能憋着，几乎要憋成内伤，才放一口气，说你不是上线了吗，上线了为什么没被录取？汪长尺低下头：“他们说我的志愿填歪了。”

　　“你怎么填的志愿？”

　　“前面北大清华，后面服从调配。”

　　“叭”的一声，汪槐摔烂了手里的酒杯，说你好大的胆，四九年到现在，全县没一个考上清华北大。

　　“只要填了服从，像我这样的分数，再烂的学校也应该捡到一所。”

　　“不是每个人一低头就能看见钱，明明是一个烂学校的命，还做什么名校的春梦？”

　　“我想幽他们一默。”

　　“除了把自己的机会幽没了，还能幽谁的默？你一个三无人员，无权无势无存款，每步都像走钢索，竟敢拿命运来开玩笑。”

　　三无人员的头低了又低，就像颗粒饱满的稻穗那样低下去。整个晚上，他都没敢抬头，仿佛要用这种姿势证明自己和田野里的稻穗一样正在成熟。他看见汪槐的双腿摇摇晃晃，刘双菊的双腿战战兢兢，酒杯的碎片白光闪闪，黄狗在餐桌下窜来窜去。风肆意地扫进来，吹散闷热的空气。他感到后脖子一阵阵凉，好像贴了一块伤湿止痛膏。汪槐和刘双菊都不跟他说话，大家心里都明白，沉默是一种酷刑。他的脑海闪过自杀的念头，连地点和方式他都想到了，但这只是一个念头，很快就被橡皮擦抹掉。

　　夜越来越深，他听到洗澡声，关门声，却没听到床板声。那个平时“咿呀咿呀”的床板，今晚一声不吭，仿佛在为他节哀或者像停止一切娱乐活动。直到汪槐的鼾声传来，汪长尺才蹲下去捡酒杯的碎片。捡着捡着，他的右手食指被划伤，血冒出来，却无痛感。

　　第二天早晨，汪槐的酒醒了。他要汪长尺跟他一起去找招生的理论。汪长尺躲在房间里不敢出来。汪槐一脚把门踹开。这是他的脚最后一次精彩表演。汪长尺的肩膀一耸一耸，像个娘们似的抽泣，手里的毛巾都被泪水洗了。汪槐说哭能解决问题吗？汪长尺当然知道哭不能解决问题，但哭至少能让他减压。他试图停止，但越是想停越抽泣得厉害，就把毛巾捂到脸上，以为这样可以防洪，却不想“呜”的一声，决堤了，抽泣变成痛哭。汪槐站在门口看着，就像看着一出悲剧正上演。汪长尺“呜”了一阵，觉得怪丢脸的，慢慢减速，哭声渐渐变小，最后在自己的强迫下刹住。但平静后还心有余悸，身体会冷不丁地一抽，又一抽。

　　“可以走了吗？”汪槐问。

　　“我的手指被割破了。”

　　“又不用手指走路。”

　　“我一夜没睡。”

　　“你妈生你的时候，我两天两夜都没合眼。”

　　汪长尺抹了一把眼眶：“自己没填好志愿，怪谁呢？”

　　“怪他们，真是欺人太甚。”

　　汪长尺申请先洗一把脸。汪槐到前门等待。汪长尺慢慢地洗，双手用力地从额头搓到下巴，又从下巴搓到额头，反反复复，就像女人做脸部按摩，恨不得一生只做这一件事。但是，很快就传来汪槐响亮的咳嗽，仿佛闹钟，提醒他忍耐是有限度的。汪长尺想与其跟他去丢人现眼，还不如逃跑。他朝后门走去，没想到汪槐就站在门外。一秒钟之前，他已经从前门转移到了后门。汪长尺想把迈出门槛的右脚收回，却怎么也收不回来，它被汪槐的目光死死地按住，像得了偏瘫。汪槐说是不是还要上趟厕所？汪长尺摇头。

　　他们朝公路的方向走去。汪槐在前，汪长尺在后。汪槐的身上背着软包，每走一步包里就传出“叮叮咚咚”的响声。那是水声。他的包里装着军用水壶。满壶不响半壶响叮当。从他的包里还飘出玉米棒的清香。汪长尺走了一阵后全身冒汗。汪槐问热了？汪长尺说不热，出的全是冷汗。汪长尺想他又没回头，怎么知道我热？汪槐说渴吗？汪长尺说不渴。汪槐说饿不？汪长尺说不饿。其实汪长尺不吃不喝不睡已经八小时，他现在说的每一句都是假的，好像要故意跟汪槐对着干。

　　两人沉默。长长的路上响着“噗哒噗哒”的脚步声。汪长尺看见澄碧的头顶划过一群鸟，它们像芝麻撒进树林，鱼苗扔进大海。汪槐越走越快，走出20多米才发现汪长尺没跟上。他停住，掏出水壶来喝了一口。汪长尺远远就闻见一股酒气。原来壶里装的不是水。等汪长尺走近，汪槐递过水壶，问要不要来一口？汪长尺摇头。这时，汪长尺才注意到汪槐又脏又乱的头发。他领子上的汗渍就像铁锈那么黑，他身上的软包打着巴掌那么大的补丁。汪长尺想难道我就跟着这么一个头发蓬松衣衫不整连普通话也说不标准的酒鬼去跟招生办的人讲道理？

　　看着汪槐渺小的背影，汪长尺越走越消极，越走越感到前途渺茫。路过茶林时，他忽然钻了进去，一阵狂奔，仿佛要跑出地球。树枝刷在他的脸上，像一记记耳光。他实在跑不动了，就扑到一棵树上喘气。喘着喘着，天空中飘来汪槐的骂：“汪长尺，你没骨头，不是我的种。你是一枚软蛋。有理你不敢去讲，活该被人欺负……”

　　骂声在头顶盘旋，风一吹，声音就颤一下，听上去苍凉悲壮。汪长尺抱着树干，越抱越紧，像抱着母亲，最后抱得手臂生痛。他竟然抱着那棵树睡着了，醒来时手脚全麻。它们好像离开他的身体变成了木头。他坐在地上，慢慢地找知觉，直到找回自己的手，又找回自己的脚，才站起来往回走。

　　走到家门口，刘双菊问怎么回来啦？汪长尺说没带身份证。刘双菊朝路口望了一眼，说你就放心让他一个人去？他那脾气弄不好会跟人打架。汪长尺说自找的。刘双菊说你什么良心？他是为你去的。汪长尺说丢人。刘双菊愣在原地，半天没回过神。

　　第二天，汪长尺以为汪槐会回来。但是，天黑了路上没他的身影；夜深了，也无他的脚步。汪长尺竖起耳朵，直到天亮都没听到他想听到的。刘双菊急得跳进跳出，每天都催汪长尺去声援汪槐。汪长尺假装没听见。到了第五天，刘双菊说你再不去把他叫回来，稻谷都烂在田里了。汪长尺坐在门前的椅子上，看着遥远的山脉。刘双菊推了他一把，他像不倒的存钱罐，歪过去又弹回来。不管刘双菊从哪个角度推，使多大的劲，他的屁股像刷了万能胶，始终不离开椅子。刘双菊说也许你爹已经被人抓起来了，你怎么连屁股都不舍得抬抬，难道你是块石头吗？你可以不声援他，但你必须去接他，哪怕是一具尸体。刘双菊一边说一边抹眼睛。她的眼眶已经红了，马上就要哭了。汪长尺无动于衷。刘双菊背起书包，说你不去我去。

　　汪长尺终于动了。想想那么一大堆家务，他就害怕一个人留下。他双手扣住椅子站起来，好像椅子是他的器官。他扣住椅子走了几步，觉得别扭，就把椅子从屁股下移到肩上。他扛着椅子走去。刘双菊说为什么带椅子，是不是想换个地方发呆？汪长尺说不懂就别装懂。刘双菊把书包挂在他的脖子上。他扛着椅子挂着书包大步流星。

　　山路弯曲。树林越来越苍茫。他小得就像一只蚂蚁，路细得就像一丝白发。

　　…………

　　东西谈长篇小说《篡改的命》

　　这是我的第三部长篇小说，上一部是2005年出版的《后悔录》，更上一部是1996年出版的《耳光响亮》。每部之间，相隔十年。十年出一部长篇，在这个一切皆“快”的时代，确实有懒惰的嫌疑。但是，我喜欢十年一部长篇小说的节奏，原因是我需要这么一个时段，让上一部长篇小说得以生长，而不想在它出生后不久，就用自己的新长篇把它淹没。本人认为，写长篇就像种树，它需要“养护”，需要够多的肥料、阳光、雨露以及风霜的滋润和折磨。必须申明，我不是在故意模仿曹雪芹写《红楼梦》的时长，真要模仿也得先模仿他每天吃着隔夜稀饭写作。时长不能证明作品的质量，大把天才作家几十天就能写出传世之作。然而，在人人趋“快”的时候，总得有那么一两个懒汉站出来，拉低大家的速度，以求一个合理的平均值。往贬义上说这是为偷懒寻找借口，往褒义上说这是在“等等灵魂”。

　　2013年5月，我开始了这部小说的写作。就像写《没有语言的生活》时那样，我在写下第一行之后，便开始在书房里徘徊。这是一种写作习惯，也是不自信的表现。我总觉得马上下笔，肯定会把这部作品写砸，总觉得构思还不够精妙，主题还不够深刻，故事还不够震撼。这么犹豫着，犹豫着，一星期过去了。这是我徘徊的时间极限，如果一周时间还没徘徊出新的灵感，还没徘徊出新的想法，那就必须硬着头皮往下写了。好在这一周没有白费，许多新主意“咕咚咕咚”地冒出来，它们坚定了我写作的决心。尽管有的想法在后来的写作中根本用不上，但它们就像充足的弹药，一度给了我胜利的信心。

　　二十多年前，我的写作姿势是埋着头往前冲，可以称得上“不顾一切”。那时候，不在乎词语的重复，不在乎逻辑的混乱，也不管人物的行为是否前后统一，有的是一股猛劲，靠的是激情和灵感，也可以说是元气。但是现在，我的写作变得越来越犹豫，变得越来越难，就像加西亚·马尔克斯所言：“每一本书都比前一本难写，文学进程越来越复杂了。”过去我写完一个段落最多看两三遍，便接着往下，直到小说完成再回头看一遍。现在，我写完一个段落，至少看十遍，有的甚至二十遍，才敢往下写。原因是我想找更准确的词语，想找更牛X的细节，甚至我还有写作禁忌，那就是尽量不让下一行的标点符号对住上一行的标点符号。若是两行的标点符号对上了，看上去就像写诗歌，也破坏版面的美感。这个禁忌带来的好处，就是每当两行的标点符号一对上，我就得调整句子的长短，这种调整往往能让我找到更恰当的字词。有时调来调去，就觉得自己“神经过敏”，但我相信每个写作者都需要这种气质，越神经过敏越有可能写出好小说。

　　我依然坚持“跟着人物走”的写法，让自己与作品中的人物同呼吸共命运，写到汪长尺我就是汪长尺，写到贺小文我就是贺小文。以前，我只跟着主要人物走，但这一次连过路人物我也紧跟，争取让每一个出场的人物都准确，尽量设法让读者能够把他们记住。一路跟下来，跟到最后，我竟失声痛哭。我把自己写哭了，因为我和汪长尺一样，都是从农村出来的，每一步都像走钢索。我们站在那根细小的钢丝上，手里还捧着一碗不能泼洒的热汤。这好像不是虚构，而是现实。“我对自己作为一位作家的命运渐渐漠然，而对自己作为人的命运却愈发明确了。”（引自作家亨利·米勒《关于创作的反思》）

　　当然，“哭”不是文学的最高奖赏，特别是“自哭”。多年前，我参加过一场舞台剧的脚本讨论会，二十多个有关工作人员包括主演静听导演阐述，讲不到五分钟，导演已用去两包纸巾，他感动得一把鼻涕一把泪，但其余二十多人全都木然。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大的反差？因为导演太投入，他已经进到戏里了，而别的人还在门口徘徊。作者的自我反应不一定百分之百的准确，但他无疑是第一个入戏的人。我曾经把“挽留即将消逝的情感”当作写作的任务，也曾把写作定义为“软化心灵”。我喜欢有情有义的朋友，也喜欢有情有义的写作，固执地认为感动就是人类写作的起点。

　　汪长尺不想重复他的父亲汪槐，就连讨薪的方式方法他也不想重复，结果他不仅方法重复，命运也重复了。但我在写作的时候，力争不重复，不重复情节和信息。比如，汪长尺把汪大志送走的那一段，我只写小文夜里回来，看见楼下站着一个人。她的腿当即发软，原地蹲下。她知道汪长尺已经把大志送走了，但送走的过程我没有写。到了下一章，当小文想寻找大志的时候，我再让汪长尺一遍遍回忆：自己是怎样把大志送走的？在这次写作中，我留下了一些这样的空白。比如最后一章的最后一节，如果从破案开始写，几万字都不一定下得来，然而我放弃了，还是留空。我想在过去用力的地方省力，在过去省力的地方用力。此外，还用了一些电影的技巧，比如蒙太奇的运用。“小文去打胎”那一段，她跟汪长尺在工地上摔伤同时进行，似乎有奇异的效果。大量的前置叙述，制造了一些悬念。人物的对话，比我写剧本之前有所进步，比如：“难道这是一个圈套？”“绝对不是一根棍子。”像这样的对话，在写剧本之前，我是写不出来的。我承认，在中国写影视剧本绝对破坏写小说的感觉，但不得不承认写剧本对写小说也有帮助。

　　断断续续地写，关掉手机来写，到了2015年5月下旬，南方酷热难耐的时刻，我终于诚惶诚恐小心翼翼地把这个小说写完了。我捧着它，就像捧着一枚生鸡蛋……

（实习编辑：郑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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