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新作《极花》后记抢先看

贾平凹最新长篇小说《极花》将在《人民文学》2016年第1期发表，并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单行本。12月2日，他接受专访，将写作此书时的感受及书后故事和盘托出。

　　长篇小说《极花》后记

　　文/贾平凹

　　十年前一夏无雨，认为凶岁，在西安城南的一个出租屋里，我的老乡给我诉苦。他是个结巴，说话时断时续，他老婆在帘子后的床上一直嘤嘤泣哭。那时的蚊子很多，得不停地用巴掌去打，其实每一巴掌都打的是我们的胳膊和脸。

　　人走了，他说，又回，回那里去了。

　　那一幕我至今还清清晰晰，他抬起脑袋看我，目光空洞茫然，我惊得半天没说出一句话来。他说的人，就是他的女儿，初中辍学后从老家来西安和收捡破烂的父母仅生活了一年，便被人拐卖了。他们整整三年都在寻找，好不容易经公安人员解救回来，半年后女儿却又去了被拐卖的那个地方。事情竟然会发展到这样的结局，是鬼，鬼都慌乱啊！他老婆还是在哭，我的老乡就突然勃然大怒，骂道：哭，哭，你倒是哭，你妈的X哩，哭？！抓起桌子上的碗向帘子砸去。我没有拦他，也没一句劝说。桌子上还有一个碗，盛着咸菜，旁边是一筛子蒸馍和一只用黑塑料筒做成的花盆，长着一棵海棠。这海棠是他女儿回来的第三天栽的，那天，我的老乡叫我去喝酒，我看到他女儿才正往塑料筒里装土。我赶紧把咸菜碗，蒸馍筛子和海棠盆挪开，免得他再要抓起来砸老婆。我终于弄明白了事情的原由，是女儿回来后，因为报纸上电视上连续地报道着这次解救中公安人员的英勇事迹，社会上也都知道了他女儿是那个被拐卖者，被人围观，指指点点，说那个男的家穷，人傻，X多，说她生下了一个孩子。从此女儿不再出门，不再说话，整日呆坐着一动不动。我的老乡担心着女儿这样下去不是要疯了就是会得大病，便托人说媒，希望能嫁到远些的地方去，有个谁也不知道女儿情况的婆家。但就在他和媒人商量的时候，女儿不见了，留下个字条，说她还是回那个村子去了。

　　这是个真实的故事，我一直没给任何人说过。

　　但这件事像刀子一样刻在我的心里，每每一想起来，就觉得那刀子还在往深处刻。我始终不知道我那个老乡的女儿回去的村子是个什么地方，十年了，她又是怎么个活着？我和我的老乡还在往来，他依然是麦秋时节了回老家收庄稼，庄稼收完了再到西安来收捡破烂，但一年比一年老得严重，头发稀落，身子都佝偻了。前些年一见面，总还要给我唠叨，说解救女儿时他去过那村子，在高原上，风头子硬，人都住在窑洞里，没有麦面蒸馍吃。这几年再见到他了，却再也没提说过他女儿。我问了句：你没去看看她？他挥了一下手，说：有啥，看，看的？！他不愿意提说，我也就不敢再问。以后，我采风去过甘肃的定西，去过榆林的横山和绥德，也去过咸阳北部的彬县，淳化，旬邑，那里都是高原，每当我在坡梁的小路上看到挖土豆回家的妇女，脸色黑红，背着那么沉重的篓子，两条弯曲成O形的腿，趔趔趄趄，我就想到了她。在某一个村庄，路过谁家的硷畔，那里堆放着各式各样的农具，有驴有猪，鸡狗齐全，窑门口晒了桔梗和当归，有矮个子男子蹴在那里吃饭，而女的一边给身边的小儿擦鼻涕，一边扭着头朝隔壁家骂，骂得起劲了，啪啪地拍打自己的屁股。我就想到了她。在逛完了集市往另一个村庄去的路口，一个孩子在草窝里捉蚂蚱，远处的奶奶怎么喊他，他都不听。奶奶就把路膊上的篮子放在地上，说：谁吃饼干呀，谁吃饼干呀！孙子没有来，麻雀乌鸦和鹰却来了，等孙子捉着蚂蚱往过跑，篮子里的那包饼干已没有了，只剩下一个骨头，那是奶奶在集市上掉下来的一颗牙，她要带回扔到自家的房顶去。不知怎么，我也就想到了她。

　　年轻的时候，对于死亡，只是一个词语，一个概念，一个哲学上的问题，谈起来轻松而热烈，当过了五十岁，家族里朋友圈接二连三地有人死去，以致父母也死了，死亡从此让我恐惧，那是无语的恐惧。曾几何时报纸上电视上报道过拐卖妇女儿童的案件，我也觉得那非常遥远，就如我阅读外国小说里贩卖黑奴一样。可我那个老乡女儿的遭遇，使我在街上行走，常常就盯着人群，怀疑起了某个人，每有亲戚带了小儿或孙子来看我，我送他们走时，一定是反复叮嘱把孩子管好。

　　我出身于农村，十九岁才到西安，我自以为农村的事我没有不知道的，可八十年代初和一个妇联干部交谈，她告诉我：经调查，农村的妇女百分之六十性生活没有快感。我记得我当时目瞪口呆。十年前我那个老乡的女儿被拐卖后，我去过一次公安局，了解到这个城市每年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无法得知，因为是不是被拐卖难以确认，但确凿的，备案的失踪人口近约数千人。我也是目瞪口呆。

　　留神了起来，在城市的大街小巷，总能看到贴在路灯杆上的道路指示牌上的公用电话亭上的寻人广告，寻的又大多是妇女和儿童。这些失踪的妇女儿童，让人想得最多的，他们是被拐卖了。这些广告在农村是少见的，为什么都集中发生在城市呢？偷抢金钱可以理解，偷抢财物可以理解，偷抢了家畜和宠物拿去贩卖也可以理解，怎么就有拐卖妇女儿童的？社会在进步文明着，怎么还有这样的荒唐和野蛮，为什么呢？

　　中国大转型年代，发生了有史以来人口最大的迁徙，进城去，几乎所有人都往城市涌聚。就拿西安来讲，这是个古老的城市，满到处却都是年轻的面孔，他们衣着整洁，发型新潮，拿着手机自拍的时候有着很萌的表情，但他们说着各种各样的方言，就知道了百分之八九十都来自于农村。在我居住的那座楼上，大多数的房间都出租给了这些年轻人。其中有的确实在西安扎下了根，过上了好日子，而更多的却漂着，他们寻不到工作，寻到了又总是因工资少待遇低或者嫌太辛苦又辞掉了，但他们不回老家去，宁愿一天三顿吃泡面也不愿再回去，从离开老家的那天起就决定永远不回去了。其实，在西安待过一年两年也回不去了，尤其是那些女的。中央政府每年之初都在发一号文件，不断在说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可农村没有了年轻人，靠那些空巢的老人留守的儿童去建设吗？我们是在一些农村看到了集中盖起来的漂亮的屋舍，挂着有村委会的牌子，党员活动室的牌子，也有医疗所和农科研究站，但那全是离城镇近的，自然生态好的，在高速路边的地方。而偏远的各方面条件都落后的区域，那些没能力的，也没技术和资金的男人仍剩在村子里，他们依赖着土地能解决着温饱，却再也无法娶妻生子。我是到过一些这样的村子，村子里几乎都是光棍，有一个跛子，他是给村里架电线时从崖上掉下来跌断了腿，他说：我家在我手里要绝种了，我们村在我们这一辈就消亡了。我无言以对。

　　大熊猫的珍贵在于有那么多的力量帮助它们生育，而窝在农村的那些男人，如果说他们是卑微的生命，可往往越是卑微生命的，如兔子，老鼠，苍蝇，蚊子，越是大量地繁殖啊！任何事情一旦从实用走向了不实用那就是艺术，城市里多少多少的性都成了艺术，农村的男人却只是光棍。记得当年兴时的知青文学，有那么多的文字在控诉着把知青投进了农村，让他们受苦受难。我是回乡知青，我想，去到了农村就那么不应该，那农村人，包括我自己，受苦受难便是天经地义？拐卖是残暴的，必须打击，但在打击拐卖的一次一次行动中，重判着那些罪恶的人贩，表彰着那些英雄的公安，可还有谁理会城市夺去了农村的财富，夺去了农村的劳力，也夺去了农村的女人。谁理会窝在农村的那些男人在残山剩水中的瓜蔓上，成了一层开着的不结瓜的谎花。或许，他们就是中国最后的农村，或许，他们就是最后的光棍。

　　这何尝不也是这个年代的故事昵？

　　但是，这个故事，我十年里一个字都没有写。怎么写呢？写我那个老乡的女儿如何被骗上了车，当她发觉不对时竭力反抗，又如何被殴打，被强暴，被威胁着要毁容，要割去肾脏，以及人贩子当着她的面和买主讨价还价？写她的母亲在三年里如何哭瞎了眼睛，父亲听说到山西的一个小镇是人贩子的中转站，为了去打探女儿消息，就在那里的砖瓦窑上干了一年苦力，终于有了线索，连夜跑一百里山路，潜藏在那个村口两天三夜？写他终于与女儿相见，为了缓解矛盾，假装认亲，然后再返回西安，给派出所提供了准确地点，派出所又以经费不足的原因让他筹钱，他又如何在收捡破烂时偷卖了三个下水盖被抓去坐了六个月的牢？写解救时全村人如何把他们围住，双方打斗，派出所的人伤了腿，他头破血流，最后还是被夺去了孩子？写他女儿回到了城市，如何受不了舆论压力，如何思念孩子，又去被拐卖的那个地方？我实在是不想把它写成一个纯粹的拐卖妇女儿童的故事。这个年代中国发生的案件太多太多，别的案件可能比拐卖更离奇和凶残，比如上访，比如家暴，比如恐怖袭击，黑恶势力。我关注的是城市在怎样地肥大了而农村在怎样地凋蔽着，我老乡的女儿被拐卖到的小地方到底怎样，那里坍塌了什么，流失了什么，还活着的一群人是懦弱还是强狠，是可怜还是可恨，是如富士山一样常年驻雪的冰冷，还是它仍是一座活的火山。

　　这件事如此丰富的情节和如此离奇的结局，我曾经是那样激愤，又曾经是那样悲哀，但我写下了十页、百页、数百页的文字后，我写不下去，觉得不自在。我还是不了解我的角色和处境呀，我怎么能写得得心应手？拿碗在瀑布下接水，能接到吗？！我知道我的秉性是双筷子，什么都想尝尝，我也知道我敏感，我的屋子里一旦有人来过，我就能闻出来，就像蚂蚁能闻见糖的所在。于是我得重新再写，这个故事就是稻草呀，捆了螃蟹就是螃蟹的价，我怎么能拿了去捆韭菜？

　　现在小说，有太多的写法，似乎正兴时一种用笔很狠地、很极端地叙述。这可能更合宜于这个年代的阅读吧，但我却就是不行。我一直以为我的写作与水墨画有关，以水墨而文学，文学是水墨的。坦白地讲，我自幼就写字呀画画，喜欢着水墨，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的文学的最初营养，一方面来自中国戏曲和水墨画的审美，一方面来自西方现代美术的意识，以后的几十年里，也都是在这两方面纠结着拿捏着，做我文学上的活儿。如今，上几辈人写过的乡土，我几十年写过的乡土，发生巨大改变，习惯了精神栖息的田园已面目全非。虽然我们还企图寻找，但无法找到，我们的一切努力也将是中国人最后的梦呓。在陕西，有人写了这样一个文章，写他常常怀念母亲，她母亲是世上擀面最好的人。文章发表后，许多人给他来信，都在说：世上擀面最好的人是我妈！我也是这样，但凡一病，躺在床上了，就极想吃我母亲做的饭，可母亲去世多年了，再没有人能做出那种味道了。就在我常常疑惑我的小说写什么怎么写的时候，我总是抽身去一些美术馆逛逛，参加一些美术的学术会议，竟然受益颇多，于是回来都做笔记，有些是我的感悟，有些是高人的言论。就在我重新写这个故事前，一次在论坛上，我记下了这样一段话。

　　当今的水墨画要呈现今天的文化、社会和审美精神的动向，不能漠然于现实，不能躲开它。和其他艺术一样，也不能否认人和自然，个体和社会，自我和群体之间关系的基本变化。假如你今天还是画花鸟山水人物，似乎这两百年的剧烈的，根本的，彻底的变化没有发生，那么你的作品是脱离时代的装饰品。不过水墨画不是一个直接反映这些变化的艺术方式，不是一种社会现象，不能为任何主义或概念服务。中国二十世纪的水墨的弱点在于它是一个社会现象，不是一个艺术现象，或更多是社会现象少是艺术现象。水墨对现代是什么意思？跟其他当代艺术方式比的话，水墨画有什么独特性？水墨的本质是写意,什么是写意，通过艺术的笔触，展现艺术家长期的艺术训练和自我修养凝结而成的个人才气，这是水墨画的本质精髓。写意既不是理性的，又不是非理性的，但它是真实的，不是概念。艺术家对自己、感情、社会、政治、宗教的体验与内心的修养互相纠缠，形成不可分割的整体，成为内在灵魂的载体。西方“自我”是原子化个体的自我，中国文化中是人格，人格理想，这个东西带有群体性和积累性。在西方现当代艺术发展过程中，纯粹个体的心理发泄是主要的创作动力，这是现代主义绘画包括后现代主义的观念艺术和装置艺术主要源泉。而在中国，动力是另一个，就是对人格理想的建构，而且是对积累性的，群体性的人格理想的建构。但它不是只完善自我，是在这个群体性、积累性的理想过程中建构个体的自我。

　　他们的话使我想到佛经上的开篇语：如我所闻。嗨，真是如我所闻，它让我思索了诸多问题，人格理想是什么，如何积累性、群体性的理想过程，又怎样建构文学中的我的个体？记得那一夜我又在读苏轼，忽然想，苏轼应该最能体现中国人格理想吧，他的诗词文赋书法绘画又应该最能体现他的人格理想吧。于是就又想到了戏曲里的“小生”的角色。中国人的哲学和美学在戏曲里是表现的最充分的，为什么设这祥的角色：净面无须，内敛吞声，硬朗俊秀，玉树临风？而《红楼梦》里贾宝玉又恰是这样，《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水浒》中的宋江，《西游记》中的唐僧也大致是这样，这类雌雄同体的人物的塑造反映了中国人的一种什么样的审美，暴露了这个民族文化基因的什么样的秘密？还是那个苏轼吧，他的诗词文赋书法绘画无一不能，能无不精，世人都爱他，但又有多少人能理解他？他的一生经历了那么多艰难不幸，而他的所有文字里竟没有一句激愤和尖刻。他是超越了苦难、逃避、辩护，领悟到了自然和生命的真谛而大自在着，但他那些超越后的文字直到今日还被认为是虚无的消极的，最多说到是坦然和乐观。真是圣贤多寂寞啊！我们弄文学的，尤其在这个时候弄文学，社会上总有非议我们的作品里阴暗的东西太多，批判的主题太过。大转型期的社会有太多的矛盾、冲突、荒唐、焦虑，文学里当然就有太多的揭露、批判、怀疑、追问，生在这个年代就生成了作家的这样的品种，这样品种的作家必然就有了这样品种的作品。却又想，我们的作品里，尤其小说里，写恶的东西都能写到极端，而写善却从未写到极致？很久很久以来了，作品的一号人物总是苍白，这是什么原因呢？由此，我在读一些史书时又搞不懂了，为什么秦人尚黑色，战国时期的秦军如虎狼，穿黑甲，举黑旗，狂风暴雨般的，呼啸而来灭了六国，又呼啸而去，二世为终。看电视里报导的画面，中东的伊斯兰国也是黑布蒙面黑袍裹身，黑旗摇荡，狂风暴雨般地掠城夺地。而二十世纪的中国，中华民国的旗是红色的，上有白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更是红色，上有五星，这就又尚红。那么，黑色红色与一个民族的性格是什么关系呢，文化基因里是什么样的象征呢？

　　2014年的漫长冬季，我一直在做着写《极花》的准备，脑子里却总是混乱不清。直到2015年春天过去了，夏天来了，我才开始动笔。我喜欢在夏天里写作，我不怕热，似乎我是一个热气球，越热越容易飞起来。我在冬天里乱七八糟的想法，无法完成于我的新作里，或许还不是这一个《极花》里，但我闻到了一种气息，也会把这种气息带进来，这如同妇女们在怀孕时要听音乐，好让将来的孩子喜欢唱歌，要在卧室里贴上美人图，好让将来的孩子能长得漂亮。又如同一般人在脖子上挂块玉牌，能与神灵接通，拳击手在身上纹了兽头，能更强悍凶猛。这个《极花》中的极花，也是冬虫夏草，它在冬天里是小虫子，而且小虫子眠而死去，在夏天里长草开花，要想草长得旺花开得艳，夏天正是好日子。

　　我开始写了，其实不是我在写，是我让那个可怜的叫着胡蝶的被拐卖来的女子在唠叨。她是个中学毕业生，似乎有文化，还有点小资意味，爱用一些成语，好像什么都知道，又什么都不知道，就那么在唠叨。

　　她是给谁唠叨？让我听着？让社会听着？这个小说，真是个小小的说话，不是我在小说，而是她在小说。我原以为这是要有四十万字的篇幅才能完的，却十五万字就结束了。兴许是这个故事并不复杂，兴许是我的年纪大了，不愿她说个不休，该用减法而不用加法。十五万字好呀，试图着把一切过程都隐去，试图着逃出以往的叙述习惯，它成了我最短的一个长篇，竞也让我喜悦了另一种的经验和丰收。

　　面对着不足三百页的手稿，我给自己说：真是的，生在那儿就决定了你。如瓷，景德镇的是青花，尧头（在陕西澄县）出黑轴。我写了几十年，是那么多的题材和体裁，写来写去，写到这一个，也只是写了我而已。

　　但是，小说是个什么东西呀，它的生成既在我的掌控中，又常常不受我的掌控，原定的《极花》是胡蝶只是要控诉，却怎么写着写着，肚子里的孩子一天复一天，日子磊起来，成了兔子，胡蝶一天复一天地受苦，也就成了又一个麻子婶，成了又一个謍米姐。小说的生长如同匠人在庙里用泥巴捏神像，捏成了匠人就得跪下拜，那泥巴成了神。

　　2015年7月15日的上午，我记着这一日，十五万字划上了句号，天劈哩吧啦下雨，一直下到傍晚。这是整个夏天最厚的一场雨，我在等着外出的家人，思绪如尘一样乱钻，突然就想两句古人的诗。

　　一句是：沧海何尝断地脉，半崖从此破天荒。

　　一句是：乐意相关禽对语，生香不断树交花。

　　（编辑：杨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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