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的声音

瑞典学院内陈列的不同译文版本的阿列克谢耶维奇作品。图/CFP

　　文本视野下 阿列克谢耶维奇

　　阿廖沙·别利斯基，九岁

　　安尼娅·博古什，十岁

　　娜塔莎·德沃列茨卡雅，十六岁

　　列娜·茹德罗，十五岁

　　尤拉·茹克，十五岁

　　奥利娅·兹沃纳克，十岁

　　斯内萨娜·塞内维奇，十六岁

　　伊拉·库德拉亚恰瓦，十四岁

　　伊利亚·卡斯科，十一岁

　　万尼亚·科瓦洛夫，十二岁

　　瓦迪姆·卡斯诺索尼斯科，九岁

　　瓦夏·米库利奇，十五岁

　　安东·那西凡金，十四岁

　　马拉特·达达兹夫，十六岁

　　尤利娅·塔拉斯奇那，十五岁

　　卡佳·舍夫丘克，十五岁

　　鲍里斯·西克曼科夫，十六岁

　　* * *

　　九月一日，开学第一天，一朵花都看不到。花都染上了辐射。之前工作的人是水泥工，现在却变了，都是军人。他们铲起了花朵，带着泥土装上货柜车，不知带到哪里去了。

　　在我们撤离后的一年里，整个村子被他们埋起来了。我爸爸是出租车司机，他回来后告诉我们他看到的全部情形。他们先在地上挖一个大洞，有五米深。然后消防员拿着水管，从屋顶到地基冲洗着房子，这样才不会掀起含有辐射的尘土。他们冲洗窗户、屋顶、大门，不会漏掉任何东西，然后用起重机把房子拉到洞里。洋娃娃、书本和罐子散落一地。接着挖土机将所有东西都挖起来，盖上沙土之后铲平。放眼望去，看不到村子，只能看到一片空地。他们在我们的土地上种玉米，我们的房子就在地底下，还有我们的学校、我们的村委会。我的盆栽和两本邮册也在地下，我本来还想回去拿的。我还有一台脚踏车也没拿出来。

　　* * *

　　我今年十二岁，我生病了。邮差每次都会带两份抚恤金来家里——一份给我，另一份给我爷爷。班上女生知道我有血癌之后，都不敢坐在我旁边，她们不想碰到我。

　　医生说，我生病是因为我是爸爸在切尔诺贝利工作之后出生的。我爱我爸爸。

　　* * *

　　他们晚上来把我爸爸带走了。我没有听到他打包行李的声音，我当时睡着了。第二天早上，我看到妈妈在哭，她说：“爸爸现在在切尔诺贝利。”

　　我们等待他回来，就像他去打仗了一样。

　　他回来之后，又回工厂上班了。他什么都没跟我们说。我在学校里，跟大家夸口说，我爸爸刚从切尔诺贝利回来，他是清理人。清理人负责意外发生后的清理工作，这些人都是英雄。所有男生都很羡慕。

　　一年后，他生病了。

　　我们一起走在医院的庭院里——他已经动过两次手术了，这时他头一次开口跟我谈起切尔诺贝利。

　　他们工作的地方离反应炉很近。他说那里很安静，祥和又美丽。他们工作的时候，发生了很多事。花园里的花很茂盛地开着，是为了谁呢？人们早已离开了村庄。他们“清理”了那些留下来的东西。他们移除被铯和锶污染的表土，然后清洗屋顶。但是到了第二天，辐射剂量计碰到任何东西，却依然不停地喀喀作响。

　　“离开的时候，他们与我们握手，还给了我们感谢状，感谢我们做出的牺牲。”他说个不停。

　　最后一次从医院回来时，他说：“如果我能活下来，我再也不会碰物理和化学了。我要离开工厂，我要当个牧羊人。”

　　现在只剩我跟妈妈相依为命。虽然妈妈希望我去读理工学院，但我不愿意。我爸爸就是读这所学校的。

　　* * *

　　我曾经会写诗。我五年级的时候，喜欢上一个女孩。七年级的时候，我认识了死亡。

　　我有一个朋友叫安德烈。他动了两次手术，然后被送回家了。六个月后，他本来要动第三次手术的，可他在空荡荡的教室里用皮带上吊了，趁大家上体育课的时候。医生说他不可以跑或跳。

　　先是尤利娅、卡佳、瓦迪姆、奥克萨那、奥列格，现在轮到安德烈了。

　　“我们都会死，然后变成科学研究的一部分。”安德烈曾这么说过。

　　卡佳说：“我们都会死，然后被大家遗忘。”

　　奥克萨那说：“我死的时候，不要把我葬在墓园，那里只有死人和乌鸦，把我葬在田野里。”

　　尤利娅只会哭泣。现在每当我抬头向上望，天空仿佛活了起来，因为他们都在天上。

　　以上摘自《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关于死亡还是爱情》

　　（编辑：杨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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