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米里亚姆遇见米里亚姆

　　H·T·米勒太太住在东河附近一座翻修过的褐色沙石公寓里已经有好几年了。她一个人住一套舒服的房间——两间屋带个小厨房。她是个寡妇，H·T·米勒先生留给她一笔数量说得过去的保险金。她这人兴趣不广，没有什么朋友，活动范围很少超过拐角的那家杂货店。公寓里的其他住户似乎从来不去注意她。她的衣着普普通通，留着短发，铁灰色的头发马马虎虎地烫过。她不用化妆品，相貌也极为一般，毫不引人注目。米勒太太已满六十一岁了，做起事情来大都是有一定之规的；她把两间屋子收拾得一尘不染；偶尔抽根香烟，自己做饭，还养着一只金丝雀。

　　后来她碰到了米里亚姆。那是个飘着雪花的夜晚。晚饭后，她把餐具擦洗干净，便坐下来翻阅一份晚报。她看到附近一家电影院的广告，片名看起来挺不错。于是她吃力地穿上海狸皮大衣，系上套鞋带，离开了家。只在一进门的地方留了一盏灯，天下最使她不安的莫过于黑暗了。

　　细细的雪花轻盈地飘下，人行道上还看不出有什么雪。只有穿马路才能感到从河那边吹来的风扎人。米勒太太只顾低头疾走，什么都不去注意，像只在地底下掘洞的鼹鼠。她在一家杂货店前停住脚，买了包薄荷糖。

　　售票处前站着长长的一队人，米勒太太站到队尾。 “不管买什么座儿，都得等一会儿。”有个人用疲倦的声音这样叫苦。米勒太太在皮包里摸索了一阵，凑够了买门票的零钱。排队的人似乎都在无所事事地等着。她闲得无聊，便左顾右盼，忽然发现在凸檐的下边站着一个小女孩。

　　米勒太太从来没见过那么长那么怪的头发，和白化病患者的头发一样，完全是银白色的，光滑松散，一直披到腰间。她身材瘦弱而单薄，站在那里，两个拇指插在定做的梅红色天鹅绒外衣口袋里，具有一种单纯而特殊的魅力。

　　不知什么原因，米勒太太觉得很兴奋。当小女孩朝她看时，她热情地对她笑了笑。女孩儿走过来说：“您愿意帮我忙吗？”

　　“只要我办得到，当然愿意。”米勒太太说。

　　“噢，没什么难的。我只是想请您帮我买张票，不然他们是不准我进去的。喏，我的钱在这儿。”她满有风度地递给米勒太太两毛钱和一枚五分的镍币。

　　她们一起走到影院门口，服务员把她们带进休息厅。再有二十分钟，前一场电影就该散场了。

　　“我觉得自己简直像个真正的罪犯。”米勒太太坐下来兴致勃勃地说，“我是说，干这种事是违法的，对吗？我真希望我没做错事。你妈妈知道你在这儿，是吗，亲爱的？我想她是知道的，是不是？”

　　小姑娘一句话也没说，只是解开外衣，脱下来，放在腿上叠好。她里面穿着件整洁的深蓝色衣服，脖子上挂着一串金项链，她正用那灵敏的、看来会弹琴的手指摆弄着它。米勒太太把她更仔细地端详了一番，发现最为与众不同的，并不是她的头发，而是她的眼睛，一双淡褐色的、沉着的眼睛，看不出一点孩子气。这双眼睛太大了，似乎占满了她那小小的脸庞。

　　米勒太太给了她一块薄荷糖，“你叫什么名字，亲爱的？”

　　“米里亚姆。”她回答说，不知为什么，那口气好像米勒太太早该知道这名字似的。

　　“啊，这真是太有趣了——我也叫米里亚姆。而且，叫这个名字的人并不太多。现在我倒想知道，你不会也姓米勒吧？”

　　“我就叫米里亚姆。”

　　“你不觉得着很有趣吗？”

　　“确有几分。”米里亚姆说，一面用舌头拨着那块薄荷糖。

　　米勒太太脸红了，尴尬地动了动身子：“你年龄不大，知道的词儿还不少。”

　　“是吗？”

　　“啊，是的。”米勒太太说罢，急忙岔开话题，“你喜欢看电影吗？”

　　“这真让我没法儿说，”米里亚姆说，“过去没看过电影。”

　　休息厅里的妇女渐渐多起来，远处传来新闻片里的炸弹声。米勒太太站起身，把皮包夹在胳膊下面。“我得赶快走了，不然该找不到座位了，”她接着说，“见到你我很高兴。”

　　米里亚姆只是微微地点了一下头。

　　雪下了整整一个星期。街上，汽车无声地行驶着，行人无声地走着，生活似乎在一道难以穿透的白色帷幕后面静静地继续进行。寂静笼罩着一切，分不出天，分不出地，只有雪花在朔风中飞舞，在玻璃窗上结起冰花，把寒气送入人家，压制着城市的一切生气和音响，屋里整天离不了灯。米勒太太失去了时间的概念；星期五和星期六没什么区别，星期日那天她到杂货店去了，店门自然是关上的。

　　这天晚上，她炒了盘鸡蛋，做了碗西红柿汤。饭后，她披上一件法兰绒睡袍，往脸上搽了些冷霜，便靠着枕头坐在床上读《时代》杂志，脚下放着个热水袋。这时，门铃突然响了。起初她以为是有人搞错了，不管是谁，就会走开的。但门外的人却一下又一下地按着铃，最后干脆按住不放了。她看了看钟，已经过十一点了。这简直不可能，平常十点钟她早睡着了。

　　她爬下床，光着脚，快步走过客厅。“就来，就来，别着急。”带链门闩卡住了，她左拧右拧，怎么也拧不开。铃声仍然不住地响着。“别按了。”她嚷了一声。门闩好不容易拨开了，她把门打开一条缝： “到底是谁呀？”

　　“你好！”说话的是米里亚姆。

　　“怎么，是你？你好。”米勒太太说着，犹豫地退到走廊里，“你就是那个小女孩。”

　　“我以为根本你根本不会来开门，可我还是一直按着铃不放，我知道你在家。见到我你不高兴吗？”

　　米勒太太不知如何回答才好。她发现米里亚姆穿的还是那件梅红色天鹅绒外衣，配上一顶贝雷帽，白色的头发编成两条光亮的小辫，辫梢上扎着两大朵白蝴蝶结。

　　“既然我已经等了这么老半天，你至少应该让我进去。”她说。

　　“天太晚了……”

　　米里亚姆漠然地望着她：“那有什么关系？让我进去，外面冷得很，我只穿了一条绸裙。”说着她做了一个文雅的手势要米勒太太让开，自己进了屋。

　　她把外衣和帽子丢到椅子上。她的确只穿了一条绸裙——在二月份穿着条白绸裙。裙褶打得相当漂亮，袖子长长的。当她在屋里来回走动时，绸裙发出轻微的窸窣声。“我喜欢你这个地方，”她说，“我喜欢这地毯，我最喜欢蓝色。”茶几上摆着一只花瓶，里面插着纸做的玫瑰花。她走过去摸了一下。“假花，”她郁郁地说，“多可惜。假的东西不都是让人失望吗？”她坐到沙发上，优雅的把裙子摊开。

　　“你要干什么？”米勒太太问道。

　　“请坐下，”米里亚姆说，“看见别人站着，我觉得神经紧张。”

　　米勒太太坐到一个床垫上。“你要干什么？”她又问了一遍。

　　“你知道，我觉得你并不欢迎我来。”

　　米勒太太再次无言以对，手也不知放在什么地方才好。米里亚姆吃吃地笑了起来，身子往后靠在印花床垫上。这时米勒太太注意到，这女孩子的脸并不像她印象中的那样苍白，她的面颊红扑扑的。

　　“你怎么知道我住这儿？”

　　米里亚姆蹙起眉头。“那有什么难的？你叫什么？我又叫什么？”

　　“可是电话簿上没有我的名字。”

　　“咳，咱们谈点别的吧。”

　　米勒太太又说：“你妈妈一定是疯了，让你这么个孩子整夜在外面乱跑，还穿得这么单薄，她准是发昏了。”

　　米里亚姆站起来，走到房间的一角，那里有个罩着罩儿的鸟笼，挂在一条从天花板上垂下来的链子上。她往罩子里张望了一下，“是金丝雀，”她说，“我要是把它弄醒，你不会生气吧？我想听它唱歌。”

　　“别动托米，”米勒太太着急了，“你别把它弄醒！”

　　“不动就不动。”米里亚姆说，“不过，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不能听它唱歌。”又说，“有什么吃的吗？我饿极了，就是来点牛奶和果酱三明治也行。”

　　“你听我说，”米勒太太说着从床垫上起来，“听我说，如果我给你做一块好吃的三明治，你能做个乖孩子，吃完马上跑回家吗？我敢说，已经过十二点了。”

　　“外面还在下雪，”米里亚姆嗔怪地说，“又冷又黑。”

　　“既然是这样，首先你就根本不该来。”米勒太太竭力不使自己改变声调，“天气好坏，我可管不了。如果你想吃东西，你得保证吃完就走。”

　　米里亚姆用一个辫梢在脸上来回刷着，眼睛里透出思索的神色，仿佛是在权衡这个提议。最后，她转过身来对着鸟笼说：“好吧，我保证。”

　　她有多大了？十岁？还是十一岁？米勒太太在厨房里开了一罐草莓酱，切了四块面包，又倒了一杯牛奶，然后停下来点了一根香烟。她为什么要到这儿来？米勒太太出神地想着，拿火柴的手不住地发抖，直到火苗烫痛了手指。这时金丝雀唱起来了，只有在早晨它才这样歌唱。“米里亚姆，”她叫道，“米里亚姆，我跟你讲过，不要动托米。”米里亚姆没有答应，她又叫了一声，仍然没有回音，只听见金丝雀在唱。她吸了口烟，这才发现刚才点的是过滤嘴那头——唉，不管怎么样，她一定不能发火。

　　她把食物摆在托盘里，端进来放到茶几上。她一眼就看到，鸟笼的罩子并没有掀开，可是托米的的确确在唱；她觉得很惊奇，屋子里一个人也没有。她穿过吃早点的小厅向卧室走去，到了门口，她倒抽了一口气。

　　“你在干什么？”她问。

　　米里亚姆抬头望了望她，眼睛里带着一种异乎寻常的神色。她站在镜台旁边，面前放着一个打开的首饰盒。她仔细地观察着米勒太太的表情，紧紧盯着她的眼睛，随即嫣然一笑，说：“这儿没什么好东西，不过我挺喜欢这个。”她手里拿着一枚宝石胸针，“真迷人。”

　　“我想——也许你最好把它放回原处。”米勒太太说。忽然间她觉得有点站不住了，便倚在门框上。她感到头沉得难以忍受，一种压力影响了她的心搏节奏，灯光似乎也在虚弱地跳动。“请把它放回去，孩子——那是我丈夫送给我的。”

　　“可是它很漂亮，我想要，”米里亚姆说，“把它给我。”

　　米勒太太站在那里，搜索枯肠想找出句话来，保住那枚胸针。这时，她发现自己非常孤独，没有任何人会来帮助她。这一纯粹的，她已经很久未曾想到过的事实使她震惊。就在这白雪覆盖的静静的城市里，在她自己的家中，有些事实是不容忽视的，也是不可抗拒的，这一点此时此刻是惊人的清楚了。

　　米里亚姆狼吞虎咽地吃着。面包和牛奶下肚后，她用手指拨拉着盘子，把最后的一点面包屑也打扫干净。宝石胸针在她衣服上闪闪发光，上面那个浅黄色的侧面像仿佛是米里亚姆精巧的肖像。“好吃极了，”她叹了一口气，“要是再来块杏仁蛋糕或者樱桃饼就更美了。甜食真好吃，你不觉得吗？”

　　米勒太太抽着烟，半坐在垫子上。她的发网歪向一边，一缕缕散发披在脸上，一双痴呆呆的眼睛不知往哪儿看好，脸上现出一块块红印，就像被人狠狠的打过一记耳光似的。

　　“有糖吗？……有蛋糕吗？”

　　米勒太太把烟灰磕到地毯上，微微摇了摇头，努力想定住神儿看东西。“你刚才答应吃了三明治就走的。”她说。

　　“天呐，我答应了？”

　　“你应该说话算话，而且，我已经累了，我觉得很不舒服。”

　　“你别恼火，我只不过是在开玩笑。”

　　她拿起外套，搭在胳膊上，对着镜子把帽子戴好，随后她靠近米勒太太，弯下腰轻声说，“亲我一下，我们就再见了。”

　　“对不起，我不太想亲你。”米勒太太说。

　　米里亚姆歪了一下肩膀，扬了扬一边的眉毛，说，“随你便吧。”然后径直走到茶几旁，抓起那只插着纸玫瑰的花瓶，走到没铺地毯的地方，使劲往下一摔，玻璃碴迸得到处都是，之后，又在花束上踩了几脚。

　　她这才慢慢地向门口走去，把门关上之前，她转过身，带着狡黠而又天真的好奇望了米勒太太一眼。

　　第二天，米勒太太在床上躺了整整一天，中间只起来喂了一次金丝雀，喝了一杯茶。她试过表，并不发烧，可是她的梦却使她焦躁烦乱。即使躺在床上睁大眼睛盯着天花板，她那起伏的心绪也平静不下来。有一个梦贯穿着所有其它的梦，仿佛是一首复杂的交响乐中忽隐忽现的神秘的主题。它的轮廓极其鲜明，如同用天才的、强烈的笔触描画出来的一样：一个小女孩领着一队老人，顺着山路走下来。那女孩身穿结婚礼服，头上戴着树叶编成的圆环。走在后面的一个女人打破了队伍中奇怪的安静：“她把咱们往哪儿带？”前面的一个老头儿答道：“没人知道。”这时又冒出第三个声音：“难道她长得不可爱吗？难道她不像一朵霜花那么晶莹洁白吗？”

　　星期二早晨醒来时，她感觉好些了。一道道炫目的阳光透过软百叶帘斜射进来，她那些病态的奇想也在一束光辉中分崩离析了。她打开窗户。外面，雪正在融化，天气如同春天一般温暖。在与冬季不相称的蔚蓝无边的天幕上，翻滚着大团雪白的云朵。从低矮的屋顶上望过去，可以看到远处的河流，看见拖船烟囱里喷出的烟在和风中缭绕。一辆银色的大卡车在积雪的街道上艰难地行进着，马达的嗡嗡声在空中回响。

　　收拾好房间，米勒太太便到杂货店去了，兑换了一张支票，随后去施拉福特饭馆吃早点，一边吃，一边愉快地与女招待聊天。啊，多好的天气，真像个过节的日子，如果马上回家，可就太蠢了。

　　她坐上一辆去莱克兴顿大道的公共汽车，在第八十六号街口下了车，打算去商店转一转。

　　她自己并不知道想买或需要买什么，只是毫无目标地信步走着。唯一使她感兴趣的是路上的行人，他们都在想着自己的事情，匆匆地赶着路。米勒太太不由得感到一种令人不安的孤独。

　　她站在三号大道的拐角处时，看见了一个男人。他是个生着罗圈腿的老头，弓着背，抱着一堆鼓鼓囊囊的包裹，穿着件破旧的褐色外套，戴着顶方格呢便帽。突然间，她发现他们两人在互相微笑。这笑容中并无友谊可言，仅是熟人相遇时那种不带感情而且转瞬即逝的一笑而已。可是米勒太太确信，她从未见过此人。

　　他站在高架铁柱的一根柱子旁边，看到米勒太太过了马路，便转过身来跟在后面，与她只保持一小段距离。米勒太太从眼角可以看到商店玻璃橱窗里他那忽悠忽悠的影子。

　　走着走着，她在街中间站住，转过身面对着那个男人。对方也停住脚步，歪着头咧嘴一笑。但她能说什么呢？她又能做什么呢？在这光天化日之下，在八十六号大街上？站在这里是毫无用处的，她加快脚步向前走去，一面暗暗为自己的无能感到羞耻。

　　二号大道是条阴暗凄凉的街道，用废料和碎料修成的：一段铺着大块的鹅卵石，一段是柏油路面，另一段又覆盖着水泥。无论什么时候走到这里，都给人一种荒凉的感觉。米勒太太走过五个横街口，没遇见一个行人，只有那个男人踏在雪上的稳健的脚步声一直尾随着她。当她走到一家花店时，脚步声仍然跟在后面。她迅速闪进门去，透过玻璃看着那老头儿走过去。他目视前方，没有放慢脚步，却做了一个奇怪而又意味深长的表示：他碰了一下帽沿。

　　“你是说六朵白色的，是吗？”卖花的问道。“是的，”她回答说，“白玫瑰。”从花店出来，她走进一家玻璃制品店，挑选了一只花瓶，预备代替米里亚姆摔碎的那只，尽管价钱贵得吓人，花瓶的样子（她认为这样）也相当怪诞丑陋。就这样，她开始一样一样的买起来，仿佛这一切都是按照预先计划进行的，而对那计划她一无所知，又不能控制。

　　她买了一袋糖渍樱桃，又在尼克博克面包店买了六块杏仁蛋糕。

　　刚刚才一个小时，天气就又变冷了。太阳蒙上了冬天的阴影，像沾了污迹的镜头。暮色早早地把天穹涂暗，寒风中裹挟着潮湿的雾气，几个孩子在路边沟里高高的雪堆上打闹，他们的声音显得很孤单，没有什么欢乐。不一会儿，天上又飘起了雪花。当米勒太太走到那座褐色沙石公寓时，雪已下得很急，刚刚留下的脚印跟着就被覆盖了。

　　白色的玫瑰花别致地插在花瓶里，糖渍樱桃在陶瓷盘子上闪着光，外面裹一层糖的杏仁蛋糕在等人来吃。金丝雀扑打着翅膀，啄着小食槽里的种子。

　　整五点时，门铃响了，米勒太太知道是谁来了。她穿过房间时，宽大的便衣在地上拖着。

　　“是你吗？”她问。

　　“当然，”米里亚姆尖尖的声音在走廊里回荡，“开门。”

　　“走开。”米勒太太说。

　　“请快点开门……我拎着一个死沉死沉的大包。”

　　“走开，”米勒太太又说了一遍。她回到客厅，点了根香烟，坐下来安然地听着不间断的铃声。“你还是走吧，我不打算让你进来。”

　　一会儿，铃声住了。米勒太太坐着没动，大约有十分钟的光景，没有听到任何声音。她估计米里亚姆已经走了，便踮着脚尖走到门口，把门打开一条缝。米里亚姆斜靠在一个纸箱上，怀里搂着一个漂亮的法国玩具娃娃。

　　“我真以为你不会来了，”她不悦地说，“喏，帮我把这个拿进去，沉着呢！”

　　这次，米勒太太倒不是如同中了魔咒似的不得不受驱使，而是变得顺从听话，饶有兴味地看着她如何动作。她把纸箱搬进屋里，米里亚姆抱着娃娃跟在后面。她顾不上脱掉外套，也没摘帽子，便蜷着身子坐到沙发上，冷冷地看着米勒太太放下箱子，浑身发抖，气喘吁吁地站在那里。

　　“谢谢。”米里亚姆说。白天看上去，她显得清瘦、憔悴，头发也没那么光亮了。享受爱抚的那个玩具娃娃戴着精致的洒了粉的假发，一双傻呆呆的玻璃眼睛似乎要从米里亚姆的眼光中寻求慰藉。“我要让你大吃一惊，”米里亚姆说，“你往箱子里看。”

　　米勒太太跪在地上，打开箱盖，拿出另一个玩具娃娃，接着拿出一条蓝裙子。她记得，那天晚上第一次在电影院见到米里亚姆时，她穿的就是这条裙子。她往箱子里看了看，说：“全是衣服，怎么回事？”

　　“因为我这次来，是要跟你住在一起，”米里亚姆一边玩着樱桃梗一边说，“你还为我买了樱桃，真是太好了，不是吗？”

　　“你不能住在这儿！看在上帝的面上，你走吧——走吧，让我一个人好好呆着。”

　　“……还有玫瑰花和杏仁蛋糕，你可真慷慨。你知道，樱桃好吃极了。来这儿之前，我跟一个老头儿住在一起。他可穷得要命，我们从来没吃过什么好东西。不过我想，在你这儿我会过得很愉快的。”她停下来，把娃娃搂得更紧，“好了，你是不是可以告诉我把东西放哪儿……”

　　米勒太太脸上成了一个有一道道难看的红皱纹的面具，她哭了起来，这是一种不自然的不见眼泪下来的干泣，好像是因为许久不哭，已经不会哭了似的。她一步一步小心翼翼地往后蹭着，一直退到门口。

　　她跌跌撞撞地冲出去，下了一层楼，来到最近的一户人家门口，发疯似的在门上重重捶打着。一个矮矮的红头发男人开了门。她把他推到一边，冲进了屋。“嘿，你这到底是咋的了？”他说。“出了什么事儿，亲爱的？”一个年轻的女人用毛巾擦着手从厨房里走出来问道，米勒太太看到她才开口。

　　“听我说，”她大声嚷着，“我这样做真是难为情，可是——哦，我是米勒太太，住在你们楼上，是这么回事……”她双手紧紧地捂着脸，“说起来真荒唐……”

　　女主人把她带到一把椅子旁边，她的丈夫激动地把口袋里的钱弄得叮当作响。“出啥事了？”

　　“我住在楼上，有个小女孩在我屋里，我觉得我很怕她。她说什么也不走，我真拿她没办法，而且……她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她已经偷走了我的宝石胸针，可她还会干出更糟糕的事——更可怕的事！”

　　男主人问：“她是你的亲戚吗，嗯？”

　　米勒太太摇摇头：“我也不知道她是谁，她叫米里亚姆，可我不能肯定她是谁。”

　　“别慌，宝贝儿，”女主人说，她抚摸着米勒太太的胳膊。“让哈里去管这个小家伙。你快去呀，亲爱的。”米勒太太告诉他，“我的门没关——五号A。”

　　她丈夫出去之后，那女人拿来一条毛巾，给米勒太太擦了把脸。“你心肠真好，”米勒太太说，“真抱歉，我的样子太可笑了，都是那个可恶的孩子……”

　　“是啊，宝贝儿，”女主人抚慰地说，“你现在最好安下心来。”

　　米勒太太把头枕在肘窝上，一声不响，像是睡着了。女主人打开收音机，安静的小屋立刻充满了钢琴声和沙哑的歌声。她用一只脚轻轻地扣着地，准确地合着音乐的节拍。“或许咱们也该上去看看。”她说。

　　“我不想再见到她，我想离她远远的。”

　　“哦，哦，可是你应该叫警察才对。”

　　没过多久，她们听到男主人下楼的声音。他皱着眉大步走进来，手在脖子后面抓挠着。“没人在你屋里，”他颇为尴尬地说，“她准是走掉了。”

　　“哈里，你真是个笨蛋，”女主人说，“我们一直坐在这儿，我们会看见……”她丈夫严厉的目光打断了她的话。

　　“我到处都找了，”他说，“可哪儿都没人，一个人都没有，懂吗？”

　　“告诉我，”米勒太太说着站起来，“告诉我，你看没看到一个大纸箱？或者一个玩具娃娃？”

　　“没有，夫人，我没见着。”

　　女主人仿佛在判决似的，说：“哎呀，我的老天……”

　　米勒太太轻手轻脚地走进家门，她走到房子中间，静静地站着。是的，可以说，屋里并没有什么变化：玫瑰花、蛋糕和樱桃都在原处。然而，这是一件空荡荡的房子，里面的家具和摆设反而使它显得更加空旷。这里没有半点生气，只是一片死寂，像个殡仪馆。沙发隐隐约约地似乎朝着米勒太太逼来，它已不复是原来那个沙发了，上面空空如也。假如米里亚姆仍然蜷缩在上面，它也许不会显得那么可怕，那么咄咄逼人。她凝视着刚才放纸箱的地方，恍惚间，座垫好像在拼命地旋转。她又朝窗外望去，不错，那条河还在那儿，雪也依然在下——但是，一个人无法证明任何事：米里亚姆刚才活灵活现分明在这儿——现在她在哪儿呢？在哪儿？在哪儿？

　　她仿佛是在梦中似的一下瘫坐在椅子上。房间的一切渐渐模糊，四周是昏暗的，并且越来越黑。她连抬手开灯的气力都没有了，只好任凭自己呆在黑暗中。

　　她合上眼睛，骤然间感到自己在向上升起，像个潜水员似的，从更深、更绿的海下浮向水面。在恐怖或者巨大的痛苦之中，人们往往会等待，好像是等待启示，这时，他们的头脑也变得较为镇静，如同是在沉睡中，或是在神奇的梦幻中。这片刻的安宁给人以冷静思考的力量。那么，如果她从未真正认识这个名叫米里亚姆的小女孩，一切又都会如何呢？假如她只是傻乎乎的在街上被吓坏了呢？归根结底，像其他任何事一样，这件事也同样微不足道，因为她这里唯一丢掉、给了米里亚姆的，是她的身份。而此刻她确信，她已经重新找到了这间房子的主人，那个自己做饭并喂养金丝雀的人，那个她可以托付、信任的人：H·T·米勒太太。

　　米勒太太心满意足地倾听着周围的动静，她察觉到两种声音：镜台的抽屉一开一关的声音。过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她仿佛还能听到一开一关的声音，渐渐地，那刺耳的声音为绸裙的窸窣声所替代，微弱缥缈的窸窣声慢慢向米勒太太靠近，声响越来越强烈。最后，四壁也随着这声音颤动起来，整个房间似乎在声波的冲击下崩溃。米勒太太身体僵直，睁开双眼，看到了那双木然地直视着前方的眼睛。

　　“你好。”米里亚姆说。

　　（编辑：白俊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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