绳子

　　（手记：我小时候听父亲讲到一件往事，说六十年代的时候，有个十二三岁的小孩儿因偷生产大队的玉米被枪毙了。这件事我记下了，2008年，我写了一篇小说《绳子》。在小说里，我没有让小孩儿被枪毙，而是选择了一个更有象征性的结果——死于绳索的捆绑。这条绳子并不陈旧，至今存在。2008年，我写完后感觉还不算坏，试着投稿，但总是被拒。我后来把它投给北美的杂志《今天》，发在09年6月的《今天》网络版上。无论别人怎么看，对于我自己来说，这是篇重要的小说。）

　　某个夏天的午后，阳光把玉米田照得发亮，正是午睡的时间，有个过路的农民在红花公社最东边一块地里抓到了一个偷公家玉米的贼。抓贼的那个农民把贼带到邻近一个村的村民陈良的家里，他这样做是因为这附近一带他只认识陈良。陈良赶紧派媳妇去叫醒正在睡觉的生产队长，队长到了他家，看见那个贼正蹲在泥墙根儿底下的阴影里，脸上带着惊慌、茫然的神情。

　　队长觉得这件事不能自己做主，因为事关公社的财产，应该由公社里来处理。他马上派一个跑得快的年轻社员去隔两个村的队里请公社民兵连长来一趟。公社民兵连长，一个出身农家的退伍军人，目前全面负责这个公社的司法、判决和执法，闻讯只穿了一件汗衫儿就赶到村里。他还保持着军人的作风，身板儿挺直得几乎向后仰着。他先和队长、抓贼的农民握了一下手，然后叫人把贼带过来，于是陈良他们就跑到院子里招呼贼进屋来。连长坐在阴凉的堂屋里，发觉贼竟然自己蹲在院子的泥墙下面，心里不禁对这些农民的懒散、缺乏警惕、不懂法律大为反感。他看见贼是一个十三四岁的孩子，又瘦又脏，像田里的蚂蚱。赃物是三个玉米棒子，其中一个已经连芯子被啃掉了大半儿。另外两个还没有来得及咬。玉米还没有长熟，玉米粒基本上就是一兜儿水，至少还差一个多月的火候。

　　连长看见贼站在那里，眼里顿时射出寒光，但他打算先怒视他，什么也不说。他这个样子把队长和农民都震慑住了，他们不敢在一旁小声说话了，只是一会儿看看他，一会儿看看贼。贼被看得吓坏了，他刚才蹲在墙角的时候还想着会不会有人去把自己村的人找来，他们会不会替他说话，然后就带他走。现在，他觉得这个人的目光好像刀一样要扎透他，而四周又没有一个认识的人。慢慢地，他浑身哆嗦起来，哆嗦得越来越厉害，像发疟疾一样，最后他嗷嗷地哭起来。

　　这时候，已经有些村民闻讯来到陈良家的院子里。他们中有老人、抱着孩子的妇女，还有睡眼惺忪的男人。有一个中年男人带着一个十来岁的孩子也夹杂在这群人里面，他们的脸和衣服都比较干净，带着城里人那种很认真的表情。但每个人都干瘪、焦枯，像一根被太阳和土地吸干了的麦秆儿。农民们不敢走近堂屋，在他们看来，那里已经变成了小审判堂，是应该避开的地方。他们站在外面，压低声音议论着，终于把事情弄清楚了。突然有人认出了贼是四五里地外田河村某寡妇的儿子，于是这个消息也小声地在人群中传开了。

　　年少的贼又哭又哆嗦，但这丝毫不能引起连长的同情。等他哭泣的声音弱下来，连长突然冷笑了一声，然后用宏亮的声音说：“你掉几滴泪就骗得了我吗，你以为你哭一恸你犯的罪就一笔勾销了吗？”

　　人们听见连长发话马上静下来，静得只剩下知了刺耳、单调的叫声。人们看着连长，等着。

　　“你知道你犯的罪有多大吗？你盗窃国家财产，破坏人民公社。因为你们这些蛀虫、吸血鬼、老鼠，农民辛辛苦苦种了庄稼却要饿肚子、吃不饱。你看看这些玉米，还没有长成，你就把它摘了，你这是毁坏人民的劳动成果啊。”接着，他把三个玉米棒子一一举起来，向聚集在外面的人展示。他听见人群发出了低沉的声音，看见他们的脸色变得严厉、阴沉。他于是很满意了。

　　那个十来岁的孩子往前挤了挤，现在他几乎是倚在门框后面朝里面看。他像是听得入了神，双目炯炯地打量着说话的那个人。他还看见那个几乎和他同龄的贼，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软塌塌地跪在地上了，像一条怕被殴打的狗。

　　队长有点儿眼神发怔地看着连长，这一番讲话说明事情的严重程度远远超过了他的想象，因为他原以为只是通过公社找到贼所在的生产队，然后对他的家庭进行扣工分、加重劳动之类的惩罚。现在，他有些不太明白了。他等着连长说下去。

　　连长突然站起来说：“现在正是全国大公社艰苦奋斗的阶段，你却盗窃社员的劳动果实。你这样的坏种，你的罪够得上枪毙……”连长继续说着，下面的人已经不安起来，但他们不敢发出什么声音，不安是从他们的脸上显现出来的。他们在心里掂量着“枪毙”这两个字，一时掂量不出分量，但沉重、恐怖朝他们心头猛然压过来。他们转而又去掂量盗窃这两个字，现在还有谁盗窃呢？都是路不拾遗，都是大公无私，累死了、饿死了也不敢盗窃，可他偏偏要在这时候盗窃，他的罪也真算得上是滔天大罪。

　　跪在地上的贼好像一开始没有听清连长的话，他的头稍微侧了一点儿，惊恐地向前伸出去，他显然想再听听别人在说什么。但他其实已经听到了，只是枪毙这两个字还没有以具体的形象在他脑海里反映出来。等他终于明白的时候，他又开始哆嗦起来，他喉咙里发出声音，却不是哭泣声，好像一个受虐待的、被恐惧吓坏的小动物发出的那种浑浊、怪异的低音。他很想大哭，叫“妈”，但他张不开口了。他不大相信他们真会这样对付他，但他也见过一个人轻易地被打死在大坑塘旁边。他们临死的时候就像他现在一样跪在地上，还被绳子死死捆起来。一下子，他们就摔倒在地上了。他和村里的小孩儿去看枪毙人，他们就藏在大坑塘边的树林子里。谁也不知道那些人犯了什么罪，他们只是为了比试胆大不胆大。“嘭”“嘭嘭”……看谁眨眼了，谁也不许捂住耳朵……然后，犯人像一捆麦秸一样倒下去了，民兵连的人走了，在不远处看枪毙的大人们渐渐散去了，四周一下子很静，树叶在风里乱晃，光点儿像眼睛一般闪来闪去，让他们心里发毛，担心鬼魂是不是已经来到了树林子里了。好长一阵子，尸体就那样孤零零地、歪斜地躺在地上。太阳升高了，阳光照在树林里，也照在尸体上面，可那些捆着绳子的家伙已经不知道了。他们耐心地等着，最后总会有几个人偷偷摸摸地跑近尸体，用布把它裹起来，抬走了。于是，他们就跑出林子，在尸体倒下的周围找空弹壳。

　　队长犹豫了一会儿，但他还是决定说一下自己的看法，他毕竟是高小毕业，认为说话要有水平、给对方余地，因此他先打了个腹稿，才说：“周连长，他偷窃公社的物资罪不可赦，公社里一定要重重地惩罚。但是，考虑到他年纪还小，我认为还是可以先以劳动改造、家庭教育为主。我可以马上通知他的大队，叫他的大队先把他带回去，作为典型在队里批斗批斗。”

　　连长不高兴了，他审视了队长一会儿，降低音调说：“陈队长，咱们不能纵容犯罪啊！不重重惩罚他们，下次还有人偷，怎么办？这个责任由谁来负？敌人就是敌人，不论年老年少，这一点儿是不能麻痹的。县武装部不久前还抓了一个坏典型，偷窃国营供销社的食品，也是十几岁，不照样枪毙啦？目前的形势很严峻。这件事既然你叫我来，我想意思就是叫公社里负责处理，不必叫他队里的人来，生产队又不负责治安，我们要先把他押到公社去。”

　　队长勉强地笑了一下，坐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他心里有些不平，但深知自己不应该掺和到这种事情里面去，这不是他该管的事儿。陈良和那个抓贼的农民就坐在队长的对面，他们谁也没有想到事情竟可能发展到“枪毙”的程度。那个抓贼的农民不断偷眼看看跪在地上的、脏兮兮的男孩儿，他已经后悔了，他不该多管闲事，把这个快饿死的孩子推到枪口上去。可他当时就是太恼怒了，他的老娘不久前死了，老人家有多少天没有吃饱过？死的时候浑身浮肿。可他也没有敢对长在地里的、公家的粮食下手。这个毛头孩子竟然胆大包天地大白天偷玉米，所以他抓住他，好让他吃些苦头。事情到了这一步，他怎么想都没有用了。他只想早点走，继续赶他的路。但连长没有让他走的意思，他坐在那儿又渴又热，一沟沟的汗顺着脸和脖子直淌下来。

　　连长希望大家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不能忍受这些愚蠢的脸只是茫然地呆看着他。于是，他威严地命令拿绳子先把罪犯捆起来。让他大为吃惊的是，没有人动，连响应的声音都没有，屋子里、院子里都静得要命，像空了一样。他愤然地想到，这些人没有一个像他自己那样受过正规的训练，他们对危险的敌人缺乏认识。他谁也不能指望了，必须得自己亲自把犯人押送到公社民兵总部去。

　　他打破冷场，叫陈良给他找一根绳子，越粗越好。陈良打心眼儿里不服气这个命令，他说：“何必捆住他呢，他又跑不了。”连长很生气，马上批评他不够警惕。但陈良执拗地回答他说，他家里没有绳子，他用绳子来做啥。

　　连长压住怒火，又问在场的农民谁家里有绳子，可以贡献出来一根。并且警告他们说在押送的路上，犯人随时都会逃跑，还可能伤害押送他的人。可仍然没有一个人回应他，人群里开始议论啦，声音越来越嘈杂，像飞过来了一团蜂群。有人甚至混在人群里大声说，这是某某村寡妇的孩子，也是穷人出身。

　　连长不理会他，竟低沉地笑了一声，转头对队长说：“看看，这就是你这个生产队的觉悟。”队长抬起眼睛看了看他，什么也没有说。连长站起身，走到屋外，走近人群，人群却往后退了半圈，给他留出足够的空地。蜂群飞过去了，那些抱着孩子的妇女，脸色发灰的老人和表情疲倦的年轻农民都一动不动地看着他。他在他们留给他的空间里来回跺了两圈，终究压抑不住心里的怒火，他一字一顿地说：“你们，看看你们的觉悟，农民意识，小农思想……”他的口气像是要把这些字打树桩一样钉在地上。

　　人们的脸上出现了讪讪的表情，他们相互看看，似乎要把不安和其他人分享。连长留给他们足够的时间去反省，可当他再次问起的时候，仍然没有一个人愿意贡献出一根绳子。沉默持续了一阵，连长几乎准备好了要破口大骂一场。这时候，始终倚在门框上、双目炯炯地观看这一切的那个男孩儿说：“我家里有绳子。”他的声音还带着童音的清脆，但他说话简短利索。

　　每个人都想看看说话人的脸，有人从后面踮起脚尖、伸长脖子来看，连一直瘫软在地上的贼也回头看了看。但人们挡住了他的视线，他看不到那张男孩子的瘦脸上带着一种坚决的表情。

　　这时候，那个中年男人挤过去，对那男孩儿说：“你胡说什么？我们家哪有绳子？”而男孩儿显然不把他父亲放在眼里，他只是看着连长说：“我们家有绳子，就放在床底下的那个纸箱子里。你不信，我这就回去拿来。”

　　男人脸色苍白地瞪视着儿子，那男孩儿却跑开了。男人想跟在后面回家，但连长叫住了他。连长向生产队长打听，得知这个男人是从城里下放来劳动的右派，他脸上不禁露出一种轻蔑的表情，立刻批评他还不如一个小孩儿的觉悟高，男人垂着头低声说：“我真不记得我们家有绳子。”他脸上的表情既焦虑又隐含着愤怒。

　　他看到他儿子拿来了绳子，一条小孩的手腕一般粗的麻绳。那是他来的时候用来捆行李的。儿子看也没有看他一眼，直接跑过去把绳子交给了连长。他像一个爱表现的、不怯场的小演员。然后，连长大声夸奖了他，人们都看着他。他知道儿子想要的就是一个表现的机会，一种荣誉。因为这些东西他从来没有过，他成长的过程里只有轻视、侮辱、惩罚……这两年多以来，他连书也不能读了，随他下放到农村来劳动，也没有母亲可以照顾他、安慰他，因为她已经死了。

　　连长叫人帮忙捆绑犯人了。队长在一旁建议把两只手捆起来就行了，但连长不满意这种笨拙的捆法，他要把绳子紧紧地绕过犯人的脖子，结结实实地捆住他的双臂，把它们朝后勒紧，勒到屁股那边。两个年轻农民在连长的指挥下忙乱地捆着，在捆绑的过程中，那个贼把裤子尿湿了。连长朝他腰上踢了两脚，踢得那孩子哇哇叫了起来。连长对大家说：“这些贼，抓住他们就得先狠狠打一顿，叫他吃点儿苦头。就像老鼠夹子，为什么不一下子把它夹死？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儿。尿裤子，我看他存心耍赖！”

　　他们顶着刺鼻的尿骚味儿，终于把贼捆好了。现在他的头和脖子都被勒得往后仰过去，眼睛朝上翻着，费力地张着嘴喘气。那个贡献了绳子的孩子站在一旁看着，看见和他年纪相仿的贼被捆成了硬邦邦的一团儿。他心里莫名奇妙地激动起来，联想到警察、战士这样的威严形象，涌出一股强烈的荣耀感。

　　连长要求队长和他一起去公社，队长本来想推辞，但连长脸色严肃地说：“损失了国家财产的是你的生产队。”队长马上意识到如果他不去，这件事很容易被看成是他的失职，所以他答应一起去。连长又挑选了一个年轻的、高个子的农民，还有抓贼的农民，决定由他们四个一起押送犯人到镇上去。这时候，送绳子的男孩儿走上来，要求和他们一起去。连长很爽快地答应了。

　　于是，五个人押着一个犯人上路了，后面还跟着那个孩子的父亲。起初，他不愿意和那群人走得太近，但是后来他慢慢地跟上来了，离他们只有几步的距离。他们谁也不和他说话，他也无所谓，他在任何地方都觉得自己是孤零零的一个人。

　　连长对自己雷厉风行的作风很满意，他看了看手腕上的表，发现时间是三点半左右，他猜想如果急行军的话，他们可以在六点之前走到镇上。那时候，他还有时间召集镇上的民兵开个紧急会议，把这件事情处理好。[NextPage]

　　阳光没有遮挡地晒在热气蒸腾的平原上，天空像一片明晃晃的镜子，谁也不能直视它，谁也找不到太阳的影子。路上的尘土就像烧过的白色灰烬一样在他们脚下扬起来，他们挥汗如雨地走着，脸像被火烧灼着一样滚烫。连长不断地掏出一块脏手帕擦脸上和脖子上的汗，别的人只是用手抹汗，抹一下就把它甩在地上。

　　犯人走得越来越慢，他的汗把衣服全部浸透了，脸上的汗像一条条虫子一样往下爬，使他奇痒难忍。绳子捆得太紧了，天气又这样热，他喘气越来越困难，像狗一样把舌头伸出来。听见他喘粗气，浑身像洗过了一样湿，每个人都在心里替他有点儿难过，但谁也没有说什么。

　　连长不愧有经验，他叫人临走前灌了一塑料壶的水，由男孩儿抱着。现在，他不时把水壶拿过来抽一饮子，其他人也在热渴难耐的时候喝几口。在别人喝水的时候，那个犯人就盯着水壶，他的喉咙也使劲儿地抽动着，但他连口水也没有了，他只是在做那个下咽的动作。不知道是因为焦渴还是恐惧，他的嘴唇干裂了，上面沿着两片嘴唇的轮廓起了一圈密密麻麻的水泡。他的脸好像顷刻间变老了，就像脱水的植物那样萎缩了。

　　他朝前拼命地迈着步子，但腿和胳膊早已失去了知觉，他只是期望着能早些挪到镇里去，好叫他们把绳子松开，让他好好喘一口气、喝一口水。他迷迷糊糊地想着枪毙的事情，它好像没有刚才那样叫他害怕了。他害怕的是在毒日头下面走路，没有一口水喝，脖子一直朝后仰着，像要断了一样，这样真比死还叫他难受。如果他们现在愿意松了捆绑他的绳子，给他痛痛快快地喝一气，他愿意马上被枪毙。他想到了他妈妈，泪水一下子蒙上了他的眼睛。如果她在这儿，她就能不叫他受这么大的罪，她会给他水喝，恳求他们把绳子捆得松一点儿。可谁会告诉她呢，她也不知道他正受着这样的罪，如果她知道了，她会哭成啥样啊。

　　他迷迷糊糊地走着，感到有人对他推推搡搡，腿肚子上挨了一脚。他也无暇去管那是谁干的了，他的眼泪一阵阵涌出来，使眼前的一切都像泡在白花花的水里面，在水里面摇晃不定。眼泪流下来，头发粘在额头上，使他的脸上又奇痒难忍，如果他们只捆住他的手，他还能用胳膊肘驱散那些虫子。但现在，他连扭一扭头的空隙都没有，他感到一阵阵的恶心，五脏六腑都往上翻。

　　那个提着水壶的男孩儿走在前面，他虽然又热又渴，但他拼命忍住不喝水，以显示他的坚强。光是想到押送犯人这件事，他就觉得光荣得不得了。如果不是他找来了那根绳子，谁会叫他跟着一起来？他唯一不高兴的是父亲像尾巴一样跟在他们后面，他知道人家都看不起他。父亲和连长比显得瘦小、虚弱，没有丝毫的威严气派。从他懂事以来，他所看到的每个人几乎都瞧不起父亲，他们在他胸前挂大黑板，在他自己的家里审问他。父亲总是沉默寡言，有时候他试图对他讲一些古怪的东西，但他不想听，他明白那些东西没有用。

　　做父亲的走在后面，只有他在观察着那个晃晃悠悠走着的孩子。他发现他已经虚弱不堪了，他是在硬捱着往前走。他们把绳子勒得太紧了，在这种酷热天气里那样勒一个人、让他呼吸困难地走远路是很危险的，况且那个孩子还受了惊吓。他明白不管他说什么连长也不会听他的，所以，他最好保持沉默。最后，他悄悄地走近那个贼，他看见他脸色灰黄，满脸流淌着汗水。他从裤兜里掏出一片皱了的黄纸片，慌忙地在他脸上抹了一把，把他粘在额头上的湿头发推到后面去。他了解那个滋味，那种手被死死地捆绑起来，脸上奇痒的滋味。然后，他又退到后面去了，和他们拉开一段距离。

　　连长说：“右派同情偷盗犯，这可以理解嘛，都是敌人。”

　　孩子听见了这句话，急忙往后扫了一眼。除了连长带着讥讽含笑的表情外，其他人都面无表情，只顾看着前面的路，他父亲低着头跟在后面，好像什么也没有听见。

　　他们继续走路，一直走了一个多小时的路。他们大多数时间都走在庄稼之间的土路上，绿油油的平原上弥漫着草叶的气味，却几乎没有一棵树。男人们面孔紧绷着，因为日光强烈而紧皱着眉头。犯人走得更慢了，他们不得不时不时地吼喝他一声、推他一下。犯人大口喘着粗气，脚步像醉汉一样不稳当。连长担心在六点钟之前不能赶到镇上，又觉得犯人在故意拖拉。他一生气，抓住他手腕上的绳子把他往前拖，犯人被拖得紧跑了几步，突然栽倒在地上。

　　大家都停下来。连长站在那儿，俯身怒视着犯人，等着他爬起来。犯人也像一只被捆起来的羊一样，蠕动着身子，使劲儿弹蹬着腿，想依靠膝盖的力量爬起来。但他试了几次，不能成功，他就翻倒身子仰躺在地上不动了。连长一下子火冒三丈，一个犯人竟敢撒泼。他踢了犯人一脚，就像踢一捆麦秸，嘴里骂起来：“装死吧，你装死，看你还装死……”

　　他又要踢下去的时候，那个一脸蠢像的高个儿农民竟然上前把他拉开了。愣在那儿的另一个农民这时走过去，把仍然躺在那儿、紧闭着眼睛的贼扶起来。他本来是要到镇上接受奖励去的，但他心里惭愧得很，都不敢看那个被他抓住的贼。他何苦要抓他呢？如果他继续赶他的路，他已经到另一个乡里去了。那个中年人和他的儿子也过来了。直到这个时候，那个孩子才清楚地看见了犯人的脸，脸上现在沾满了土和鼻血。他还看到了绳子在那家伙脖子上、锁骨上深深勒下去的红道子。他有点儿害怕了。

　　右派和那个农民把犯人扶到路边灌溉沟的埂子上坐下来，那个农民低声对他说：“哎呀，何必这样呢，不过是偷了几个玉米棒子。”

　　“得给他喝点水。”

　　“就是，水壶在队长那儿呢。”

　　这时，那个孩子也走到沟边坐下来，他闷闷不乐。另外三个人在斜对面坐着，队长正低声和连长说话，白色塑料壶就在他旁边，剩下的水已经不多了。

　　“队长，给犯人喝口水吧。”右派走过去恳求说。

　　队长愣了一下。

　　“他快顶不住了，天太热。”

　　“要不你给他找辆轿子，我们抬着他去？他妈的都是贼！”连长朝地上猛吐了一口唾沫。

　　队长仍然不说话，显然在等着连长决定。

　　“天太热，绳子勒着脖子不好走路，要不然给他松一松？”那男的停了一会又问。

　　“他是犯人，不捆他捆谁？你说怎么办？不叫他吃苦受罪，难道还伺候着他？”连长一边说，一边拍打裤子和布鞋上的土。

　　“他可能会中暑。”

　　“中暑？都要挨枪子儿了还怕中暑？”

　　连长抬起头，看见那个男人竟然眼含怒火地瞪着他。“走”他突然喊了一声站起来，抓起水壶，快步走在前面。

　　他们又经过了两个村庄。犯人不断嘟哝着，想要水喝，但没有人敢给他水。他们抄小道儿，拐进一片棉花田。这时候，犯人又走不动了。两个农民只好架住他趋趋拉拉地往前走，但过了一会儿，他们察觉到犯人的脚一点儿也使不上劲儿，整个人瘫软下去了。他们赶紧叫队长，大家都过来了。犯人双目紧闭，脸色惨白，喊他也不应。队长急了，说：“快些，让他平躺下来，躺好。”

　　他们把他拖到几株棉花的阴影里面。田地像烤热的铁板一样，没有一丝风。老右派摘了几片棉花叶子，让儿子给犯人扇风。那孩子干得很卖力，他的小脸儿紧绷，紧张地看着犯人的脸。

　　他父亲问“水呢？”

　　有人去找那个白壶，发现已经没有水了。

　　“我说过，给他喝点儿水，给他喝点儿水……”他的声音因为拼命地压制着怒火而发抖，

　　“快点儿，把他的衣服解开，你给他扇点儿风。”

　　他们把犯人的上衣撕开了，把他的裤子也脱下来。男孩儿没有穿内衣，他那瘦骨嶙峋的身体赤裸地躺在地上，皮肤上的灰土被汗水冲成了一条一条的小泥沟。

　　这一次，队长也要求把绳子解开。但连长坚持不能解，他说他从来没有见过不捆绳子的犯人。他脸色阴沉地看着他们为一个贼忙活，他的权威已经受到了挑战，现在连队长似乎也在听那个臭右派的指挥。他想：在热天干活赶路的人中暑的多了，不值得大惊小怪，何况是一个贼。

　　“必须找点儿水，要给他喝水，再把他身上用水激一激。”老右派说。

　　“水都没有了啊。”那个年轻的农民说。

　　“我去附近的村子里找，把壶给我。”

　　于是，队长把壶递给他。

　　“爸，我跟你一块儿去。”那孩子这时抬起头说，他的脸色灰白，眼睛里充满哀求。

　　“你在这儿等着，看着他，要使劲儿扇扇子。”他父亲对他说。

　　那个中年男人就顺着来时候的路向刚经过的村子跑去，他脸上的汗直往下滴，但身上却像怕冷一样有点儿发抖，他觉得自己也要中暑了，可能跑着跑着就一头栽下去了。但他明白使他发抖的是怒火，是悲哀。他心里绝望了，感到自己这样跑也徒劳无益，谁也救不了那个孩子。

　　连长背对着那几个人站着，故意显示出不以为然的态度，但他心里有些后悔。可他丝毫不认为这里面含有一点儿同情，他是个爱憎分明的军人，决不会同情一个罪犯。在六点钟之前他们不能赶到镇上了，很有可能他们得把一个死人抬过去。他承认这是他的失职，他没有看管好犯人。

　　队长脸色难看地蹲在那儿。两个农民和那个孩子还在扇风，但他们很累，手臂酸痛，因此风力显然在缓缓减弱。他们一边机械性地挥动手臂，一边急躁地朝路上看，谁也不说话。

　　土路上终于出现了一个快速移动的影子，男人提着塑料壶迅速拐进棉花田。这时他看见那两个农民都伸着腿呆坐在地上，他儿子正朝他走过来。他知道他的预感被证明了 -? 犯人已经死了。

　　他儿子走到他跟前，什么也没有说，伸手紧紧拽住他的衣角。他看见他眼里含着泪水，撇着嘴不让自己哭出来。在这孩子的周围，曾经发生过很多死亡，但他从没有真的看见过。现在，一个人就在他的眼皮底下死了，而他还给死人扇了一会儿风。等他们全都肯定他已经死了的时候，他才叫了一声站起来跑开了。他原以为处死一个人是刺激的，和某种荣誉联在一起，但现在他全看到了，他痛心疾首，只想大哭一场，希望被狠狠地打一顿。

　　死了的犯人仍然赤裸地躺在地上，只有上衣被绳子捆住的部分还粘嗒嗒地贴在身上。瘦削的胸脯、胸脯下一根根挑起的肋骨、腹部、下体、棍子一样的两条腿都袒露着，充分显示了他不过是一个没吃饱的小孩儿。他不知道是死于饥渴酷暑，还是死于恐惧，但从他拼命伸长的脖子来看，他似乎只是想挣脱捆绑他的绳子，吸一口气。

　　连长终于答应给死人松绑，于是他们轮流抬着他往镇上去。那根缠过死人的绳子，没有人愿意要，就被丢在棉花地里。

　　男孩儿和父亲好几天都不怎么说话。除了不得不一起劳动、吃饭的时候，男孩儿都尽量躲避着父亲。

　　那天下午，父亲要去大田里拔草，男孩儿吃过饭就躲到牛棚里去。天气溽热，牛棚里有一股刺鼻的、热烘烘的臭味儿，混杂着草的湿气。男孩儿倚着一根木桩子坐在角落里，感到自己快要喘不过气了，就要在这热烘潮湿的角落里窒息了。他想象窒息会是怎么一回事，于是他故意摒住呼吸，直到觉得快要憋死啦。眼泪也逼出来了，他渐渐相信被窒息而死是最痛苦的死法。

　　他把背心扯下来，绞出里面的汗水，一动不动地坐了一会儿，想象着死亡，想到那些荒野之上、丛林深处的坟墓，倾听着身边大动物发出的沉闷的喘息。他突然间感到眩晕，仿佛大地和外面的光线都拼命旋转起来，充满了看不见的影子。他感到一阵恐惧，赶忙站起身，两手紧紧抓住身后的木桩。

　　他带着一头母牛和它的犊子到河边去。天气热，牛走得慢。他手里握着绳子，却不敢拉紧拴住牛鼻孔的草绳，他害怕绳子，那种生硬的拉扯会让他揪心。此刻，这头牛在他心里并不比一个人低劣。老牛跟他身后慢吞吞地走着，老牛的后面又跟着那头东张西望的小犊子。

　　男孩儿闷坐在河边的柳树下，风如细丝线一般牵过他，日头的光斑像一枚枚银币跳动在他的脊背上。两头牛在不远处吃草，不时踮一踮步子，朝他望一眼。四周一片寂静。后来，他听见了脚步声，啪啪拉拉的脚步声。一个光脚的野孩子朝他走过来，脸上带着诡谲的笑。这孩子比他小一点儿，浑身晒得黑黝黝的。男孩儿皱起了眉头，坐在那儿没动。野孩子这几天老是缠着他，把他当成英雄了。

　　野孩子又开始重复那些事儿了，向他炫耀自己的勇气（他把狠毒当成了勇气）。他口齿不清地用土话讲起来，他如何把家里的猫举过头顶，使劲朝地上摔，从此以后，那只猫瘸了，看见他就拖着一条断腿拼命逃窜；他去河边钓青蛙，钓上来他就把青蛙的皮剥掉，再把它们扔到河里，他把鸟窝里的小鸟掏出来摔死到地上，老鸟一直围着飞就是没有办法，呵呵……男孩儿一声不吭地听着，眼睛盯着河里细小的、一层层的波浪。流水上仿佛载浮着许多透明的魂魄一样的东西，朝他飘过来，待他想要分辨的时候，他们都消失了。他说不出有多么憋闷，容忍着野孩子嗡嗡不断的絮叨，和他那肮脏的头发散发出来的湿臭。怒气、厌恶在他心里积聚，他的拳头不自觉地握紧又松开。

　　“现在，他们都服我，”野孩子夸口说，“我敢用针扎大牲口的眼，我不怕它们抵我、踢我，你信不信，他们谁也没有这个胆儿，他们都服我，说我有种。”

　　男孩儿的嘴撇了一下，瞄了野孩子一眼。野孩子以为这表示对他的勇敢的怀疑，他突然咧嘴笑了一下，摊开右手，露出一枚女人做针线用的钢针。“你不信，我就要给你看看。”他说。

　　野孩子站起身朝老牛走去，男孩儿也跟过去。野孩子一把揪住拴牛的绳子，使劲朝前拉。老牛不情愿，发出一声闷吼，仰起头、斜着眼睛朝一边挣。

　　“你要干什么？”男孩儿朝他吼。

　　“我要叫你看看……就你能抓贼？得先把它拴住。”野孩子说着朝前猛拉绳子，老牛薄弱的鼻子被控制住了，它一面挣扎一面朝前挪动。小牛也跟过来，在老牛身边叫起来。野孩子仍然咧嘴笑着，带着有点儿呆傻表情。

　　“松开，你给我松手！”男孩儿说。

　　“你不信？你看看……”野孩子仍然执掘地往前猛拽绳子。

　　男孩儿突然怒不可遏，他冲过去，狠推了野孩子一把。野孩子载倒在地上了，他愣了一下，迅速从地上爬起来，扑过来抓男孩儿的胳膊。他们在河滩里扭打起来，朝对方乱抓乱打。野孩子吃了亏，他的鼻子流血了，被男孩儿死死压在身子底下。男孩儿按住他的双臂，直到他不再挣扎。野孩子嘴里一面骂着，一面抽抽搭搭地哭起来。男孩儿这才慢慢松手，放他走了。[NextPage]

　　男孩儿身上、脸上有好几处都火辣辣地痛，他感到眼睛也肿起来。他走到河边洗脸，洗赤裸的上身，发现身上被抓了好几条血印子。洗完后，他牵着牛回去。快到村口的时候，看见一群人气势汹汹地朝他走过来。野孩子的父亲和队长走在最前面，野孩子哭着跟在旁边，脸上还涂抹着鼻血，随后是一群准备看热闹的村民。他站住不动，野孩子的父亲走过来一脚把他踢翻在地，他在地上双手紧抱住头，身上狠挨了几脚，然后，打他的人被拉开了，他从地上爬起来，跟着他们走回去。

　　因为男孩儿殴打贫下中农，父亲被扣了工分。他们也没有吃晚饭，父亲带他回家里，用热水洗了洗伤口。有两次，父亲问：“疼不疼？”那孩子说“不疼”。除此之外，父子俩也没有说什么话。到了饭后的时间，农民都回家歇息了，他们去牛棚里喂牛。

　　夜里，男孩儿和父亲从牛棚里走出来，走上一个小草坡。这时候，父亲走在前面，男孩儿走在后面。男孩儿从背后偷偷打量着父亲 – 一个有些低矮的中年人。他不知为什么想起那天他们在田里赶路的情景，突然哭起来。他这场恸哭已经憋了好几天，他先是号啕大哭，然后呜呜咽咽地像个女人那样哭了很久。

　　父亲并没有劝他，他仿佛没有听见似的。等到那孩子不再哭了，他突然说：“我知道你为什么哭，你哭不是因为人家打了你。”停一会儿，又问：“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没有那根绳子，他就不会死？”

　　“我想过，要是我知道这样，我就不会拿绳子给他们……”

　　“我一开始也这么想，但我现在觉得那个连长总会从哪儿弄来一根绳子，即使你不去拿，最后总会有人愿意拿出来。我不是替你开脱，这个社会就是这样，总有人认为他有权随便地找一根绳子，把另一个人像捆畜牲一样捆起来，即使把他折磨死也无所谓，就因为在他看来，那个人有罪。”

　　“犯了罪不该被罚吗？”那孩子小心翼翼地问，深怕父亲误解了他的意思。这时他们正走下这个小坡，他走在父亲身边。月光照在草地上，像一层微白的霜，风里头漂浮着露水和干草的气味。每次他们喂完牛，他们身上就会粘满干草的气味。他喜欢黄牛，当他抱着牛的脖子时，他对这些忠厚的大动物有一种说不出的亲昵感。

　　“当然应该被惩罚，”他父亲说，“但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糟践他。你要记住，惩罚和糟践不一样。例如，一个人偷了东西，我们可以审判他、把他关进监狱，但不是每个人都可以上去打他、折磨他。我见过一群人把一个小偷的肋骨打断了，还把他像捆猪一样捆起来，扔在雪地上。这就是糟践。没有人有权利糟践别人。”

　　男孩儿突然想问：“我们在城里的时候，他们把你们的头发剃掉了，还把你们的头按到地上磕头，这是糟践吗？”他最后没有问，因为想到了母亲而泪水涌满眼眶。

　　但父亲仿佛听到了他心里的问题，因为他说：“是啊，糟践人的花招多着呢，他们还挑动群体性的糟践。如果你不去糟践别人，你就成了大家的敌人。我和你妈受过这样的罪，所以我们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再这样对待别人。”

　　这时候，泪水顺着男孩儿的脸淌下来。

　　他们走上一条通向村头破庙的小路，路边立着洁净挺拔的杨树。男孩儿回头看了一眼，村庄里闪着星星点点的灯，但其余地方只是铺展着宁静的漆黑。

　　漆黑的遮蔽仿佛给他了勇气，他终于对父亲说出了那个可笑的想法：“爸，你应该罚我，你狠狠打我一顿，我一定不动。”

　　“我不需要罚你。”他父亲说，叹了口气。

　　“我想让你狠狠地打我一顿。”男孩儿又说。

　　“为什么？”

　　“我心里很难受。”

　　“所以你和别人打架？”

　　“是他要扎老牛的眼睛，他拽着绳子硬把牛往前拖。”

　　“我知道，你没有错，”他父亲说，“这个小孩儿长大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的人，一个折磨动物的人也会折磨比他弱小的人，这就是可怕的地方。可问题是，没有大人告诉他这是罪。”

　　这时，他们已经看到破庙的黑黢黢的影子了，它的后面是一棵年老的榆树。它们就像黑色的剪纸一样贴在深蓝的天幕上。村子里的狗叫声和路边的青蛙叫声混成一片，而又明显地分出前后、强弱、远近的次序来。这一条路很荒芜，因为破庙里原来没有人住。他们来了以后，在草丛里踩出了一条小路。现在他们就沿着这条小路走，黑暗中有昆虫和小动物在路上潜行，在他们面前一闪，急促地钻进路边的草丛，发出细细索索的声音。

　　男孩儿想着父亲刚才说过的话，突然问：“爸，那让谁去惩罚坏人呢？”

　　“有一个地方叫法庭，人们选出的代表在那里根据很多人共同定下的法律行使惩罚。我们也有法庭，但现在我们不用它了。”

　　“为什么？”

　　“因为法律会带来秩序，而现在的有些人就要利用混乱去任意糟践别人。”

　　“以后会有法庭吗？”

　　“当然会有，但最要紧的不是有法庭，因为有些坏法庭会把小罪变成大罪，把大罪化成小罪。所以，需要很多有才干有道德的人去监督法庭，还要不断改正法律中错误的地方，使法庭变得公正。还要了解人为什么会犯罪。譬如那个偷玉米的小孩儿，如果你了解他只是因为饿而去偷的话，你就不会拿绳子捆他。相反，你应该考虑的是：怎样给他一碗饭。”

　　“爸，要是就像那个小孩儿呢，他就是心里坏，就喜欢干坏事儿呢？”

　　“那样的坏人就惩罚他，但我们也不能像另一个坏人那样残忍地对付他。如果那样做，我们不是和他一样了？”

　　“可我们没有犯罪？”

　　“残忍不也是罪吗？”

　　男孩儿沉默不语了。

　　他父亲又说：“你要记住，不能因为仇恨去惩罚，这样的惩罚不会公正。只有尊重人的人才有资格去谈论惩罚，而这些人不会轻易用绳子捆，不会把人往死里打。”

　　男孩儿想起那具被捆绑着的尸体，仿佛一个沉重的东西突然压在他心上。他似乎懂得了一点儿，但他仍然问：“爸，这是什么意思？”

　　“你现在不需要懂，你只需要记住。”

　　于是，男孩儿就把父亲说过的话在心里默默重复了几遍。他想象着法庭这个地方，在他的想象里，它就像队里的打麦坪，平坦开阔而且十分干净。它又像城里公园中的一片草地。被人选出来的代表站在那儿，而犯人就站在他的对面。犯人低着头，没有下跪，也没有被用绳子绑起来。总之在他的想象中，法庭是一个开阔的、没有遮盖的地方，在那里还看得见天空和阳光。他不知道这些想象是否靠得住，但他仍然这么想下去。

　　他们在漆黑中躺在床上的时候，男孩儿听见梁上的老鼠在跳来跳去地追逐，在这片嘈杂声后面，是隐隐约约的流水声 – 庙的后面有一条小沙河。他仔细倾听，想把各种细微的声音一一区别开，随后他听见父亲在床上翻了一个身儿。

　　“爸，你还没有睡着吗？”

　　“没有。怎么了，你在想什么？”

　　“我没有想什么。”

　　“身上疼吧？”

　　“有一点儿……爸，我不该和人家打架。”

　　“别想了，好好睡吧。这不是你的错。”

　　“爸，要是你呢？你会和他打吗？”

　　“我会好好收拾他一顿，要是我打得过他。”

　　男孩儿笑了。他父亲翻身过来，和他在黑暗中面对着面。那孩子看着父亲侧身躺着的影子，他觉得有一种温暖而沉稳的力量像水一般缓缓注满他的心里。他赶紧朝着墙壁背过身去，他想到自己也是一个残忍的人、一个坏人，他还看不起自己的父亲……他的身体疼痛而疲惫，瘦小的肩头抖动着，压抑着断断续续的抽噎。而父亲也没有说一句话，他倾听着儿子的声息，直到他那顽固的眼泪也流淌下来。

　　这件事发生在1968年。那时候地里长满粮食，人民却因劳累和饥馑而痛苦。在某个豫东县城里，一个十四岁的孩子因为偷窃供销社的罐头和水果糖被枪毙，一个十三岁的孩子因为偷了三个玉米棒子而被绳子捆绑着，死在押送的路上。一片肥沃的土地，遍布着饥饿、斗争和仇恨的惩罚。

　　可能因为我是一个律师，我总爱把这件事讲给我周围的人。很多人不以为然，但我仍将讲下去。因为，即便是今天，我们启动了法庭，不停地书写着新法律，我们还只是寻索着那条通向道德和公正的路，我们没有像那个孩子所想象的那样，把一切置于阳光、天空之下。有人依然惯于用绳索、器械、殴打使另一个人的身体扭曲、变形，在社会的某个角落，仍然充斥着暴力、罪恶、贪腐和冤屈。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通过一个在红花乡政府里工作的熟人找到了那个死去的男孩儿的母亲，得知她还有一个女儿，但早已出嫁。我于是每个月通过乡政府转寄给她一点儿生活费。老人有几次托朋友捎信要见我，我都以出差的理由拒绝了。还有几次，我去看望那个朋友，我们坐在车上经过田河村。他说，你不顺路去看看老太太吗？我说，不去了，去了也不知道说什么。于是，我们只是从车上眺望那个村庄，越过或碧绿或光秃的田野，眺望烟树深处的古老村舍。

　　至于连长，他七十年代就调到了城里的武装部，在某段时间内，仍然保持他雷厉风行的作风。文革以后不久，他被调去了一个闲职，城里人很少再听到关于他的消息了。人们淡忘了这些人的事迹，就像淡忘了曾经历的痛苦。现在连长早已退休了，成了一个臃肿衰颓的老人。无论冬夏，我常常看到他晚饭后在城南一条宽阔安静的大马路上散步或者倒走。有时候，我故意从离他很近的地方走过去，我看着他，他也看看我，但他的眼睛里一点儿记忆的火花也没有。我不知道他还记不记得那件事，但这根本不重要。老人脸上带着那种失忆的平静，带着对冥冥之中命运的服从，努力地练习倒走，以便在衰弱的身体里留住一点儿生命的能量。对这样一个人来说，还有什么是重要的？

　　年，那位母亲托人写信说她想见我一面。这封信想必是她的口述，信里有一处写道：我这老婆子也活不了几天了，走之前就是想见恩人一面，不然走也走得不放心。如果恩人不来，我就去县城里找，我总能找到恩人的。

　　（实习编辑：李万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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