卧底
2018-07-01 22:24 编辑：广丹珍
作者：刘庆邦
第一章
周水明决定走这步险棋，是为了能拿出一份过硬的业绩，以证实自己的能力。
他到这家记者站应聘，司站长翻看了他交上的厚厚的见报稿剪贴本，并对他进行了面试，答应把他留下试用。司站长有言在先，试用期为三个月。在此期间，如果他表现出足够的新闻采访和写作能力，在报上发表一定数量和一定质量的稿子，记者站就与他正式签订聘用合同，第一个聘期为两年。如果试用不合格，那就对不起了。目前试用期已过去俩月有余，他心里一点也没底，吃不准司站长对他印象如何，愿不愿意跟他签订聘用合同。他自我回顾总结一下，觉得自己的表现还可以。前两个月，他干得马不停蹄，连双休日都不休息，都用来采访和写稿子了。第一个月，他发表了七篇稿子。第二个月，他发表了十一篇稿子。所发表的每篇稿子，他都不忘记署上司站长的名字，并把司站长的名字放在前面。他知道，见报的稿件报社是发稿费的，可他从没有向司站长问过稿费的事。人得学会吃小亏，吃不得小亏，就有可能吃大亏。周水明懂得其中的道理。他像是来参加考试，主考官只有一个，那就是司站长。他每天都盼着司站长给他打分。他曾参加过两次高考，每次等分数下来时他都悬着心，体重都会下降好几斤。第一次，他只差六分没达到录取分数线。第二次，他仍不敢表现出乐观，说这一次恐怕还不行。其实他心里暗暗有个估计，觉得这一次应该差不多。等分数下来，他再次受到打击，经过一年努力，他与做一名大学生的距离不但没有缩短，反而离得更远了，这一次竟差了二十多分。那时，他不知道谁在给他打分，没办法向左右他命运的人争取一些印象分。现在不同了，他和给他打分的人坐在一个办公室，司站长吸气出气他都听得见。他一定要给司站长留下好印象，在努力挣得业务分的同时，希望多得到一些印象分。走入社会这么多年，他知道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印象好坏有多么重要，若印象好了，看似办不成的事可以办成，若印象不好，原本能办成的事也会办砸锅。可司站长一直把态度平端着，从没有给他打过分，没打过高分，也没打过低分。他很想探探司站长的口气，因时间不到，他担心一探会探跑了气，探成半锅夹生的东西。他的心又一点一点悬起来，几乎和高考之后等待判分的时候一样了。他的办法只有多看司站长的眼色，或许能在司站长的眼色里得到一星半点信息。
他早早来到办公室，打了水，擦了地和桌滋子，就坐下来倾耳听着司站长的脚步声。司站长刚到门口，他就把门拉开了，轻声问着来了，伸手接司站长的手提包。司站长说不用，他还是把皮质提包接过来，紧走两步，把提包放在司站长的桌面上。他马上回转身，替司站长取下围在脖子里的团花带绦子的丝巾，挂在衣架的挂钩儿上。在他挂丝巾的当儿，司站长已把外套脱下了一半，他像是怕失去时机似的，又赶紧帮司站长脱外套，并把外套也挂在衣架上。司站长在椅子上坐下了，他的殷勤还没献完，摸着司站长放在桌角的茶杯问：“我把茶给您泡上吧？”
司站长说：“你忙你的，我自己来。”司站长拉开手提包，从里面拿出一听新茶。
周水明已把暖水瓶提过来，打开了软木塞，说：“还是我来吧，您把茶叶放上。”
司站长说：“新茶你不会泡，水太热，一烫就把新茶烫死了。”
周水明噢了一声，像长了很大学问一样，说原来是这样。又问：“那怎么办呢？”
“你把瓶盖儿放在一边，敞着口晾一会儿就行了。”
“那好吧。知识处处有，我今天跟司站长又学到一种新知识。”
司站长说：“这是生活常识。”
和往日一样，司站长对他很和气，他至少看不出司站长对他有什么不喜欢的地方。可是，他也看不出司站长对他有什么喜欢的地方。这使他对司站长更加佩服，还有些敬畏。人家的城府是怎么修的呢，咋就这么深呢！他什么时候才能赶上司站长一半的城府深度呢！他大概仍不甘心，站在司站长桌前，问今天有没有采访任务。他说的采访任务，指的是一些会议。作为一家全国性经济类报纸驻在这个省会的记者站，记者参加会议的机会是很多的，除了一些专业性会议，相关的新闻发布会或记者招待会，每月都有好几个。一般情况下，会议报道都是由司站长亲自去搞。也有个别情况下，记者站同时收到两个或三个会议通知，司站长实在忙不过来，也会让他去参加其中一个会议。周水明因此知道了，记者每参加一个会议可以领到一个信封，信封里除了已经拟好的新闻稿子，还有二百三百块钱不等，名曰车马费或辛苦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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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站长随便从桌上拉过一张报纸翻着，说没什么采访任务。见他站着还不离开，一副俯首听命的样子，司站长便又说了几句，司站长说：“要想当好一个记者，不仅要完成规定动作，更重要的是做好自选动作，我这个话你懂吧？”
周水明摇摇头，说不太懂。他好像听说过体操和跳水比赛有这样的说法，写稿子干吗还要做动作呢？
司站长解释说：“所谓规定动作，就是报社编辑部或上级领导交给你的报道任务，这个必须按时完成。自选动作呢，就是通过你的观察和采访，自己发现、自己选择、独立完成的新闻报道。这样的报道才能真正考验出一个新闻从业人员的实际能力。懂了吧？看来你还需要好好学习。”
周水明到底还是把司站长的口气探听出来了，人家说他还需要好好学习，这就是给他打的分啊，就是说他离当一个记者还有距离啊！他顿时觉得头有些蒙，脚心手心都在冒凉气，腿杆子软得像站在云彩上一样。他有点讨厌自己，曾对自己说过多少次不要着急，不要着急，结果还是存不住气，惹得司站长把对他的评价提前露了出来。周水明该怎么办呢？还好，他没有失去理智，没有忘记对司站长的恭维，他说：“听司站长一席话，真是胜读十年书啊！我一定向司站长好好学习，为司站长争气。”
周水明不会放弃努力，晚上，他买了两瓶好酒，还买了一大盘上等的进口香蕉，提着到司站长家里去了。
司站长开了门，却不接他提的东西，说：“你来了就来了，还拿东西干什么！”
“没什么，我给您买了两瓶酒。”
“我自己在家从来不喝酒，你一会儿还拿走吧！”
周水明有些尴尬，他低头瞅着门口的鞋架子说：“好，我换换鞋。”换了拖鞋，他自己把礼品放到客厅的电视柜前面去了。
在沙发上坐下，周水明像是想了一会儿才说：“司站长，我觉得您今天上午跟我说的话特别好，特别重要，我已经原原本本记在日记本上了。我非常感谢您对我的教诲。”
“你说得过于夸张了。” 司站长说，“小周不是我批评你，我觉得你对社会上负面的东西接受得多一些。”
“我今天来就是为了接受您的批评，您的批评是对我的爱护。您给我指出不足，我才好改正，才能找出努力的方向。”说完，周水明望着司站长，做出准备虚心聆听的样子。
司站长的话没让周水明完全失望，司站长认为他比较勤奋，比较刻苦，对新闻工作也比较热爱。但不要过多相信功夫在诗外，还是要在苦练内功上下功夫。既然想当一个记者，就要树立远大的志向，不能满足于发表一些小豆腐块儿，不能满足于能经常在报上见到自己的名字，只有写出一些有分量的报道，才能产生影响，才能在新闻行业站得住脚。司站长一边说，周水明一边点头，他说好，好，记住了，他一定按司站长的话去做，争取尽快写出有分量的报道。
从司站长家里出来，司站长没再提让他把酒拿走的话，这让他心中暗喜，觉得自己给司站长送礼还是送对了。礼是什么，礼就是钥匙，你把礼送到了，才能打开那些当官儿的嘴。他要是不给司站长送礼，说不定司站长还是把嘴巴闭着，不会跟他说出实话。什么正面东西，负面东西，好酒闻着是香的，喝到肚子里是热的，谁能分清它是正面还是负面！初春天气，路边法国梧桐树上发的叶片才有猫头鹰的耳朵那么大，微风里还有一些凉意。篷大的树冠交头接耳，路灯掩映在枝杈之间，闪烁如猫头鹰的眼睛。整个下午，为筹备登门拜访司站长的事，他连晚饭都忘了吃，这会儿才觉得有点饿了。他拐进街边的一家小吃店，让服务员给他来碗面条。他以前在这里吃过饭，跟服务员说过他是记者，服务员认识他。服务员对他笑了一下，问他要不要喝点酒。他说喝什么酒，今天不喝了。面条要上得快一些。等面条期间，他把司站长说的话又重温了一遍。司站长的话已经说得很明确了，那就是认为他写的文章都是些小豆腐块儿，没什么分量。从开始给报社写稿子起，他就听说过小豆腐块儿这种说法，人们把发在报纸上的短小文章，统统说成是小豆腐块儿。小豆腐块儿当然是一个贬义词，它不光代表小，还代表嫩，代表易碎，里面还有水分，一过夜就馊了。以前，周水明没有把小豆腐块儿和自己发的稿子联系起来，他对自己的每一篇见报稿都很珍视，都小心地剪下来，集中贴在一个专门贴剪报的大本子上，连一条二十字三十字的小简讯都不放过。他愿意时常把剪报本子看一看，并在空白处画上一些类似绿叶或兰草样的图案，以便对他的成果进行烘托。在他眼里，那些宝贝稿子跟金块子银块子也差不多，而绝不是什么小豆腐块儿。尽管司站长那样说了，他还是不愿承认他发表的稿子都是小豆腐块儿，有的稿子从所占报纸版面的面积来看，要比小豆腐块儿的面积大得多。不过他绝不能和司站长争辩，争辩的结果说不定比臭豆腐块儿还糟糕。剩下的时间还不到一个月，危机迫在眉睫，他必须马上行动起来，尽快拿出一篇有分量的稿子来。
一碗面条没吃完，周水明就做出了一项重大决定。这个决定让他有些激动，心口怦怦跳着，脸都红了。由于激动和走神儿，面条他吃吃停停，是咸是淡都没吃出味儿来。这个决定是他准备装扮成一个打工的农民工，深入到一个小煤窑去卧底，把所见所闻记下来，然后写成长篇通讯。他相信，只要通讯一发出来，肯定有着爆炸般的效果，说不定会轰动全国，很多报纸都会转载。到那时候，他就不必发愁姓司的不聘他当记者，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周水明听说过，西部深山窝子里有一些小煤窑，窑主派人到火车站汽车站等农民工密集流动的场所，把农民工骗走。一旦骗到窑里，他们就把农民工严密看管起来，强迫农民工像牲口一样给他们干活。他们喂给农民工饭，为的是把农民工喂饱了好有劲给他们挖煤。他们把钱把得死死的，一分都不给农民工发。谁胆敢逃跑，若被他们捉住，一律严惩不贷，轻者痛打一顿，重则敲断腿骨。这样的窑旧社会就有，那时叫做圈窑，猪圈羊圈那个圈。现在这样的窑还没人为它命名，不知该叫什么窑。这样的口头信息他听到不少，在报纸上也见过一些零零碎碎的报道。但不管是听来的还是见到的，都是间接的消息，属于第二手或者第三手第四手资料。当事者肯定是有的，而当事者在信息传播中却是缺席者，不知道他们都消散到哪里去了。由于缺乏当事者的直接陈述，那些信息就显得无关痛痒，既没有切实的分量，也不具备振聋发聩的震撼力。在这样的关头，周水明只好把自己豁出去，勇敢地把责任承担起来。
第二天上班一见到司站长，周水明就把自己的决定对司站长说了。他想说得平静些，因事关重大，个别句子说得还是有些磕巴。他以为司站长会对他的决定感到惊讶，并对他大加赞赏，然而司站长的眼皮缓慢地动了两下，在肯定了他的想法很好之后，马上提示说：“你要慎重考虑，这样的行动是要担一定风险的。”
周水明的责任感和正义感仿佛已经上来了，他说：“风险我不怕，我反复考虑过了。为了揭露不法势力，维护农民工的利益，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司站长闭着嘴巴微笑一下，还微微摇了摇头，随即以严肃的表情对周水明指出两点，让周水明记下来：“一、记者站没有要求你去小煤窑卧底采访，是你自己主动提出来的；二、你要坚持安全第一的原则，自己对自己的人身安全负责！”
周水明说记住了。
“你最好记在采访本上。”
周水明拿出随身带着的小采访本，把司站长指出的两点记在了本子上。在听到司站长指出的两点时，他并没有从脑子里过，以为不过是领导对他的一般化例行交代。把司站长的话一个字一个字往本子上记时，他才觉出这些话有些沉
重了，悟出司站长话后面有话，是后话，有这些话记录在案，他万一出点什么事，司站长就可以据此推卸责任。他心里寒了一下，才稍稍冷静些，意识到自己这次去卧底的确不是闹着玩的。他对司站长也说了两点：“等我把稿子写出来，一定以咱们两个的名义发表；我这次卧底计划去七天，七天之后，如果我不能跟您取得联系，请您跟公安机关报一下案，让他们帮助您查找我的下落。”
“我希望你能按时回来。祝你一切顺利恐怕不大现实，好，祝你取得成功！”
第二章
去卧底之前，周水明还要回一趟家，筹备一些外出打工的农民工必备的行头，要把自己装扮得确实像个农民工的样子。比如他必须穿一身旧衣服。旧衣服不一定破，不一定打补丁，但一定要旧，旧得皱皱巴巴，脏脏乎乎，而且上上下下里里外外的衣服都要旧。比如皮鞋是不能穿了，最好穿一双少鼻子瞎眼的球鞋。再比如他还要带一条早些年淘汰下来的粗布被子，把被子卷巴卷巴塞进塑料编织袋子里。另外，这次冒险行动他得跟妻子说一下，顺便跟妻子亲热一番。他已经二十多天没回家跟妻子亲热了。
他的家在一座国营大型煤矿，离记者站所在的省会一百多公里。从长途公共汽车上走下来，周水明俨然是一副记者的形象、派头和风度。他西装笔挺，穿着皮鞋，打着领带，头发抿得一丝不乱，手里提着精致的真皮小皮包。他拉开小皮包，拿出一副眼镜带上了。他的眼睛不近视，也不散光，他戴眼镜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视力，也有那么一点向明星看齐的意思。他的眼镜是水晶平光镜，在阳光的照射下稍微有一点变色，变的色是蓝灰色。这样，他能看清别人的面目，别人看他的眼睛就看不大清楚。这副眼镜，是他参加一个水晶产品的推介会时主办方送给他的，据说值六百多块钱哪。他现在戴的红色领带也是厂家送给他的，领带上绣着金色小花儿，是世界名牌。周水明还没当上正式的记者，就得了这些实惠，等他真正当了记者，实惠不知道有多少呢。从国道边到矿里还有五六里路，一些开三轮蹦蹦车的司机冲他迎上来，叫他老板，请他坐车。他摆摆手，表示不坐。以他现在的身份，要么坐小轿车，要么步行，坐这等开起来扭来扭去的蹦蹦车算什么！
走到半路，周水明碰见了他当年在掘进队时一块儿搞掘进的一个工友，他先跟工友打了招呼。工友说：“嗬，周大记者！”工友向他身后看了看，问：“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
“你还要什么人？”
“这么大的记者，不带保镖怎么行！”
大记者的称谓让周水明很受用，他说：“哪有记者带保镖的！你小子，说话还是这么幽默。”
周水明和工友的话还没说完，一辆黑色红旗牌小轿车从他身边开过去，他认出这是该矿矿长的车子。他正想不知矿长在车里坐着没有，车子在前面停了下来。他以为是矿长看见了他，从车窗里探出头的却是井庆平，井庆平让他上车。
他不想沾井庆平的光，往前挑了两下手梢儿说：“你先走吧，一会儿就到了。”
井庆平开门从车里下来，说：“快上来吧，我正要找你呢，没想到在这儿碰见你了。”
周水明只好紧走两步，上了车。矿长不在车上，井庆平在前排副驾驶的座位上坐着。井庆平吃得一头一脖子的肉，头发也留得很长，时髦得像是一个影视导演。井庆平说了正要找他，不说什么事，却回过头笑着问他：“怎么样？”
周水明说：“还可以。”
“不行到我们报社来吧。”
“谢谢！什么时候等你当上总编再说吧。”他以前不是没找过井庆平，井庆平说这不行，那不行。现在他到记者站去了，井庆平才敢说这个大话。他要是真的答应去报社，井庆平不知又该怎样拿捏呢！再说，井庆平不过是一个普通编辑兼记者，他也没权力让他进报社。
井庆平说：“真的，你光当记者不行，当记者的还得巴结编辑，不然你的稿子还是发不出来。记者是卖方，编辑是买方，你把编辑记者都当着，等于卖方买方一肩挑，省去了中间环节，你才能收到比较好的效益。”
“你还总结出经验来了。”
“那当然。这一行学问大着呢！”
“你不是在市里买了房子吗，还回矿里干什么？”
“房子正在装修，等装修完了，我就把家搬过去。”
周水明跟井庆平开了一个玩笑，说：“房子装修完了，你的家也不要忙着搬，有两间房子在市里空着，你搞情人多方便。”
井庆平乐得喷屁，说：“对，对，你这个主意太好了，就照你这个主意办。你搞到情人，也可以带到我那里去。”
说话车已经到了矿里，周水明让司机把车停一下，他先下了车。
周水明不能不承认，他之所以到记者站去应聘，主要是受了井庆平的影响。原来井庆平和他一样，都是在矿上的宣传科当干事。井庆平看到市里工人报招聘采编人员的启示，就悄悄跑到报社去应聘。井庆平后来说，他去应聘，一点
把握都没有，趁着到市里送稿，权当到报社玩一下。连自己都没想到，经过笔试和面试，他还真的被人家聘上了。井庆平一当上记者，他的活动舞台就大了，除了市里有好几个区，市上还管着周边七八个县，都是他的报道范围。井庆平的能量也很大，很善于发挥当编辑记者的优势。他想到哪里采访，就要哪个单位派车接他，不接他就不去。他去采访过了，发了稿子，再去那个单位，就事先准备一些发票让人家给他报销。他报销的发票五花八门，票值逐步升级，先是一些打的票、鞋票、衣服票，后来买的照相机、手机、电脑、彩电等，也开了票找被报道单位报销。再后来，井庆平嫌报销发票太麻烦，也容易给人家留下把柄，就不报销发票了，就以各种巧妙方式跟人家要现金。现金被他说成辛苦费、赞助费或红包儿。因人生得意，井庆平的这些作为并不瞒着周水明，愿意在周水明面前吹一吹。井庆平说，现在他每年的收入不下十几万。在市里买了房子只是他的第一步，下一步他还要买汽车。有一次井庆平把酒喝多了，抱着他的脖子，嘴凑在他耳边说：“你不知道，当记者的好处多着呢！”他还没问有哪些好处，井庆平就说开了，现在下去采访，只要你在那里过夜，人家都要给你安排一下。这个安排一下不包括喝酒，喝再高级的酒都是小菜一碟，排除在外。安排的系列内容包括唱歌、跳舞、洗头、洗脚、按摩、找小姐。这些项目里面，找小姐最有意思，算是重头戏。他问井庆平一共玩过几个小姐了。井庆平说，说实话，他自己都记不清了。
井庆平的话，周水明有的信，有的不信。但有一个事实在那里明摆着，他不愿意相信也不行，那就是井庆平的确在市里买了房子。一套房子二十多万，这表明井庆平狗东西真的发财了。有一段时间，他不愿想到井庆平，更不愿提到井庆平，极力想把井庆平忘掉。一想到井庆平，他就感到别扭，还有些焦躁，肚子里像长了个瘤子一样。有一次正吃饭时，妻子提到井庆平，说井庆平找了矿长，把老婆弄到幼儿园当老师去了。他一听就对妻子发了脾气，差点把饭碗摔在地上。事后想了想，他心里不平衡了。说得不好听一些，他嫉妒井庆平了。与井庆平相比，他觉得自己各方面的条件都要比井庆平强一些。井庆平只会写一些简单的报道，报道里多有不通的句子，还常常出现错别字。他不仅会写报道，还在报纸和杂志上发表过散文和诗歌，文字当然要准确和优美得多。在为人方面，井庆平自控能力很差，一喝酒就过头，一过头就闹事。有一回闹到书记那里，摸过书记桌上的烟灰缸，把烟灰缸里的烟灰当茶喝，把书记的玻璃烟灰缸都摔碎了。周水明和井庆平等人多次在一块儿喝酒，他也曾喝高过，但越高他似乎越清醒，从没有失去过应有的意志力。井庆平的长相也不好，矮个子，大耳朵，肚子鼓着，肥得像猪。他身材适中，不胖不瘦，别人对他的评价是眉清目秀。论能力，论才华，论为人，论仪表，他哪点比井庆平差！他在宣传科一年满打满算才挣一万块钱多一点，井庆平一年却能挣十多万，收入是他的十倍，凭什么？难道人的工作岗位不同，差距就这么大吗？人的价值也不一样了吗？既然井庆平能去当记者，能提高自身的价值，他为什么不能呢！宣传科有人问过他，是不是见井庆平跳槽成功，他就坐不住了。他表面不愿意承认，心里盯的还是井庆平，一定要和井庆平比一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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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水明回到家，见妻子田少荣正在床上睡觉，知道妻子上的是夜班。妻子在矿上选煤楼拣矸石，对于矿上的女人来说，妻子干的是最脏最重的活儿。因他是单身职工，妻子的户口不在矿上，矿上就不给妻子安排工作。拣矸石的活儿是妻子自己找的，临时性的，一个月才挣四五百块钱。他说过不让妻子去拣矸石，妻子说，两个孩子都上学去了，她在家里闲着也是闲着，出去能挣一个是一个。妻子也把他叫大记者，说：“大记者回来了，不睡了，起来给大记者做饭吃。你还没吃饭吧？”
见妻子赤裸着上身，他对妻子的小小身子顿生怜惜，说：“你不要起来，我这会儿不想吃饭，先陪你睡一会儿。”
妻子笑了一下，知道他要先干那件事，说：“我就知道你……”
周水明插上门，迅速脱下衣服，脱得只剩下一件三角裤衩，躺进被窝里去了。进了被窝，他才把裤衩揪下来。那件东西已经奋起，对裤衩有些戗茬。他戗着茬儿把裤衩退掉，那件东西马上弹回向上的位置。他把妻子紧紧搂了两下，示意妻子也脱去裤衩。
妻子说：“别急，咱俩先说会儿话。来，让我看看你瘦了没有。”
他说：“不行，我得先进家，进了家才能说话。”他把妻子的下面说成是他的家，做爱就是进家。他没有跟妻子说将去卧底的事，那个事情怎么说也有些重大，他怕说出来会影响妻子的情绪，也会影响他自己的情绪。他去记者站应聘有三个月的试用期，他也没跟妻子说起过，他跟妻子说的是，他已经当上了正式的记者。
妻子撒了一点娇，说：“那，你得给我脱。”
“愿意为你服务，老公亲自给你脱。”他把被子掀开，看到妻子穿的是那件麦绿色弹力尼三角裤衩，顿感不悦。这件裤衩是妻子从垃圾堆里拣来的。他说：“我说让你把这个裤衩扔掉，你怎么还是穿上了？”
“穿上怕什么，下面只烂了一个小眼儿，缝缝洗洗，一点都不耽误穿。”
“你知道这是什么人穿过的，要是染上了性病怎么办？”
还是妻子自己把裤衩脱下来了，扔在一边，说：“你仔细看看，我染上性病了吗？”
他把妻子的两腿分开看了看，妻子下面干干净净，好像没有什么性病的迹象。他把“家”进去了，似乎还有意见没表达完，说：“怕染上性病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你这么做，对我的尊严是一个伤害。我在省会当记者，让老婆在垃圾堆里拣裤衩穿，别人知道了怎么看，显得你丈夫多没本事，多没面子！”
“我在里面穿，除了你能看见，谁能看得见！”
“我看见也不行，我一看见就堵心。怎么，咱连件裤衩都买不起了？下次回来，我要给你买一打裤衩，让你三年都穿不完。”说着把妻子的两只毛眼各亲了一下，下面也进得彻底些。
妻子把“家”门关紧密，再关紧密，说：“等你给我买回裤衩，我就不去拣矸石了，上街卖裤衩去。”
“我操，你真是我的勤俭持家的好老婆呀！”
亲热完毕，他让妻子给他找旧衣服旧被子时，才把准备去小煤窑卧底的事对妻子说了。他没说卧底，说成化装私访。
私访的事，妻子似乎从戏台上和电视剧里看见过，她说：“私访的不都是当官的嘛，你一个记者私访什么！”
“这个你就不懂了，当记者才更要私访。过去只有当官的，没有当记者的，私访的事只能由当官的承当。现在有了记者，私访的事就主要由记者去做。当记者的比一般当官的地位还要高一些，你知道吧？记者被称为无冕之王，这个
我跟你说你也不懂。”
妻子对小煤窑的情况多少知道一些，小煤窑多是险恶之地，她有一个姨表弟就是在小煤窑里砸死的。她有些担心地问：“你去小煤窑私访，不会有什么危险吧？”
他说不会的，下去私访的记者很多，没听说哪个记者出过大的危险。他给妻子举了两个例子。一个记者，为了了解乞丐的生活，自己装成乞丐，混到丐帮里去了。他蓬头垢面，跟乞丐一块儿讨钱讨饭，一块儿住阴沟，了解到丐帮的
不少规矩和内幕。他装得很像，得到了乞丐们的信任，差点当上了丐帮的帮主。他出来后，把自己的亲历亲闻写成了报道，一下子产生了很大影响。还有一个记者，听说有一个砖瓦厂以招工的名义把民工骗到厂里后，就不许民工出去了，强迫民工进行超时间超体力的劳动。厂里豢养了一批打手，他们动不动就对民工拳打脚踢，不但不给民工发工资，有时还不给民工饭吃。记者化装成民工到厂里私访，了解到的情况比听说的还要严重许多。记者本人除了累死累活地干活，也被打手打过，骂过，受到很多非人的折磨。后来记者逃了出来，把私访到的情况报告给当地的公安机关。公安机关马上组织警力包围了那个砖瓦厂，才把里面的民工解救出来，并把黑心的厂长抓获。记者把私访的全部过程不仅写成了通讯报道，还写成了长篇纪实文学。那个记者因此受到上级宣传部门的表彰，成为全国新闻战线当年度百佳记者之一。周水明没有对妻子说司站长对他的工作不甚满意，没有说他下去私访是迫不得已，为了得到司站长的信任。他肚子里还有好多话，都没跟妻子说到。比如说只有在记者站干稳了，才能多挣一些钱，才能买商品房，两个孩子上学的学费才能有保证。不然的话，他家的经济状况一辈子都很难有大的改善。他跟妻子唱的是高调，把自己此次行动的目的说得很堂皇，很高尚，甚至还有那么一点夸耀。他把什么喉舌、天职、拯救、义不容辞、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等等大的词句都用上了，把妻子说得愣怔着。他跟司站长说的是计划下去七天，跟妻子说的却是十天，他说：“十天之后，我若是不回来，你也不要着急，但你可以到记者站找司站长问一下情况，必要时让他到公安机关报一下案。”
妻子说：“你越说我越害怕，咱不去小煤窑私访不行吗？”
“我一定要去！”他的表情和口气像是有些悲壮了。
“你去看看就行了，能不下窑就别下窑。”
“开玩笑，不下窑怎么能知道窑下的黑暗！这个你就不用管了，我会随机应变的。”
他的那些旧衣服旧鞋和旧被子亏得妻子没舍得扔掉，从床下的旧木箱里一翻就翻出来了。他换上旧衣服，把头发揉乱，对着镜子照了一下，着实吓了他一跳。他似乎看到那个高考落榜后曾四处流浪的落魄青年又回来了。他曾以为那
个倒霉蛋已离他远去，再也不会回来，谁知道呢，眨眼工夫，那小子又立在他面前。那身发着霉味的衣服，好像也在以皱皱巴巴的表情笑话他说：“你不是已经混出人样了吗，不是把我们抛弃了吗，为何又回到我们的怀抱，你这是玩的哪一套？” 周水明苦笑了一下，体会到人的一张皮原来这么重要。她穿上那身皮，就是一个体面的记者；换上这身皮呢，就跟一个叫花子差不多。
别看妻子自己愿意从垃圾堆拣裤衩穿，却不愿看到丈夫穿旧衣服，她说难看死了，让丈夫把衣服脱下来洗一洗再穿。
周水明说不能洗，一洗就没有现在的味道和效果了。
第三章
周水明把冷眼装在脑子里，是以十分清醒的状态被骗工的骗子骗走的。他原以为遇到骗子不是很容易，准备花一天或两天时间把自己送到骗子手里。不料骗子遍地，刚走一个，又来一个，他只用了半下午时间，就与他预先设定的骗子遭遇了。
他选择的地方是一个长途汽车站，全省各市县的汽车都往这里开，有人下车，有人上车，这里是来往旅客的一个集散地。加上汽车站对面不远就是全国有名的枢纽性火车站，更使两站之间的广场形成了人的洪流和若干个人的漩涡。不少人拉着箱子，背着挎包。在匆匆行走。不少人边走边对着手机说话。一个包工头模样的人对着手机大声骂人，嚷着他一定要报仇。不少人在散发小广告。不少人手拿写着所谓国营旅馆的硬纸牌在招徕顾客。不少涂着红嘴蓝眼的“野鸡”在悄悄拉人的衣角，问人要不要找个地方快乐一下。当然也有不少带着以塑料编织袋子为包装的粗笨行李的民工，这里一堆，那里一堆，眼巴巴地等着用工的人把他们领走。记者站设在省政府附近的一个省属行政机关，离这里并不是很远，但他觉得这里和那里判若两个世界，他到了这里如同进入另外一个世界。他有些兴奋，意识到他的体验已经开始，可以进入采访状态。如果是往常，他会掏出自己的小采访本儿，把看到的情景记上几笔。他参加过矿务局矿工报社举办的通讯员学习班，受过一些采访方面的基本训练，其中一项训练要求就是勤动笔。谚语是，好记性比不过烂笔头。他把手伸进口袋里去了，一摸里面是空的，没有采访本儿，也没有笔。他的动作是习惯性的，下意识的。他的采访本儿和笔放进一个小手包里去了，还有手机、记者证、钱包儿、真的身份证等，都放进了小手包里。他把小手包上了小锁，外面还裹上了黑色塑料带，压在铺盖卷儿的最下面。小手包里的每一样东西都不能露出来，露出一样就有可能暴露他的身份。他看过一个资料，一个国民党的司令官，战败后化装逃跑了，他本来已逃出层层包围圈，因解完大手用白纸擦了屁股，还是被人认了出来。他告诫自己，一定要接受那个司令官的教训，处处小心，步步谨慎，不能把记者的身份露出蛛丝马迹，只能以民工的身份和面目示人。他也不能待在太显眼的地方，要是碰见井庆平那样的熟人就麻烦了，他现在这身打扮，恐怕得解释一会儿才能解释清楚。他站在汽车站出口处一家小吃店的墙角，低着眉，耷着眼，垂着头，丧着气，一副走投无路的样子，等着别人来钓他。不，等着别人来上钩。
一个人走近他，问他愿不愿意去建筑工地打工。他说对不起，不去。那人狐疑地打量他一下，走了。怎么，自己有什么破绽吗？他低头看看脚和腿，没看出什么破绽。他突然想起来了，自己不能随便说对不起，这里不需要说什么礼貌用语，你把礼貌用语用多了，只会引起别人对你的怀疑。又有一个人跟他说话时，他就不说对不起了。这个人问他愿不愿意搞装卸。他问装卸什么。这个人说到河滩里装沙子，再跟车到工地把沙子卸下来。他这次没有马上拒绝，问一个月多少钱。这个人说工资是计件的，装卸一车沙子十块钱。他说十块钱太少了。这人说，不少了，一车十块，一天装卸四车就四十块，一个月下来就是一千多块。周水明既定的目标是去小煤窑卧底，坚持说工资太少了，不去。他像中了魔一样，一心要去小煤窑卧底。结果一个女人盯上他了，妇女一手提个小包儿，一手抓着手机，像是漫不经心地走到他身边，叫他“这个兄弟”，问他：“是不是出来找活儿干的？”
周水明说是的。
“你想干什么活儿？”
“你那里有什么活儿？” 周水明对这个女人的活儿不抱什么希望，煤窑都是男人的世界，跟女人不怎么搭边。
女人说：“不瞒你说，我们那里是煤矿。”
周水明心里突了一下，看来对上点子了。他把女人看了看，脑子里的笔飞龙走蛇，快速把女人的样子记下。女人三十五六岁，长得高高大大，奶子、嘴、屁股，哪儿都大。女人的嘴唇格外厚，一片嘴唇恐怕就有二两精肉。女人的嘴唇不好看，唇面子不发红，有点发紫。是了，让女人出来替小煤窑招工，才更有欺骗性。
女人掏出一支烟，安在厚嘴上，用打火机点燃，深吸了一口气，浓烟从两个张圆的鼻孔呼呼冒了出来。她像是想起什么，把烟盒递到周水明面前，让周水明也来一支。
周水明说他不吸烟。
女人说：“我操，烟酒不分家，出门在外的男人哪有不吸烟的！你放心，我烟里面没有迷魂药。世上只有男人想放倒女人，哪有女人想放倒男人的！”
周水明脑子里又很快记了几笔，这个女人说话很冒料，很男性化。他把烟接过来了，心想，你要想得到人家的信任，就得听人家的，顺着人家的意思来。他问：“你们那里是大煤矿还是小煤矿？”
女人说：“说大不算大，说小不算小，中不溜吧。”
“去你们那里干，一月能挣多少钱？”
“我说了你别嫌多，一个月下来，除了伙食费，还能剩一两千块。”
周水明知道这个女人是骗人的，他嘴上说，挣钱是不少。又问：“你们那个矿安全吗？”
“你下窑几根**毛，上窑还是几根**毛，一根都不会少，你说安全不安全？”女人咧开阔嘴笑了。
这个女人很会骗人，语言也很生动。周水明也笑了。他又向女人提了几个问题：煤矿叫啥名字？在哪个县？哪个乡？离这里有多远？坐车需要多长时间？这些他都需要知道，知道了他才心中有数，好记下退路。
女人回答得有一搭没一搭，有的回答清楚了，有的回答含含糊糊，女人说：“你**问号不少呀！问号我认识，每个问号都像一个**，对不对？我看你像个有学问的人哪，不会是个知识分子吧？”
周水明心里一惊，难道自己说话又带出了什么吗？为了否认自己是知识分子，他也说了一句粗话。他说的粗话只有一个字。
女人认为这还差不多。女人说：“我已经招到一个工人，在那边等着。你要是愿意跟我去，咱现在就走，天不黑就到矿上了。来，我帮你拿行李。”女人伸手把周水明的行李袋子提了起来。
周水明看出女人出手的动作像抢，女人的热情也带有一定的强制性，很符合那种煤窑的风格，他只好跟着女人走。他试探性地摸着行李，说他自己来，自己来，女人就是不撒手。他想，就这样跟女人走，过程是不是太简单了，写成通讯是不是不够吸引人？他脑子里还有几个问题，因问题的采访性都太强了，他没再敢提。
女人说：“你看出来找活儿干的人有多少，一片一片的，脖子都伸得跟鹅一样。我不到人多的地方去招，我一去他们就会围住我。我们不需要那么多人。你碰见我算是你运气好。”
女人把他领到一处铁栅栏外面，果然有一个小伙子在那里等着。小伙子浓眉大眼，拿着一瓶矿泉水在喝。有一个人跟他一块儿去，这不错。每一个人都是他的暗中采访对象，说不定他在通讯中会写到这个小伙子。这样想着，他就把小伙子看了一眼。见小伙子也在看他，他的目光就让开了。可小伙子的相貌似乎有什么特点，他回过眼再看。小伙子上嘴唇中间有一道紫红的疤痕，很显然，小伙子原来是一个兔唇，经过手术，把兔唇缝合上了。缝合的效果不是很好，除了疤痕突出，嘴前面还有一个小豁儿。小伙子见周水明注意他的嘴，就把手中的矿泉水瓶举高，把嘴和鼻子都遮住了。这让周水明又捕捉到一个细节。
女人在打电话，说：“我又招到了一个，你过来吧。”
周水明马上作出判断，骗子不止一个，听电话的人可能是一个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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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人很快过来了，正是一个男人，有四十来岁。男人把周水明上下打量了一下，没跟周水明说话，就要带他们去坐车，情节一点都不曲折。周水明似乎不甘心就这样跟他们走，便掏出自己的假身份证说：“给，这是我的身份证。”
女人说：“我们不看身份证，现在假身份证太多，看了也没啥用。只要人是真的，我们相中你这个人就行了。”
人家上来就怀疑他的身份证是假货，他只好把演戏的道具收了起来。他想，他得弄清这一男一女的名字，这是新闻写作的其中一个要素。他说：“我还不知道两位师傅怎么称呼呢？”
女人说：“他姓马，我姓杨，你就叫我们马师傅，杨师傅。”
不愿说出真实姓名，这表明他们是骗子无疑。周水明说：“我可以看看你们的身份证吗？”
那男人恼了，露出了凶恶面目，说：“你这人咋这么多事儿，你去不去？不去拉**倒！”
周水明是不想去，对这个男人的粗暴甚是反感。还没上路，这个家伙就这么凶，到了窑上，不知这家伙会凶成什么样呢！可是，他要是不去的话，他怎么卧底？他的报道任务怎么完成？一想到他的远大理想，他受到这点粗暴对待就
不算什么了。是呀，他寻求的不正是这个吗，让这两个狼狈为奸的男女充分表演吧。
长途汽车里塞得满满的，大都是带着猪腰粗行李卷儿的民工。他们一到车上挨挤着坐下，就像终于找到了前进方向一样，脸上有了些许喜气，互相开始让烟，车厢里霎时烟雾腾腾，跟烧锅一样。周水明想让售票员制止一下，公共汽车上不许抽烟。想到自己现在的身份也是一个民工，也应该抽烟，就作罢了。他知道了缝过兔唇的小伙子叫李正东，他和李正东坐在最后一排的座位上。后排座位上已经坐了三个人，男售票员大声嚷着挤一挤，挤一挤，他和李正东硬挤着坐下了。最后一排座位比前面所有的座位高出一个台阶，正好便于周水明观察整个车厢里的情况。马师傅和杨师傅坐在前面汽车发动机的扣盖上，正给司机和售票员让烟，彼此挤弄着眼说话。周水明看出来了，大概是司机常跑这趟线，马师傅、杨师傅常坐这趟车，他们是熟人。周水明心里一亮，觉得这个情况很重要，说不定日后用得着。他在脑子里把这个情况留了个记号。一个人在车下买了一塑料袋白包子，上来用黑手捏着分给几个农民工吃，每个民工分得几个。前面的双人座位上坐着一个男青年，一个女青年。女青年披散着染成的红头发，撒娇似的趴在男青年腿上睡觉。女青年极瘦，极丑，像鬼。李正东碰碰他的腿，他一看，李正东在给他让烟。他犹豫了一下，还是把烟接下了。李正东是他的同路人，他得跟李正东搞好关系。两人把烟对着，似乎从此算是接上头了，他对李正东笑了一下，李正东也对他笑了一下。李正东不适合笑，一笑他的嘴唇一紧，前面残留的豁口就大一些。不过李正东笑得还是比较羞涩。李正东不大爱说话，医生用针和线把他的兔唇缝上，好像把他的整个嘴都缝上了。周水明里面坐着一个岁数较大的男人，看样子至少有五十多岁。车开动了，他问那个男人，是不是出来打工的。男人没说话，只点点头。他问是不是去煤矿打工。男人仍不说话，只摇摇头。
汽车出了城，一直向西南方向开。走过平原，进入浅山地带，再进入深山地带。然后从高山对峙的深山里钻出来，又漂浮在浅山地带。路越走越高，汽车吼得像牛一样，一直在下坡上坡。汽车开出不久，李正东就睡着了，睡得头一摇一摆的。周水明警惕着，肚子里的眼睛大睁着，过一个路的标牌他就看一个。他必须记住进山的路线，看看骗工的人到底要把他们带到哪里去。不过天色渐渐地黑了下来，路边的标牌他就看不见了。他一时有些慌张，想起了一个词，这个词叫上西天。此时想起这样的词，让他觉得很不吉利，差点打了一个寒噤。他很快对自己说，不要迷信，把上西天的念头赶走了。一路有人下车，有人上车，汽车大概开了六个多钟头，在一个县城外围的路边停了下来，杨师傅说到了，招呼他和李正东下车。外面黑糊糊的，并不到汽车站，怎么在这儿下车呢？周水明下车一看，路边停着一辆带斗子的机动三轮车，三轮车司机上来就拍杨师傅的屁股，嘴伸在杨师傅耳边说笑话。不用说，杨师傅通过手机跟司机取得了联络，让司机在这里接站。他们定是有一个组织，组织内部有着严密的分工，形成骗工、运工、用工一条龙。周水明问杨师傅，离矿上还有多远。杨师傅说不远了，上车吧！上了三轮车后面的斗子，斗子两侧有两条竖座，马师傅和杨师傅坐一侧，周水明和李正东坐一侧。周水明又问杨师傅，还要坐多长时间车。杨师傅的回答仍是含糊其辞，说一会儿就到了。三轮车拐上了一条土路，向黑暗中驶去。车轮子弹弹跳跳，车屁股调来调去，颠簸得很厉害。车屁股后面敞着口子，但外面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只有一团一团的土涌进来，土里有一股呛人的石粉味儿。周水明透过斗子前面的一点缝隙往前看，在车灯的照耀下，分辨出他们走的路像是一条干河滩。就这样又走了个把钟头，三轮车冲上一个斜坡，又开进一个很深的山沟，才在一个大铁门前停了下来。车刚冲上坡顶，周水明就听见狗声叫成一片。他听不出有多少只狗，但从狗的共鸣声里，他听出都是一些狗头像狮子头一样大的大狼狗。周水明心中又暗暗记下几笔，把用狼狗把门记成这类小煤窑的标志之一。为了镇定自己，他把群狗的叫声记成对他的热烈欢迎。
第四章
杨师傅、马师傅把周水明、李正东领到一个窑洞里，杨师傅说：“站好，让齐老板看看你们！”
窑洞有门无窗，一枚大支光的灯泡吊在洞顶，洞里光线很亮。被称为齐老板的人在一张桌后坐着，冷冷地说：“有什么可看的，只要不瞎不瘸不是母的就行。”
杨师傅说：“你倒是想要母的呢，这不难，下回我给你招回来一个。”
齐老板说：“可别招回一个像你这样的，下面松得跟窑门一样。”
杨师傅说：“跟窑门一样还不好吗，你就不用下窑了，天天伸着头钻窑门就行了。”
齐老板说：“我日你妹子，你那窑门里边能挖出煤吗?”
杨师傅说：“那要看你会挖不会挖，你要是会挖，挖什么有什么，连活人都挖得出来。”
齐老板说：“那好吧，我一会儿就挖一家伙试试。”他说了对新招来的人没什么可看的，还是把周水明和李正东都审视了一下。他指着李正东说：“我看你的嘴有点毛病，你会不会说话？”
李正东低头掩饰了一下，说会。
“你说一句我听听。”
李正东仰着脸像是想了一下，说：“我不知道说啥。”
杨师傅笑了，说：“不是哑巴，你放心吧。”
齐老板转向周水明问：“你呢，你是哪儿的人？”
周水明说了他在农村老家的地址。
“你们两个以前下过煤窑吗？”
周水明和李正东都说没下过。
齐老板对杨师傅有所埋怨：“你又给我弄来两个生坯子。”
杨师傅嘁了一声说：“生坯子怎么了，生坯子口嫩，干起活儿来好使唤。”
周水明记下了这个粗野女人说的话，牲口才说口老口嫩，这个女人把他们当成牲口了。
齐老板要他们两个把身份证拿出来瞧瞧。
噢，到这里倒要身份证了。周水明估计，齐老板可能会把他们的身份证扣下来。他看过不少报道，一些老板为限制民工的自由，防止民工逃跑，就把民工的身份证统统收走，扣留。他防着这一手，才做了一个假身份证。他做的假身
份证，上面标注的各个项目也不是完全假，除了住址写成农村老家的地址，别的都是真的。他和李正东把身份证给了齐老板。
拿到身份证，齐老板却不看，拉开右手边的一个抽屉，把身份证扔了进去。
如周水明所料，齐老板不会把身份证还给他了。为增加写作材料，他还是问了一句：“身份证不还给我们吗？”
齐老板说：“身份证不是铁锨，下窑又不能挖煤用，你还要身份证干什么！”他大声往洞外喊：“二锅子！二锅子！”
二锅子应声而进，手里提着一根锨把粗细的木棍。
齐老板问：“你们还有什么证件？”
周水明说没有了，李正东也说没有了。
“你们带的有没有手机？”
周水明摇摇头。他很担心齐老板让人翻检他的行李，那样的话，他的身份就会露馅，全部计划就会泡汤。他把话题拉回到身份证上，说：“齐老板还是把身份证还给我们吧，我们出去办点啥事方便些。”
齐老板中了周水明的计，没有再问手机的事，他说：“你等着吧，该还你的时候就还给你了。”他吩咐拿棍的二锅子：“你看看哪个屋空一些，让他俩住下。今天天晚了，明天再安排他俩下窑。”
周水明问：“不签个合同吗？”
“签什么合同？”
“我听说老板跟打工的人都要签一个合同。”
“废话，我们这里从来不签什么合同！”
二锅子推了周水明一把，说：“走！”
周水明瞥了二锅子一眼，认定这个满脸恶气的人是窑上的一个打手。
二锅子把木棍在周水明眼前晃了一下，说：“看什么，有你看的时候！”他把周水明和李正东带到一间窑洞门口，拉开门口的木栅栏门，说：“进去吧！”说着，把他俩往里面一推。从外面把门关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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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场面，周水明在不少电影和电视剧里都看见过，一些狱卒往牢房里关犯人时就是这么干的。只不过牢房一般来说是铁门，这里是木门；牢门随时上锁，这里好像不上锁。周水明的心是有准备的心，因要给将来的报道打腹稿，他把这间窑洞看得仔细些。其实有些东西他不必看，一进去就感觉到了。窑洞里浊气逼人，有汗酸味，臭脚丫子味，尿臊味，还有一股说不出来的恶腐味。窑洞里面不通风，那些浊臭味似乎已经囤积得很多，很结实，推都推不开。加上窑洞里潮得厉害，把那些能量本来已经很大的浊臭进一步渲染着，膨胀着，增强着，使浊臭变得滑腻腻的，哪怕你闭着嘴巴，屏住呼吸，无孔不入的浊臭之气也会钻进你的肺腑里。周水明被混合型的难闻气味噎得喘不过气，差点呕出来。他使劲往下压了压，才忍住了。窑洞里没有床，地上铺着一层谷草，窑工们就睡在谷草上。每个窑工的被子都很黑，看去像一堆堆煤。铺边胡乱扔着一些沾满煤尘的窑衣，也像是煤。墙角的瓦碗里，或扔着半块馒头，或残留着几口米饭。一两只老鼠大模大样地爬进碗里啃吃剩饭。周水明和李正东进去时，老鼠稍稍回避了一下，大概见两个新来的人并不能对它们构成威胁，就回到碗里接着吃。屋顶吊着一只昏黄的光屁股灯泡，灯泡的上半部落了不少煤尘，像长了一层老鼠毛。这个窑洞大概是新开凿的，洞壁还有些湿，只有稿尖划过痕迹，没有烟熏火燎的迹象。门口一侧的墙上钉着一张挂历，挂历的正面贴着墙，不知是什么图案。挂历的背后写着一个大大的忍字，字后面一连画着三个惊叹号。字是绛黑色，像是血字。这个字后面一定有故事，周水明不会放过这个故事。他对窑工的住宿状况有过一些想象。但眼前的恶劣现状还是有些超出了他的想象。他觉得这样很好，超出他想象范围的东西越多，他的收获就越大。他在心里悄悄宣布，卧底现在开始。
他走到地铺上，把地铺上的谷草踩了踩，刚要把被子从包里掏出来，一个睡在窑洞最底部的窑工支起身子，从被窝里抬起头来，吼道：“谁让你们来的，滚出去！”
那个窑工的长头发横向支乍着，脸和脖子都很黑，一吼叫才露出白牙和眼白。周水明着实吓了一跳，他的第一个反应是，这人像个疯子。他说：“是老板让我们住这个屋的。师傅你贵姓？”话一出口，他就后悔了，在这里说话不能说什么贵不贵的。
“贵你妈，滚！”
睡在地铺上的其他两三个窑工也醒了，都半坐起来，看着新进来的两个人。他们都是黑脸，长头发，睁眼才见眼白。有一个窑工在揉头发，揉眼睛，一揉，头发里面的存煤和脸上的煤皮子就掉了下来，落在谷草上沙沙响。
周水明对那个骂他的窑工说：“我又没惹你，你干吗开口就骂人！”
“我就骂你，怎么着！你让我看见你，就是惹我。你滚不滚，不滚我尿你被子上。”
别的窑工说，尿，尿他。
那个窑工从被窝里出来了，他一丝不挂，全身上下也是黑的。
周水明说：“哥们儿你听我说，大家出来打工都不容易，应该互相照顾。”
“谁是你哥们儿，我是你爷！”他把一泡尿放出来了，冲周水明的行李卷滋去。
周水明把行李卷提起来，躲对方滋的尿，他说：“哎，哎，你怎么能这样，太不像话了，这不欺负人嘛！”对方滋的尿颇有力度，射程也不近，周水明躲着，对方追着，尿水不但滋在行李上，还滋到了周水明身上。
这有些过了，超出了周水明的想象太多了。以前，周水明总是把到小煤窑打工的人看成受苦的人，看成弱势群体，在他的报道中，总是对打工者充满同情。这次来卧底，他也是抱着这种心情，准备揭露窑主对窑工的剥削和压迫，好
好为窑工说话。没想到他刚到这里，就受到了窑工的排斥和欺负。这样的材料怎么用，要是写到报道里，恐怕报纸都没法登。这帮窑工太野蛮了，素质太差了，正如人们说的，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他提上自己的行李，到办公室找齐老板去了。李正东跟在他屁股后面也出来了。
杨师傅他们二人还没走，齐老板正在给他们数钱。周水明说：“齐老板，他们不让我们在那屋住，有个人尿了我一身。”他背转身子，让齐老板看他后面裤腿上的尿迹。
齐老板停止数钱，把钱放回抽屉里，说：“尿你身上怕什么，没尿你嘴里就算不错。”他喊过二锅子交代说：“你去看看老毕那狗日的皮是不是又松了，你去帮他紧紧。”
回到那间窑洞里，二锅子上去就踢那个刚才发凶的窑工，说：“老毕，老毕，你他妈的**是不是又痒了，小心我把你的**割下来喂狗！”老毕的凶劲一点也没有了，二锅子一踢他一软，像一堆烧乏了的煤炭一样。
周水明这才在窑洞里住下了。他摸摸脸，觉出鼻窝儿里都是沙土。他想洗洗脸，不知道哪儿有水。从中午到晚上，他两顿饭都没吃了，肚子咕咕噜噜，饿得厉害。他原以为到了窑上人家会安排他们吃点饭，结果没一个人问他们吃饭
没有，看来吃饭也没戏了。他当上矿里的新闻干事后，在宣传科还养成了喝茶的习惯，每天都要泡一次茶。到这里别说喝茶了，喝杯白开水到哪里寻呢？他想起在记者站下去采访时，被采访单位都是派小车接他。接他的人有的是办公室主任，有的是宣传科长。主任和科长有时是男的，有时是女的，他们都有很好的仪表、得体的举止和谦恭的态度。他们称他为周记者或周老师，哪怕手里提着一个很轻的包，他们也会抢着替他提。到了单位，他们都是先把他送进宾馆和招待所的单人房间，让他洗一洗，休息一下。他不用带任何洗漱工具，卫生间里有牙刷牙膏梳子香皂毛巾浴帽，一应俱全。水龙头里有凉水，也有热水。他对着大面积的镜子，脸还没洗完，女服务员就在外面轻轻敲门，问可不可以进来。他说了请进，服务员才进来。服务员送来开水和茶叶，还送来一大盘时鲜水果。采访之前，单位领导必要给他洗尘接风。采访结束，领导还要设宴感谢。在宴席上，他被安排在首席，从单位的一把手二把手开始，轮流向他敬酒。他如果哪天不想喝，人家决不勉强他。他如果高兴了喝下一杯，陪坐的人无不为他叫好。陪酒的人通常都会有一两个女士，她们会喝酒，也会讲段子，总是把酒桌上的气氛搞得很活跃。这时他不知不觉间会喝得多一点，愿意跟女士碰杯，给女士面子。喝完了酒有时还有节目，那些节目跟井庆平说得大致差不多，反正都是接受服务，服务内容都是娱乐性的，服务人员都是女性，且无须他花一分钱。临走，人家还会以纪念的名义，送给他一些礼品。现在送烟和酒的已经不多了，所送大都是一些国内和世界名牌产品，如金利来领带、派克金笔、鄂尔多斯羊绒围巾、鳄鱼牌皮带、梦特娇T恤衫等等。之所以受到那样的礼遇，因为他顶着记者的名号，是社会上流人士。而转眼之间，只因他把记者的身份隐去了，就一落千丈，落到连一个叫花子都不如的地步。周水明以前就知道，人是分为许多等级的，至少有上等人，中等人，下等人。还有一个说法叫人上人和人下人，说是吃不得苦中苦，做不成人上人。以前他对人的三六九等也有体会，但没有在短时间内造成这样强烈的反差，没有体验得如此切肤，如此深刻。这一切都是为了当一个真正的记者啊！都是为了当人上人啊。他又看了看墙上的那个忍字，此时此刻，这个字他也用得着。
周水明听见三轮车重新启动，铁门打开，群狗又叫了一阵。他猜是那两个自称是马师傅和杨师傅的狗男女走了。他们也是人贩子，只不过贩的不是妇女和儿童，而是能干活儿的男劳动力。他们没花任何成本，连路上的车票都没给他和李正东买，一转手就把他和李正东卖到了窑上。从齐老板数着的那一沓大票儿上看，那两个坏蛋得了不少钱。他分析，那一男一女并不是窑上的人，他们和窑上只是买卖关系，他们是骗人，卖人，窑方是买人，用人。他们也许不止向这一个窑里卖人，哪个窑里需要人，他们就向哪个窑里供货。这样的小煤窑，周水明已经为它想出了一个新名词，叫牢窑。这个牢是从画地为牢来的，把地上打个洞，把人放进去，不就成牢了。他对自己这个命名有些得意，觉得牢窑的说法要比圈窑贴切得多，也深刻得多。他明天要下去的这个窑如果真是一座牢窑的话，为虎作伥的就是那两个人贩子，不知他们害了多少人呢！几天之后，等他返回省会，摇身变成记者，他一定要让公安人员抓到这两个人，把他们绳之以法。他还要当面问问那两个人：“你们还认识我吗？”
只要开着灯，周水明就睡不着觉，这个毛病他自己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养成的。哪怕他使劲闭上眼睛，他的视网膜似乎也能接收到灯泡的光亮，并反射到他的大脑，大脑皮层里仿佛也亮着一盏同样的灯泡，刺激着他的脑细胞。他听了听，抬起头看了看，李正东早睡着了，别的窑工也睡得很熟。既然大家都在睡觉，还亮着灯干什么呢？他起来把灯拉灭了。不料灯刚灭，老毕就醒了，老毕又骂了他的妈，质问谁让他拉灭灯的，命他把灯拉着。他没有说开着灯睡不着觉，知道说了也是白说，只得把灯重新拉开。虎落平原被狗欺，真他妈的憋气。 [NextPage]
第五章
趁早上去厕所和吃早饭的时候，周水明把这个小煤窑的环境观察了一下。小煤窑建在一个山洼子里，三面环山，一面是一条深沟。山是土山，高有数丈，上下劈得立陡。山根处被掏出一个个窑洞，窑上的人都住在窑洞子里。往上看不见顶，只见一只只雄壮的狼狗卧在崖头，偶尔居高临下地向下面的坝子里瞥一眼。稍有动静，那些狗就狂吠起来。狗都被铁链子拴着，铁链子很长，狗的活动半径很大，狗与狗之间几乎可以交叉。这样一来，每只狼狗都是一个火力点，狗的叫声、爪子和牙齿都作为组合性的火力，构成了对坝顶的严密封锁。在崖头的一个拐角处，周水明看见了一棵长得疙里疙瘩的矮枣树，春风不知刮过多少遍了，枣树还没有发芽。他不知道这棵枣树还会不会发芽，是不是已经死了。厨房和厕所不在窑洞里，是用几根木柱搭起的很简易的棚子。两个棚子之间，开有一小块菜地，菜地打成了畦。畦里种有韭菜、蒜苗，畦埂点有兰花豆。这几样菜都在发新芽，泛新绿，使坝子里有了一些生机。菜地边布有一道铁丝网，每个网扣上都铰有铁蒺藜。铁蒺藜上挂着废弃的各色塑料袋子。透过铁丝网往下看，下面就是深沟。沟底相当宽阔，看去雾蒙蒙的。有骑摩托车的人从沟底走过，车和人都显得很小。沟壁是土质的，由于雨水的冲刷，土块子剥剥落落，像是一碰就会掉下一块。有的地方长着一些类似土笋的东西，它们像是与土壁脱离了，但根部还连在一起。如果再有一场雨，有的土笋就会倒下去。整个土坝子封闭得这么严密，小煤窑是一座牢窑看来是无疑了。
早饭是馒头、咸菜和米汤。馒头不限量，谁想吃几个都可以。在市里，周水明的早餐习惯是一根油条、一碗豆浆和一个鸡蛋，好久不吃馒头了。到这里实在太饿了，他一顿竟吃了两个馒头，喝了两碗米汤。他知道，一会儿就要下窑，一下去不知几个小时才能上来，不多吃一点是撑不住的。
下窑之前，窑上只发给每人一盏矿灯、一根灯带和一顶柳条编的安全帽儿，别的什么工作服都不发。周水明和李正东来时穿什么衣服，只得仍穿自己的衣服下窑。周水明这才知道窑工的衣服为何这般黑了，窑上窑下穿同一身衣服，衣服哪有不黑的道理。这一条，在报道里一定要写上。煤矿是一个特殊行业，国家制定的煤矿安全规程规定，从业人员必须事先经过培训。这里不搞任何培训，甚至连一句注意安全的话都不讲，民工头天晚上来，第二天早上就让下窑。这一条也要写上。井架是三根倾斜的木柱相搭，下面吊着一个滑轮。一条油腻腻的钢丝绳从滑轮的铁槽里穿过，一头连着小绞车，一头系着一只大号的铁桶。窑工下窑，就是站在铁桶里。往窑上提煤，也是用这只铁桶。黑色的窑工放下去，同样黑色的煤提上来，不必改变颜色和容器，人和煤很快就实现了交换。因要把铁桶对准窑口，人站进铁桶里后，绞车还须把铁桶往上提一下。人和铁桶上升的一刹那，周水明想到了在书上看到的西方世界处死人犯的一种刑罚，绞刑。轮到他上“绞刑”时，他有些害怕似的，谎称忘了一件事，快步向住处走去。手握短把儿钢丝鞭的监工以为他真的害怕了，骂了他的妈，命他回来。他听见了监工骂他，骂他什么都顾不得了，举着一只手说，马上就来。他是不放心自己小手包儿里的那几样东西。他虽然把小手包儿裹在编织袋里，并盖在被子下面，还是觉得不够保险。从窑下出来的窑工看到他的被子比较干净，说不定会盖他的被子，把他的被子一掀开，编织袋就会露出来。那人的手若再贱一些，把编织袋一抖落，就全部坏菜。他的小包儿里是没有官印，但每样东西似乎都打有他身份的印迹，都有可能使他暴露身份。趁宿舍里没别的人，他赶紧把小手包儿打开，取出记者证和身份证，还从钱包里取出大面额的票子，装进贴身的口袋里。手机和采访本不能往窑下带，除了携带不方便，干起活儿来水一身，汗一身，东西很快就会坏掉。他把手机、采访本等仍旧放在小包儿里，用被子卷上，外面套上编织袋。
监工大概等不及了，这回骂了他的奶奶，边骂边向宿舍走来。
周水明把编织袋放到墙角暗处，赶紧从宿舍里走出来。监工骂了他的奶奶，他却连声说：“谢谢！谢谢！”
监工说：“卸你奶奶的大腿，把你奶奶大卸八块！我看你个狗日的找抽呢！”
监工手里的钢丝鞭抖动着，扎好了抽人的架势。周水明知道，这种钢丝鞭是用废旧钢丝绳截断做成的，杀伤力非常强，恐怕不亚于一把战刀。如果用钢丝鞭对一棵桐树条子抽去，桐树条子会被拦腰斩为两截。钢丝鞭要是抽在人腿上呢？人的腿也会筋断骨头折。周水明害怕了，脸上黄蜡蜡的。他绕过监工，小跑着到了窑口，跨进大铁桶里。铁桶里已经有了一个人，是李正东。铁桶被吊得悬空时，李正东吓得蹲下身子，一只手死死地抓着桶沿。看来李正东以前真的没下过煤窑。他对李正东说，手不能抓在那里，桶沿碰了窑壁，会把手指碰断。李正东赶紧把手收了回来。这个煤窑是竖井开采，井筒子是用扣成方框的木头砌成的。周水明拧亮矿灯，照着井壁。灯光像一支笔，快速向井下画去。木头缝里有漉漉的渗水，木头都变成了湿滑的明明的黑色，他的“笔”不能在井壁上留下任何痕迹。他想仰起脸看一看，井口上面的天空是怎样消失的，但他已抬不起头来。铁桶越往下沉，井筒里的淋水越大，水块子啪啪地砸在他的柳条帽上，把他压制住了。别看水是软的，有了一定的落差和落速，水也会变得很有硬度，要是直接砸在人脸上，会把人的脸皮砸肿的。不知铁桶在井筒里下沉了多长时间，周水明觉得下面一震，一硬，同时有人喝了一声：“滚下来！”他知道这是到底了。
李正东还蜷缩在铁桶里，身子簌簌地抖成一团。周水明拉了他一把，说：“出来吧，到了。”
在周水明拉李正东的胳膊时，李正东也抓住了周水明的胳膊，再也舍不得松开。李正东的抓法像落水的人抓住救生的人一样，抓得紧张，用力，把周水明的胳膊都抓疼了。周水明见李正东的矿灯还黑着，问他：“你知道矿灯从哪儿打开吗？”
李正东摇摇头，目光惊恐。
周水明把李正东的矿灯拿过来，摸着灯头一侧一个像女人奶头的钮子说：“这是开关，一拧就开了。”他把钮子一拧，灯光果然呼地放射出来。
几只黑手伸过来，朝周水明和李正东脸上脖子里乱摸，有人说：“又来了两只小嫩公鸡儿！”黑手一摸，周水明、李正东的脸和脖子就黑了。还有一个窑工，从后面双手搂住了周水明的腰，对着周水明的屁股一下一下猛烈撞击，一边撞击，一边喊着：“我操，我操！”这样的事情周水明在大矿的井下也经历过，井下的黑脸看到刚下井的白脸，总愿意想到女人，愿意跟白脸人闹一闹。周水明把手拐到后面，推着后面的人，说“别闹别闹”。后面的人说：“干吗不闹，不闹你就不会生孩子！”说着又闹了一下狠的，把周水明闹得几乎趴倒在地上。
监工随后下来了，派给周水明和李正东的活儿是运煤。运煤的工具，是一个铁架子，下面装着四个胶皮轱辘，上面放着一只荆条编的、用来盛煤的长方形筐头子。铁架子前面拴着一挂类似牲口拉车用的绳套，人把绳套斜着套在肩膀上，拉动拖车，从掌子面往窑底运煤。周水明拉着一辆拖车往掌子面走，见巷道又窄又低，上面和两边的石头龇牙咧嘴，支护很少。底板又是水又是煤泥，一踩一呱叽，空拖车拉起来就很沉。这个煤窑肯定是独眼儿，没有任何通风的地方。周水明觉出来了，窑下的空气是死滞的，腐朽的，且闷热难耐，还没开始拉煤，他身上就出了一身黏汗。国营大矿的运输巷道都是用方石砌碹而成，巷壁刷着白粉，巷顶安着电棒，宽敞明亮得跟城市的街道一样。巷道下面铺着铁轨，排成长龙般的矿车由电机车头牵引，电机车头一开，几十辆装满煤的矿车就隆隆地开到井底车场去了。巷道里通风很好，风是直接从地面压下去的，上面是春风，送下去的风里也有青草和鲜花的气息。真是不看不知道，同是煤矿，小煤窑与大矿的开采条件相差如此之大，简直是天壤之别。
周水明一人拉着一辆拖车，这带来了一个问题，他的采访工作怎么开展。按周水明的构想，一篇通讯，不能泛泛地记述一般现象，必须举几个生动的有说服力的例子。而具体的窑工就是例子。例子的内容包括：窑工叫什么名字；多大岁数；老家是哪里的；为什么出来打工；在这个煤窑干多长时间了；领过工资没有；对这个煤窑的印象如何，等等等等。别的窑工可以不操这个心，可他是带着秘密任务来的，必须尽快掌握第一手材料。他原以为小煤窑也有工作面，大家都在一个工作面上干活，他逮谁都可以交谈。现在看来不是这样。拉了两趟重车，他身上出的汗就把里边的衣服溻透了，裤裆里湿得跟尿了裤子一样。他脱下毛衣和外套，还是出汗，头上的汗一直流到眼里和嘴里。他毕竟在办公室坐了十来年，人也快到四十岁，好久没干过这么重的活儿了。他觉得心口发堵，两腿发软，全身都在微微颤抖，有些支持不住了。他右手捂着装在左胸衬衣口袋里的硬皮的记者证，像宣誓似的在心里对自己说：“你一定要坚持，一定要有耐心，至少要在窑下干够三天。三天之后，你体验够了，就可以想法离开煤窑，回到城里去。你不要那么娇气，三天算什么！别的窑工不知在这里干了多长时间呢，人家能坚持，你为什么就不能坚持！”他看过关于讲求耐心的书，知道人要干成一件大事，首要的条件就是耐心。好多人一生碌碌无为，就是因为缺少耐心。缺乏耐心是人类的主罪。也是因为缺乏耐心，一个人一生只能活几十年。树木因为比人有耐心，所以能活几百年，上千年。这样给自己打了打气，他微笑了一下，感觉好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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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毕是掌子面的刨煤工，他脱得精光大条，只有腰间绑着灯盒，头上戴着柳条帽和矿灯。可惜周水明不是正常采访，不能带照相机。他要是带着照相机的话，把老毕的形象拍下来，和他要写的通讯配发在一起，是再好不过了。当然，要拍只能拍老毕的上半身。老毕下面的阳物嘀里嘟噜，被煤面子染得花里胡哨，拍下来也上不了报。他在老毕旁边往筐头子里装煤，是一个难得的和老毕交谈的机会。老毕是一个粗暴的人，他没有直接向老毕提问题，而是先恭维老毕，说毕师傅的技术就是高，刨煤刨得就是好。见老毕没有反感，他才问道：“毕师傅您在这儿干多长时间了？”
老毕没有回答，也没有看他，又刨了一下煤。老毕使用的镐头很锐利，刨在煤壁上冒出一股白烟。
周水明以为老毕没听见他的话，又问了一句。
老毕这次说话了，他说的是：“我**！”
这个混账东西，连句人话都不会说，简直就是一条疯狗！周水明把眉头皱紧，决定再也不搭理老毕。
周水明注意到了，在这个窑下干活的窑工，人人的表情都有些恼怒，个个的脸都有些变形，好像都咬着牙，不愿说话。窑工之间好像互相仇视似的，恨不得你咬我一口，我咬你一口。他们不开口便罢，一开口就是骂，骂得都很恶
毒。周水明分析，由于窑主及其打手们对窑工的压迫和剥削，这些窑工都过于压抑。他们出来打工，本来是为了挣钱，好盖房子，娶老婆，过上好一点的生活。没想到他们不但挣不到钱，想走也走不了，成天被关在窑里当牛作马。也就是说，他们本来想上天堂，却被投进了地狱。不管谁遇到了这样的事，都会受不了，都会郁闷，着急，甚至变态。周水明认为自己的分析是思想的闪光，在黑暗的窑下，他为自己的思想能有这样的闪光而得意。因思想高明，他对窑下恶劣的环境就有了一定的超越性。
他只超越了一会儿，就超越不动了。拉着空拖车往掌子面走时，有一个窑工老是往李正东拉着的拖车上踩，李正东一回头，窑工下来了，李正东刚往前走，窑工的双脚又踩在拖车上。这样反复多次，李正东只好拉着人家往前走。须知拉一个活人也很沉，周水明有些看不过，对那个窑工说：“你这样不好，小李是头一次下窑，你不能这样欺负他。”
窑工从李正东的拖车上下来了，待周水明走到他身边时，他却踩到了周水明的拖车上，说：“你不让我欺负他，我就欺负你！”
周水明说：“下来！”
那个窑工不下来，像摇鞭子一样摇着自己的绳套说：“喔，喔，驾！驾！”
周水明一把将窑工推了下去。
窑工扑上来，和周水明扭打在一起。
监工过来了，照周水明屁股上就是一鞭子。窑下的监工不止一个，一个班至少有三个，窑底、巷道和掌子面都有。
周水明被抽得一跳，毛了，反问监工说：“你怎么不问原因就打人？”
监工说：“老子打人从来不问原因。”
“你这样随便打人是犯法的！”
“老子就是喜欢犯法！”监工把弹力很好的钢丝鞭窝了窝，甩手又向周水明抽去。周水明躲闪不及，被抽在大胯上，尽管隔着衣服，周水明还是觉得火辣辣的疼。周水明真想亮出他的记者身份，让监工知道，这样打一个记者是要负法律责任的。但他还是忍住了，说：“好，好，你厉害。”
周水明的耐心受到了极大的考验，把卧底计划由三天调整到两天。这里的确不是人待的地方，待两天就足够了。
第六章
这个窑上的工人是两班倒，一个班干十二个小时。等周水明终于从窑下出来时，天已黑透了。他觉得风有些凉，空气有些甜，仰脸试了试，原来窑上正下小雨。像见到了久别的亲人一样，他突然觉得有些委屈，鼻子一酸，差点流了泪。他累坏了，饿坏了，也渴坏了。他干吗要受这份罪，他图什么呢？干了一班活儿，本该洗个热水澡。出了窑他才知道，这个窑上没有澡堂，别说洗热水澡了，连洗把脸的凉水都没有。窑上食堂的用水是从别处拉来的，存在一口水缸里，只许伙夫做饭用，窑工一律不许动。怪不得窑工身上都是那么黑，脸上脖子里的煤垢结了一层又一层。既然没地方洗澡，窑工们出窑后，连宿舍都不回，就直接奔食堂吃饭去了。
只有周水明一个人拐到宿舍里去了，他惦着他的真皮手包儿和手包儿里面的东西。到宿舍里一看，他的脑袋轰地一下，霎时就大了。他的被子被人从编织袋里掏了出来，胡乱扔在地铺上，瘪瘪的编织袋也在墙角扔着。他过去捡起编织袋先摸了摸，再撑开口儿看了看，里面别说手包儿，连包手包儿的黑塑料袋子都不见了。坏了，一定是哪个窑工把他的手包儿偷走了。他揪起地铺上别人的被子，挨个儿翻，挨个儿抖落，除了纷扬的煤尘，哪里有他的手包儿！他不甘心，转着身子，看地铺上哪儿的谷草比较厚，就去哪儿扒拉。他像是小时候在谷子地里捡谷穗儿，对每一堆谷草都充满希望。结果他看到的不是沉积下来的一层煤面子，就是被盘碎的草末子，好像还有臭虫。这怎么办？他的手机，他的钱包儿，他的印有报社字样的采访本，他的派克牌金笔，每样东西都与他有着亲密的关系，他怎能舍得这些东西离他而去。比如手机，是他与人交流信息的工具，有手机在握，他随时可以和妻子联系，和朋友联系，走到哪里都不觉得孤单。没了手机呢？等于切断了他与周围世界的联系，他成了瞎子、哑巴和聋子，就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他想喊叫，想骂人，操他妈的，这里真是贼窝子啊！
李正东端着饭碗过来了，问他怎么还不去吃饭。
周水明说，他的手包儿不见了。
李正东对他的手包儿似乎并不关心，还是让他快去吃饭，说再不去，菜就被别人盛完了。
晚饭是馒头和清水熬白萝卜片子。萝卜片子盛在一个大盆里，周水明去打菜时，萝卜片子已被别人捞光了，盆底只剩下一点菜汤。菜汤他也要，菜汤咸咸的，起码会含有一些盐分。他在窑下出了那么多汗，需要补充盐分。李正东把盆子端起来，帮周水明把剩下的菜汤都倒进周水明的瓦碗里去了。
周水明一边大口吃馒头，一边还在想他的手包儿。他有些走神儿，正想要不要跟齐老板报一下案，忽听崖头上的狗叫成一片，坝子里有人跑动，有人喊打，空气突然紧张起来。窑工们不知出了什么事，纷纷向坝子里跑去。齐老板大声喊二锅子，要二锅子“快关门！快关门！”二锅子咣当把大铁门关上了，外面的狼狗仍在疯狂叫唤。
几个监工扭住一个人，在往齐老板办公室里押。有的抓胳膊，有的揪着头发摁头，有的踢腿。窑工们互相问：“谁？谁？”有人小声回答：“像老毕。”
老毕从窑下出来后，见有一辆汽车在煤堆旁边停着，车上已经装满了煤。他没有去食堂吃饭，而是悄悄钻到汽车下面的阴影里。在阴影里观察了一会儿，见司机和两个装煤的人进了驾驶楼，他才从车下出来，蹬着汽车轱辘，迅速爬到车上。他浑身上下都是黑的，跟一块煤也差不多。他想把自己混同车上的煤，跟煤一块儿逃出去。汽车开动了，他把自己的脸贴在煤上，像是生怕露出了牙齿和眼白。他在心里为自己祷告，老天爷保佑，放我出去吧。他听见铁门打开了，心里跳得厉害，几乎连气都不敢出。只要出了这道铁门，再躲过狼狗，他就算逃出了魔掌。不料装煤车在门口停了下来，像是有人打着矿灯在车下车上检查。一道电光从他身上扫过，又返了回来，最终还是停在了他身上。电光停在他身上时，他觉出电光热辣辣的，像是在烧着他的皮。直到这时，他仍没有动弹，仍抱有一丝侥幸心理。他甚至想，死了吧，死了也比在这里活受折磨强啊！然而装死是不行的，他还是被二锅子发现了，二锅子说：“有人，一个两条腿的家伙，下来！”
老毕再不动也蒙混不过去了，他想从车上跳下来，往大门外冲一下试试。由于车上的煤装得太满，太高，他一跳，就摔倒在地上，还没等他爬起来，就被二锅子和把大门的人摁在了地上。
监工们把老毕押到齐老板面前，命他跪下。老毕不跪。二锅子朝他腿弯子里踹了一脚，他的腿往前弯了一下，还是不跪。
齐老板说：“老毕你不够意思呀，怎么连个招呼都不打就要走呢！”
老毕不说话。
“你是本窑的骨干力量，挖煤的手艺不错，谁走你也不能走呀！”齐老板突然提高了声音，“说，还跑不跑？”
老毕的两条胳膊还被人扭着，他把身子拧了拧，还是不说话。
齐老板说：“给他打上记号，看他往哪里跑！”
办公室的门开着，好多窑工都站在门口往里看，他们的目光都很惊恐。他们见过用烙铁给骡子和马身上打记号，没见过给人打记号，不知给人打记号怎么打，用什么打。齐老板好像不反对窑工们站在门口看，他懂得杀鸡给猴看的道理。屋里有一炉煤火，火苗子红中带绿，燃得很旺。二锅子把一把煤铲放在炉火里烧，一会儿就烧红了。二锅子把煤铲抽出来了，举起来向老毕的脸上烙去。他大概要检验一下煤铲的热烈程度，往煤铲正面吐了一口吐沫。吐沫一吐上去，吱啦一声，冒起一朵白烟就干了。屋里弥漫着一股腥气。
老毕乱蹦乱跳，使劲把脸埋下去，又仰起来扭向一边，不愿意被打上记号。人要脸，树要皮，他脸上要是被打上记号，等于树被剥了皮，他还怎么活！
二锅子喊着：“放倒！把他放倒！不行捆上这个狗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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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太残忍了！太惊心动魄了！周水明也在门口的人堆里站着，由于紧张和激动，他全身僵硬，手脚都变得冰凉。他喉咙里还一下一下往上翻苦水，苦水里有一股刚喝下去的萝卜汤味儿。他使劲往下压，才把苦水压下去，才没有“哇”的一声喷出来。他看过一些电影，在群众的生命面临危险的关键时刻，总会有一些隐于地下的革命同志冲出来，阻止敌人的血腥暴行，把枪口引向自身。于是这些人就成了英雄。他想，他是不是也应该像英雄人物做的那样，振臂大喊一声：“住手！我是记者。你们不能这样！”但他没有喊，没有暴露自己。他很快为自己找到了不喊的理由。正因为他是记者，他才要继续观察事情的进展，才要目睹事件的全过程。只有把全过程都看到了，他的报道才能完整，才有分量。他预感到了，作为记者，他将有一个重大收获。这个重大收获是他通过卧底才得到的，像井庆平那样成天跑酒店跑会议的记者，怎么也编不出这样惊人的场面。好了，接着看吧。
眼看老毕要被几个打手放倒，老毕这才说话，他说：“放开我，我自己烫！”
齐老板竟同意了他的要求，说：“你自己烫也可以，自己烙的肉饼吃着香嘛！”
老毕把煤铲接过去了，二锅子和几个监工纷纷退到一边。
周水明和窑工们以为老毕会和窑上的人拼命，把煤铲劈向监工、二锅子和齐老板。那样的话，老毕才不失为一条汉子，才算为大家出一口恶气。然而真让人失望，老毕一点反抗的行动也没有，他走到炉台边，把左手垫在炉台上，用煤铲的刃子向自己的小手指切去。连切带烫，小手指冒着青烟，一会儿就切断了。断掉的手指像一只活着的蚂蚱一样，一下蹦在地上。这回屋里弥漫的是烧人肉的味儿。
齐老板表扬了老毕：“够意思，算你他妈的有种。”
老毕跪在了地上。这次没人让他跪，是他自己主动对齐老板跪下的。不仅下跪，他还给齐老板磕了头，说：“齐老板，我求求你，你放我走吧！我上有七十多岁的老娘，下有正上学的孩子。我老娘得了癌症，等我挣了钱送她去医院看病呢。我儿子的学费也等着我回去交呢！”老毕说着，就哭起来了，哭得呜呜的。
齐老板没有答应放他走，只说：“拉下去，把他的手包扎一下。”
两个监工上来捉住了老毕的胳膊，老毕还挣扎着不起来，继续给齐老板磕头，边磕边哭着说：“齐老板，你行行好吧，我在这儿干了半年多，我一分钱不要还不行吗！我叫你个爷还不行吗？”
齐老板把手往外一挑：“退堂！”
几个监工硬把老毕拖走了。
第七章
回到宿舍，周水明听有个窑工说，墙上贴的那个忍字就是老毕写的。老毕忍了一天又一天，一月又一月，最终还是忍不住了。忍不住又怎么样，不但没有跑掉，还搭上了一根手指头。那个窑工说，不知老毕一会儿回来是不是还要再写一个忍字。
断手指上缠着胶布的老毕回来了，他没有再往纸上写字，抬脚就往纸上踹，把墙壁踹得登登的。踹了几脚，那张背面写着血字的挂历就掉了下来。旧挂历的正面是一个穿着三点式泳装、屁股扭得很浪的女人。
周水明心里还是放不下他的手包儿，他想，他的手包儿是不是窑上的那帮家伙翻走的呢？那帮家伙如鹰如犬，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正这么想着，二锅子来到了窑洞门口，一脚把门踹开，喝问：“哪个姓周？”
周水明一时没有反应过来，好像忘了自己的姓。
二锅子把他一指：“你是不是姓周？”
周水明说：“我是姓周。”
“跟我走！”
“干什么？”
“老板找你有事儿。”
“什么事儿？”
“你去了就知道了。”
他猜对了，一定是窑上的人把他的手包儿翻走了，并把里面的东西看过了。这样，他的身份就提前暴露了。走在二锅子后面他就想，既然如此，他就要拿出记者的派头，态度一定要强硬起来。可不知为何，他身上却抖得厉害。他尿
泡里似乎也憋着一泡尿，随时都会流出来。他把牙床子使劲咬了一下对自己说：“你要争气，你是人民的记者，真理和正义都在你这一方，你怕什么！”
齐老板在椅子上坐着，几个打手分列两边，还是公堂审案的模样。齐老板吸着烟，把周水明看了一会儿才问：“你是什么人？”
周水明反问：“你说呢？”
“我让你自己说。”
“你们是不是把我的东西拿走了？”
“什么东西？”
“一个黑皮包儿。”
“你拿黑皮包儿干什么。”
“这是一个公民的权利，我爱拿什么就拿什么！”
“不管你拿什么，到我们这里都要接受检查，这也是我们的权利。你要是拿了炸药包儿，来炸我们的窑，我们能不管吗！老实交代，你到底是什么人？”
周水明从齐老板的话里得到证实，他的手包儿的确在齐老板手里，他一指齐老板说：“我告诉你，我的任何东西都是受法律保护的，你动我的东西是犯法的。”
齐老板哈哈笑了，他笑得有些夸张，像是戏台上戏中人的笑法。笑够了，他把桌子一拍说：“我看你是个探子，给我拿下！”
周水明说：“我看你们谁敢动我，我不是老毕。告诉你们，我是共和国的记者！”
“记者有什么了不起的，记者就是探子。”
眼看几个打手要往他身边凑，周水明把事先设计好的应急的一招拿了出来，他拐起一只手，嘴对着手腕说：“喂喂，我是六号，信息收到。我这里一切正常，没什么危险。有新的情况马上报告。完毕。”见齐老板有些傻眼，他走到齐老板桌子前面说：“你知道了吧，我体内装有芯片，上面有全球卫星定位系统一直跟我保持密切联系，监视着你们的一举一动，你，还有你手下这几个人，在可视听监视器里都有显示。同时，你们煤窑周围已埋伏下相当数量的公安人员，只要我轻轻发一个信息，公安人员马上就会冲进来，把你们一网打尽。” 周水明这一招效果不错，齐老板被他镇唬住了，眼皮乱眨一气。那几个打手也互相看看，开始向后退，像是怕被监视器显示。
“那，你到我们这里干什么？”齐老板的口气低了下来。
“这里是国家的土地，煤炭是国家的资源，我为什么不能来？”
“你是不是要说我们的坏话？毁我们的窑？”
“这要看你们的表现如何，对记者的态度如何。我现在就要对你进行采访，有几个问题你要如实回答我。”
“不不不，”齐老板从椅子上站起来了，“我不是矿长，我们矿长姓国，等国矿长来了你采访他吧。”
噢，这个老板是冒牌儿货，真正的后台老板还没有露面，看来这个煤窑的水还真不浅。周水明说：“你不是矿长，在这里装模作样的干什么！去，把你们矿长叫来，我有话跟他说。”
“国矿长到县里去了，他明天才能回来。”
“不像话！你们县的县长是我的朋友，我打一个电话，县长马上就会来。对了，把我的手包儿还给我，我的手机在里面。”
“对不起，你的手包儿我派人送到国矿长那里去了。”
“你是不是把我的手包儿打开了？”
“没有……不是我打开的。”
“你不要支支吾吾，我正告你，我手包儿里的东西要是少了一件，我就拿你是问！”
第二天早上，没人再催周水明下窑。去吃早饭时，他听见一些窑工小声说，记者，记者。见李正东直着眼瞅他，他对李正东笑了笑，拿出一些记者的表情，仿佛在说：“你小子知道我是干什么的了吧。”李正东有些害怕似的，赶快
把目光躲开了。吃过早饭，他本来想到窑上各处转转，再把该窑的环境默记一下，可他一走就走进宿舍里去了。既然别人都知道了他是记者，既然已经恢复了记者的身份，他得拿出记者的形象才行。自己的脸是黑的，头发是乱的，衣服是脏污的，离一个记者的形象差得太远。他自惭形秽似的，不好意思出去了。
坝子里开进来一辆红色小轿车，他估计是国矿长来了，就下意识地整理自己的头发。他的头发四下里飞着，怎么也抿不顺。他往手上吐了点吐沫往头发上抹了抹，还是抿不顺。由于手心里吐了吐沫，手心里沾的煤油都抹到头发上去了，露出了手掌心的两块红肉。他因此醒悟，要整应该先整脸哪，比起脸面来，头发怎么说也是次要的。于是他不抿头发了，用双手搓脸。搓了几下，他觉得不理想，干脆抱起自己的被子往脸上擦。他这般慌乱，好像将要面对的不是什么矿长，而是一位让他心仪已久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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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矿长过来了，一进门就笑着伸出了手，说：“周记者您好，欢迎欢迎！”
周水明说：“对不起，我手脏。”
国矿长还是把他的手握住了，说：“没关系，我们都是兄弟。”
这个人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皮鞋擦得很亮，还戴着金丝边眼镜，他倒像是一个记者。周水明把手从这人手里抽回来，问：“您就是国矿长吗？”
国矿长说：“不敢当，我们这里不过是个小煤窑而已，哪里敢称矿长。我昨天到县里开会去了，没能赶回来向周记者汇报工作，实在抱歉。周记者光临我们这里，事先怎么不打个招呼呢，让周记者受委屈了。”
周水明说：“我随便看看，体验体验。我要是打了招呼，市里和县里宣传部的新闻干事都会陪我来，那样的话，前呼后拥的，我就体验不成了。”
国矿长把双手抱成拳对周水明连连晃着，说：“佩服佩服，我敢说现在像周记者这样忧国忧民、不辞劳苦、深入基层采访的记者不多了。你这样的记者才真正是人民需要的记者，我一定向您好好请教。您看这屋连个坐的地方都没
有，请到我办公室里去吧。”
周水明把两手一摊：“为了对您的尊重，您总得让我洗洗脸吧。一个煤矿，怎么可以没有澡堂呢，这是起码的福利条件嘛！”
“我们这里是贫水地区，用水比较困难。”国矿长转身大声喊二锅子，指责说：“你们怎么搞的，怎么能这样对待周记者呢！你马上到食堂打点热水，让周记者洗一洗。”他马上又赔着笑脸对周水明说：“你先简单洗一下，吃过饭
咱们一块去城里洗桑拿。”
周水明说：“我看不必了吧，我昨天在窑下已经洗过桑拿了。”
“周记者真幽默。对不起，我们这里的条件实在是差。”
国矿长的办公室也是一间窑洞，只不过里面的陈设讲究一些，有电视机、电话，还有沙发。屋里除了国矿长，还有一男一女两个年轻人在沙发上坐着。周水明一走进办公室，两个年轻人就站起来了，显得彬彬有礼。国矿长先把周记
者介绍给两个年轻人，接着把两个年轻人给周水明做了介绍，女的是办事员小孙，男的是他的司机小李。周水明接见似的分别跟他们握了手。他似乎找回了一些感觉，这才是记者应有的待遇嘛。周水明在沙发上坐下，小孙马上给他泡了茶。国矿长对小李说：“你去食堂催一下，让他们赶快把菜送过来，我跟周记者喝两杯。”
周水明心中暗喜，知道国矿长害怕了，怕他把窑上的实际情况写成报道，捅出去。只要一捅出去，这个窑很快就会被查封，有关人员也会受到制裁。国矿长还算懂事，知道记者的厉害。他倒要看看国矿长耍什么花招儿，不管国矿长
把招儿耍得有多花，他都要把招数一一接下来，对付过去。报道嘛，该写还是一定要写。他摆摆手说：“不要麻烦了，我喝酒不行。咱们随便聊聊。”
国矿长说：“你们当记者的走南闯北，到哪儿都是座上宾，都少不了应酬，哪能不喝酒！周记者您的名字我经常在报纸上看到，您是大手笔，名记者呀！”
周水明最看重他写的报道和报道的署名，每篇见报稿他都留下来，愿意拿给妻子和别人看。要是有人主动向他提起看到了他的名字和他写的报道，他就更有成就感，心里更受用。国矿长显然挠到他的痒处了，他刚洗过的脸有些泛
红，说：“写报道是我们的工作，报社每月给我们下达的有写稿任务，任务用分儿衡量，完不成任务要扣分儿的。”也是因为高兴，国矿长并没有提出看他的记者证，他自己把贴身珍藏的记者证掏出来了，对国矿长说：“这是我的记
者证。”
国矿长说：“不用看了，一看您的风度和气质，我就知道您是记者。”
周水明坚持让人家看，他说：“到下面采访，一定要出示记者证，这也是报社对我们记者的要求。”
国矿长把记者证接过去，翻开看了看，立即双手拿着，还给了周水明，感叹地说：“有了这个就可以在祖国大地上平趟。”
周水明把记者证收好，顺便问国矿长：“听齐老板说，我的手包儿在你这里。”
“不好意思，手包儿在我车上，我一会儿让小李给你取。你放心，一切完璧归赵。”
“国矿长，请恕我直言。”
“没关系，你说。”
“我觉得矿上管理严格一些是好的，但你手下的人太凶了，他们连劳动者起码的人权都不顾，竟然要用烧红的煤铲子往人家脸上打记号，这么做是不是太过分了！”
国矿长的样子很吃惊：“有这等事情？这个齐狗熊，简直是无法无天！”
“这不会有错，昨天晚上那一幕我是亲眼看见的。”
“你说的这个情况我一定严肃追查，决不手软！这帮人素质太差，有时候让你哭笑不得。也许这就是中国特色吧。”国矿长笑了一下。
小李带着食堂的人把菜端来了，是一个木制大托盘，上面放着四盘菜，一盘热气腾腾的炖猪腔骨，一盘韭菜炒鸡蛋，一盘酱牛肉和一盘油炸花生米。小李帮着把菜端下来，放在沙发前的茶几上。国矿长从桌子下面的柜子里拿出一瓶好酒，把盖子拧开了，说：“简单吃点，不成敬意啊！”
周水明说：“哪里哪里，本人衣冠不整啊！”
小孙要离开，国矿长不让她离开，说还指望她给远道而来的周记者敬两杯酒呢。
小李把酒倒满，国矿长端起一杯站了起来说：“周记者，我得敬您一杯，我们对您照顾不周，这杯酒先向您赔个不是。”
周水明也站起来了，说：“国矿长您言重了，我喝酒实在不行。”
“这杯酒您不喝，我国某人无地自容。”
“好吧，我喝。” 周水明把一杯酒喝干了。周水明知道，国矿长还会敬他酒，他说：“我得先吃点菜垫垫底子，我不习惯空腹喝酒。”
国矿长马上附和：“对对，先吃菜，趁热。”
几天没有吃肉，周水明有些馋了。他想啃一块腔骨，却把筷子伸向炒鸡蛋。鸡蛋里边没有骨头，吃起来会顺利些，也快一些。
果然，吃了一会儿蛋和肉，国矿长再次站起来向他敬酒，国矿长说：“您能屈驾到我们矿上来，一定会载入我们矿的史册。”
周水明说：“说高了，坐下，咱们一块儿喝。”拿起自己面前的杯子跟国矿长碰了一下。两个人都把酒喝干了。
国矿长从眼角那里给小孙使了一个眼色，小孙马上站起来给周水明敬酒。周水明已把小孙看了好几眼，小孙长得还可以，属于丰满型的那种，皮肤也比较细。国矿长说小孙是办事员，也许是国矿长的小蜜。办事员嘛，办床上的那件
事也是办事。为了显得有教养和文明程度与世界接轨，周水明也站起来了，说：“女士端的酒我一定喝。”说着一仰脸把酒喝下去，并把空杯口朝下向小孙示意一下。
国矿长叫了一声好。
多半瓶酒下去，酒色把人的脸蒙上，谈话很快进入实质。国矿长问周水明出书不出。周水明问他什么意思。国矿长说：“我知道现在出书需要花钱，你要出的话，我可以给你赞助。”
周水明从没想过要出书，听国矿长这么一说，他心里动了一下，说：“书是要出的，只是暂时顾不上考虑。”
“现在是出书时代，头头脑脑，这星那星，编辑记者都出书，出书名利双收，您干吗不赶快出呢！我说得不好听一点，记者也是人，也有老婆孩子，花钱的地方也很多，也想多挣点钱，您说对不对？”
周水明想说当记者并不是单纯为了挣钱，记者有记者的光荣使命，但他没有说。他手上拿了一块腔骨，正啃骨头上的肉。表面的肉啃完了，骨头缝里的肉他的牙齿够不到，只好用筷头剜，或是用手指抠。骨头筒子里还有骨髓，他用
筷子捅进那头，这头用嘴一吸，一条白色的很香的骨髓就被他吸到嘴里了。
国矿长轻轻碰了一下周水明的胳膊，小声说：“我看您老弟是个厚道人，开个价吧。”
虽然把酒喝了不少，周水明的头脑还是很清醒，国矿长这是要给他钱，要用钱把事情摆平。他没有开价，只说：“再说吧。”
国矿长在茶几下方对他把手一伸，五个指头叉开：“我给你这个数儿，怎么样？”
周水明的双眼不由一亮，把国矿长五个指头尽收眼底。他明白，国矿长的每根指头不是代表十块，也不是代表一百块，应该是代表一千块。那么五根指头加起来就是五千块。这不是一个小数目。他以前外出采访，也曾收到过红包，
最多的一次是两千块，外带两件金利来衬衫。能得到两千块钱外快，他就觉得不少了，曾让他暗暗高兴了好几天。现在国矿长表示要送给他五千块，五千块呀，操他妈妈的，这真的不是一个小数目。他妻子辛辛苦苦在选煤楼上干一年，才不过挣这么多钱。就算他挣钱多一些，五千块钱也相当于他五个月的工资。这个钱他不大好拒绝。管他呢，把钱收下再说。反正窑主们的钱都是从窑工身上榨取来的，他们的钱都多得花不完，不要白不要。至于还写不写报道，两者之间好像并不矛盾，也许报道的口气可以缓和一些。他对国矿长说：“不说这个，来，喝酒喝酒，这回该我敬您了。”
国矿长把酒喝干，说：“不瞒您说，以前我也在矿工报当过编辑。”
周水明的样子大为惊奇，他身子往后仰了一下，对国矿长重新打量一番，说：“真的？您怎么不早说呢，我说看着你很面善嘛，一看就是知识分子嘛，原来咱们是同行啊，幸会幸会。您原来在哪家矿工报？”
国矿长没说在哪家矿工报，说：“小报儿，小报儿，跟您这大报的大记者没法儿比。”
“哎，你这个观点我不能同意，大报的记者不一定大，小报的记者也不一定小；大报社有小记者，小报社也有大记者，这要看记者本身的素质和水平。国老兄，既然咱俩有缘分，我得给你提个建议，煤矿要开，钱要挣，该宣传也要适当宣传一下。哎您听我说，我没喝多，这点酒不算什么，最多的一次，我自己喝过两瓶五粮液。你信不信？通过我的一支笔，通过我们的报纸，我能让你当上你们县里的政协委员。”
“谢谢，谢谢。”
“你不要谢，我说到做到。您有没有名片？给我一张，咱以后好联系。”
国矿长在身上摸了摸，说：“名片在车上，我一会儿到车上给您。怎么样？您还要不要在矿上继续体验？”
周水明笑了，说：“体验？我操，体验个屁！什么齐老板，二锅子，那几个家伙太黑了！”
“您收拾一下东西，咱们走，到县城洗澡去。”
“没什么可收拾的，就一条被子。”
第八章
五千块钱可以买几十条新被子，这条旧被子还要不要呢？周水明有些犹豫。犹豫了一会儿，他还是把被子卷起来，塞进编织袋里去了。他没有走出窑洞，没到轿车跟前去，等着国矿长派人来请他，并替他拿着东西。他估计，来请他的应该是司机小李，或是办事员小孙。等了一会儿不见人来，他仍没有出来。他对自己说，一定要沉住气，架子该端的时候就得端着点，你要是着急，架子可能就散了。再说了，你总得给国矿长留点数钱的时间吧，五千块钱一张一张数，要数一会儿呢。
周水明把人等来了，来人不是小李和小孙，却是二锅子和一个监工，后面还跟着齐老板。二锅子说：“走吧，大记者。”
周水明从二锅子的话里听出一点讽刺之意，好像不大对劲。他还是问了一句：“现在就上车吗？”
二锅子说：“上车？还上轿呢！”
“怎么回事，国矿长呢？”
齐老板说：“国矿长在车里等着你呢。”
见别人没有替他拿东西的意思，周水明只好自己把行李卷提起来。他心里有些打鼓，事情不会有什么变故吧？他扭头往国矿长的办公室看看，见办公室的门开着，因里面是黑的，他看不见里面还有人没有。而国矿长的轿车是大红的，红得相当耀眼。他向耀眼的方向走去。他还没看清轿车是什么牌子，两只胳膊就被人钳住了，并向后面和脖子方向扭去。这未免有些突然，突然得有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现在有一种游戏叫脑筋急转弯儿，恐怕脑筋转得再急，也没有这么快吧。周水明的脑筋没转过来，他的血流倒转得不慢，刚才脸上还是一派明媚的酒色，这会儿霎时变得惨白，像苦霜打过的白菜叶子一样，酒劲儿也没有了。他使劲仰头，想把胸挺起来，挺成记者模样，大声说：“怎么回事，放开我，我是记者，我找国矿长！”
齐老板给了他一个大嘴巴：“**的，你不是来我们窑上当探子吗，你就接着探吧！你赶快发信号呀，让公安局的人来救你呀！我差点让你蒙住了，你这个狗日的骗子！”齐老板把手冲窑口一挥：“把狗日的给我装到铁桶里去！”
周水明知道齐老板他们要干什么了，他们要把他放进地牢里去，把他囚禁起来。天哪，这真是晴天霹雳呀，这比晴天霹雳还霹雳呀！要是被他们放进地牢，他就完了，不知何时才能重见天日！他说什么也不能就范，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直到这时，他对国矿长还抱有希望，冲着国矿长的门口喊：“国矿长，你不够意思，你搞的什么名堂！”不见国矿长出来，他就拼命挣扎，想挣脱扭他的人，跑到国矿长办公室里去。国矿长刚才一再向他敬酒，叫他老弟，说他是厚道人，不能这么快说变就变了。挣脱不掉，他就把腿软下来，屁股使劲往下打坠。他的衣服被揪上去，肚脐眼子露了出来，肚脐眼子里存了一窝儿煤。他顾不得维护记者的形象了，所有的形象都集中在屁股上，恨不能把他的屁股变成千斤坠，万斤坠，牢牢吸在地球上。成败在此一坠了。
崖头上的狼狗们都看到了坝下的一幕，它们大概认为这一幕比较精彩，都来回拖着狗链子，笑得哈哈的。它们不会鼓掌，它们伸长了的上下嘴巴子就是它们的手掌，它们鼓掌鼓得红舌头都露了出来。下了夜班正睡觉的窑工们也从窑洞里出来了，站在窑洞门口，向热闹的中心点看着。他们站得不够高，没有狗们占据的位置好，看不到热闹的全景。有人试探着，向热闹中心走去。一个窑工走过去，别的窑工都跟过去了。层层煤垢把他们的脸覆盖了，看不出他们有什么快乐或不快乐的表情。他们眼里都有些发空，眼白有些乌涂，像是不会发光的石子儿一样。
又上来两个监工，把周水明拖在地上的两条腿拽住抬了起来。四个人拽住周水明的四肢，他的整个身体，包括屁股，都抬离了地面。地球的引力好像失去了作用，无论他怎样扭动都无济于事。周水明还有嘴，他的喉舌都在嘴里，嘴总算没有被堵住，他大叫：“你们都是法西斯，我抗议！我抗议……你们都没有好下场！”
周水明被强行填进铁桶里去了。他是先被填进的屁股，身体折叠起来，双手和双脚都向上举着。他的手脚还未及调整，铁桶就吊了起来，对准了井口。铁桶一吊起来，他就不敢动了，井深百丈，他要是落进井里，一定会摔得死死的。他要是死了，人家把他说成自杀，或随便说成一个什么意外事故，他的冤就成了沉冤。铁桶往下落时，一开始他还能看见一个像镜子一样的小圆点，小圆点倏的一闪，就看不见了，他迅速陷进黑暗里。他没戴安全帽，也没有戴矿灯。他使劲睁大眼睛，仍是一井筒子漆黑，只觉得耳边有嗡嗡的风声。他做过无数次类似的梦，在梦中向无底的深井沉下去，沉下去。而做梦终有梦醒时，这个可怕的噩梦不知什么时候才能醒。他没坐过飞机，他想飞机失事也许就是这样的，坠着坠着就完蛋了。
国矿长还在办公室里，把钓鱼台坐得稳稳的。齐老板等几个打手把周水明吊到井下后，就到国矿长办公室里回复去了。国矿长说：“我调戏调戏他，让你们看看他的丑恶嘴脸。你们看见了吧，我一说给他钱，他差点舔了我的屁股沟子。什么他妈的记者，我看他连妓女都不如。妓女还能让人泄泄火气，我一见记者就上火，就来气。想毁我的窑，我就把他放到窑儿里，把狗日的窖起来。”他指着一个监工：“你现在就下去，看看他还有什么表演，不行就修理他。你记住两条：一条是坚决不让他出来，把他变成白毛老鼠；第二条是每天让人给他带点吃的，不要把他饿死。还有，密切监视他的行动，有什么情况及时汇报。好了，就这样吧。”
铁桶落到底，周水明闭着眼，没有从桶里出来。井筒里的淋水流得哗哗的，把他的头发、衣服都淋湿了，他还是不出来。他想，我干吗出来，你们把我吊下来，我就待在铁桶里，让你们装不成煤。你们怎么把我吊下来的，还得怎样把我吊上去。
窑底的监工命他：“出来，出来，你不要装死狗！”监工朝铁桶上踹了一脚，把铁桶踹倒了。周水明从铁桶里滑了出来。半个身子落在窑底的一块铁板上。铁板又硬又凉，上面迸迸地溅着水，他只得从铁板上站了起来。他说：“我是记者，你们不能这样对待我！”
监工说：“知道你是记者，治的就是你。去，拉煤去！”
“不拉，我凭什么给你们拉煤，凭什么当你们的奴隶！”
“小心我把你的杂碎抽出来！”
“你抽吧，抽死我我也不拉！”
这时李正东拉着一筐头子煤到窑底来了，见到周水明他好像有些惊讶，周水明既然是记者，既然和他们这些下苦人不是一路人，怎么又到窑下来了呢！
周水明看到了李正东的惊讶，这仿佛对他是一个提醒，窑工们还是认他这个记者的，记者的面子还是要保持一些的。他走到巷道边一处没水的地方靠巷壁蹲下了。大概因为他没戴矿灯，监工没有再逼他去拉煤。李正东把煤拉到铁桶那里，扶正铁桶，抱起筐头子，把煤倒进铁桶里去了。李正东拉着空拖车往巷道深处走时，又回头看了他一眼。他说：“李正东，不要拉了，不要给他们当奴隶！”
李正东没有听他的，拉着拖车无声地消失在黑暗里。
周水明需要回头想一想了，他的卧底过程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总结起来，有这么几个没想到。首先，他没想到趁他下窑时窑上的人会翻检他的东西，使他的记者身份过早暴露出来；其次，他以为记者身份暴露后，窑上的人会害怕，会哈着他，敬着他，想着法儿地收买他，然后把他放走。从前半段的情况看，齐老板的确害怕了，国矿长也有收买他的意思。没想到姓国的突然就变卦了。第三点没想到是他轻信了姓国的花言巧语，没有看透那家伙的丑恶本质。姓国的一说他也当过矿工报编辑，他就把姓国的当成了知识分子，以为知识分子总会善良一些，不料姓国的比别人更恶毒。这是深刻的教训啊！
周水明正睡得迷迷糊糊，李正东碰碰他，让他醒醒，说：“吃饭了，这是齐老板让我给你带下来的两个馒头。”
他睁开眼看了看，意识到他在窑下睡着了，时间已经到了他被关在窑下的第二天。窑下空气少，压力大，又温古嘟的，人一到窑下就想睡觉。他说：“我不吃，我要绝食。”他伸手把李正东一手抓着的两个馒头打落在地上，大声宣告似的说：“我要绝食！我要绝食！”
李正东没有劝他吃，也没有把馒头拣起来，拉起拖车干活儿去了。馒头本来就被李正东的黑手抓黑了，掉在地上的煤窝里一滚就更黑。在窑底负责装煤和打信号的两个窑工听见他喊叫，也没有理他。理他的只有一只白毛老鼠，老鼠大概嗅到了馒头的香味，郞*’爬过来，试探着向馒头接近。窑底的巷道顶上总算安有一盏灯，借助灯光，他发现了老鼠的企图。他说去，摸起一把碎煤，向老鼠投去，把老鼠吓跑了。他当然不能让老鼠吃馒头，老鼠把馒头吃掉，别人还以为是他吃的呢，绝食的效果就没有了。不要脸的老鼠又来了，这次不是一只，是两只。说不定一会儿老鼠还会来得更多。他只好起来把馒头拣起来，放在自己腿上。他对老鼠叱责说：“就知道吃，苟且偷生的东西，滚！”
绝食历来是给人看的，好像演戏是给别人看的一样。他一边绝食，有人一边劝他吃饭，绝食才有意义。他绝食没有人看着，也没有人劝他不要绝食，恐怕绝食就失去了意义。等李正东拉着重车转回来，他对李正东说：“你下班的时候，还把这两个馒头拿上去，谁让你给我带的，你就还给谁。”
李正东站下用胳膊擦了擦汗，说：“我看你还是吃了吧，在这里不是在家里，你就是饿死，也没人可怜你。”
周水明得承认，李正东的话有道理。在老家，有父母疼他。在矿上的家里，有妻子疼他。在这里，谁管他的冷暖和死活呢。记得他第一次高考落榜时，想再复习一年，第二年接着考。父亲嫌近千元的复习费太高，不想让他复习了。他跟父亲赌气，睡在床上蒙着头，不吃饭。母亲特意给他擀了细面条，卧了荷包蛋，端到床前，喊他起来吃。他就是不说话，不睁眼。后来母亲哭了，母亲说：“我的儿，你不吃饭，娘也不吃，要死娘跟你一块儿死。”这样想着，他轻轻叫了一声娘，竟嗷地一声哭起来了。他不哭则已，一哭就哭得声音很大，不算声震寰宇，也算声震煤窑。哭着他还想到了妻子，妻子要是知道他现在到了这般境地，不知有多着急呢。还有他的两个学习成绩都不错的好孩子，要是他死在窑下，他的孩子不但从此失去了爸爸，恐怕连学都上不成了。他越想越悲，悲上加悲，哭得更加痛彻心肺。虽然他哭得泪水滂沱，透过泪帘，还是看到不少窑工向他围过来了，窑工后面站的还有手持钢丝鞭的监工。他想，他的哭能不能对监工有所触动呢？是不是能唤起监工对他的一点同情呢？他毕竟是上边的人啊，毕竟不是一般的窑工啊！
监工分开窑工们到前面来了，照他的腿上就是一脚，吼到：“哭个簈呢，把尿水子哭干，也不会放你到窑上去，你就在窑下等死吧！”
监工的话对周水明的哭有着相当大的破坏力，他哭得本来有些痛快，监工劈头一杠子，就把他的痛快破坏掉了，他还没有哭圆满，就半途而废了。是呀，哭也是要看对象的，窑下不是狠如虎狼的监工，就是木头一样的窑工，他哭给谁听呢？哭死又有什么用呢！
周水明大概哭累了，抽噎了一会儿，又昏昏睡去。再醒来时，他的时间概念就乱了，分不清是白天还是夜晚。想起睡觉时抱在怀里的两个馒头，找时，馒头只剩下一个，另一个馒头不知到哪里去了，或许掉在地上被老鼠吃掉了，或者拖走了。剩下的一个馒头也被老鼠啃了一个白洞。周水明决定放弃绝食，开始吃馒头。他不能死，要活下去。父母、妻子、孩子都在等他回去，他一定要活着出去。只有活着出去，才有可能揭露牢窑的黑幕，并当上正式的记者。煤窑上不断出事故，有时冒顶，有时透水。他看过很多报道，知道被冒顶和透水困在窑下的窑工，都是千方百计谋求生存。他们在没吃没喝的情况下，饿了吃煤，渴了喝顶板淋水，甚至互相喝尿，也要保住一口气。有一个窑工，在窑下被困了二十一天，后来还是生还了，被称为生命的奇迹。比起他们来，他的条件好多了。有人往窑下给他捎馒头吃，一天二十四小时还有人跟他在窑下做伴，他没有理由不继续活下去。
[NextPage]
李正东又到窑下来了，又给他带了两个馒头。因李正东上的是白天班，他判断出窑上现在是白天。以李正东作时间符号，他脑子里又恢复了时间概念。他接过馒头，问李正东：“你怎么不给我带点咸菜？”
李正东说：“人家让我给你带什么，我只能带什么。”
“跟齐老板说，下次给我带点咸菜。为防止老鼠跟他抢食，他把李正东新带来的两个馒头都吃了下去。”
他觉得这样等下去是被动的，也是消极的，谁知等到何年何月才是尽头呢？他想起曾看过的一本被称为红色经典的小说，里面的一个革命志士被关进地牢后，天天在地牢里往外掏洞子。洞子还真的掏成了，成了后来越狱的秘密通
道。可从煤窑里往外掏洞子是不现实的，下面离地面几百米深，靠他自己一个人，恐怕掏一百年也掏不通。还是那部小说，说有一个人，为了迷惑敌人，继续革命，装成了一个疯子，一直装到革命胜利，成了著名的疯子。装疯子的事倒是可以考虑。然而这一招儿革命前辈用过了，他再用不知还灵不灵。国矿长那么狡诈，倘是被他识破，岂不授人笑柄。想来想去，周水明总算想到了一个法宝，这个法宝就是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
他帮助李正东拉煤去了。李正东头上有矿灯，他只能借点李正东的光，帮李正东拉一拉偏套。拉了两趟，他悄悄跟李正东说：“我们不能这样给人家当牛做马，一定想办法逃出去。” 李正东问他怎么逃。他说：“你想办法给我找一张纸，一支笔，明天带下来。”
李正东说，他找不着，不知去哪儿找纸和笔。
周水明说：“不要多大的纸，烟盒纸就可以。笔嘛，你看谁有，跟谁借一支。反正这事千万要保密，别让齐老板他们知道。另外，你就说我要干活，把矿灯也给我带下一盏。”他把李正东的后背拍了拍，“老弟，我就依靠你了，咱
们一定要团结起来。”
李正东没有说话。
周水明像访贫问苦的干部做的那样，想问一问李正东的家庭情况，比如他弟兄几个，家里几间房，找到对象没有，女方要多少彩礼等。不管他问什么，李正东都不回答。李正东说：“你说话太多了。”
这晚李正东一上窑，齐老板就把他找去了，问他：“姓周的跟你说什么了？”
李正东一点也没隐瞒，把周水明要他带纸带笔带矿灯的事都说了出来。他向齐老板表了态，说：“我才不给他带呢！”
齐老板让李正东等等，他去请示国矿长。国矿长说：“把东西捎给他，继续调戏他，看他还有什么表演。”
齐老板把三样东西交给李正东时，交代李正东说：“你就说纸和笔是自己找的，记住了？”
李正东点点头，说记住了。
“你说错一句，我撕烂你的嘴！”
李正东的嘴是敏感部位，齐老板一说撕烂他的嘴，他的嘴唇跳了好几下。他说：“我听你的话，你能放我出去吗？”
齐老板说：“你要是表现好，当然放你出去，还给你发工资呢。”
李正东再到窑下，样子做得很神秘，他只把馒头和矿灯给了周水明，却没有马上给他纸和笔。周水明小声问他：“找到纸和笔了吗？”
李正东左右看看，摆摆手，示意他不要说话。
周水明觉得有戏。
他吃过馒头，又帮李正东拉了一会儿煤，李正东才把一张纸卷着的一支圆珠笔从怀里掏出来给了他，李正东说：“赶快揣起来。”他赶紧把纸和笔放进口袋里，说：“你很能干嘛！”问李正东：“纸和笔是你自己找到的吗？别人没发现吧？”
李正东把周水明拉着的绳套收了回去，说：“你别帮我拉了，这样对你对我都不好。”
周水明在脑子里打好了稿子，趁窑工交接班的时候，他找到巷道一角一个背人的地方，迅速把几行字写在纸上。他在纸上写的是，好心的人，请给记者站的司站长打电话。下面写了电话号码。告诉司站长，我身陷魔掌，危在旦夕，赶快营救，十万火急！他写上了小煤窑在哪个县，哪个乡。把信和笔交给李正东时，他让李正东设法把信交给到窑上来拉煤的司机，托司机把信带出去。
李正东一到窑上，就把信交给了齐老板。齐老板把信转交给国矿长。国矿长把信看了看，说：“这个游戏有点意思。”又说：“这个李正东也不是个东西，要是在战场上，我一定斩了他。”
李正东跟周水明说，他已经把信交给拉煤的司机了。
周水明说：“很好，这下我们出去就有希望了。”
第九章
周水明的妻子田少荣没能等到十天以后，到了第八天头儿上，他就有些坐卧不安。丈夫不是个不顾家的人，以前每隔两三天都要给她打一个电话，问问家里和孩子的情况。这次就算丈夫去私访，都七八天了，不会抽不出一点打电话的时间吧。丈夫不给她打电话，她就打丈夫的手机，打了一次又一次，都说丈夫的手机已经关机。人说现在通讯工具发达了，想找谁马上就可以找到，人的担心也少了。她不是这样的感觉。要是丈夫没有手机，她不想着给丈夫打电话，也就没什么担心。丈夫有手机，她就要给丈夫打电话，听不见丈夫接电话，她就难免担心，难免往不好的地方猜测。她的感觉是，通讯方便了，人的担心反而更多了。
打不通丈夫的手机，她就往记者站打电话，问司站长，有没有周水明的消息。司站长说：“没有，小周也没有跟我联系。”
“周水明不会出什么事吧？”
司站长也说：“不会吧？”
“您帮着问问。”
“到哪里问呢？反正我已经跟公安局的人说了，让他们帮助查一下。”
听司站长这么一说，田少荣的腿马上就软了，她有些喃喃，眼里也有了泪花儿，说：“这怎么办呢，这可怎么办呢！”
司站长劝她不要着急，估计不会出太大的问题。司站长说：“我不同意他到小煤窑去，他坚持要去，现在社会复杂得很。”
田少荣请了假，坐车到市里找司站长去了。司站长让她到公安局问问，看看有没有什么消息。田少荣想让司站长跟她一块儿去，说她不知道公安局在哪里。司站长说，他还有事，离不开。公安局好找，一问街上的警察就知道了。田
少荣来到市公安局的值班室，一位值班的警察向她简单问了问情况，对她说：“这事儿不好办，我们查不了。你说你爱人到小煤窑私访去了，你不能提供小煤窑的具体地址，我们怎么查！现在小煤窑太多了，多得跟蚂蚁窝一样，谁查得过来！”
田少荣说：“我们一家都指望他呢，他要是不回来，我们怎么活！” 田少荣哭了。
警察给田少荣提了个建议，建议的内容是让田少荣再等等，说不定田少荣的丈夫这一两天就回来了。
如同病急乱投医，田少荣又去找周水明的朋友井庆平去了。井庆平一听就把情况估计得很严重，表情好像还有些兴奋，又要严肃又要笑，说：“水明太天真了，搞什么私访，简直是开玩笑。十个小煤窑九个黑，小煤窑背后都有后台，有的小煤窑还跟黑社会连着，谁敢惹他们。知道哪儿有小煤窑我尽量绕着走，反正我一个人从来不去小煤窑。我估计水明遇到麻烦了，很有可能被人家限制了人身自由。”
田少荣说：“水明一说去私访，我就有点害怕，劝他别去，他非要去。你是他的朋友，帮着找找他吧。”
井庆平说：“这个水明，去小煤窑采访为啥不跟我说一声呢，要是我事先知道他要去小煤窑，我坚决不会让他去。你不知道，现在小煤窑的窑主都对记者仇恨得很，好像记者一去，就要断他们的财路，挖他们的祖坟一样。我看这样吧，别的忙我也帮不上，你在我们报上登个寻人启事吧。我跟广告部的人说一下，让他们给你优惠一点，别人登一条一千，你登一条六百就行了。”
田少荣听周水明说过，现在井庆平掉到钱眼儿里去了，天上飞过一只大雁，井庆平都要设法拔下一些毛。井庆平是不是把她也当成了一只大雁呢？她问：“登寻人启事有用吗？”
井庆平说：“当然有用，我们的报纸发行量那么大，覆盖面那么广，寻人启事一登，说不定很快就会有人提供有关你爱人的线索。到这个时候不能怕花钱，人比钱更重要。”
田少荣没有把钱掏出来，她说她带的钱不够。
井庆平问她差多少。
她说只有几十块钱。
井庆平说：“几十块钱绝对不行。”
田少荣想说让井庆平先替她把钱垫上，她随后再把钱还给井庆平，话还没说出来，井庆平就到电话机前打电话去了。电话一接通，井庆平就笑着跟人家打哈哈，乐得身上乱打颤。田少荣等了一会儿，见井庆平说个没完，就跟井庆平说：“你忙吧，我走了。”
井庆平对她招招手：“我一会儿还要开会，就不送你了。”电话那头的人大概跟他开了一个玩笑，他说：“操你大爷，你不要胡说八道，跟我说话的是我朋友的老婆。”
又过了两天，周水明还是没一点消息，田少荣更加心焦。她不敢告诉周水明的父母，也不敢让孩子知道，只给在老家的娘家哥打了一个电话，没说几句，她就哽咽得说不下去。哥哥也没什么办法，劝他不要着急，再等等看。哥哥说，记者在社会上的地位还是很高的，别人一般不敢对记者太使坏。哥哥还说，水明那么聪明的一个人，会自己保护自己的。
田少荣听说，离她所在的大矿十来里远的地方就有一个小煤窑，她想兴许周水明就在那里，一路打听着到小煤窑上去了。
小煤窑在一个山沟的沟底，站在山坡上，她老远就看见沟底有一个小井架，井架旁边还有一堆煤。她以为离井架不太远，谁知七拐八拐，上坡下坡，走了半天才走到井架跟前。有几个窑工躺在井架旁边的麦地里晒太阳，一看见她，窑工们都坐了起来，眼睛直勾勾地看着她。她问：“你们这里有个叫周水明的人吗？”
一个窑工问：“周水明是谁？”
她说：“周水明是我爱人。”
“你是干啥的？是不是想男人了？这儿男人多的是。”
田少荣生气了，说：“你们把我当成什么人了，我真的是来找我爱人的。”
又一个窑工说：“你是什么人，这还看不出来，下面有漏洞的人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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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帮窑工都笑了。
田少荣小声骂了一句流氓，转身要走，一个岁数稍大的窑工说：“有一个姓周的在屋里睡觉，我带你去看看是不是你爱人。”
田少荣心里又升起一点希望，随那个窑工到一间屋里去了。窑工对着地铺喊老周，说：“起来看看，你老婆找你来了。”
那人从被窝里抬起半个光身子，田少荣一看，那人是个独眼，根本不是周水明。
独眼把一只好眼揉着，问：“打一炮多少钱？”
田少荣见领她进来的人要关门，赶紧夺门冲了出去。
自从把十万火急的信息让李正东传递出去，周水明天天盼着司站长带领公安人员来解救他们。在他的想象里，这应该是公安方面一次重大的解救行动，也是公安人员立功的好机会。省市县三级公安机关会联合行动，出动数辆警车，上百警力，把这座牢窑迅速包围，严密封锁。警车刚出动时不一定鸣笛，一旦形成对牢窑的包围圈，警笛会哇哇地鸣成一片。那些狼狗阻挡不住防暴警察的突击步伐，他们突突一梭子子弹，那些狗东西就会全部完蛋。当一部分警察占领崖头的制高点，一部分警察冲进牢窑的坝子时，齐老板以及众喽们，霎时会变成一堆草鸡。随后跟进来的司站长最关心的是他的安危，司站长一定会大声询问：“周水明在哪里？我们的记者在哪里？”和司站长相见是激动人心的时刻，按常规，他应该扑向司站长怀里，和司站长拥抱一下子。他还要流一点眼泪。司站长向随行采访的记者们说：“这就是我们的卧底英雄，他是我们记者站的记者周水明！”于是照相机、摄像机一起上，对他一通猛照。如果这次行动有现场直播的话，还会有手持话筒的记者对他进行现场采访，问他卧底多少天？看到了哪些问题？是怎样下决心卧底的？想没想到过会遇到危险？现在身体怎么样？这些问题的内容都是现成的，他会一一回答。他的问题还没回答完，有关领导就过来了，还带来了救护车，要拉他先去医院检查身体。他把想象一遍一遍重温着，几乎形成了一套模式，都背了下来。然而好几天过去了，他想象中的诸多感人场面一点都没有出现。假如煤墙是一张屏幕的话，他用灯照照，“屏幕”是黑的。睡一觉再照一遍，“屏幕”还是黑的，什么电影都不曾上演。他也怀疑地问过李正东，是不是真的把他写的东西送出去了，李正东似乎有些生气，说：“你要是不相信我，就什么都别跟我说了。”
他的口气马上缓和下来，问李正东：“你帮我数数，咱们到这个窑上多少天了？”
李正东说：“我不会数，你自己数吧。”
周水明每天都在数，过一天，他就在他睡觉的巷道边放一个小煤块。截至目前，小煤块已经放了十五块。十五是个好数字，元宵节是十五，中秋节也是十五，到了十五，月亮就该圆了。可是，他的月亮呢，连个月亮的细边都看不到。别说月亮了，窑下连颗星星也没有啊！周水明知道，他妻子一定急坏了，一定在到处找他。他不仅为自己着急，也为妻子的着急而着急，是急上加急。
此计不成，周水明继续施展他的才智和谋略。他想把窑工们悄悄发动起来，带领窑工进行暴动。从力量的对比上，国矿长、齐老板，加上那些监工，他们的人才十几个。而窑工的人数是几十个，力量要比窑上的人员大出好几倍。只要窑工们不甘心做奴隶，接受他的发动，心齐，到时他振臂一呼，窑工们一起行动，把监工手里的鞭子和棍棒夺过来就可以了。煤窑四周没有碉堡，也没有架设机枪，他们呐喊着冲出去，像是革命洪流，势不可挡。
周水明选择了一个苦大仇深的窑工作为第一个发动对象，这个窑工是老毕。老毕不止一次骂过他，他也曾发誓不再理老毕，但为了团结老毕，他还是原谅了老毕。别看老毕把自己的手指头切掉了一根，齐老板一天都没让他休息，他的自残没有起到任何效果。周水明凑到老毕身边，瞅机会把发动的意思对老毕说了。老毕当时并没有反对，但一到窑上，老毕就把周水明出卖了。老毕以为自己得到了一个重大的交换条件，他问齐老板：“我给你说一个重要情况，你们能不能放我走？”
齐老板让他说说看。
他把周水明跟他说的话都端了出来。
齐老板认为他表现很好，奖励了他一支香烟。至于能不能放他走，齐老板说：“不要着急，我们合作得很好嘛！”
周水明又找了两个窑工秘密谈话，效果都不佳，那两个窑工也把秘密泄露了。
国矿长对周水明的新动向很重视，作出最新指示，让人把周水明的脚脖子上砸上铁链子，拴起来，不许周水明再串联，再煽风点火。铁链一时不好找，监工把拴狼狗的铁链解下一根，扣在周水明脚脖子上了。铁链子的另一头拴在一根木头柱子上，支柱上方顶着大石头，周水明不敢使劲挣，倘若把支柱拉动，石头落下来，周水明必死无疑。
第十章
周水明最后没有死在窑下，并不是有的窑工跑了出去，给公安机关报了案。确实有个别窑工逃跑成功，但他们一跑出去，就回家去了。他们跟谁都不提他们的遭遇，自认倒霉。周水明幸免于难另有原因。邻近有一家小煤窑透了水，二十多个窑工泡在窑下，窑主却逃跑了。有人把消息报告上去，上级决定，该地区的大小煤窑全部停产整顿。并由公安、工商、煤炭、安全等部门组成联合执法队，对所有小煤窑进行拉网式排查，一个不许漏网。国矿长听到风声，给每个窑工发了一百块钱作路费，把窑工全部遣散了。窑工们急于回家，纷纷作鸟兽散。
此时，周水明已在窑下被关了两个月零二十一天。他被投下去的时候是春天，出来时已到了夏天。他长发灰白，满脸皱纹，瘦弱不堪。他还算有经验，上窑时他用衣服蒙上了自己的双眼，见到阳光时眼睛才没有瞎掉。在县医院输液期间，他的双眼仍被紧紧蒙着，只不过带煤的衣服换上了医用纱布。这给他造成阵阵错觉，身子飘飘忽忽，以为自己还在黢黑的窑下没有出来。他有时恐惧得乱摸床帮，差点叫喊起来。他急于证实自己已经回到人间，问医生能不能把蒙眼的东西解下来。医生不同意马上解，说要解只能等到夜里。
妻子得到消息赶到医院来了，一见他瘦得脱了相，抱住他的一只胳膊哭起来。
他慢慢抽出胳膊，摸到妻子的手，把妻子的手握到自己手里。他的手颤抖得厉害。但他要妻子坚强些，不要哭，他说：“你看，我不是好好的嘛!”
他要妻子去司站长打电话，把他目前的情况跟司站长说一下。他特别希望司站长到医院来看他，也相信司站长一定会来。然而司站长没有来。
他在医院输了几天液，身体稍有好转，就染了头发，由妻子陪着，到记者站找司站长去了。
司站长代表记者站给了他一千块钱，算是慰问费和生活补助费。
周水明说，他争取尽快把稿子写出来，因为内容比较丰富，他可能会写得长一些。他说：“哎呀，这一次体会太深刻了，收获太大了！”
司站长笑了笑，没有对他进行鼓励，司站长说：“稿子写出来恐怕不好发。还有一点你记住，以后你不管写什么稿子，都不要署我的名字。”
周水明说：“不会的，司站长您放心，到什么时候我都不会忘记您对我的栽培。”
“我的话你没有理解，这牵涉到姓名权问题，随便署别人的名字，就是侵犯别人的权益。另外，你以后也不必到记者站来了，试用期三个月早就过了，记者站现在聘用了一个新的记者。”司站长把正在电脑前打字的一个女孩子介绍
给周水明：“这位就是新来的小习。”
小习回头对周水明微笑了一下，点点头。
周水明突然觉得有些晕，脚下趔趄了一下。
妻子赶紧把他扶住了。
（实习编辑：谢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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