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诃夫：宝贝儿

　　退休的八品文官普列勉尼科夫的女儿奥莲卡坐在当院的门廊上想心事。

　　天气挺热，苍蝇老是讨厌地缠住人不放，想到不久就要天黑，心里就痛快了。

　　乌黑的雨云从东方朝这儿移动，潮湿的空气时不时地从那边吹来。

　　库金站在院子中央，瞧着天空，他是剧团经理人，经营着“季沃里”游乐场，借住在这个院里的一个厢房内。

　　“又要下雨了！”他沮丧地说，“又要下雨了！天天下雨，天天下雨，好象故意跟我捣乱似的！这简直是要我上吊！要我破产！天天要赔一大笔钱！”

　　他举起双手一拍，接着朝奥莲卡说： “瞧！奥尔迦·谢敏诺芙娜，我们过的就是这种日子。

　　恨不得痛哭一场！一个人好好工作，尽心竭力，筋疲力尽，夜里也睡不着觉，老是想怎样才能干好，可是结果怎么样呢？

　　先不先，观众就是些没知识的人，野蛮人。

　　我为他们排顶好的轻歌剧、梦幻剧，请第一流的讽刺歌曲演唱家，可是他们要看吗？你当是他们看得懂？

　　他们只要看滑稽的草台戏哟！给他们排庸俗的戏就行！其次，请您看看这天气吧，差不多天天晚上都下雨， 从五月十号起下开了头，接连下了整整一个五月和一个六月， 简直要命！

　　看戏的不来，可是租钱我不是照旧得付？演员的工钱不是也照旧得给？“

　　第二天傍晚，阴云又四合了，库金歇斯底里般地狂笑着说：“那有什么关系？要下雨就下吧！下得满花园是水，把我活活淹死就是！叫我这辈子倒霉，到了下辈子也还是倒霉！让那些演员把我扭到法院去就是！法院算得了什么？索性把我发配到西伯利亚去做苦工好了！送上断头台就是！哈哈哈！”

　　到第三天还是那一套。

　　奥莲卡默默地、认真地听库金说话，有时候眼泪涌上她的眼眶。

　　临了，他的不幸打动她的心，她爱上他了，他又矮又瘦，脸色发黄，头发往两边分梳，用尖细的男高音说话，说话时撇着嘴。

　　他脸上老是带着沮丧的神情，可是他还是在她心里引起一种真挚的深情，她老得爱一个人，不这样就不行。

　　早先，她爱她爸爸，现在他害了病，坐在一个黑房间里的一把圈椅上，呼吸困难，她还爱过她的姑妈，往常她姑妈每隔两年总要从布良斯克来一回，这以前，她在上初级中学的时候，爱过她的法语教师。

　　她是个文静的、好心的、体贴人的姑娘，目光温顺、柔和，身体十分健康。

　　男人要是看到她那丰满、红润的脸蛋儿，看到她那生着一颗黑痣的、柔软白净的脖子，看到她一听到什么愉快的事情脸上就绽开的天真善良的笑容，就会暗想：“是啊，这姑娘挺不错，……”就也微微地笑。

　　女人呢，在谈话中间往往会情不自禁地，忽然拉住她的手，忍不住满心喜爱地说：“宝贝儿！”

　　这所房子坐落在城郊的茨冈居民区，离“季沃里”游乐场不远，她从生出来那天起就一直住在这所房子里，而且她父亲在遗嘱里已经写明，这房子将来归她所有。

　　一到傍晚和夜里，她就听见游乐场里乐队的奏乐声，鞭炮劈劈啪啪地爆响，她觉得这是库金在跟他的命运打仗，猛攻他的大仇人，淡漠的观众，她的心就甜蜜地缩紧，她没有一点睡意了。

　　等到天快亮，他回到家来，她就轻轻地敲自己卧室的窗子，隔着窗帘只对他露出她的脸和一边的肩膀，温存地微笑着。

　　他向她求婚，他们结了婚，等到他挨近她，看清她的脖子和丰满结实的肩膀，他就举起双手轻轻一拍，说道：“宝贝儿！”

　　他幸福，可是因为结婚那天昼夜下雨，沮丧的神情就始终没有离开他的脸。

　　他们婚后过得很好，她掌管他的票房，照料游乐场的内务，记帐，发工钱。

　　她那红润的脸蛋儿，可爱而天真、象在放光的笑容，时而在票房的小窗子里，时而在饮食部里，时而在后台闪现。

　　她已经常常对她的熟人说，世界上顶了不起的、顶重要、顶不能缺少的东西就是戏剧，只有在戏剧中，人才能获得真正的享受，才会变得有教养，变得仁慈。

　　“可是观众懂得这层道理吗？”她说，“他们只要看滑稽的草台戏！昨天晚场我们演出《小浮士德》，差不多全场的包厢都空着；要是万尼奇卡和我换演一出庸俗的戏剧，那您放心好了，剧院里倒会挤得满满的，明天万尼奇卡和我准备上演《俄耳浦斯在地狱》，请您过来看吧。”

　　凡是库金讲到戏剧和演员的话，她统统学说一遍，她也跟他一样看不起观众，因为他们无知，对艺术冷淡。

　　她参加彩排，纠正演员的动作，监视乐师的行为，遇到本城报纸上发表对剧团不满的评论，她就流泪，然后跑到报馆编辑部去疏通。

　　演员们喜欢她，叫她“万尼奇卡和我”，或者“宝贝儿”。

　　她怜惜他们，借给他们少量的钱，要是他们偶尔骗了她，她只是偷偷地流泪，可是不向丈夫诉苦。 冬天他们也过得很好。

　　整个一冬，他们租下本城的剧院演剧，只有短期间让出来，让给小俄罗斯剧团，或者魔术师，或者本地的业余爱好者上演。

　　奥莲卡发胖了，由于心满意足而容光焕发，库金却黄下去，瘦下去，抱怨亏损太大，其实那年冬天生意不错，每天夜里他都咳嗽，她就给他喝覆盆子花汁和菩提树花汁，用香水擦他的身体，拿软和的披巾包好他。

　　“你真是我的心上人！”她抚平他的头发，十分诚恳地说，“你真招我疼！” 到大斋节 ，他动身到莫斯科去请剧团。

　　他一走，她就睡不着觉，老是坐在窗前，瞧着星星，这时候她就把自己比做母鸡，公鸡不在窠里，母鸡也总是通宵睡不着，心不定。

　　库金在莫斯科耽搁下来，写信回来说到复活节才能回来，此外，他还在信上交代了几件有关“季沃里”的事。

　　可是到受难周前的星期一 ，夜深了，忽然传来令人惊恐不安的敲门声，不知道是谁在使劲捶那便门，就跟捶大桶似的——嘭嘭嘭！睡意蒙眬的厨娘光着脚啪嗒啪嗒地踩过水洼，跑去开门。

　　“劳驾，请开门！”有人在门外用低沉的男低音说。

　　“有一封你们家的电报！” 奥莲卡以前也接到过丈夫的电报，可是这回不知什么缘故，她简直吓呆了。

　　她用颤抖的手拆开电报，看见了如下的电文：伊凡·彼得罗维奇今日突然去世星期二应如河殡葬请吉示下。

　　电报上真是那么写的，如河殡葬，还有那个完全讲不通的字眼“吉”。电报上是歌剧团导演署的下款。

　　“我的亲人！”奥莲卡痛哭起来。

　　“万尼奇卡呀，我的爱人，我的亲人！为什么当初我要跟你相遇？为什么我要认识你，爱上你啊？你把你这可怜的奥莲卡，可怜的、不幸的人丢给谁哟？“

　　星期二他们把库金葬在莫斯科的瓦冈科沃墓地，星期三 奥莲卡回到家，一走进房门，就倒在床上，放声大哭，声音响得隔壁院子里和街上全听得见。

　　“宝贝儿！”街坊说，在自己胸前画十字，“亲爱的奥尔迦·谢敏诺芙娜，可怜，这么难过！”

　　三个月以后，有一天，奥莲卡做完弥撒走回家去，悲悲切切，十分哀伤。

　　凑巧她的邻居瓦西里·安德烈伊奇·普斯托瓦洛夫，也从教堂回家，跟她并排走着。

　　他是商人巴巴卡耶夫木材场的经理，他头戴草帽，身上穿着白坎肩，坎肩上系着金表链，那样儿与其说象商人，不如说象地主。

　　“万事都由天定，奥尔迦·谢敏诺芙娜，”他庄重地说，声音里含着同情的调子，“要是我们的亲人死了，那一定是上帝的旨意，遇到那种情形我们应当忍住悲痛，顺从命运才对。”

　　他把奥莲卡送到门口，和她告别，就往前走了，这以后，那一整天，她的耳朵里老是响着他那庄重的声音，她一闭眼就仿佛看到他那把黑胡子。

　　她很喜欢他，而且她明明也给他留下了好印象，因为过了不久，就有一位她不大熟悉的、上了岁数的太太到她家里来喝咖啡，刚刚在桌旁坐定，就立刻谈起普斯托瓦洛夫，说他是一个可靠的好人，随便哪个到了结婚年龄的姑娘都乐于嫁给他。

　　三天以后，普斯托瓦洛夫本人也亲自上门来拜访了，他没坐多久，不过十分钟光景，说的话也不多，可是奥莲卡已经爱上他了，而且爱得那么深，通宵都没睡着，浑身发热，好象害了热病，到第二天早晨就要人去请那位上了岁数的太太来。

　　婚事很快就讲定，随后举行了婚礼。 普斯托瓦洛夫和奥莲卡婚后过得很好。

　　通常，他吃午饭以前待在木材场里，饭后就出去接洽生意，于是奥莲卡就替他坐在办公室里，算帐，卖货，直到黄昏时候才走。

　　“如今木材一年年贵起来，一年要涨两成，”她对顾客和熟人说。

　　“求主怜恤我们吧，往常我们总是卖本地的木材，现在呢，瓦西奇卡只好每年到莫吉廖夫省去办木材了，运费好大呀！”

　　她接着说，现出害怕的神情，双手捂住脸，“好大的运费！”

　　她觉得自己仿佛已经做过很久很久的木材买卖，觉得生活中顶要紧、顶重大的东西就是木材。

　　什么“梁木”啦，“圆木”啦，“薄板”啦，“护墙板”啦，“箱子板”啦，“板条”啦，“木块”啦，“毛板”啦等等，在她听来，这些词儿包含着某种亲切动人的意味。

　　夜里睡觉的时候，她梦见薄板和木板堆积如山，长得没有尽头的一串大车载着木材出了城，驶往远处。

　　她还梦见一 大批十二俄尺长、五俄寸厚的原木竖起来，在木材场上开步走，于是原木、梁木、毛板，彼此相碰，发出干木头的嘭嘭声，一 会儿倒下去，一会儿又竖起来，互相重叠着。

　　奥莲卡在睡梦中叫起来，普斯托瓦洛夫就对她温柔地说：“奥莲卡，你怎么了，亲爱的？在胸前画十字吧。”

　　丈夫怎样想，她也就怎样想，要是他觉得房间里热，或者现在生意变得清淡，她就也那么想。

　　她丈夫不喜欢任何娱乐，遇到节日总是待在家里，她就也照那样做。

　　“你们老是待在家里或者办公室里，”熟人们说，“你们应当去看看戏才对，宝贝儿，要不然，就去看看杂技也好。”

　　“瓦西奇卡和我没有工夫上剧院去，”她郑重地回答说，“我们是干活儿的人，我们哪儿顾得上去看那些胡闹的玩意儿。看戏有什么好处呢？”

　　每到星期六 ，普斯托瓦洛夫和她总是去参加彻夜祈祷，遇到节日就去做晨祷。

　　他们从教堂出来，并排走回家去的时候，脸上总是现出感动的神情,他们俩周身都有一股好闻的香气，她的绸子连衣裙发出好听的沙沙声。

　　在家里，他们喝茶，吃奶油面包和各种果酱，然后又吃馅饼。

　　每天中午，在他们院子里和大门外的街道上，总有红甜菜汤、煎羊肉或者烤鸭子等等喷香的气味，遇到斋日就有鱼的气味，谁走过他们家的大门口，都不能不犯馋。

　　在办公室里，茶炊老是沸腾，他们招待顾客喝茶，吃面包圈。夫妇俩每个星期去洗一回澡，并肩走回家来，两个人都是满面红光。

　　“还不错，我们过得挺好，谢谢上帝，”奥莲卡常常对熟人说，“只求上帝让人人都能过着象瓦西奇卡和我这样的生活就好了。”

　　每逢普斯托瓦洛夫到莫吉廖夫省去采办木材，她总是十 分想念他，通宵睡不着觉，哭,有一个军队里的年轻兽医斯米尔宁租住在她家的厢房里，有时候傍晚来着她。

　　他来跟她谈天，打牌，这样就缓解了她的烦闷。特别有趣的是听他谈他自己的家庭生活,他结过婚，有一个儿子，可是他跟妻子分居，因为她对他变了心，现在他还恨她，每月汇给她四十卢布，作为儿子的生活费。

　　听到这些话，奥莲卡就叹气，摇头，替他难过。

　　“唉，求上帝保佑您，”在分手的时候，她对他说，举着蜡烛送他下楼。

　　“谢谢您来给我解闷儿，求上帝赐给您健康，圣母……”她学丈夫的样，神情总是十分端庄，稳重。

　　兽医已经走出楼下的门，她喊住他，说：“您要明白，符拉季米尔·普拉托内奇，您应当跟您的妻子和好。您至少应当看在儿子的份上原谅她！您放心，那小家伙心里一定都明白。”

　　等到普斯托瓦洛夫回来，她就把兽医和他那不幸的家庭生活低声讲给他听，两个人就叹气，摇头，谈到那男孩，说那孩子一定想念父亲。

　　后来，由于思想上某种奇特的联系，他们俩就在圣像前面跪下叩头，求上帝赐给他们儿女。

　　就这样，普斯托瓦洛夫夫妇在相亲相爱和融洽无间中平静安分地过了六年。

　　可是，唉，有一年冬天，瓦西里·安德烈伊奇在场思喝足热茶，没戴帽子就走出门去卖木材，得了感冒，病倒了。

　　她请来顶好的医生给他治病，可是病越来越重，过了四个月他就死了,奥莲卡又成了寡妇。

　　“你把我丢给谁啊，我的亲人？”她送丈夫下葬后，痛哭道。

　　“现在没有了你，我这个苦命的不幸的人怎么过得下去啊？好心的人们，可怜可怜我这个无依无靠的人吧……”她穿上黑色的丧服，缝上白丧章 ，不再戴帽子和手套了。

　　她不出大门，只是间或到教堂去或者到丈夫的坟上去，老是待在家里，跟修女一样。

　　直到六个月以后，她才去掉白丧章 ，打开百叶窗,有时候可以看见她早晨跟她的厨娘一块儿上市场去买菜，可是现在她在家里怎样生活，她家里的情形怎样，那就只能猜测了。

　　大家也真是在纷纷猜测，因为常看见她在自家的小花园里跟兽医一块儿喝茶，他对她念报上的新闻，又因为她在邮政局遇见一个熟识的女人，对那女人说：“我们城里缺乏兽医的正确监督，因此有了很多疾病,常常听说有些人因为喝牛奶得了病，或者从牛马身上染来了病, 实际上，对家畜的健康应该跟对人类的健康一样关心才对。“

　　她重述兽医的想法，现在她对一切事情的看法跟他一样了。

　　显然，要她不爱什么人，她就连一年也活不下去，她在她家的厢房里找到了新的幸福。

　　换了别人，这种行为就会受到指摘，不过对于奥莲卡却没有一个人会往坏处想，她生活里的一 切事情都可以得到谅解。

　　他们俩的关系所起的变化，她和兽医都没对外人讲，还极力隐瞒着,可是这还是不行，因为奥莲卡守不住秘密,每逢他屋里来了客人，军队里的同行，她就给他们斟茶，或者给他们张罗晚饭，谈牛瘟，谈家畜的结核病，谈本市的屠宰场。

　　他呢，忸怩不安，等到客人散掉，他就抓住她的手，生气地轻声说：“我早就要求过你别谈你不懂的事！我们兽医之间谈到我们本行的时候，你别插嘴。这真叫人不痛快！”

　　她惊讶而惶恐地瞧着他，问道： “可是，沃洛杰奇卡，那要我谈什么好呢？”

　　她眼睛里含着眼泪，搂住他，求他别生气,他们俩就都快活可是这幸福没有维持多久。

　　兽医随着军队开拔，从此不回来了，因为军队已经调到很远的地方去，大概是西伯利亚吧。于是剩下奥莲卡孤单单一个人了。

　　现在她简直是孤苦伶仃了,父亲早已去世，他的圈椅扔在阁楼上，布满灰尘，缺了一条腿。

　　她瘦了，丑了，人家在街上遇到她，已经不象往常那样瞧她，也不对她微笑了。

　　显然好岁月已经过去，落在后面。现在她得过一种新的生活，一种不熟悉的生活，关于那种生活还是不要去想的好。

　　傍晚，奥莲卡坐在门廊上，听“季沃里”的乐队奏乐，鞭炮劈劈啪啪地响，可是这已经不能在她心头引起任何反响了。

　　她漠然瞧着她的空院子，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盼望，然后等到黑夜降临，就上床睡觉，梦见她的空院子。

　　她固然也吃也喝，不过那好象是出于不得已似的, 顶顶糟糕的是，她什么见解都没有了,她看见她周围的事物，也明白周围发生了什么事情，可是对那些事物没法形成自己的看法，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没有任何见解，那是多么可怕呀！比方说，她看见一个瓶子，看见天在下雨，或者看见一个乡下人坐着大车走过，可是她说不出那瓶子、那雨、那乡下人为什么存在，有什么意义，哪怕拿一千卢布给她，她也什么都说不出来。

　　当初跟库金或普斯托瓦洛夫在一块儿，后来跟兽医在一块儿的时候，样样事情奥莲卡都能解释，随便什么事她都说得出自己的见解，可是现在，她的脑子里和她的心里，就跟那个院子一样空空洞洞。

　　生活变得又可怕又苦涩，仿佛嚼苦艾一 样, 渐渐地，这座城向四面八方扩张开来。茨冈居民区已经叫做大街，在“季沃里”游乐场和木材场的原址，已经造起了一座座新房子，出现了一条条巷子。

　　光阴跑得好快！奥莲卡的房子发黑，屋顶生锈，板棚歪斜，整个院子长满杂草和荆棘。

　　奥莲卡自己也老了，丑了。

　　夏天，她坐在走廊上，她心里跟以前一样又空洞又烦闷，充满苦味。冬天，她坐在窗前瞧着雪。

　　每当她闻到春天的清香，或者风送来教堂的玎眬钟声的时候，往事就会突然在她的脑海里涌现，她的心甜蜜地缩紧，眼泪扑簌簌地流下来，可是这也只有一分钟工夫，过后心里又是空空洞洞，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活着。

　　黑猫布雷斯卡依偎着她，柔声地咪咪叫，可是这种猫儿的温存不能打动奥莲卡的心。

　　她可不需要这个！她需要的是那种能够抓住她整个身心，整个灵魂、整个理性的爱，那种给她思想、给她生活方向、温暖她那日益衰老的心灵的爱。

　　她把黑猫从裙子上抖掉，心烦地对它说：“走开，走开！……用不着待在这儿！”

　　日子就照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过去了，没有一点欢乐，没有一点见解。

　　厨娘玛甫拉说什么，她就听什么。

　　七月里炎热的一天，将近傍晚，城里的牲口刚沿街赶过去，整个院里满是飞尘，象云雾一样，忽然有人来敲门了。

　　奥莲卡亲自去开门，睁眼一看，不由得呆住了，原来门外站着兽医斯米尔宁，头发已经斑白，穿着便服。

　　她忽然想起了一切，忍不住哭起来，把头偎在他的胸口，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她非常激动，竟没有注意到他们俩后来怎样走进房子，怎样坐下来喝茶。

　　“我的亲人！”她嘟哝着说，快活得发抖，“符拉季米尔·普拉托内奇！上帝从哪儿把你送来的？”

　　“我要在此地长住下来，”他说，“我已经退伍，离职后上这儿来试试运气，过一种安定的生活。况且，如今我的儿子应该上中学了,他长大了,您要知道，我已经跟妻子和好啦。”

　　“她在哪儿呢？”奥莲卡问。

　　“她跟儿子一起在旅馆里，我这是出来找房子的。”

　　“主啊，圣徒啊，就住到我的房子里来好了！这里还不能安个家吗？咦，主啊，我又不要你们出房钱，”

　　奥莲卡着急地说，又哭起来，“你们住在这儿，我搬到厢房里去住就行了,主啊，我好高兴！”

　　第二天，房顶就上漆，墙壁刷白粉，奥莲卡双手叉腰，在院子里走来走去发命令。

　　她的脸上现出旧日的笑容，她的全身充满活力，精神抖擞，仿佛睡了一大觉，刚刚醒来似的。

　　兽医的妻子到了，那是一个又瘦又丑的女人，头发剪得短短的，现出任性的神情。

　　她带着她的小男孩萨沙，他是一个十岁的小胖子，身材矮小得跟他的年龄不相称，生着亮晶晶的蓝眼睛，两腮各有一个酒窝。

　　孩子刚刚走进院子，就追那只猫，立刻传来了他那快活而欢畅的笑声。

　　“大妈，这是您的猫吗？”他问奥莲卡。

　　“等您的猫下了小猫，请您送给我们一只吧。妈妈特别怕耗子。”

　　奥莲卡跟他讲话，给他茶喝,她胸膛里的那颗心忽然温暖了，甜蜜蜜地收紧，仿佛这男孩是她亲生的儿子似的。

　　每逢傍晚，他在饭厅里坐下，温习功课，她就带着温情和怜悯瞧着他，喃喃地说：“我的宝贝儿，漂亮小伙子,我的小乖乖，长得这么白净，这么聪明。”

　　“‘四面被水围着的一部分陆地称为岛，’”他念道。

　　“四面被水围着的一部分陆地……”她学着说，在多年的沉默和思想空虚以后，这还是她第一回很有信心地说出她的意见。 现在她有自己的意见了,晚饭时候，她跟萨沙的爹娘谈天，说现在孩子们在中学里功课多难，不过古典教育也还是比实科教育强，因为中学毕业后，出路很广，想当医师也可以，想做工程师也可以。“

　　萨沙开始上中学。他母亲动身到哈尔科夫去看她妹妹，从此没有回来。

　　他父亲每天出门去给牲口看病，往往一连三天不住在家里。奥莲卡觉得萨沙完全没人管，在家里成了多余的人，会活活饿死。

　　她就让他搬到自己的厢房里去住，在那儿给他布置一个小房间。

　　一连六个月，萨沙跟她一块儿住在厢房里。

　　每天早晨奥莲卡到他的小房间里去，他睡得正香，手放在脸蛋底下，一点儿声息也没有。

　　她不忍心叫醒他。

　　“萨宪卡，”她难过地说，“起来吧，乖乖！该上学去啦。”

　　他就起床，穿好衣服，念完祷告，然后坐下来喝早茶,他喝下三杯茶，吃完两个大面包圈，外加半个法国奶油面包。

　　他还没有完全醒过来，因此情绪不佳。

　　“你还没背熟你那个寓言哪，萨宪卡，”奥莲卡说，瞧着他，仿佛要送他出远门似的，“我为你要操多少心啊。你得用功读书，乖乖。还得听老师的话才行。”

　　“嗨，请您别管我的事！”萨沙说。

　　然后他就出门顺大街上学去了,他身材矮小，却戴一顶大制帽，背一个书包。奥莲卡没一点声息地跟在他后面走。

　　“萨宪卡！”她叫道。

　　他回头看，她就拿一个海枣或者一块糖塞在他手里,他们拐弯，走进他学校所在的那条胡同，他害臊了，因为后面跟着一个又高又胖的女人。

　　他回过头来说：“您回家去吧，大妈。现在我可以一个人走到了。”

　　她就站住，瞧着他的背影，眼睛一眨也不眨，直到他走进校门口不见了为止。啊，她多么爱他！她往日的爱恋从没有象这一回那么深；她的母性的感情越燃越旺，以前她从没有象现在这样忘我地、无私地、欢乐地献出自己的心灵。

　　为这个头戴大制帽、脸蛋上有酒窝的旁人的男孩，她愿意交出她的整个生命，而且愿意含着温柔的眼泪愉快地交出来。

　　这是为什么？谁说得出来这是为什么呢？ 她把萨沙送到学校，就沉静地走回家去，心满意足，踏踏实实，满腔热爱。

　　她的脸在最近半年当中变得年轻了，带着笑容，喜气洋洋，遇见她的人瞧着她，都感到愉快，对她说：“您好，亲爱的奥尔迦·谢敏诺芙娜！您生活得怎样，宝贝儿？”

　　“如今在中学里念书可真难啊，”她在市场上说，“昨天一 年级的老师叫学生背熟一则寓言，翻译一篇拉丁文，还要做习题，这是闹着玩的吗？唉，小小的孩子怎么受得了？”

　　她开始讲到老师、功课、课本，她讲的正是萨沙讲过的话, 到两点多钟，他们一块儿吃午饭，傍晚一块儿温课，一块儿哭。

　　她安顿他上床睡下，久久地在他胸前画十字，小声祷告，然后她自己也上床睡觉，幻想遥远而朦胧的将来，那时候萨沙毕了业，做了医师或者工程师，有了自己的大房子，买了马和马车，结了婚，生了子女。

　　她睡着以后，还是想着这些，眼泪从她闭紧的眼睛里流下她的脸颊。那只黑猫躺在她身旁，叫着：“喵……喵……喵。”

　　忽然，响起了挺响的敲门声。奥莲卡醒了，害怕得透不出气来，她的心怦怦地跳。过半分钟，敲门声又响了。

　　“这一定是从哈尔科夫打来了电报，”她想，周身开始打抖，“萨沙的母亲要叫他上哈尔科夫去了。哎，主啊！”

　　她绝望了，她的头、手、脚全凉了，她觉得全世界再也没有比她更倒霉的人了,可是再过一分钟就传来了说话声：原来是兽医从俱乐部回家来了。

　　“唉，谢天谢地，”她想, 她心里的一块石头慢慢地落了下来，她又觉得轻松了。

　　她躺下去，想着萨沙，而萨沙在隔壁房间里睡得正香，偶尔在梦中说：“我揍你！滚开！别打人！”

　　（完）

　　（编辑：王怡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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