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第一次下乡

　　一 、受社会主义教育

　　我们初下乡，同伙一位老先生遥指着一个农村姑娘说：“瞧！她像不像蒙娜·丽莎？”

　　“像！真像！”

　　我们就称她“蒙娜·丽莎”。

　　打麦场上，一个三角窝棚旁边，有位高高瘦瘦的老者，撑着一支长竹竿，撅着一撮胡子，正仰头望天。另一位老先生说：

　　“瞧！堂吉诃德先生！”

　　“哈！可不是！”

　　我们就称他“堂吉诃德”。

　　那是一九五八年“拔白旗”后、“大跃进”时的十月下旬，我们一伙二十来人下乡去受社会主义教育，改造自我。可是老先生们还没脱下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眼镜，反而凭主观改造农村人物呢！

　　据说四十五岁以上的女同志免于下乡。我不敢相信，也不愿相信。眼看年轻同志们“老张”“小王”彼此好亲近，我却总是个尊而不亲的“老先生”，我也不能自安呀！

　　下乡当然是“自愿”的。我是真个自愿，不是打官腔；只是我的动机不纯正。我第一很好奇。想知道土屋茅舍里是怎样生活的。第二，还是好奇。听说，能不能和农民打成一片，是革命、不革命的分界线。我很想瞧瞧自己究竟革命不革命。

　　下乡当然有些困难。一家三口，女儿已下厂炼钢。我们夫妇要下乡自我锻炼，看家的“阿姨”偏又是不可靠的。默存下乡比我迟一个月，我不能亲自为他置备行装，放心不下。我又有点顾虑，怕自己体弱年老，不能适应下乡以后的集体生活。可是，解放以前，艰苦的日子也经过些，这类鸡毛蒜皮算不得什么。

　　十月下旬，我们一行老老少少约二十人，由正副两队长带领下乡。我很守规矩，行李只带本人能负担提携的，按照三个月的需要，尽量精选。长途汽车到站，把我们连同行李撇在路旁。我跟着较年轻的同伙，掮起铺盖卷，一手拿提包，一手拿网袋，奋勇追随；可是没走几步，就落在后面，拼命赶了一程，精疲力竭，只好停下。前面的人已经不见了，路旁守着行李的几位老先生和女同志也不见了。找不敢放下铺盖卷，怕不能再举上肩头。独立在田野里，大有“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之慨。幸喜面前只有一条路。我咬着牙一步步慢慢走，不多远就看见拐弯处有一所房屋，门口挂着“人民公社”的牌子，我那些同伙正在门口休息。我很不必急急忙忙，不自量力。后面几位老先生和女同志们，留一二人看守行李，他们大包小件扛着抬着慢慢搬运，渐渐地都齐集了。

　　那半天我们在公社休息，等候正副队长和公社干部商定如何安插我们。我们分成两队。一队驻在富庶的稻米之乡，由副队长带领；一队驻在贫瘠的山村，由正队长带领。我是分在山村的，连同队长共五男二女。男的都比我年长，女的比我小，可是比我懂事，我把她当姊姊看待。队长是一位谦虚谨慎的老党员。当晚我们在公社打开铺盖，胡乱休息一宵，第二天清晨，两队就分赴各自的村庄。“蒙娜·丽莎”和“堂吉诃德”就是我们一到山村所遇见的。

　　我们那村子很穷，没一个富农。村里有一条大街或通道，连着一片空场。公社办事处在大街中段，西尽头是天主教堂，当时作粮库用，东尽头是一眼深井，地很高，没有井栏，井口四周冻着厚厚的冰，村民大多在那儿取水。食堂在街以北，托儿所在街以南。沿村东边有一道没有水的沟，旁边多半是小土房。砖瓦盖的房子分布在村子各部。村北是陡峭的山，据说得乘了小驴儿才上得去。出村一二里是“长沟”，那儿有些食用品商店，还有一家饭馆。

　　那时候吃饭不要钱。每户人家虽各有粮柜，全是空的。各家大大小小的腌菜缸都集中在食堂院子里，缸里腌的只是些红的白的萝卜。墙脚下是大堆的生白薯，那是每餐的主食。

　　村里人家几乎全是一姓，大概是一个家族的繁衍，异姓的只三四家。

　　二、“过五关，斩六将”

　　我们早有心理准备，下乡得过几重关。我借用典故，称为“过五关，斩六将”。

　　第一关是“劳动关”。公社里煞费苦心，为我们这几个老弱无能的人安排了又不累、又不脏、又容易的活儿，叫我们砸玉米棒子。我们各备一条木棍，在打麦场上席地坐在一堆玉米棒子旁边，举棒拍打，把王米粒儿打得全脱落下来，然后扫成一堆，用席子盖上。和我们同在场上干活的都是些老大娘们，她们砸她们的，和我们也攀话谈笑。八点开始劳动，实际是八点半，十点就休息，称为“歇攀儿”，该歇十分钟，可是一歇往往半小时。“歇攀儿”的时候，大家就在场上坐着或站着或歪着，说说笑笑。再劳动不到一个多钟头又“歇攀儿”了！大家拿着家具——一根木棍，一只小板凳或一方垫子，各自回家等待吃饭。这些老大娘只赚最低的工分。

　　有时候我们推独轮车搬运地里的秫秸杂草。我们学会推车，把稳两手，分开两脚，脚跟使劲登登地走，把袜跟都踩破。我能把秫秸杂草堆得高过自己的脑袋，然后留心推车上坡，拐个弯，再推下坡，车不翻。

　　有一次叫我们捆草：把几茎长草捻成绳子，绕住一堆干草，把“绳子”两端不知怎么的一扭一塞，就捆好了。我不会一扭一塞。大都快黑了，我站在乱草堆里直发愁。可是生产队副队长（大家称为“大个儿”的）来了，他几下子就把满地乱草全捆得整整齐齐。

　　有几次我们用小洋刀切去萝卜的缨子并挖掉长芽的“根据地”，然后把萝卜搬运入窖。我们第一天下乡，就是干这个活。我们下乡干的全是轻活儿，看来“劳动关”，对我们是虚掩着的，一走就“过”，不必冲杀。

　　第二关是“居住关”。记得看过什么《清宫外史》，得知伺候皇上，每日要问：“进得好？出得好？歇得好？”“进”、“出”、“歇”在乡间是三道重关。“歇”原指睡眠，在我们就指“居住”；“进”和“出”就指下文的“饮食”和“方便”。

　　农民让出一个大炕，给五位老先生睡。后来天气转冷，村里腾出一间空房，由我们打扫了糊上白绵纸，买了煤，生上火，我们一伙就有了一个家。但我和女伴儿只是“打游击”。社里怕冻了我们，让我们睡在一位工人大嫂家。工人有钱买煤，她家睡的是暖炕。可是没几天，工人回家度假，党支部书记肖桂兰连夜帮我们搬走，在一间空屋里尘上扑鼻的冷炕上暂宿一宵，然后搬入公社缝纫室居住。缝纫室里有一张竹榻，还有一块放衣料什物的木板，宽三尺，长六七尺，高高架在墙顶高窗底下，离地约有二米。得登上竹榻，再蹬上个木桩子，攀援而上；躺下了当然不能翻身，得挨着墙一动不动，否则会滚下来。我的女伴说：“对不起，我不像你身体轻，我又睡得死，而且也爬不上；我只好睡下铺。”我想，假如她睡上铺，我准为她愁得彻夜不眠。所以，理所当然，我睡了上铺。反正我经常是半睡半醒地过夜。窗隙凉风拂面，倒很清新，比闷在工人大嫂家煤味、人味、孩子屎尿味的屋里舒服得多。每天清早，我能从窗里看到下面空场上生产队排队出发，高声唱着“社会主义好”。后不久，村里开办了托儿所。托儿所的教室里摆着一排排小桌子小凳子，前头有个大暖炕。我和女伴儿以及另单位的两个女同志同睡这个大炕。她们俩起得早，不及和我们见面就去劳动了。我每晨擂着拳头把女伴打醒，急急穿衣洗漱，一个个娃娃已站满炕前，目不转睛地瞪着我们看，我感到自己成了动物园里的猴子。同炕四人把铺盖卷上，沿墙安放。娃娃们都上炕游戏。一次，我女伴的铺盖卷儿给一个娃娃骑在上面撒了一大泡溺，幸亏没透入铺盖内部。四人睡这么一个大炕，够舒服的，尽管被褥有溺湿的危险。

　　第三关是“饮食关”。我们不属于生产队，吃饭得交钱。我们可以加入干部食堂，每日两餐，米饭、炒菜，还加一汤，如加入农民食堂，饭钱便宜些，一日三餐，早晚是稀的，中午是窝头白薯。我们愿意接近老乡们，也不惯吃两顿干饭，所以加入了农民食堂。老乡们都打了饭回家吃。我们和食堂工作人员在食堂吃。我们七人，正好一桌。早晚是玉米渣儿煮白薯块，我很欣赏那又稀又腻的粥。窝头也好吃，大锅煮的白薯更好吃。厨房里把又软又烂的自薯剥了皮，揉在玉米面里，做成的窝头特软。可是据说老乡们嫌“不经饱”。默存在昌黎乡间吃的是发霉的白薯干磨成的粉，掺合了玉米面做的窝头，味道带苦。相形之下，我们的饭食该说是很好了。厨师们因我喜爱他们做的饭食，常在开饭前拣出最软最甜的白薯，堆在灶台上，让我像贪嘴孩子似的站着尽量吃，我的女伴儿也同吃。可是几位老先生吃了白薯，肚里产生了大量气体，又是噫气，又是泄气。有一次，一位老先生泄的气足有一丈半长，还摇曳多姿，转出几个调子来。我和女伴儿走在背后，忍着不敢笑。后来我拣出带下乡的一瓶食母生，给他们“消气”。

　　我那时还不贪油腻。一次梦里，我推开一碟子两个荷包蛋，说“不要吃。”醒来告诉女伴，她直埋怨我不吃。早饭时告诉了同桌的老先生，他们也同声怪我不吃，恨不得叫我端出来放在桌上呢！我们吃了整一个月素食，另一单位的年轻同志淘沟，捉得一大面盆的小活鱼。厨房里居然烧成可口的干炙小鱼，也给我们开了荤。没料到猫鱼也成了时鲜美味。我们吃了一个月粗粝之食，想到大米白面，不胜向往。分在稻米之乡的那一队得知我们的馋劲，忙买些白米，烦房东做了米饭请我们去吃。我像猪八戒似的一丢一碗饭，连吃两碗，下饭只是一条罐头装的凤尾鱼（我们在“长沟”共买得二罐）和半块酱豆腐。我生平没吃过那么又香又软的白米饭。

　　以后，我们一伙都害了馋痨——除了队长，因为他不形于色，我不敢冤他。他很体察下情，每一二星期总带我们到长沟的饭馆去吃一顿豆浆油条当早饭。我有时直想吃个双份才饱，可是吃完一份，肚子也填得满满的了。我们曾买得一只大沙锅，放在老先生住的屋里当炊具，煮点心用。秋天收的干鲜果子都已上市，我们在长沟买些干枣和山楂，加上两小包配给卖的白糖，煮成酸甜儿的酪，各人拿出大大小小的杯子平均分配一份。队长很近人情，和大家同事。我的女伴出主意，买了核桃放在火上烧，烧糊了容易敲碎，核桃仁又香又脆，很好吃。反正什么都很好吃。每晚灯下，我们空谈好吃的东西，叫作“精神会餐”，又解馋，又解闷，“吃”得津津有味。“饮食关”该算是过了吧？

　　第四关是“方便关”。这个关，我认为比“饮食关”难过，因为不由自主。我们所里曾有个年轻同事，下了乡只“进”不“出”，结果出不来的从嘴里出来了。泻药用量不易掌握，轻了没用，重了很危险，因为可方便的地方不易得。沤“天然肥”的缸多半太满，上面搁的板子又薄又滑，登上去，大有跌进缸里的危险，令人“战战栗栗，汗不敢出”——汗都不敢出，何况比汗更重浊的呢！

　　有一次，食堂供绿豆粉做的面条。我捞了半碗，不知道那是很不易消化的东西，半夜阑肚子了。那时我睡在缝纫室的高铺上。我尽力绥靖，胃肠却不听调停。独自半夜出门，还得走半条街才是小学后门，那里才有“五谷轮回所”。我指望闹醒女伴，求她陪我。我穿好衣服由高处攀援而下，重重地踩在她铺上。她睡得正浓，一无知觉。我不忍叫醒她，硬着头皮，大着胆子，带个手电悄悄出去。我摸索到通往大厅的腰门，推一推文风不动，打开手电一看，上面锁着一把大锁呢。只听得旁边屋里杂乱的鼾声，吓得我一溜烟顺着走廊直往远处跑，经过一个院子，转进去有个大圆洞门，进去又是个院子，微弱的星光月光下，只见落叶满地，阒无人迹。我想到了学习猫咪，摸索得一片碎瓦，权当爪子，刨了个坑。然后我掩上土，铺平落叶。我再次攀援上床，竟没有闹醒一个人。这个关也算过了吧？

　　第五关是“卫生关”。有两员大将把门：一是“清洁卫生”，二是“保健卫生”。清洁卫生容易克服，保健卫生却不易制胜。

　　清洁离不开水。我们那山村地高井深，打了水还得往回挑。我记得五位老先生搬离第一次借居的老乡家，队长带领我们把他家水缸打满，院子扫净。我们每人带个热水瓶，最初问厨房讨一瓶开水。后来自家生火，我和女伴凑现成，每晚各带走一瓶，连喝带用。除了早晚，不常洗手，更不洗脸。我的手背比手心干净些，饭后用舌头迢净嘴角，用手背来回一抹，就算洗脸。我们整两个月没洗澡。我和女伴承老先生们照应，每两星期为我们烧些热水，让我们洗头发，洗换衬衣。我们大伙罩衣上的斑斑点点，都在开会时“干洗”——就是搓搓刮刮，能下的就算洗掉。这套“肮脏经”，说来也怪羞人的，做到却也是逐点熬炼出来。

　　要不顾卫生，不理会传染疾病，那就很难做到，除非没有知识、不知提防。食堂里有个害肺痨的，嗓子都哑了。街上也曾见过一个烂掉鼻子的。我们吃饭得用公共碗筷，心上嫌恶，只好买一大瓣蒜，大家狠命吃生蒜。好在人人都吃，谁也不嫌谁臭，压根儿闻不到蒜臭了。有一次，我和女伴同去访问一家有两个重肺病的女人。主人用细瓷茶杯，沏上好茶待客。我假装喝茶，分几次把茶泼掉。我的女伴全喝了。她可说是过了关，我却只能算是夹带过去的。

　　所谓“过五关、斩六将”，其实算不得“过关斩将”。可是我从此颇有自豪感，对没有这番经验的还大有优越感。

　　三、形形色色的人

　　我在农村安顿下来。第一件事，就是认识了一个个老大爷、老大妈、小伙子、大姑娘、小姑娘，他们不复是抽象的“农民阶级”。他们个个不同，就像“知识分子”一样的个个不同。

　　一位大妈见了我们说：“真要感谢毛主席他老人家！没有毛主席，你们会到我们这种地方来吗！”我仔细看看她的脸。她是不是在打官腔呀？

　　缝纫室里有个花言巧语的大妈。她对我说：

　　“呀！我开头以为文工团来了呢！我看你拿着把小洋刀挖萝卜，直心疼你。我说：瞧那小眉毛儿！瞧那小嘴儿！年轻时候准是个大美人儿呢！我说：我们多说说你们好话，让你们早点儿回去。”她是个地道的“劳动惩罚论”者。

　　有个装模作样的王嫂，她是村上的异姓，好像人缘并不好。听说她是中农，原先夫妇俩干活很欢，成立了公社就专会磨洋工，专爱嘀嘀咕咕。她抱怨秫秸秆儿还没分发到户，嚷嚷说：“你们能用冷水洗手，我可不惯冷水洗手！”我是惯用冷水洗手的，没料到农村妇女竟那么娇。

　　我们分队下乡之前，曾在区人民公社胡乱住过一宵。我们清出一间屋子，搬掉了大堆大堆的农民公费医疗证。因为领导人认为这事难行，农民谁个不带三分病，有了公费医疗，大家不干活，尽去瞧病了。这件事空许过愿，又取消了。我们入村后第一次开会，就是通知目前还不行公费医疗。我们下乡的一伙都受到嘱咐，注意农民的反映，向上汇报。可是开会时群众哑默悄静，一个个呆着脸不吭一声。我一次中午在打麦场上靠着窝棚打盹儿，我女伴不在旁。有个苍白脸的中年妇女来坐在我旁边，我们就闲聊攀话。她自说是寡妇，有个十六岁的儿子。她说话斯文得出会意外。她叹息说：“朝令夕改的！”（她指公费医疗吧？）“我对孩子说，你可别傻，什么‘深翻三尺’！你翻得一身大汗，风一吹，还不病了！病了你可怎么办？”我不知该怎么回答。我的女伴正向场上跑来，那苍白脸的寡妇立即抽身走了。

　　有一位大妈，说的话很像我们所谓“怪话”。她大谈“人民公社好”，她说：

　　“反正就是好哙！你说这把茶壶是你的，好，你就拿去。你说这条板凳是你的，好，你就搬走。你现在不搬呢，好，我就给你看着呗。”

　　没人驳斥他，也没人附和。我无从知道别人对这话的意见。

　　有个三十来岁的大嫂请我到她家去。她悄悄地说：“咳，家里来了客，要摊张饼请请人也不能够。”她家的糊窗纸都破了，破纸在风里瑟瑟作响。她家只有水缸里的水是满的。

　　有个老大妈初次见我，一手伸入我袖管，攒着我的手，一手在我脸上摩挲。十几天后又遇见我，又照样摩挲着我的脸，笑着惋叹说：“来了没十多天吧？已经没原先那么光了。”我不知她是“没心没肺”，还是很有心眼儿。

　　我们所见的“堂吉诃德”并非老者。他理发顺带剃掉胡子，原来是个三四十岁的青壮年，一点不像什么堂吉诃德。厨房里有亲兄弟俩和他相貌有相似处，大概和他是叔伯兄弟。那亲兄弟俩都是高高瘦瘦的，眉目很清秀，一个管厨房，一个管食堂。我上食堂往往比别人早。一次我看见管食堂的一手按着个碟子，一手拿着个瓶子在碟子上很轻巧地一转。我问他“干什么呢？”他很得意，变戏法似的把手一抬，拿出一碟子白菜心。他说：“淋上些香油，给你们换换口味。”这显然是专给我们一桌吃的。我很感激，觉得他不仅是孝顺的厨子，还有点慈母行径呢。

　　食堂左右都是比较高大的瓦房，大概原先是他家的房子。一次，他指着院子里圈着的几头大猪，低声对我说：“这原先都是我们家的。”

　　“现在呢？”

　　他仍是低声：“归公社了——她们妯娌俩当饲养员。”

　　这是他对我说的“悄悄话”吧？我没说什么。我了解他的心情。

　　食堂邻近的大妈请我们去看她养的小猪。母猪小猪就养在堂屋里，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母猪和一窝小猪都干净，黑亮黑亮的毛，没一点垢污。母猪一躺下，一群猪仔子就直奔妈妈怀里，享受各自的一份口粮。大妈说。猪仔子从小就占定自己的“饭碗儿”，从不更换。我才知道猪可以很干净，而且是很聪明的家畜。

　　大妈的脸是圆圆的，个儿是胖胖的。我忽然想到她准是食堂里那个清秀老头儿的老婆，也立即想到一个赶车的矮胖小伙子准是他们的儿子。考试一下，果然不错。我忙不迭地把新发现报告同伙。以后我经常发现谁是谁的谁：这是伯伯，这是叔叔，这是婶子，这是大妈，这是姐姐，这是远房的妹妹等等。有位老先生笑我是“包打听”，其实我并未“打听”，不过发现而已。发现了他们之间的亲属关系，好像对他们就认识得更着实。

　　“蒙娜·丽莎”的爸爸，和管厨房、食堂的两兄弟大概是贫穷的远房兄弟。他家住两间小土屋。“蒙娜·丽莎”的真名，和村上另几个年龄相近的大姑娘不排行。她面貌并不像什么“蒙娜·丽莎”。她梳一条长辫子，穿一件红红绿绿的花布棉袄，干活儿的时候脱去棉袄，只穿一件单布褂子，村上的大姑娘都这样。她的爸爸比较矮小，伛着背老是干咳嗽。据他告诉我：一次“毛主席派来的学生”派住他家，他把暖炕让给学生，自己睡在靠边的冷炕上，从此得了这个咳嗽病。我把带下乡的鱼肝油丸全送了他，可是我怕他营养不良，那两瓶丸药起不了多大作用。他的老伴儿已经去世，大儿子新近应兵役入伍了，家里还有个美丽的小女儿叫“大芝子”，“蒙娜·丽莎”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她很坚决地声明：“我不聘，我要等哥哥回来。”她那位带病的父亲告诉我：他当初苦苦思念儿子，直放心不下；后来他到部队去探亲一次，受到军官们热情招待，又看到儿子在部队的生活，也心上完全踏实了。

　　“大芝子”才八岁左右，比她姐姐长得姣好，皮肤白嫩，双眼皮，眼睛大而亮，眼珠子乌黑乌黑。一次她摔一大跤，脑门子上破了个相当大的窟窿，又是泥，又是血。我见了很着急，也心疼，忙找出我带下乡的医药品，给她洗伤、敷药，包上纱布。我才知道他们家连一块裹伤的破布条儿都没有。“蒙娜·丽莎”对我说：“不怕的，我们家孩子是摔跌惯了的，皮肉破了肿都不肿，一下子就长好。”大芝子的伤处果然很快就长好了，没留下疤痕。我后来发现，农村的孩子或大人，受了伤都愈合得快，而且不易感染。也许因为农村的空气特别清新，我国农民的血液是最健康的。

　　我有一次碰到个纤眉修目的小姑娘，很甜净可爱。她不过六七岁。我问她名字，她说叫“小芝子”。我拉着她们手问她是谁家的孩子。

　　“我是我们家的孩子。”

　　“你爸爸叫什么呀？”

　　“我管我爸爸叫爸爸。”

　　“你哥哥叫什么呢？”

　　“我管我哥哥叫哥哥。”

　　我这个“包打听”，认真“打听”也打听不出她是谁来，只能料想她和“大芝子”是排行。

　　大批萝卜急需入窖的时候，我们分在稻米之乡的分队也请来帮忙了。萝卜刚出土，带着一层泥，我们冻僵的手指沾了泥更觉寒冷。那个分队里一个较年轻的同伙瞧我和老乡们比较熟，建议我去向他们借只脸盆，讨一盆水洗洗手，我撞见个老大爷，就问他借脸盆洗手。他不慌不忙，开了锁，带我进屋去。原来是一间宽敞的瓦房，有各很大的炕，房里的家具都整齐。他拿出一只簇新的白底子红花的鼓墩式大脸盆，给我舀了半盆凉水。我正要端出门，他说：“你自己先洗洗”，一面就为我兑上热水。我把冻手握在热水里，好舒服！他又拿出一块雪白的香皂，一条雪白的毛巾，都不是全新，可也不像家常天天使用的。我怕弄脏了他的香皂，只摸了两下；又怕擦脏了他的毛巾，乘他为我泼水，把没洗干净的湿手偷偷儿在自己罩衣上抹个半干，才象征性地使用了毛巾。主人又给舀了半盆冷水，让我端给大伙儿洗。他是怕那面盆大，水多了我端不动，或一路上泼泼洒洒吧？十几双泥手洗那半盆水，我直为泼掉的那大半盆热水可惜，只是没敢说。大家洗完了我送还面盆，盆底尽是泥沙。

　　村民房屋的质量和大小，大约标识着上一代的贫富；当前的贫富全看家里的劳动力。副队长“大个儿”家里劳动力多，生活就富裕，老乡们对他都很服帖。正队长家是新盖的清凉瓦屋，而且是楼房。老乡们对那座楼房指指点点，好像对这位队长并不喜欢；说到他，语气还带些轻鄙。他提倡节制生育，以身作则，自己做了绝育手术。村里人称他是“劁了的”。我不懂什么“劁”，我女伴忙拉拉我的衣襟不让我问，过后才讲给我听。我只在大会上听过他做报告，平时从不见面。大跃进后期，我们得了一个新任务：向村民讲解《农村十条》。生产队长却迟迟不传达。关于政策多少年不变以及自留地等问题，村民不放心，私下向我们打听，听了还不敢相信。我很惊奇，怎么生产队长迟迟不传达中央的文件，他是否怕有损自己的威信。

　　党支部书记肖桂兰是一位勤劳不懈的女同志，才三十七岁，小我十岁呢，已生了四个孩子，显得很苍老，两条大长辫子是枯黄色的。她又要带头劳动，又要做动员报告，又要开会，又要传达，管着不知多少事。她苦于不识字。她说，所有的事都得装在脑袋里。我和女伴儿的居住问题，当然也装在她的脑袋里。我们每次搬个住处，总是她及时想到，还亲自帮着我们搬。我女伴的铺盖很大，她自己不会打；我力气小，使足了劲也捆不紧。如果搬得匆忙，我连自己的小铺盖也捆不上了。肖桂兰看我们搬不动两个铺盖，干脆把一个大的掮在肩上，一个小的夹在腋下，在前领路，健步如飞。我拿着些小件东西跟在后面还直怕赶不上，心上又是感激，又是惭愧。肖桂兰直爽真挚，很可爱。她讲自己小时候曾贩卖布匹等必需品给解放军，经常把钱塞在炕洞里。一次客来，她烧热了炕，忘了藏着的钱；等她想到，纸币已烧成灰。她老实承认自己“阶级意识”不强，镇压地主时她吓得发抖，直往远处躲，看都不敢看。当了支书，日夜忙碌，自己笑说：“我图个啥呀？”她正是荧屏上表扬的“默默奉献”者。她大约“默默奉献”了整一辈子，没受过表扬。

　　村上还有个“挂过彩”的退伍军人。他姓李，和村上人也不是同姓。我忘了他的名字，也不记得他是否有个官衔。他生活最受照顾，地位也最高。他老伴儿很和气，我曾几次到过他家。这位军人如果会吹吹牛，准可以当英雄。可是他像小孩儿一样天真朴质，问他过去的事，得用“逼供信”法，“挤牙膏”般挤出一点两点。诱得巧妙，他也会谈得眉飞色舞。他常挨我的“逼供信”，和我是相当好的朋友。我离开那个村子一年后，曾寄他一张贺年片。他却回了我一封长信，向我“汇报”村上的情况。尤其可感的是他本人不会写信，特地央人代写的。

　　村里最“得其所哉”的是“傻子”。他食肠大，一顿要吃满满一面盆的食。好在吃饭不要钱，他的食量不成问题。他专管掏粪，不嫌脏，不嫌累，干完活儿倒头大睡。他是村里最心满意足的人。

　　最不乐意的大约是一个疯婆子。村上那条大街上有一处旁边有口干井，原先是菜窖。那老大娘不慎跌下干井，伤了腿。我看见她蓬头垢面，踞坐地上，用双手拿着两块木头代脚走路。两手挪前一尺，身子也挪前一尺。她怪费力地向前挪动，一面哭喊叫骂。过路的人只作不闻不见。我问：“她骂谁？”人家不答，只说她是疯子。我听来她是在骂领守，不知骂哪一位，还是“海骂”。骂的话我不能全懂，只知道她骂得很臭很毒。她天天早上哭骂着过街一趟，不知她往哪里去，也不知她家在哪里。

　　四、桩桩件件的事

　　有一天，我们分组到村里访病问苦，也连带串门儿。我们撞到了疯婆子家里。一间破屋，一个破炕，炕头上坐着个脸黄皮皱的老大妈，正是那“疯婆子”。我原先有点害怕，懦怯地近前去和她招呼。她很友好，请我们坐，一点不儿像疯子。我坐在炕沿上和她攀话，她就打开了话匣子。她的话我听不大懂，只知是连篇的“苦经”。我问起她的伤腿，她就解开裤腿，给我着伤疤。同组的两位老先生没肯坐，见那“疯婆子”解裤腿，慌忙逃出门去。我怕一人落单，忙着一面抚慰，一面帮她系上裤腿，急急辞出。我埋怨那两位老先生撇了我逃跑，他们只鬼头鬼脑地笑，说是怕她还要解衣解带。

　　下午我要求和女伴儿同组，又访问了几家。我们俩看望生肺病的女人就是那天。后来我们跑到僻远地区，听到个妇女负痛呼号。我很紧张。我的女伴说，没准儿是假装的。我们到了她家，病人停止了呼号勉强招待我们。她说自己是发胃病。我们没多坐，辞出不久又听到她那惨痛的叫号。我的女伴断定她是不愿出勤，装病。可是我听了那声音，坚信是真的。到底什么病，也许她自己都不知道。

　　我们又看望了一个患风湿病的小伙子。有一次大暑天淘井，他一身大汗跳下井去，寒气一逼，得了这个病，浑身关节疼痛，唯有虎骨酒能治。虎骨酒很贵。他攒了钱叫家人进城买得一瓶，将到家，不知怎么的把瓶子砸了，酒都流了。他说到这瓶砸掉的酒，还直心疼。但他毫无怨意，只默默忍受。我以后每见虎骨酒，还直想到他。

　　我们顺便串门儿，看望了不常到的几个人家，村上很少小伙子，壮健的多半进城当工人了。有个理发师不肯留在乡间，一心要进城去。但村上理发的只他一个，很赚钱，我们几位老先生都请他理发。那天他的老伴儿不在家，我们看见墙上挂的镜框里有很多她的小照片，很美，也很时髦，一张照上一套新装。我估计这对夫妇不久就要离村进城的。

　　有些老大妈爱谈东家长、西家短：谁家有个“破鞋”，谁家有个“倒踏门”的女婿，谁家九十岁的公公溺了炕说是“猫儿溺的”，谁家捉奸仇杀，门外小胡同里流满了血。我听了最惊心的是某家复壁里窝藏了一名地主（本村没有地主，想必是村上人的亲戚）。初解放，家家户户经常调换房屋：住这家的忽然调往那家，住那家的忽又调到这家。复壁里的人不知房子里已换了人家，早起上厕所，就给捉住了。

　　村里开办幼儿园，我们一伙七人是赞助者。我们大家资助些钱，在北京买了一批玩具和小儿书；队长命我做“友好使者”向村公社送礼。我不会说话，老先生们教了我一套。我记得村里还举行了一个小小的典礼接受礼物，表示感谢。村里的大妈起初都不愿把孩子“圈起来”，宁可让孩子自由自在地“野”。曾招待我和女伴同炕睡觉的工人大嫂就表示过这种意见。可是幼儿园的伙食好，入园的孩子渐渐多起来。工人大嫂家的二娃子后来也入幼儿园了。我问她吃了什么好早饭，她说吃了“苟儿勾”（豆儿粥），我听了很馋。

　　扫盲也是我们的一项工作。“蒙娜·丽莎”等一群大姑娘都做出拿苕帚扫地的姿势，笑说：“又要来扫我们了！”她们说：“干活儿我们不怕，就怕‘扫’我们。干了一天活儿，坐下直瞌睡，就是认不进字去！”我曾亲身经历，领会到体力、脑力井不分家，同属于一个身体；耗尽体力，脑力也没有多余了。

　　我女伴儿和我得到一项特殊任务：专为党支书肖桂兰扫盲。因为她常说：“我若能把事情一项项写下来，不用全装在脑袋里，该多轻松啊！”可是她听到“扫盲”，就和村里的大姑娘们一样着急说：“又来扫咱们了！”她当然没工夫随班上课。我们的队长让我和女伴儿自动找她，随她什么时候方便，就“送货上门”式教她。我们已跟她说好，可是每到她家，总扑个空，我怀疑她是躲我们。

　　不知谁的主意，提倡“诗画上墙”。我们那个贫穷的山村，连可以题诗作画的白墙也没有几堵。我们把较为平整的黄土墙也刷白了利用。可是诗和画总不能都由外来受教育的知识分子一手包办啊。我们从本村的小学校里要了些男女学生的作文，虽有错别字，而且多半不完整，意思却还明白。我们把可用的作文变成“诗”，也就是“顺口溜”，署上作者的名字。每首“诗”都配上一幅“画”，有些墙上剩留些似画非画的图痕，我们添补成“画”，再配上一首“诗”。我们一队七个老人，没一人能画。村上有一个能画的小伙子，却又不是闲着没事的，只能乘他有空，请来画几笔。我和女伴儿掇一条长板凳，站在上面，大胆老面皮一同挥笔画了一棵果实累累的大树，表示“丰收”。村里人端洋着说：“不赖。”这就是很好的鼓励了。天气严寒，捧着砚台、颜色缸的手都冻僵了，可是我们穿街走巷，见一堵平整的墙，就题诗作画，墙上琳琅满目，村子立即成了个“诗画村”。有一幅“送公粮”的画，大约出于那位能画的小伙子之手，我们配上了诗，却捏造不出作者的名字，就借用了一位村干部的大名。我们告诉了那位干部，并指点他看了“诗”、“画”和署名。他喜得满面欢笑，宛如小儿得饼。我才知道不仅文人好名，老农也一个样儿。村里的小学校长命学生把墙上的“诗”抄在红红绿绿的纸上，贴在学校门口，算是他们那学校的成绩。我们有几位老先生认为那是“剽窃”。就算是“剽窃”，不也名正言顺吗！墙上都明写着作者的大名呢！有的村里汇集了几个村的“诗”，印成小册子。上面的顺口溜竟是千篇一律，都是什么“心里亮堂堂”呀，“卫星飞上天”之类。我自己编造的时候，觉得纯出“本店自造”，竞不知是抄袭了人——或者竟是别的村子抄袭了我们？不过这阵风不久就刮过了。

　　我们串门儿的时候，曾见到有几家的条桌上摆着一只钟，罩在玻璃罩下。可是一般人家都没有钟表。如要开会，说明八点开，至早要等到九点或九点半，甚至十点。有一次是在一个较远的礼堂开一个什么报告会。我们准时到会，从七点半直等到近十一点，又累又急又无聊又饿。不记得那次的会是否开成，还是草草走过场的；我怀疑这是否相当于“怠工”的“怠会”。一般学习会在食堂附近开，老乡们在一个多小时里陆续到齐，发言倒也踊跃。老大妈老大爷一个个高声嚷：“我说说！”说的全是正确的话，像小学生上课回答教师他学到了什么。如果以为他们的发言反映他们的意见，那就错了。他们不过表示：“你教的我明白了”。他们很简单地重复了教导他们的话，不把这句话做成花团锦簇的文章，也不参加自己的什么意见。“怪话”我只听到上文提起的那一次。也许是我“过敏”，觉得语气“不大对头”。我回京谈体会时，如实报道了那几句话，谁也没听出什么“怪话”，只说我下乡对农民有了感情，学他们的话也腔吻毕肖。我常怀疑，我们是否把农民估计得太简单了？

　　村子附近的山里出黏土，经火一烧，变得很坚硬，和一般泥土烧成的东西不同。黏土值钱，是村民增加收入的大财源。我们曾去参观他们挖掘。肖桂兰带着一群小伙子和大姑娘铲的铲，挖的挖，装在大筐里，背着倒在小车上堆聚一处。我们六个老人（我们的队长好像是有事到北京去了）象征性地帮着搬了几团泥块。这是挂过彩的那位退伍军人请我们去的。他还要款待我们吃饭，我们赶紧饿着肚子溜回自己的食堂。

　　我们还打算为这个山村写一部村史。可是挂过彩的军人和肖桂兰都是务实派，不善空谈。我的任务是“诱供”，另有几人专司记录。我一心设法哄他们谈过去的事，因此记不得他们谈了些什么。反正“村史”没有写成。

　　阳历元旦村里过节，虽然不是春节，村里也要演个戏热闹一番。我才知道这么个小小荒村里，也人才济济。嗓子好、扮相好的姑娘多得很。我才了解古代无道君王下乡选美确有道理。

　　五、整队回京

　　我们原定下乡三个月，后来减缩成两个月。

　　阳历年底，村上开始过节。我们不好意思分享老乡们过节的饭食，所以买了两只鸡。两瓶酒送给厨房。我又一次做送礼的“友好使者”，向他们致谢意。那个村子出厨师，专给人家办酒席。他们平时“英雄无用武之地”，这回厨房宰了猪，又加上两只鸡，就做出不少拿手好菜，有的竟是我们从未吃过的。例如把正方形的五花肉，转着切成薄薄的一长条，卷上仍是正方形，炖得稀烂，人口消融。我们连日吃白面馒头和花卷，都是难得的细粮，我们理应回避。这或许也是促成我们早归的原因吧？因为再过一个月就是春节了。

　　我们回京之前，得各自总结收获，互提意见。意见多半是芝麻绿豆，例如说我不懂民间语言等等，我不甚在意，听完就忘了。但有一句话是我最得意的：队长评语中说我能和老乡们“打成一片”。一位党外的“马列主义老先生”不以为然，说我不过是“婆婆妈妈”而已，并未能与农民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打成一片。他的话也许完全正确。我理论水平低，不会和他理论。但是队长并未取消他的评语。我还是心服有修养的老党员，不爱听“马列老先生”的宏论。我觉得自己和农民之间，没什么打不通的；如果我生在他们村里，我就是他们中间的一个。我下乡前的好奇心，就这样“自以为是”、“自得其乐”地算是满足了。

　　下乡两个月，大体说来很快活，唯有一个阴影：那就是与家人离散，经常牵心挂肚。我同炕有个相貌端好的女伴，偶逢旁边没别人，她就和我说“悄悄话”。第一次的“悄悄话”是她对我说的。她凑近我低声问：

　　“你想不想你的老头儿？”

　　我说：“想。你想不想你的老头儿？”

　　她说：“想啊！”

　　两人相对傻笑；先是自嘲的笑，转而为无可奈何的苦笑。我们眼睛里交换了无限同情。以后，见面彼此笑笑，也成安慰。她是我同炕之友，虽然我们说“悄悄话”的机会不多。

　　默存留在家里的时候，三天来一信，两天来一信，字小行密，总有两三张纸。同伙唯我信多，都取笑我。我贴身衬衣上有两只口袋，丝绵背心上又有两只，每袋至多能容纳四五封信（都是去了信封的，而且只能插入大半，露出小半）。我攒不到二十封信，肚子上左边右边尽是硬邦邦的信，虽未形成大肚皮，弯腰很不方便，信纸不肯弯曲，稀里哗啦地响，还有掉出来的危险。其实这些信谁都读得，既不肉麻，政治上也绝无见不得人的话。可是我经过几次运动，多少有点神经病，觉得文字往往像解放前广告上的“百灵机”，“有意想不到之效力”；一旦发生了这种效力，白纸黑字，百口莫辩。因此我只敢揣在贴身的衣袋里。衣袋里实在装不下了，我只好抽出信藏在提包里。我身上是轻了，心上却重了，结果只好硬硬心肠，信攒多了，就付之一火。我记得曾在缝纫室的泥地上当着女伴烧过两三次。这是默存一辈子写得最好的情书。用他自己的话：“以离思而论，行者每不如居者之笃”，“惆怅独归，其‘情’更凄戚于踽凉长往也”。用他翻译洋人的话：“离别之惆怅乃专为居者而设”，“此间百凡如故，我仍留而君已去耳。行行生别离，去者不如留者神伤之甚也。”（见《谈艺录》541页）他到了昌黎天天捣粪，仍偷空写信，而嘱我不必回信。我常后悔焚毁了那许多宝贵的信。唯一的安慰是：“过得了月半，过不了三十”，即使全璧归家，又怎逃得过丙丁大劫。况且那许多信又不比《曾文正公家书》之类，旨在示范同世，垂训后人，那是专写给我一个人看的。罢了，让火神菩萨为我收藏着吧。

　　村里和我友情较深的是“蒙娜·丽莎”和她的爸爸。我和女伴同去辞行。“蒙娜·丽莎”搀着大芝子送一程，又一程，末了她附着大芝子的耳朵说了一句话，大芝子学舌说：“想着我们哪！”我至今想着他们，还连带想到一个不知谁家的小芝子。

　　总结完毕，我们山村的小队和稻米之乡的小队一起结队回北京，我和许多同伙挤在一个拖厢里。我们不能像沙丁鱼伸直了身子平躺，站着也不能直立，因为车顶太低，屈的不能伸腰，因为挤得太紧。我坐在一条长凳尽头，身上压满了同伴的大包小包，两腿渐渐发麻，先是像针戳，后来感觉全无，好像两条腿都没有了。全伙挤上车不是容易，好半天曲屈着也不易忍耐，黄昏时分，我们终于安抵北京。我们乖乖地受了一番教育，毕业回家了。

　　一九九一年四月

　　（选自《杨绛全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

　　（编辑：王怡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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