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总统学领导——白宫实习生的领导力课程（2）

作者：（美）查尔斯·加西亚

    汤姆意识到了自己工作狂的性格已经严重地影响了生活，可是他却不知道怎样才能找回生活的方向。这些年来，他一直仅仅把自我价值建立在事业发展和职位高低上。可是，1989年的某一天，这个基础也动摇了。尽管当年《洛杉矶时报》在收入、发行量和利润上都创下历史最高纪录，拥有时代镜报公司的家族却希望淡化《洛杉矶时报》的自由主义色彩，其结果之一就是要求汤姆开除社论版的主编托尼·戴。汤姆拒绝了这个要求，却直接导致自己被解雇。这是他职业生涯中的第一次“失败”，他彻底被击垮了。

    “从出版人的位置上被赶下来之后，我深信不疑地认为自己彻底失败了，觉得自己毫无价值，整个人陷入了很深的抑郁之中。那个感觉就像脚下的井盖突然打开，自己一头栽了进去，飞快地向下坠落，掉到最深最暗的井底，怎么望都见不到一点阳光。”汤姆这样说道，“妻子埃德温娜是第一个试着要拉我出来的人，她把我带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医疗中心看心理医生。”

    心理医生诊断说汤姆呈现出慢性抑郁症的很多常见症状：感到绝望，没有价值，与他人隔离，以受害者自居。他早上不愿意起床，其他时候宁愿独自呆在光线昏暗的房间里。他很容易对妻子发怒，缺乏性欲。医生给他开了一系列的抗抑郁药，包括锂和百忧解。服过药后的汤姆简直成了行尸走肉，对一切都漠不关心，并且还产生了轻生的念头。“我脑子里想，如果家里没了我这么一个成天暴怒、动不动就出口伤人的倒霉男人，埃德温娜和两个孩子没准会活得更好，我死了对他们应该是好事。”汤姆说，“可是，我没有选择自杀，因为这么做会让远在佐治亚的八十岁的老母亲崩溃的。我是她唯一的孩子，是她一生最大的骄傲。她认为我是世界上最好的儿子。”

    家人、朋友和同事都来到了汤姆的身边，给他支持和鼓励。此外，不断有人给他提供各种新的工作机会，要是在以前，汤姆肯定立刻开始行动起来了。唐·格雷厄姆及其母亲凯瑟琳·格雷厄姆和《纽约时报》的出版人庞驰·苏兹伯格为汤姆提供了一个机会，让他去做《国际先驱导报》的出版人。莱德骑士报业集团（KnightRidder）的主席阿尔瓦·查普曼，总裁吉姆·拜藤和副主席李·希尔斯也为他提供了好几份工作，其中包括《费城问询报》（Philadelphia Inquirer）出版人一职。汤姆的朋友乔·奥尔布里顿则建议他到自己的媒体和金融公司任领导职位。虽然汤姆并没有马上走下病床，但是他逐渐注意到周围的人对他的关怀和友爱。“把我从悬崖边拉回来的是这样一个信念：或许我可以挣脱抑郁症的魔爪，找到一条生路逃出去。哪怕在最糟糕的日子里，我也这么想。人们给我提供了这么多工作机会，让我相信自己在职业圈里仍是受人尊重的。”汤姆说。“后来，1990年8月，特德·特纳让我担任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总裁。我十分激动，运营CNN这样的全球新闻网是多么好的机会啊，而且工作的地点是在我的家乡佐治亚，再想到终于可以离开时代镜报公司了，我就答应了特德的请求。”

    汤姆重新找回了对生活的希望，并请艾莫瑞大学医学院精神科主任查尔斯·尼摩洛夫医生帮助自己。尼摩洛夫医生给汤姆开了一种叫做文拉法辛的药，它帮助汤姆找回了原来的自己，被汤姆称为“神药”。“现在，我的抑郁症有时仍会发作，但是无论是强度还是持续时间都比20世纪80年代末减轻了很多。”汤姆说，“我不介意公开讨论我的病情，因为我想让大家知道，哪怕是极度抑郁的人只要能找到正确的专业帮助，也能走出抑郁。抑郁症是一种病，而非什么不可以公开讨论的变态问题。我们应该更努力地对抗这种令人痛苦的病症，我要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汤姆说，如果他在事业发展初期就能有今天这样的对生活的认识，很多事情的结果会全然不同。“我会平衡工作和娱乐，会尽力做个好父亲，像现在对我的孙子一样好好对我的孩子，起码现在我自认是个不错的外祖父。我会给妻子埃德温娜更多的爱，用更多的时间来放声大笑，尽情享受办公室以外的美好生活。我会做一个生活中的各个方面都更加平衡的人，而不再是过去那个死气沉沉的工作狂了。”

    总而言之，汤姆希望像白宫实习生计划创始人之一约翰·加德纳那样生活。

    在我认识的所有卓越的领导人中，加德纳最懂得在工作和生活之间保持平衡，为很多人做出了典范。在白宫实习的时候，别人告诉我，加德纳在事业上取得了巨大成就————数届总统的顾问、内阁秘书、作家、某公民游说组织的创立者等等，可是他却全然不是那种每周工作六七天、天天加夜班的工作狂。恰恰相反，他每个工作日下午都会在一个恰当的时刻下班回家陪伴家人。虽然他下班时通常都会带一个装满文件的公文包，可是他家里的办公桌却放在全家最热闹的位置，让熙熙攘攘的家庭生活伴随着他工作。

    “他故意把桌子放在这样一个地方，家里人来来去去、吵吵嚷嚷，以及其他所有杂七杂八的家庭琐事他都能有份。家里的黄金规则是绝对不许关门，这对我们很好。”加德纳的女儿弗朗西斯卡说，“在他最后的日子里……我问过他这个问题，他的回答很有意思。他说：‘我告诉大家不关房门，因为这样我就可以听到孩子们的声音。如果实在必要的时候我就把门掩上一会儿，但是仍会让自己停留在家庭生活的氛围之中。我了解家里每个人的想法，因为我们之间的联结是如此紧密。家庭生活才是无价的。’”

    约翰·加德纳就任卫生、教育和福利部长时，霍瓦德·内莫洛夫斯基（1965——1966届白宫实习生）是第一个为他工作的白宫实习生。内莫洛夫斯基说，加德纳投入了很多精力在家庭生活上，也花费了很多时间与朋友交往，结下许多终生挚友，同时他还在事业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对自己仕途的发展几乎没有什么兴趣，当然，他取得的成就已经非比寻常了。” 内莫洛夫斯基说，“其他那些获得了内阁职位的人或许会说：‘我的下一个事业目标是什么啊？谁来给我画一幅肖像让后人记住我啊’。加德纳从来没有考虑过这样的问题。1966年，他带我旁听总统的国情咨文。在乘车前往国会大厦的路上，他告诉我，肯尼迪总统曾经请他担任国际事务助理国务卿。可是他拒绝了这项光荣的任命，因为不想离开自己的家人，也不想离开卡内基公司的工作。他认为以后还会有许多机会做有价值的事，不必牺牲他与家人在一起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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