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演讲：文化的比较与交流

2018-04-05 09:14 编辑：薛小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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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从这次活动的主办方那里，得知你们离开韩国前，看了根据我的小说改编的电影《红高粱》，并阅读了韩国作家朴趾源的著作《热河日记》。我没读过《热河日记》，但我猜想这应该是一本有趣的书，因为我读过一些类似的著作。这些作者的身份多半是探险家、传教士、旅游者或外交人员。他们在回国之后，回忆记录他们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和亲身经历。这样的书，会让我这样的中国读者，获得一种宝贵的阅读经验，因为这样的书有一个独特的视角：那就是外国人眼里的中国。这样的书，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但并不完全可靠。因为，作者的主观臆想，有时会遮蔽历史的真相。我想，也许有一天，我会读到《热河日记》。我想我会从中看到那个时代的中国宫廷和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场景，看到一个韩国人对中国社会的判断。

　　我虽然没有看过这本书，但我从你们的翻译金小姐那里大概地知道了这本书的中心观点是：只有依靠经济力量的支持才能解决伦理和道德方面的问题。或者说，经济的发展，势必会对社会的伦理和道德产生巨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也正是中国人在历经西方列强的多年压迫和侵略之后觉悟到的一个重大问题。我想，这次活动的举办者将这本书推荐给各位同学，让你们在进行中国之旅前阅读，是富有深意的。

　　我之所以把这本我未曾读过的书作为我今天演讲的重点，是想阐明下面几个问题：

　　一，只有比较，才能鉴别。

　　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自己所熟悉的环境里，一切都是司空见惯。就像中国古代大诗人苏轼的一首诗里所描述的那样：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我想，朴趾源先生之所以能在二百多年前提出放在今天依然具有现实意义的真知灼见，就在于他跳出了朝鲜这个他熟悉的环境，来到了他不熟悉的中国。在漫长的旅途中，在辛苦的工作中，他耳闻目睹了中国社会的诸多现实，接触了形形色色的中国人，获得了大量的新鲜经验。他在对中国的事物做出判断前，首先就要把中国的事物和朝鲜的事物进行比较、鉴别，然后得出进步或落后，文明或愚昧的价值判断。如果没有比较，判断就无从做出。

　　二，只有交流，才能进步。

　　纵观人类历史，也正是一部各个国家的文化交流的历史。经济和贸易的往来，其实也是广义的文化交流。世界上没有纯粹的经济贸易，所有的经贸活动，其实都有政治与文化的意义。不久前，有一艘在海上航行一年之久的瑞典帆船，扬着洁白的风帆，抵达了广州港。这是二百六十年前的一场旧梦重现。这艘船的真实模型是二百六十年前沉没在瑞典海域的哥德堡号。当时，这艘船上满载着大清国的货物，丝绸、瓷器。丝绸上刺绣着美丽的花鸟鱼虫，瓷器上绘制着精美的图案，这些既是日常生活用品，也是中国文化的结晶。韩国和中国是近邻，两国之间的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在这样长期的交往中，两国人民彼此学习、相互影响、共同进步。

　　这就涉及到了一个重大的问题：如何在经济一体化的世界格局中，继承和保存各个国家、民族的文化独特性？

　　不久前，我获得了日本福冈市政府颁发的亚洲文化大奖。韩国的考古学家金元龙先生、语言学家李基文先生、民俗学家任东权先生也分别于1992年、1998年、2005年获得过这个奖项。与这些先生相比，我取得的成绩的确是微不足道。我之所以提到这个奖项，是因为这个奖项的设立，表现了对世界文化趋同化的一种高度警惕。该奖表彰的对象是那些为亚洲独特多样文化的保存和创造做出了极大贡献，并以其国际性、普遍性、群众性、独创性向全世界揭示了亚洲文化意义的个人和团体（尽管我达不到这样的标准，但并不妨碍我们就这个问题展开讨论）。

　　首先，我们要充分认识到，亚洲的文化是独特的，这个独特，是相对亚洲之外的其他国家和地区而言。独特，是比较之后得出的结论。

　　第二，我们要认识到亚洲文化本身又是一个多样性的整体。无论是从语言、文学、美术、音乐、服装、饮食、建筑等诸多方面来说，亚洲文化本身就是一个千姿百态、令人眼花缭乱的存在。韩国姑娘穿着美丽的韩服，日本姑娘穿着典雅的和服，中国姑娘穿着高贵的旗袍。饮食方面，我们忘不了韩国的泡菜，很怀念日本的生鱼片，更忘不了中国的种种大餐。即便是在中国菜里，又分成了粤菜、川菜、上海菜、杭州菜、淮扬菜等诸多的菜系。

　　这样的例子俯拾皆是，不胜枚举。但从整体上看，我们又可以明显地看到，相对于其他洲，亚洲文化，尤其是我们东北亚文化，又表现出一种特有的共性。这共性到底体现在哪些方面？我觉得它仿佛是空气，处处在，但又难以把握。它渗透在我们文化和艺术的深层，形成了一种鲜明的东方情调。保存亚洲文化的独特性，就是保存这样宝贵的“东方情调”。

　　但保存绝不是停滞，保存是创造发展中的保存，保存并不是封闭。我理解，要使亚洲文化的独特性和多样性得到保存，必须要将亚洲文化置于世界文化的整体中，广泛地吸收和学习，大胆地借鉴和创新。也就是说，亚洲文化，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亚洲文化，既要向别的文化学习，也要为别的文化提供学习和借鉴的样板。最终的目的，就是要构成一个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统一的人类文化的百花园。

　　我知道，你们都看了《红高粱》这部电影。《红高粱》应该是一部具有鲜明的中国风格的电影，它的特殊性表现在诸多的方面。譬如，这里边有中国特殊的社会和历史背景，有中国的植物红高粱，有中国人的特殊的服装，有中国人独特的酿酒和饮酒方式，有中国人在那个特殊时代里的爱情方式，有中国人特殊的婚嫁方式。但它同时又具备了能使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受到心灵震撼和审美愉悦的普遍性元素。这也就是说，好的艺术作品，除了具有鲜明的地区性和民族性之外，还必须具有艺术的共性。这种共性的基础就是人的基本情感。这也是韩国的电影和电视能够成为一股汹涌的“韩流”，感动了成千上万中国人的根本原因。

　　我想，在当今这种通讯日益便利、交通快速便捷、信息共享的全球化时代，我们应该建立一种大文化观。这个大文化观，应该以全球为参照体系来比较、观照自己所在的地区和国家的文化。我们应该放开胸怀，包容和接受外来的东西，让外来的东西，变成我们的营养。最终的目的是要创造出一种继承了我们自己历史和民族传统的崭新的文化。人类社会的最根本的目的，并不是要保存旧的东西，而是要创造新的东西。但新的东西，是在旧的东西的基础上生长出来的。旧的东西得不到保护和继承，新的东西就失去了生长的母本。文化交流的根本目的是学习，学习的根本目的是创造而不是照搬。我感到韩国、日本和中国都是善于学习的国家，西方文化曾经对东方的变革发生过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我们并没有照搬西方经验，更没有克隆西方文化，我们都是在本国文化的基础上，创造了各自的独特的新的文化。

　　我是一个小说作者，我考虑得最多的问题是把什么样的故事写成小说和如何把这些故事写成小说，简单地说是“写什么”和“怎样写”的问题。要我回答超出了小说范围的问题，的确觉得力不从心。我看了你们这次活动的主办者大山集团的负责人送给我的有关材料，我看到这些文件里提到了许多东亚地区的复杂尖锐的问题，这些问题有的是领土问题，有的是历史问题，有的是政治问题，也有一些是学术问题。这些问题，我想，应该由各国的政治家根据大多数人民的意愿，根据东亚地区人民的普遍意愿，用对话协商的和平方式来解决。我想，东北亚地区人民最大的共同心愿是希望和平。只有在一个和平的环境里，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才有保障；也只有在和平的环境里，才有可能创造繁荣的文化。至于学术问题，应该展开争论，用历史事实说话，用资料说话，也就是说，应该用科学的态度，而不是用政治的态度，来解决学术问题。

　　各国人民之间，尤其是各国青年之间的交流，是亚洲也是世界和平的重要保障。韩国大山集团在促进和平交流方面，一直在做着积极的努力，2005年，我参加了他们主办的第二届首尔世界文学论坛，论坛的主题是“文学与世界和平”。我在一次即席发言中说道，文学虽然不能使美军从伊拉克撤退，也不能使以色列和黎巴嫩停火，但文学却能使博爱的精神缓慢生长。人类虽然面临困境，但爱的光芒，就像茫茫大海中的灯塔一样指引着我们前进的方向。

　　（编辑：郑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