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里的记忆

那个年代，小城市里经常有一些怪人，有地方叫这样的人为“好人”，就是脑袋不太灵光的人。

有一个男人，每天在街头扫大街，挥舞着大扫帚，把大街扫得尘土飞扬。扫完大街，他就站在路边宣讲政治路线、方针政策，都是结合当时最新政治形式和最新精神的。他手舞足蹈，四面环顾，声音宏亮，有时还高唱当时最流行的时代歌曲，一首接一首地唱，有时又站在十字路口大声地指挥交通，成为十字路口最吸引人的一道风景。冬天他到澡堂子里洗澡，因为水热，一池人不敢贸然下去，看见他到了，有人就撺掇他说，你不怕热，你先下，你先下。他嘴里说着，不热，不热，扑通一声就跳下去了。众人心一紧，都吓坏了，怕烫坏了他，谁也担不起那个责任。可是眼见着他龇牙咧嘴又站起来了，身上烫得像个大红虾，嘴里还抖抖索索、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不，不，不热，不热，嘿嘿，嘿嘿。

有一次我到澡堂洗澡，洗完后和一个熟人边喝热茶边叙话，不知怎么说起了那个外号叫扫地王的男人，熟人就对我说，你写写他呗，绝对有市场。那时刚兴起商业大潮，人人都想尽办法做生意、挣钱，地摊上也有许多类似的杂志，听邮政报刊亭的人说，这一类杂志都卖得不错，作者稿费也挺高。于是，我就以扫地王为蓝本，虚构了个短篇小说，投到杂志上发表了。

小说发表的时候，我调动工作，到另一个城市的一家文学杂志做编辑去了。突然有一天，有个人给我打电话，说他要告我。那时候除了商品大潮刚刚兴起外，什么都刚刚兴起，连起诉别人都刚刚兴起，成为潮流。我听了很奇怪，我又没做什么违法的事，你要告我什么？他说，我要告你侵权，侮辱人格。我说你是谁？我又不认得你，我侮辱你什么人格？他说，你不认得我，我认得你，我在市政府办公室见过你。我调到这家杂志工作之前，的确曾经在那个城市的市政府办公室工作过。我说，可是我并不认得你，我怎么会侮辱你？他说，你侮辱俺爸了。我说，你爸是谁？他说俺爸是×××。我想了想，说，我也不认得你爸。他说，你写的小说，你还想抵赖。我说，我写的什么小说？他说，你写的《扫地王大传》，侮辱俺爸的人格，邮局都卖疯了，你还想抵赖。

我听明白了，可是这事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因为当时一方面社会潮流要求小说要有好看的故事，要出人意料，要写成好看的小说，大众喜爱的小说；另一方面，我从来没想过那位外号叫扫地王的男人，还会有尊严、有人格，还会有家庭、有老婆、有孩子，好像像他那样的人是自然而然不配有家庭、有老婆、有孩子似的。我那时候血气方刚，不愿意认输。我在电话里对他说，我那是写的小说。他提高嗓门说，小说也不能侮辱人。我说，小说是虚构的你知道不知道！他说，俺不管那个。我也提高嗓门说，那你想怎么办？！他说，你认个错就行了。我说，怎么认错？他说，你给俺写个赔礼信。我说，我要不写呢。他说，你不认错俺就到法院告你去！我说，那你就去告吧。

这事好像就了结了，后来很长时间都没有动静，我还以为他知难而退了，大老远跑到省城来告状并不是容易的事。可是过了多少个月之后，突然有一天接到法院通知，说有人告我侵权，约定时间要我到法院去一下。到了法院，果然是电话里说的那个事，那个儿子也在，他虽然长得普普通通，却也与平常的年轻人没有两样，说一口淮北话，说话也都客气，并不那么暴跳如雷。如此这般，双方陈述一遍，法院开始对双方分别做调解工作，跟我说这又不是什么大事，对人家来说主要就是个名誉问题，在报纸中缝简单做个道歉，象征性地赔几个钱，事情就解决了，毕竟人家名誉受到损害了。跟那个儿子说，人家那是小说，虽然有原型，但大部分都是虚构的，都不是事实，也没有必要非得对号入座。事情终于这样了结了。

三四十年后，乡村、山区和城市里，这样的人，这样的事，越来越鲜见了。一方面，可能因为我暴露在街头的时间减少了太多，见到这类人物和事件的机会也相应降低；另一方面，人们收入增加，生活水平提高，医疗卫生条件转好，许多疾病可以先期预防，出现“好人”的可能性也就不多了。

现在，我也不再会写这样的题材、不再会对这样的题材有大兴趣了，即便写这样的题材，我也绝不会只追求它的故事性和可看性了。现在想到那篇小说，内心总有一种自责浮上心头。表面看起来，我们写的只是一种惹人发笑的材料，但我们可能从未预想到，笑料的背后还有那样一个健康的家庭，还有那样一个健康正常的儿子。谁都希望自己有一个端庄的、体面的、英雄的祖先。如果我们没有一个英雄的祖先，我们是无奈的，甚至是无助的。我们或可指望有一个英雄的儿子，那是我们的希望。但我们并不希望儿孙们因为我们自己的不堪而遭受无辜的欺辱。我们每个人的一生里，可能多多少少，或前前后后，总会遇到那么一点不自在的事情。当我们有意无意嘲笑别人的同时，当我们有意无意拿别人开涮的同时，我们其实也是在嘲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