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毙十与天罡”--琐谈周作人》

　　二十年前。

　　那时候,我是济南“第一师范”的一个初级学生。学校负责人王祝晨先生,是一个自由主义的教育家,我们的学校,也就成了新思想的发源地。同学们自己办了“书报介绍社”,里边的图书就是拿到目前的市场上,还有被“没收”的可能。许多新杂志,几乎是人各一份,而周作人办的《语丝》,是我们黑夜里的明星,给我们以反抗的动力与勇气。那时候,整个北方在军阀的淫威下,刺刀就是真理。济南,是张宗昌的势力中心,天天看到抱着“大令”的巡逻队,皮鞋鞳鞳作响,刀光冷亮,直提个人头!天天看到杀人,天天有命令向我们学校当局要人,而甚至包围了房子。

　　反动激起了反反动,全校的同学几乎全成了革命党——国民党,共产党。我们进入工厂,走向街头。压力虽重,但我们觉得一点也不孤单,周作人的《语丝》,是支持我们战斗的力量之一。

　　教育厅长是个老翰林,招生的国文题目,等于八股的科场取士。我写了一封信投到《语丝》社去,当然是讥嘲与惯怒的报导。开头四个字是 “岂明先生”。

　　不久,那个信在《语丝》发表了出来,周作人还复了一个信,一并刊出,他加了一个题目: 《毙十与天罡》。意思是说,军阀现时得意,好似拿了 “天罡”牌,而我们小民百姓,却吃了 “毙十”。这是正面文章,反过来说,就是等到“小民百姓” 拿到 “天罡” 时候的话……以下便不言而喻了。

　　读到了这个回信,我很高兴。一则是抒了愤懑,再则觉得我们有了领导作战的大将,还怕什么呢? 的确,那时候的《语丝》是反军阀、反封建的重要阵地。你听:

　　“呜呼三月一十八,

　　北京杀人乱如麻……”

　　大声呼唤。

　　勇敢反抗

　　周作人——一位众人眼中的伟大战士。

　　周作人从广大的中国,缩进了 “苦雨斋”,由讲战斗,讲学术,一变而“谈龙”,“谈虎”; 由 “浮爆凌厉” 而升华冲淡,而“看云” ,而 “听谈鬼” ,“学画蛇” 了。

　　“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 。不要读他的五十自寿诗,单看《人间世》上那一张照片,就叫人恍然若在古荒的庙中,碰到了一个和尚。

　　为何今在家?——古庙太清苦。

　　身在人世之间,享世俗之福; 心在俗世之外,免得尘俗纷扰。

　　这是彻底的自私,彻底的个人主义。

　　由此而进,文化战士——汉奸,这是不足怪的。

　　时代推倒旧的,也捧出新的。

　　你拿的是“天罡”呢,还是“毙十”?

　　今天我们试问周作人。

　　(1946年8月10日《文汇报·笔会》第25期)

　　赏析 周作人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位复杂人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卓有贡献,被公认为着名的散文家、文学翻译家;而在抗日战争时期叛国投敌,堕落成国民共讨的汉奸文人。《毙十与天罡》充分肯定了周作人前期的进步活动,又尖锐揭露出他后来媚外事敌的可耻行径。文风犀利,正气凛然,爱憎分明,褒贬恰当,颇能启人深思。

　　作者以其亲身经历的具体事实来写周作人由进步到反动的巨大变化。周作人早期在倡导文学革命、反对北洋军阀、抨击封建道德、张扬个性解放的斗争中,起过积极作用,做了很多有益于社会的事情。但作者抛开别的不谈,只写自己经历过的而又最能说明问题的典型事例,绘声绘色,形象宛然。作者还在济南第一师范读书时就接受了新思想,投入反军阀、反封建的学生运动,因而被反动势力列入“过激党”的黑名单。他感到苦闷、压抑,便投书《语丝》,控诉军阀张宗昌的倒行逆施。担任《语丝》编辑的周作人立即给以公开支持,使学生们觉得“有了领导作战的大将”。待到后来,周作人一步步走向反面,也是作者亲眼所见、亲耳所闻。文章——写来,言之凿凿有据,讽之句句在理,显得格外真实可信、亲切可感,具有很强的雄辩力和说服力。

　　采用对比手法,是这篇杂文的另一写作特点。文章写出了新思想与旧思想的对比:一方面是自由主义教育家王祝晨与进步学生热爱新文化、寻找新思想;另一方面是教育厅长老翰林等鼓吹尊孔读经、推行封建教育——新与旧界线清晰。文章又写了革命与反动的对比:革命师生追求真理、反抗黑暗;封建军阀则镇压学生、屠杀人民。然而,“反动激起了反反动”——革命势力与反动势力壁垒森然。文章还写了周作人作为“文化战士”与文化“汉奸”的对比:他始而参加主办进步文化刊物《语丝》,支持学生运动,抗议军阀凶残; 继而“缩进了‘苦雨斋’”,“一变而‘谈龙’,‘谈虎’”了,直至最后附逆,成为民族罪人——善与恶泾谓分明。过去他拿“毙十与天罡”来讥讽黑暗势力;后来他屈膝投敌,变成了自己先前与之斗争的黑暗势力。作者以他嘲弄敌人的话反过来挖苦他,可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恰如其分,入木三分。由于对比手法的巧妙运用,作者的抑扬褒贬与爱憎感情表达得异常鲜明突出。而且,相反相成,互为映衬,更使读者对是非一目了然,因而有所借镜,知所趋避,收到了杂文讽世警人的社会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