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回眸——杨绛先生:我们仨,再无生离和死别
2018-07-08 09:30 编辑:况凡旋
据人民日报李舫、发改委周南等多方消息,著名文学家、翻译家杨绛先生于2016年5月25日凌晨逝世,终年105岁。
杨绛2012年7月摄于三里河寓所
杨绛先生是著名作家钱锺书的夫人,本名杨季康,生于1911年7月17日,1932年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1935—1938年留学英法,回国后曾在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清华大学任教。1949年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主要作品有剧本《称心如意》、《弄假成真》,长篇小说《洗澡》。“文革”后主要的散文创作成果是《干校六记》,记述作者1969年底到1972年春在河南“五七干校”中的生活经历。随笔集《将饮茶》也写到了“文革”期间的遭遇,但更有价值的,是回忆亲人往事的部分。另出版有《杨绛译文集》。
《洗澡之后》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杨绛最后一部作品,曾获2014中国好书,已销售近20万。而《杨绛传》的作者罗银胜透露,《杨绛传》将在本月内推出修订版,由新华文轩出版,新版《杨绛传》增加了很多杨绛戏剧作品的内容赏析和评传,删去了原来版本在表述上的瑕疵。
据了解,杨绛生前居住在北京三里河一个属于国务院的宿舍小区,杨绛的家是几百户中唯一一家没有封闭阳台、也没有室内装修的寓所。自1977年一家人搬进来,她就再没离开过。独女钱瑗和丈夫钱锺书离世后,她一直闭门深居,如今“我们仨,再无生离与死别”。
杨绛的父亲,民国大律师杨荫杭
杨绛童年照
名门闺秀:一星期不读书,一星期都白活
杨绛祖籍江苏无锡,1911年7月17日出生在北京一位开明的知识分子家中,未满百日,便随父母南下,移居上海。少年时代,杨绛在上海读书。从小就学习好,但最淘气顽皮,曾因为上课说话被罚站示众,却因不服两人说话只罚一人而大哭到下课。在苏州东吴大学求学时,杨绛是班上的“笔杆子”,中英文俱佳。
杨绛的父亲杨荫杭学养深厚,早年留日,后成为江浙闻名的大律师,做过浙江省高等审判厅厅长。辛亥革命前夕,杨荫杭于美国留学归来,到北京一所法政学校教书。1911年7月17日,杨绛在北京出生,取名季康,小名阿季。
杨绛排行老四,在姐妹中个头最矮,爱猫的父亲笑说:“猫以矮脚短身者为良。”杨绛八岁回无锡、上海读小学,12岁,进入苏州振华女中。
在父亲的引导下,她开始迷恋书里的世界,中英文的都拿来啃,读书迅速成为她最大的爱好。一次父亲问她:“阿季,三天不让你看书,你怎么样?”她说:“不好过。”“一星期不让你看呢?”她答:“一星期都白活了。”
1928年,杨绛17岁,她一心要报考清华大学外文系。清华招收女生,但南方没有名额,杨绛只得转投苏州东吴大学。求学时老师给杨绛的批语是“仙童好静”,在英才济济的东吴大学,她很快就奠定了自己才女的地位:中英文俱佳的杨绛是班上的“笔杆子”,东吴大学1928年英文级史、1929年中文级史,都由她“操刀”。她还喜欢音乐,能弹月琴,善吹箫,工昆曲。大学期间,自修法文,拜一位比利时的夫人为师,学了一口后来清华教授梁宗岱称赞不已的法语。费孝通与杨绛在中学和大学都同班,有男生追求杨绛,费孝通便对他们说:“你们‘追’她,得走我的门路。”
钱锺书杨绛在牛津
1938年在回国的轮船上
最贤的妻:为了爱情,甘做钱家“灶下婢”
1932年初,东吴大学因学潮停课,开学无期。杨绛东吴大学政治学系毕业在即,不能坐等,就想到燕京大学借读,借读手续由她的同学孙令衔请费孝通帮忙办理。2月下旬,杨绛等5人北上。路上走了3天,到北平已是2月27日晚。他们发现火车站上有个人探头探脑,原来是费孝通,他已是第3次来接站,前两次都扑空。入学考试结束后,杨绛便急着到清华大学去看望老朋友,同伴孙令衔也要去清华看望表兄。这位表兄不是别人,正是钱锺书。
杨绛初见钱锺书,只见他身着青布大褂,脚踏毛底布鞋,戴一副老式眼镜,浑身儒雅气质,“蔚然而深秀”。而杨绛更有一番神韵。她个头不高,但面容白皙清秀,身材窈窕,性格温婉和蔼,人又聪明大方。匆匆一见,甚至没说一句话,彼此竟相互难忘。
然而,孙令衔莫名其妙地告诉钱锺书,说杨绛有男朋友,又跟杨绛说,他表兄已订婚。钱锺书写信给杨绛,约她相会。见面后,钱锺书开口第一句话就是:“我没有订婚。”杨绛说:“我也没有男朋友。”从此他们开始了书信往来。
一天,费孝通来清华大学找杨绛“吵架”。费孝通认为他更有资格做杨绛的男朋友,因为他们已做了多年的朋友。费孝通此前曾问杨绛:“我们做个朋友可以吗?”杨绛说:“朋友,可以。但朋友是目的,不是过渡;换句话说,你不是我的男朋友,我不是你的女朋友。”这回,杨绛的态度还是没变:“若要照你现在的说法,我们不妨绝交。”费孝通很失望也很无奈,只得接受现实,跟杨绛做普通朋友。
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 我娶了她几十年,从未后悔娶她。1935年7月13日,钱锺书与杨绛在苏州庙堂巷杨府举行了结婚仪式。多年后,杨绛在文中幽默地回忆道:
“(《围城》里)结婚穿黑色礼服、白硬领圈给汗水浸得又黄又软的那位新郎,不是别人,正是锺书自己。因为我们结婚的黄道吉日是一年里最热的日子。我们的结婚照上,新人、伴娘、提花篮的女孩子、提纱的男孩子,一个个都像刚被警察拿获的扒手。”
随后,钱锺书考取了中英庚款留学奖学金,杨绛毫不犹豫中断清华学业,陪丈夫远赴英法游学。满腹经纶的大才子在生活上却出奇地笨手笨脚,学习之余,杨绛几乎揽下生活里的一切杂事,做饭制衣,翻墙爬窗,无所不能。
杨绛在牛津“坐月子”时,钱锺书在家不时闯“祸”。台灯弄坏了,“不要紧”;墨水染了桌布,“不要紧”;颧骨生疔了,“不要紧”事后确都一一妙手解难,杨绛的“不要紧”伴随了钱锺书的一生。“绝无仅有地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最才的女,最贤的妻”,这是钱钟书曾写给杨绛的“赠语”。
钱的母亲感慨这位儿媳,“笔杆摇得,锅铲握得,在家什么粗活都干,真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入水能游,出水能跳,锺书痴人痴福。”
钱锺书夫妇摄于1962年,当年杨绛开始翻译《堂吉诃德》。
杨绛反映“政治生活”的代表作:散文集《干校六记》和小说《洗澡》
共克时艰,被学部誉为“模范夫妻”
新中国成立了,杨绛一家安心地等待祖国的解放,然而想不到的是,当他们终于走过了列强凌辱的艰辛年代,看到了新中国的曙光,胜利的喜悦还没来得及细细品味,阴云却已悄悄遮住天空。“三反五反”、“下放干校”等政治运动相继袭来,这对中国的知识分子又是一次身心的考验。这一时期的所见所闻也必然铸就成杨绛心中难以磨灭的情思。
“三反”运动期间,杨绛因讲课涉及恋爱等人性主题而被学生控诉,之后便是大会小会自我批评,不但要遭受各种无理的辱骂,还要默默忍受,没有丝毫辩驳的机会。这时的杨绛就像一只待宰的羔羊,其内心的苦楚无处诉说。这场思想改造的威力给敏感的杨绛留下的不可忘却的记忆。
1966年8月9日,杨绛在“文革”中首先被揪出来,三天后,钱锺书也被揪了出来。运动中,杨绛还被蛮不讲理的造反派剃了阴阳头,对于这样的奇耻大辱,她泰然处之,回家后连夜赶做了个假发套,第二天戴在头上照样和钱锺书手挽手地去买菜,她还自嘲地说:“小时候老羡慕弟弟剃光头,洗脸可以连带洗头,这回我至少也剃了半个光头。果然,羡慕的事早晚会实现,只是变了样。”
戴高帽,游街,每天挂着牌子去挨批斗,群众分给她的任务是清洗厕所,污垢重重的女厕所被她擦得焕然一新,毫无秽气,进来的女同志都大吃一惊。杨绛特意把便池帽擦得一尘不染,闲时就坐在上面掏出书看,倒也无人打扰。
1969年,他们被下放至河南的干校,杨绛被安排种菜,这年她已年近六十了。钱锺书则担任干校通信员,每天他去邮电所取信的时候就会特意走菜园的东边,与她“菜园相会”。在翻译家叶廷芳的印象里,杨绛白天看管菜园,她就利用这个时间,坐在小马扎上,用膝盖当写字台,看书或写东西。而与杨绛一同下放的同伴回忆,“你看不出她忧郁或悲愤,总是笑嘻嘻的,说‘文革’对我最大的教育就是与群众打成一片。”其实十年文革,钱杨夫妇备受折磨,亲人离散:杨绛最亲的小妹妹杨必被逼得心脏衰竭辞世,女婿王得一也在批斗中不堪受辱自杀,但是沉重的伤悲未把两人压垮,在此期间,钱锺书仍写出了宏大精深的古籍评论著作《管锥篇》,而杨绛也完成了译著讽刺小说的巅峰之作——八卷本的《堂吉诃德》。从干校回来八年后,杨绛动笔写了《干校六记》,名字仿拟自沈复的《浮生六记》,记录了干校日常生活的点滴。这本书自1981年出版以来在国内外引起极大反响,胡乔木很喜欢,赞赏杨绛文字朴实简白,笔调冷峻,无一句呼天抢地的控诉,无一句阴郁深重的怨恨,就这么淡淡地道来一个年代的荒谬与残酷。
那时候,钱锺书在文学所,杨绛在外文所,同属学部,命运也相同。每天上班,他俩各自挂着自己精心制作的牌子,自己用毛笔工整地写上“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等罪名,然后穿上绳子各自挂在胸前,互相鉴赏。在被批斗的日子里,他们一同上下班,互相照顾,走时肩并肩,手挽手,被学部的人誉为“模范夫妻”。他们在这场灾难中不消沉,不畏缩,不卑不亢地做人。
不同时期的全家福
“剩下的这个我,再也找不到他们了。”-——百岁高龄,穿着“隐身衣”打扫人生的“战场”
从1994年开始,钱锺书住进医院,缠绵病榻,全靠杨绛一人悉心照料。不久,女儿钱瑗也病中住院,与钱锺书相隔大半个北京城,当时八十多岁的杨绛来回奔波,辛苦异常。钱锺书已病到不能进食,只能靠鼻饲,医院提供的匀浆不适宜吃,杨绛就亲自来做,做各种鸡鱼蔬菜泥,炖各种汤,鸡胸肉要剔得一根筋没有,鱼肉一根小刺都不能有。“锺书病中,我只求比他多活一年。照顾人,男不如女。我尽力保养自己,争求‘夫在先,妻在后’,错了次序就糟糕了。”1997年,被杨绛称为“我平生唯一杰作”的爱女钱瑗去世。一年后,钱锺书临终,一眼未合好,杨绛附他耳边说:“你放心,有我呐!”,钱锺书这才溘然长逝,杨绛内心之沉稳和强大,令人肃然起敬。“锺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到哪里去呢?我压根儿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
钱锺书去世后,费孝通拜访杨绛,杨绛一语双关:“楼梯不好走,你以后也不要再‘知难而上’了。”
杨绛在丧夫丧女之痛缓过来之后,以92岁高龄重新开始创作,她在打扫他们一家人生的“战场”。首先,她得帮助女儿完成心愿,女儿钱瑗生前一直想写一部反映他们一家生活的书,并且已经拟好了目录,可惜因为英年早逝,心愿未及完成,2003年,杨绛的《我们仨》出版问世,这本书写尽了她对丈夫和女儿最深切绵长的怀念,感动了无数中国人。杨绛说:“我们仨失散了,留下我独自打扫现场,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其次,96岁高龄的杨绛又意想不到地推出一本散文集《走到人生边上》,探讨人生的价值和灵魂的去向以及自己对世事的理解和洞察,这本书被评论家称赞:“九十六岁的文字,竟具有初生婴儿的纯真和美丽。”第三,她要整理钱锺书留下的几麻袋天书般的手稿与中外文笔记,这些书稿由于年代久远和颠沛流离,很多纸张已经发黄发脆,且多达7万余页,杨绛接手过来,陆续整理得井井有条:2003年出版了3卷《容安馆札记》,178册外文笔记,20卷的《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第四,钱锺书去世后,杨绛还以全家三人的名义,将高达八百多万元的稿费和版税全部捐赠给母校清华大学,设立了“好读书”奖学金……杨绛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这位百岁老人的意志和精力,让所有人惊叹!她曾对上海一家媒体说:“自己很好,很乖,虽然年老,不想懒懒散散,愿意每天都有一点进步”,她每天都用小楷抄写钱锺书的《槐聚诗存》,由此“感觉每一天都是新的”。
另外,杨绛还严格控制饮食,少吃油腻,喜欢买大棒骨敲碎了煮汤,再将汤煮黑木耳,每天一小碗,以保持骨骼硬朗。她还习惯每日早上散步、做大雁功,时常徘徊树下,低吟浅咏,呼吸新鲜空气。高龄后,改为每天在家里慢走7000步,直到现在她还能弯腰手碰到地面,腿脚也很灵活。
杨绛高寿的秘籍除了修身养性外,更多的来自内心的安宁与淡泊。杨绛有篇散文名为《隐身衣》,文中直抒她和钱锺书最想要的“仙家法宝”莫过于“隐身衣”,隐于世事喧哗之外,陶陶然专心治学。生活中的她的确几近“隐身”,低调至极,几乎婉拒一切媒体的来访。杨绛与钱锺书一样,出了名的不喜过生日,九十岁寿辰时,她就为逃避打扰,专门躲进清华大学招待所住了几日“避寿”。她早就借翻译英国诗人兰德那首著名的诗,写下自己无声的心语:“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
杨绛在自己百岁寿辰时感言:“我今年一百岁,已经走到了人生的边缘,我无法确知自己还能往前走多远,寿命是不由自主的,但我很清楚我快‘回家’了。我得洗净这一百年沾染的污秽,随时准备回家。”
“我是一位老人,净说些老话”——杨绛经典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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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问题主要在于读书不多而想得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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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盈则亏,水满则溢,我们的爱情到这里就可以了,我不要它溢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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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我们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到最后才知道,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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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做过一个小梦,怪他一声不响地忽然走了。他现在故意慢慢走,让我一程一程送,尽量多聚聚,把一个小梦拉成一个万里长梦。这我愿意。送一程,说一声再见,又能见到一面。离别拉得长,是增加痛苦还是减少痛苦呢?我算不清。但是我陪他走的愈远,愈怕从此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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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态人情,比明月清风更饶有滋味;可作书读,可当戏看。书上的描摹,戏里的扮演,即使栩栩如生,究竟只是文艺作品;人情世态,都是天真自然的流露,往往超出情理之外,新奇得令人震惊,令人骇怪,给人以更深刻的效益,更奇妙的娱乐。惟有身处卑微的人,最有机缘看到世态人情的真相,而不是面对观众的艺术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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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个家,很朴素;我们三个人,很单纯。我们于是无求,与人无争,只求相聚在一起,相守在一起,各自做力所能及的事。碰到困难,我们一同承担,困难就不复困难;我们相伴相助,不论什么苦涩艰辛的事,都能变得甜润。我们稍有一点快乐,也会变得非常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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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的时代里,个人正如一叶扁舟,唯有随波逐流,偶尔的讽刺、同情,但人也只能平静地一步步走向坟墓而已。命运于此,并不是一个悲剧,不过是巨大的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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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要锻炼一个能做大事的人,必定要叫他吃苦受累,百不称心,才能养成坚忍的性格。 一个人经过不同程度的锻炼,就获得不同程度的修养,不同程度的效益。好比香料,捣得愈碎, 磨得愈细,香得愈浓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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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之所以不断成长,就绝对是有一种坚持下去的力量。好读书,肯下功夫,不仅读,还做笔记。人要成长,必有原因,背后的努力与积累一定数倍于普通人。所以,关键还在于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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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贪玩,青年迷恋爱情,壮年汲汲于成名成家,暮年自安于自欺欺人。人寿几何,顽铁能炼成的精金,能有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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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有身处卑微的人,最有机缘看到世态人情的真相。一个人不想攀高就不怕下跌,也不用倾轧排挤,可以保其天真,成其自然,潜心一志完成自己能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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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位老人,净说些老话。对于时代,我是落伍者,没有什么良言贡献给现代婚姻。只是在物质至上的时代潮流下,想提醒年轻的朋友,男女结合最最重要的是感情,双方互相理解的程度,理解深才能互相欣赏、吸引、支持和鼓励,两情相悦,门当户对及其他,并不重要。
“我们仨,再无生离和死别。”
(编辑:郑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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