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回家的孩子们

2021-05-08 11:04 编辑:云彩间

丛飞网,丛飞,从飞,散文精选,古诗文,古诗词,诗人的故事

文/三联生活周刊

那些游离在家外的孩子们,我们一起走进他们背后的故事。

2019年,湖南衡阳祁东曾发生过一件轰动一时的未成年人性侵案件,涉案人数众多。此前,曾有不少媒体报道过这一案件,去年10月,随着更多的案情披露,我们也派出记者去采访。但在采访中,我们发现,比起那些骇人听闻的案件情节,更加引人注意的是另外一个主题:“不回家的孩子们”。

参与到案件隐秘内圈的少男少女们,前后有十余人。即使案发之后,这些孩子也不愿意回家。他们大多不满16岁,或是留守儿童,或来自单亲家庭,早早辍学,游走在家庭、学校、社会的边缘,试图找到爱、关怀、自由和独立,却进入一个黑暗的深渊。

记者|黄子懿   李晓洁
编辑|陈晓
摄影|黄宇


“捉女儿”

半个月来,张胜利的脑子里始终萦绕着一件事:找到女儿。女儿14岁,离家出走有半月之久,电话不接,微信不回,与父亲断绝了一切联系。张胜利白天工作,晚上回家就找女儿。他越来越着急。2019年10月3日,张胜利下班回家后没有休息,拖着一辆摩托车就往外走。他今年55岁,单身离异。皮肤黝黑,身材敦实,留一个板寸头,在秋日里穿件深色皮夹克,看起来干练讲究。15年前,他老来得女,取名张若菲。小时候的张若菲漂亮伶俐,但上初二后进入叛逆期,打架逃课,与社会青年混在一起,夜不归宿。为了防止女儿离家,张胜利会打骂她,甚至动用过手铐和铁链,但仍然无法阻止女儿执意离家的脚步。他不得不开始频繁地找女儿。一开始是骑电动车,后来女儿越跑越远,他的搜寻半径扩大,又买了一辆摩托车,足迹遍布县城的宾馆、KTV与酒吧。


“猫捉老鼠”——张胜利这么形容自己找女儿的过程。女儿跑,他就找,女儿拼命跑,他更拼命找。他每个月都有报警记录,有时候是找到了女儿,女儿不开门,有时是酒店不让他上楼。一年多来,张胜利摸索出了一套“捉女儿”的方法:询问女儿的朋友;在酒店客房中一层层轻声摸排,细听哪些房间喧哗,“如果特别吵可能就是他们(女儿和同伴们)”;用手机绑定了女儿所有的社交网络账号,登录女儿的QQ,查聊天记录——这通常是万不得已时才用的一步,因为被迫下线的张若菲会立刻意识到父亲在行动。如果这些都没有用,张胜利还能倚靠的就是自己的坚持和运气了。他会拿着女儿的照片询问每个酒店保洁员——2018年10月,张胜利第一次找到女儿,就是用这种方法。一位保洁见多了这样的父母,好心告诉了他房间号,不过加上一句“千万别说是我说的”。


中年单身父亲张胜利的生活依托在摩托车上。他白天骑车工作,晚上骑车找女儿


2019年10月3号这天晚上,张胜利叫上了40多岁的外甥做“外援”,一起“捉女儿”。为了方便锁定位置与环境,他径直拨打女儿的视频和语音电话,没有回音。凌晨时,他登录了女儿QQ号,翻阅聊天记录,发现张若菲让朋友带饭时说出了自己的地址,一家位于新城区的酒店。张胜利载着外甥就往酒店赶,他让外甥守在酒店大堂,自己上楼去找人。


但这回他仍然没有“捉”到女儿。监控显示,在张胜利从登录QQ到赶来酒店的20分钟里,张若菲和几位同龄人绕过大厅,从安全通道逃走了。四五位十几岁的少男少女,身形瘦弱,行色匆匆,消失在了祁东县凌晨街头的夜色中。


张胜利看监控时,另一位中年男人和两个警察也来到了酒店。张胜利认得他,是女儿念小学时的校车司机。搭上话后才知道,对方也在找自己的孙女。中年男子名叫周忠全,他的孙女叫周可怡,是一名留守儿童,在县城一所中学念初二,几天前被班上同学以“写作业”的名义邀请离家,自此不见踪影。周忠全在县城自行找了两天后报警,跟着警方在网吧、酒店、KTV、酒吧逐一摸排。和张胜利撞见这晚,是周忠全找孙女的第五天。确认监控录像里没有自家孩子后,他与张胜利匆匆道别,继续奔赴下一个地方。


“当时要是我把女儿找到了,可能后面的事都没有了。”一年多后,张胜利回想起那个“捉女儿”不得的晚上,仍忍不住感慨。那次偶遇两天后,10月6日上午9点多,周忠全跟警方在一家酒店的标间里,找到了孙女周可怡。让周忠全震惊又愤怒的是,周可怡和两名成年男子睡在一起,衣衫不整,睡眼惺忪。他狠狠甩了孙女一记耳光。面对爷爷的质问,周可怡一言不发。


根据警方的事后调查,在离家的九天零八夜里,周可怡频繁出入KTV与酒店,与多名成年男子发生过关系,其中两次“包夜”。她的交易对象有县城里的公职人员、过路的经商人士,还有当地的中学老师。做这些交易时,她对外称自己有16〜17岁,但身份证上的年龄显示,她当时还不满12岁。


2020年底,当本刊记者到达祁东县时,很多当地人仍然记得一年前这起轰动全城的未成年人卖淫案。周可怡只是涉案的少女之一,还有两名未成年人参与了夜场交易,负责陪酒。她们三人中有两名是学生,刚上初二。而卖淫案的组织者之一,就是张胜利的女儿张若菲。她同样没成年,案发时只有14岁,却娴熟地将周可怡等三名“妹妹”带到酒店,给她们化妆,穿上高跟鞋和成人化的服饰,去KTV做培训,再将她们送入夜场陪酒,坐台和“出台”。


2020年8月25日,祁东县人民法院做出一审判决。与周可怡发生性关系的六名成年人均被以强奸罪论处,获刑2〜15年不等。作为这起案件的“中间人”,张若菲也因强奸罪,被判处3年有期徒刑。判决书和随后披露的事实显示,在认识周可怡之前几个月,张若菲就曾带着多位未成年少女,出入祁东当地的夜场与酒吧,陪酒接单,与成年人做身体交易。参与到这个隐秘内圈的少男少女们,前后有十余人。他们大多不满16岁,或是留守儿童,或来自单亲家庭,早早辍学,游走在家庭、学校、社会的边缘,试图找到爱、关怀、自由和独立,却进入一个黑暗的深渊。


上下县城


祁东县位于湖南省中部,地处山区丘陵地带。从距离它最近的城市衡阳出发,沿322国道乘车前往祁东,仿佛是踏过一波波缓浪。公路在低矮的群山之间延绵起伏,忽高忽低,湘桂铁路在丘陵间隐现,自西北向东南延伸。


铁路与322国道横穿祁东,将县城划成东西向的长条,老城在东,新城在西。连接新老城区的主干道远看平坦宽阔,但实际路面微斜,因此,当地人习惯把新老城区分别称作“上面”和“下面”。


新城是“上面”,地势高且平坦,马路宽广干净,连接着一栋栋现代化住宅小区、时尚酒店、酒吧餐馆和一座高铁祁东站。新城的夜晚是县城最热闹的地方。晚上9〜10点后,无事的年轻人像是长眠后的夜行动物,纷纷出现在街头,吃夜宵,喝小酒,再去KTV吼叫着消磨时光。凌晨两三点,站在新城的酒店楼下,还能听见年轻男女们的打闹声。


新城是2019年未成年人卖淫案的案发地,但案件中的未成年人们,却大都来自老城。那里属于祁东的“下面”,外观比新城灰暗沉闷许多。老城地势低洼,仍裹挟在群山之中。山不高,只有几百米,但在基建水平落后的年代,也足以阻碍发展。城内路网窄密,巷子曲折,楼房修得高密,像是一座小型山城。建在坡上的老房大多不超过10层,年久失修,楼体斑驳,很多彼此间距不过一两米。路人一个转身,就消失在昏暗的夹巷间,像跃回浑浊水里的鱼,难觅踪影。阴雨天时,老城区灰色的巷道更显黑暗,路边没有分类垃圾桶,每隔几十米的绿色无盖塑料大垃圾桶发出腐烂的臭味。、


老湘桂铁路从祁东县城横穿而过。傍晚时分,常有居民沿着铁路散步


老城代表着祁东的过去。这里曾经是省级贫困县,上世纪60年代,大约1.6万祁东人响应国家号召到云南支边,最终落户在紧邻“金三角”的边境地带。这段县城历史给祁东至少有两个影响:一是当地毒品问题突出,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禁毒标语,社区里也设有戒毒康复站;二是劳务输出的传统延续至今,城里有大批“留守儿童”。直到今天,全县150多万人里,约35万人外出务工。整个县城目前有3万多名留守儿童。他们常年和父母分离,在不完整的家庭中长大成人,性格中难免留下分离的悲伤和愤怒。老城居民说,前些年在火车站附近,晚上常能看见荷尔蒙旺盛的青年们拖着钢棍与刀具行走,钢铁在马路上摩擦得火星四溅,在夜空下滋滋生响。


在官方以往的脱贫宣传中,祁东过去的主产业是黄花菜,又称萱草,在古诗词中象征母亲。古时游子远行,会先在北堂种萱草,希望能减轻母亲对孩子的思念。有祁东的留守儿童长大后,回家办了黄花菜加工企业,大量招聘当地留守儿童父母,提出“让妈妈回家”的口号。一位祁东籍留守儿童长大后成了民办教育企业家,他回乡办学,组建了一个留守儿童合唱团。这个被誉为中国版“放牛班的春天”的合唱团,在2020年夏天登上了湖南卫视综艺栏目《乘风破浪的姐姐》,又于2020年11月登上了国家大剧院与中央电视台,进而是2021年的央视春晚。但在空间发展的不平衡与历史潮流下,零星的个人努力很难改变众多留守儿童的命运。无法回家的年轻父母们,仍然辗转在广东、云南等地,将孩子们留在县城里,或者跟随老人生活,或者由一位家长独自回乡,在老城租一个住处,看护孩子上学。


洪桥中学是老城区的一所学校,坐落在老城熙密的主干道边。学校所在地在过去40多年里都叫城关镇,是老城中心,热闹非凡,所以当地人仍习惯将洪桥中学称作城关中学。1992年“上面”开建后,城关镇于1995年改名洪桥镇,后又撤镇改街道。当地人说,之前洪桥中学教学质量还不错,之后便随着老城一起滑落。如今生源多来自老城工薪阶层,以及从乡镇进城念书的孩子。“上下”的称呼,本是指地势,但也成了发展的隐喻。未成年人卖淫案里的少年们,大多和这所“下面”的学校有关联。



老城狭巷中的洪桥中学。学校与社会的距离如此贴近,没有区隔。案发后,校门口多了值班的成年人,以盯防那些蹲守在外的社会青年


学校隐匿在闹市中,街边店铺众多,商业繁盛。从街口望去,只见教学楼像一堵墙一般贴着后山,若非校牌贴在正中,很难想象那里伫立着一所中学。学校和社会的界限混沌模糊,据说以前校外的人可随意进出学校,并无阻拦。每当放学时分,当成群学生穿着白色校服走出校门时,也总有一些社会青年们在外等候着。他们与门口数十辆贴着支付二维码的“摩的”一道,像等待猎物一般,等着出来的学生。


师傅


初二下学期还没读完,张若菲就成为蹲守在校门口的社会青年中的一员。


她个头约1.6米,一张鹅蛋脸,留黑直长发,几束刘海下,一双大眼炯炯有神,眉宇间眼角微翘,有股英气。在个人视频号的置顶视频中,她戴着墨镜,做了长长的白指甲,扶着墨镜的掌心里文着“及时行乐”,看不出这是个生于2005年的少女。在2019年的未成年人卖淫案里,她既是中间人,也是那些卖淫少女口中的“姐姐”,或者“师傅”。她们听从她的安排,对她既恐惧又依赖。


张若菲能成为“师傅”,自有她的领导力。邻居眼里,张若菲口齿伶俐,见人爱打招呼,从小就是“孩子王”,一起玩耍的发小在外受欺负了,她会带着人去讨说法,教训对方。长大后更加机灵,“头脑很会转”。一位“妹妹”说,有一次,她们跟几个男孩一起玩密室大逃脱,其他人都蒙了,只有张若菲能静下来认真分析怎么出去,最后带大家成功突围。


聪明、有领导力的另一面是强势、暴力。如果有“妹妹”不听话,张若菲会威胁对方,甚至诉诸武力。她的初中同班同学苏畅记得,还在读书时,张若菲就显得霸道好斗。只要看一个人不顺眼,“比如有女生用眼睛瞥了她,或者跟她穿了一样的衣服”,她就会叫上一帮人去教训对方。苏畅回忆,张若菲“很会打架”。有一次,她觉得一个女生对自己不礼貌,就把女生叫到学校附近昏暗的窄巷,一边说狠话,一边猛扇对方耳光,打了十几分钟。因为叛逆和打架,张若菲曾在一年内转学三次。最初从洪桥中学转到启航中学——与那个留守儿童合唱团同属一所学校的不同校区,学费不菲,5000〜6000元/学期。入校不久,一位同学撞了张若菲后没有道歉,她把对方叫到厕所打出了血,还拍了视频。父亲将她转到一所文武学校——当地专门收容问题少年的学校,教文化课的同时也教武术,奉行准军事化管理。她在宿舍跟人起了争执,被踢伤尾椎骨,要住院治疗。这样辗转来回,最后还是转回到洪桥中学。回洪桥不久后,她翻墙逃走,然而,她再也没有以学生的身份回去过。


离开校园后的张若菲并没有走远。她仍然待在学校周围,身边还围绕着一群男生,是她的男友和一帮“弟兄”们,大多十五六岁,染黄发,戴耳钉,外露着青龙白虎的文身。他们很多也是辍学的留守少年,来自老城或乡镇,帮一些在校生打架,解决纠纷,也留意学校里那些外貌出众的女生。


当张若菲和“兄弟团”出没在洪桥中学附近时,一些在校学生看到后,会主动认她当“姐姐”。羞于启齿的女孩会主动关注张若菲的短视频账号,寻求相认。莫小蕊就是这样和张若菲认识的。莫小蕊是一名留守儿童,父母在东莞打工。当时,两人刚刚离婚,受此影响,莫小蕊初见张若菲时,已在辍学边缘。2019年1月,她在学校附近一家奶茶店偶遇了张若菲,见她身边围着一群男孩。莫小蕊在学校里听过张若菲的名字,也见过她打人,觉得她“长得很漂亮,也很威风”。莫小蕊很想认识张若菲,但又不敢上前,就用短视频平台的附近功能刷出了张若菲的账号,战战兢兢地问能否认她当“姐姐”。张若菲欣然接受了,加了她微信。“我们都怕在学校被欺负,所以要攀关系,这样才能立足。”莫小蕊说,跟着张若菲,感觉自己的场面会大一些。


跟着张若菲的日子,一天大概从中午开始。这群少男少女醒了就吃点东西,然后在老城闲逛,买批发价的廉价衣服,做美容和美甲,再喝上一杯奶茶。晚饭后,有“工作”的妹妹去KTV和酒店,其他人就在房间玩耍。凌晨1点多,一群人再聚在一起吃宵夜、聊天、看剧。对这群未成年人来说,这是“自由快乐”的生活,至少和家里的日子相比是这样的。


父亲


张若菲家住老城的铁路村,距洪桥中学步行约10分钟。铁路边上一处两排平房,每排十几户。房子是铁路局原来的宿舍,张胜利姐夫是铁路局职工,将房子留给了他,一住就是40多年。张家门口一个十几米的缓坡外,就是老湘桂铁路。火车驶过时,在家里也能体会到脚下的震颤。


在新城的高铁站开通前,铁路村附近曾是老城最热闹的地区之一。“一到过年过节,打工的人全回来了,人山人海的。”张胜利说,归家的打工人会在他家门口的火车站下车,再经汽车站前往更远的乡镇,人流如织,市场繁华。2013年后,祁东新区开通高铁后,老湘桂铁路削减客运,只留货运,张家周边逐渐衰落。不少原来的邻居或者去了最近的城市衡阳,或者去新城买房。经济水平决定了生活区域,“有条件的人往上面走,没条件的就留在下面”。



张胜利家在老城的铁路村社区


张胜利一直留在“下面”。他生长于老城,家中四个兄弟姐妹,他是老小。一张国字脸,小眼睛,薄嘴唇常常紧抿着,说起话来语速很快,鲜有笑容。年轻时,张胜利曾是国营草席厂员工,性急耿直,朋友多,“也是混街上的”。他爱用拳头说话,常与人一言不合就大打出手,现在身上也残留着当年混街头的生猛和义气。邻居罗阿姨回忆,2018年冬日一天,张若菲在老城体育广场附近被一群社会青年围住,对方开来了几辆车,带着棍棒与砍刀。罗阿姨女儿看到这一幕,通知了张胜利。张胜利立刻赶赴现场,以一个曾经“街头青年”的余威,呵斥驱散了年轻的“混混”们。但事后,他劝罗阿姨以后少管这种事。“他怕伤到我们,其实是善良的。”罗阿姨说。


年轻时,张胜利吃过这种拿刀带棍的苦头。上世纪80年代一次街头群架后,他被判入狱,耽误数年光阴。2001年经人介绍结婚,生下女儿张若菲。此后不久,张胜利被下岗分流,夫妻感情破裂,最终在张若菲7岁那年离婚。前妻远走江苏,张胜利和女儿一起生活。


对这个42岁才有的女儿,张胜利有着近乎偏执的爱,尽力满足她的需要,甚至女儿的朋友没钱时都会想起他,给他打电话要钱。张胜利就骑车送40〜50元给她们,让她们拿去吃饭、喝奶茶、去网吧。张若菲要上中学时,按学区划分,本是要到“上面”去念书。张胜利觉得离家太远,舍不得。他跑到附近的洪桥中学,问校长能否接受女儿。被拒绝后,张胜利在办公室赖着不走,躺着睡下。两小时后,校长认输了。


但女儿真的需要什么?如何爱她才是对她的成长有利的?张胜利也想不清楚。他说自己不太会带孩子,“年龄差距太大”,而且自己很忙,精力有限。下岗后,他做过零工,摆过地摊,送过快递,早出晚归是常态,很多时候都将女儿交给姐姐或邻居照看。女儿一旦有什么过错,他最常用的教育手段就是打骂。小时候张若菲和其他孩子嬉戏打闹、弄得一身泥土回家,他都会打,“一天换好几套衣服,把我弄得很烦,男的又没女的那么细”。


对于张若菲初中时展现出的叛逆和夜不归宿,张胜利能想到的办法除了转学,最多还是打骂。女儿一旦离家不回,他会花大价钱找女儿,为了问到女儿的位置给她的朋友们发红包。他说自己这些年光是找女儿就花了两三万元,最多的一次,他花了2000块跟一个“混混”的大哥买到女儿的位置。找到女儿后,他要么冲上去两个耳光,要么带回家后关起门打,相熟的邻居们都拦不住。为防止女儿再度离家,张胜利甚至动用过铁链与手铐脚链,将女儿锁在家中。


“女孩学坏是最可怕的。”张胜利说,“男孩子可以回头,女孩子终究都是要嫁人的。”铁路村附近曾有一个女人,上世纪80年代求爱失败后炸了对方的房子,不仅自己入狱,而且容颜尽毁,“好难看,没人要”,一生就算完了。张胜利怕女儿重蹈这样的覆辙,而作为曾经的“街头青年”,他知道城里有多少针对女孩的危险。在铁路沿线和女儿上学的必经之路上,时至今日仍有一些价格低廉的性服务,主体是中年妇女,30〜80元/次;案发前新城的KTV里,则更多是年轻女孩们混迹的主场。即使未满18岁,也能在当地酒店开房入住,人数不限。张胜利对此很焦虑。找女儿时,他屡屡跟酒店前台吵架冲突,质问他们为何收留未成年人。



张胜利家附近的铁路沿线如今人来人往,不时有皮条客去招揽过路人


张胜利觉得,对于女儿的变化,自己婚姻破裂肯定有责任,但女儿也是被人带坏的。听说女儿在外面有了“混混”男友后,他冲到对方的乡下老家兴师问罪,对方家人不买账,说了些难听的话。张胜利一怒之下冲到厨房,拿出两把菜刀,递出一把,“不服我们来互砍,砍死了谁都不负责”。听说女儿男友可能“涉毒”,还打过女儿,他从家里拿上铁链,骑车奔向对方所在的地方,“要搞死他”,吓得男友立马跑路。


朋友


笨拙、暴力的“保护”,却让张若菲离父亲越来越远。在父亲的强硬面前,她极少服软。一位曾亲眼见过张胜利打女儿的邻居说,张胜利动起手来手脚并用,下手挺重,张若菲却一声不吭,“不哭也不叫”。她宁愿忍受肉体的疼痛,也绝不愿向父亲示弱。当她在外面遇到麻烦时,她也宁可找自己的朋友解决。在这个县城里,还有不少像她一样家庭破碎、孤独愤怒的青少年,期望和同龄人抱团,获得家庭里缺少的爱和温暖。


苏畅是张若菲初中时的同班同学,两家住得近,常一起约着上学。苏畅来自祁东县下面的一个乡镇,是家中长女,下面还有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父母早前在外打工,她和妹妹从小跟奶奶生活。苏母回忆,小时候的苏畅懂事听话,奶奶买菜回家,她老远就跑去主动接。2018年末,苏母因要生第三胎儿子,回到祁东。但那时候,苏畅已经不怎么愿意和她说话了,后来也开始彻夜不归。她记得苏畅问过她:“你不是说不生了吗,为什么还生?”


苏母今年36岁,说话轻言细语,透着无奈和懊丧,苏畅已经几个月不接她电话了。为了孩子上学,他们租住在洪桥中学附近的一栋老楼里,一套三室两厅的房子,租金5000元/年。周末一个下午,房间里昏暗无光,陈列着老旧的家具。苏畅妹妹在一盏昏黄的日光灯下写着作业。儿童玩具、小推车散落在客厅角落。


为了不让女儿学坏,苏母回乡后,试着去找过女儿,还曾每日往返学校接送。但小儿子出生前后,她要频繁往返医院,再无力兼顾,家里经济也变得拮据。并且偌大县城,对来自乡镇、之前常年在沿海务工的她来说还很陌生。初三时苏畅决定辍学,加入了张若菲的“姐妹团”。苏母也没有办法,曾经有一次她试着把苏畅锁在家里,但沉默的女儿罕见地以跳楼相逼,最终只能放她出去,“管不了了”。


刘茉芷是后来加入的。她说自己小时候跟在上海打工的父母生活,10岁那年回乡和爷爷奶奶一起住。她还有一个亲哥哥,兄妹俩感情淡漠,很少交流。家里重男轻女,奶奶对她很不好,不让她见外婆,还会扔掉妈妈寄回的东西,她跟奶奶吵架,天天哭闹。妈妈知道后从上海赶回,落脚在老城卖鞋,但也没能挽救她之后的辍学。


还有胡雅倩,与张若菲同级。她来自一个单亲家庭,家中三个女孩,都由母亲一人拉扯。母亲在美容院上班,时常晚归。张胜利说,不知出于何种原因,胡雅倩非常不愿回家,甚至过年过节也是。2019年春节,恰逢张若菲母亲回乡,张若菲就带着胡雅倩悄悄跑到在农村的外公家过年。待张胜利找来,胡雅倩仍不愿离去,在父女俩身后小心翼翼地跟着。他们回家没多久,胡雅倩就又来找张若菲了。


一开始,张胜利对这些女孩并没有反感。和妻子离婚后,他一个人上班早出晚归,加上年轻时混社会的习气,自己也很爱玩。他的微信名是“老顽童”,喜欢旅游、打牌和唱KTV,应酬颇多。每隔几月,他就会报老年团,跟着一群人出门,甚至今年也不例外。“疫情期间团费更便宜,几百块钱一个人,包机票,还能玩六七天。”张胜利说。他去过广州、上海、桂林、九寨沟等大大小小的城市,朋友圈里分享的大多是旅游照片和摄影技巧的文章。


2014年后,张胜利自学了乐器,加入了一只殡葬服务队,负责吹大号,一天200元,有时要下到乡镇,更加早出晚归。对这些常常出入自己家中甚至留宿的女孩,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是觉得自己年龄大了,跟女儿不好沟通,同学能来多陪陪她也好”。他记得有一次,自己深夜回家,弄出了声响。女孩们悄悄躲进厕所。待张胜利发现时,三位女孩都在厕所睡着了,地上铺着简易的垫子。张胜利看到后很是心酸,叫醒了她们,让她们回卧室继续睡。


但唯独对胡雅倩,张胜利保有高度警惕。几个初中时常和张若菲来往的女孩中,胡雅倩辍学最早,去县城酒吧做陪酒,跟社会青年有交往。张胜利看到她来家里就会吊脸子,甚至动手轰她走,但“怎么骂都骂不走”。张胜利说,胡雅倩照样和女儿来往,并在2019年春节后,将女儿带入了祁东的夜场,挣陪酒费。在祁东,上档次的酒店与KTV都在“上面”。新建成的中高端酒店,一般都会在客房大楼中嵌上餐馆、KTV或酒吧。胡雅倩将张若菲和另外一个朋友带到了建汉大酒店的一家酒吧中。案发后,这里被关停整改。残存的微信公众号信息显示着,之前的酒吧灯红酒绿,常有成人艳舞等主题派对。


胡雅倩将她们介绍给了一个中间人,一个不满20岁的女性。中间人给她们做了培训和化妆,强调要夸大年龄。当晚,成人化打扮的三个女孩都被“客人”选中,陪酒一次5〜6小时,每人酬劳500元,中间人抽成后到手420元。对14岁的她们来说,这是一笔很可观的收入。


被父亲“捉回家”关起来时,张若菲会想尽办法向这些朋友求救。卧室的那间洗手间,有一堵高近两米的围墙,上方有个半平方米左右的缝隙。张若菲会将钥匙从缝隙中扔出去,让其他女孩从外面打开家门。罗阿姨看到,有一次,张若菲戴着脚链与手铐,在朋友的接应下逃出家门。铁链绊住她的手脚,她一路蹦蹦跳跳,“像个小兔子一样”。


那是初二下学期伊始,张若菲就此再也没回过学校。张胜利给女儿办的是休学,他心里还企望着自己能通过锲而不舍的寻找,将女儿从夜场“捉”回正轨。但想达到这个目的,首先要做的一步是:将女儿送走,送到前妻打工的地方,“把她和这些‘坏朋友’隔离开”。


母亲


2019年6月初,张胜利带着女儿去了长三角。前妻在江苏打工,已经再婚,帮一个富裕家庭带孩子。父女俩先去上海等地游玩,再到江苏。那时的张若菲是开心的,她在短视频平台上连续记录下了这段旅途:在扬州,她在瘦西湖堤坝上打一顶遮阳伞,戴着墨镜,挎红色小皮包,踩一双高跟鞋,穿直筒高腰长裤与宽松吊带背心,流露出与年龄不相称的成熟;在一个草坪上,她亲吻着母亲的脸,两人一起自拍。“有一个人从始至终爱了我14年。”张若菲写道。


母亲杨丽荣不到40岁,皮肤白净,妆容淡雅,有着跟女儿一样稀疏的刘海和大眼睛,说话带着较重的湖南口音。她来自乡镇,比张胜利足足小了17岁,两人年龄差异悬殊,杨父还是当地一名村干部。关于两人的结合,邻居的说法是,张胜利当时是县城里“有单位的人”,“乡镇的女孩子都喜欢往县城里靠”。


这段城乡之间的联姻并不幸福。女儿出生后没多久,两人婚姻有了裂缝。那时候,张胜利被下岗分流,家庭经济陷入困境。但张胜利花钱大手大脚,杨丽荣则精打细算。她也是个急性子,有着湖南女人泼辣的一面。两人为此吵架,也打架。“两个人对打,互相打,我们劝都劝不住。”罗阿姨说。几次大吵后,杨丽荣负气出走,去外地打工挣钱,只留张胜利一人照顾女儿。


离婚后,杨丽荣去了上海、江苏等地打工,最初很少跟女儿有直接联系,因为张胜利心存芥蒂,不想让女儿通过他联系母亲。不到10岁的张若菲每次想妈妈了,就跑到罗阿姨等邻居家哭,邻居给杨丽荣打电话。母女就这样,通过邻居的电话,隔着千里流眼泪。


张若菲小学快毕业那年,张胜利给她买了一个手机,母女俩有了更多直接联系。有很多次,女儿在家挨了打,都会哭着给母亲打电话,说父亲很过分,性格不稳定,有时候她自己感觉没犯错,也会莫名其妙挨打挨骂,自己情愿坐牢,也不想待在家里了。


“妈妈,你把我接走好不好?”张若菲在电话里问母亲。回忆起这个瞬间,杨丽荣泣不成声,自责是自己当时的拒绝,间接导致了女儿误入歧途,“我没想过现在的孩子思想会那么那个(早熟)”。重组家庭的她未再生育,平日里主要工作是育儿保姆,常年吃住在雇主家中,带孩子,做家务,通话时她这端时常伴有婴儿啼哭。她曾仔细考虑过把女儿接来,但想到自己寄人篱下的处境,还有大城市在教育上严苛的户籍政策,她知难而退。


即便只是通过电话,杨丽荣也能感觉到女儿在渐渐变化。有一次,小学班主任打来电话告状,说张若菲在校偷拿别人东西,杨丽荣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在电话里苦口婆心劝说张若菲“小偷小摸是不好的”;辍学后,张若菲不时会在微信上问她要钱,一次20〜30元。


为了挽回女儿的辍学,整个2019年,杨丽荣多次回过祁东,“几乎没有好好工作”。她在江苏和长沙找过心理咨询师,准备带女儿去做心理咨询,但因张胜利反对被搁置下来。咨询师告诉杨丽荣,童年创伤不是短期形成的,需要长久陪伴和疗愈。一次回到祁东后,她对女儿说:“这么多年是我亏欠你了,我现在愿意放弃工作,回来陪你。只要你愿意回头,我都陪着你。”女儿听后,点了点头,说自己会改变。


不过这已经为时已晚。杨丽荣在祁东时,每晚女儿都说会按时回家,但杨丽荣一次又一次苦等,从晚上10点等到12点,再到凌晨2点,女儿始终不见踪影。“一次又一次地骗我。可能就是上一分钟说好,下一分钟就骗我。”杨丽荣说,2019年春节期间,女儿又要离家,她抓住女儿的手阻止,但女儿反手一甩,把她甩倒在地上。


她记忆中母女俩为数不多的真诚谈话,正是2019年6月那一次张胜利把女儿送来江苏。母女俩在一起待了一周多,每天有难得的长时间交流。女儿又对她说,自己不想回家,“总是挨打”,想在江苏和她一起生活。杨丽荣没有拒绝,但她也有顾虑,居无定所和捆绑在户口之上的教育问题,都是她要考量的现实。几天后,当女儿提出想回祁东时,杨丽荣也答应了下来。“她说想回家待几天,要跟朋友们一起过14岁生日。”杨丽荣为此请了假,专程陪女儿回到祁东。那几天里,女儿还是像往常一样,晚归甚至不归。在杨丽荣约定离开祁东回江苏的前夜,女儿失联了,电话关机,任凭杨丽荣和张胜利满大街寻找,都不见踪影。


几天后,杨丽荣一个人登上了回江苏的火车。


成人礼


对于自己14岁的生日,张若菲非常重视,甚至超过了和母亲的重聚。她特意为了这天从江苏赶回祁东。生日那一晚,她叫上十几位少男少女,在老城的唐府酒楼里摆了两桌酒席,闺密、男友和“妹妹”们悉数出席。这次聚会花了1000多元,气氛热烈,用的是张胜利在酒楼里充值的会员余额,但她婉拒了父亲出席,“你来了我们就不好玩了”。


酒楼大宴之后,张若菲带着朋友们去了D.ONE酒吧,一处祁东年轻人的潮流聚集地。这家与北京三里屯知名夜场同名的酒吧,修建在新城一处山坡上,紧邻碧桂园开发中的新楼盘。夜幕下的酒吧灯光暧昧,伴着蹦迪的喧哗声,张若菲吃了生日蛋糕,14根蜡烛照亮了她的大眼睛和精修的长指甲。照片发在短视频平台上,涌入121条评论,全是年轻人的生日祝福。


那晚酒吧的消费人均近百元,张胜利并不知情。这是张若菲自己出钱送给自己的成人礼。“你可以凭自己吃好喝好穿好的”,在一则短视频下,张若菲敲下这段文字,没有标点。14岁的张若菲决定要靠自己生活。她既不想再跟着母亲回到江苏,也不想留在祁东被父亲“追捕”,她下定决心要离开祁东,去外地陪酒挣钱。很难说,这是出于偶然,还是她懂得这一年龄界限的意义。超过14岁,就具备了表达性同意的权利,低于这一年龄,即使自愿发生关系,对方也会被算作强奸。所以酒场与顾客们,表面上并不欢迎14岁以下的女孩。


生日会结束后不久,张若菲叫上了苏畅和刘茉芷,找到在建汉酒吧做陪酒时的中间人,让她介绍三人去外地陪酒挣钱。“刚开始都是觉得很好玩。”苏畅说。中间人带着三人去了衡阳,来到一条昏暗深巷内的小楼。小楼挂着彩灯,二楼是一间小隔间,只有简易的上下铺,负责人是一个30多岁的老板娘。


那一晚,陪酒结束后,老板娘提出要求,说几位中年男人看上了女孩们,一次800元。一阵沉默之后,张若菲和刘茉芷随老板娘下楼,回来后良久不言。“什么都没说。”苏畅回忆。作为好友她心照不宣,也不敢多问。


这是张若菲第一次“出台”。潘多拉魔盒被打开,更深的滑落就无可避免。与陪酒相比,“出台”报酬更丰厚,单次时间也更短。从经济回报角度看,她认为这是她用身体换自由生活的更优选择。衡阳之行后不久,张若菲又去找到中间人,谋划着再次出逃外地。这一次,她打算跑得更远。


那是2019年初夏,暑期将至。精力旺盛却又没有家庭和学校约束的少男少女们,在南方湿热的天气中蠢蠢欲动。张若菲带上几位姐妹,还有男友及其小弟们,一行数人,从祁东出发,前往衡阳、湘潭、长沙宁乡等地,开启青春的“自由旅程”。一路上,女孩们做陪酒挣钱,男孩们保驾护航,负责开车与打架,对接当地的“地头蛇”介绍客源。


在短视频平台上,张若菲记录下了那几天的旅程。没有父辈的时空里,少年们看起来开心自在。在都市里一条没有路灯的马路上,张若菲穿一条粉色裙子,坐在轿车车顶,露出长腿,下面坐着一个花臂文身的男司机。街头空无一人,她仰起脸颊,似乎在感受这公路之旅的自由气息。


刘茉芷拿出手机,给张若菲拍了一张照。张若菲把面部打上星星状的马赛克,写道:“你现在的努力、辛苦、压力、承受的一切,都是为了攒够能力和本钱,去做自己更喜欢的事情,去为自己争取选择的权利。”


但这趟“出逃”,真实的日子并没有照片上那样肆意浪漫。在异地他乡,这些孩子们并没有什么话语权,一举一动都要听“地头蛇”的安排。想要得到赚钱的机会,他们得交出自己的所有资源,包括身体。在湘潭,刘茉芷被要求与当地一个成年混混头目发生了关系,此后就再不愿出台接单。她回忆,到后来,当所有人都不愿意再出台时,张若菲就只能自己去了。她会让姐妹们在宾馆楼下等,“就说自己要上去一下”。下来后,大家心照不宣。张若菲不说,她们同样不问。


当这群少年一路狼狈前行时,张胜利也在后面紧追着——同行的女孩中,有一位来自单亲家庭的小个子姑娘,身高不到1.5米,即使浓妆艳抹也难掩稚气。夜店里的客人们都觉得她年龄小,不太敢选。这位女孩几次暗中联系张胜利,透露行程,让他快点来找。“她是不想在那里待了。”张胜利说。


跟随小个子女孩提供的行程信息,张胜利一路追赶着,在湖南的版图上画了一个小圈,最终在长沙宁乡“捉”到了他们。少男少女们刚落下脚,还没开始陪酒营生,就被赶来的张胜利抓个正着。当张胜利带着警方找到房间时,警方从衣柜里搜出多把管制刀具,大刀焊着钢管——走在马路上能拖出火星。张胜利有些吃惊,“我们那时候打架可都是用拳头的”。警方在房间搜寻一番后,发现床底还趴着一个男孩,一动不动,问他话也不答应,好像失去意识一样。床沿极低,不知他是如何钻进去的。警察怕床底空间太小,他呼吸困难真的死掉,就把床垫掀了起来。虽然失去遮挡暴露在外,男孩仍然坚持趴着不动,继续装死。


这一幕让张胜利哭笑不得。当天晚上,他花了1000多元包了一辆车,带着少年们连夜回了祁东。


老板


被父亲再次“捉”回祁东后,张若菲决定自己做“老板”。就留在祁东,创业!


或许是父亲的紧追让她放弃逃离,也或许是从外面的世界中学会了什么,从长沙回来后,她不再出逃,也不再亲自陪酒和出台,而是拉拢一帮“妹妹”,做本地人的生意。她当老板,管理“妹妹”,对接客源。


祁东县城里,小吃摊和奶茶店是少年们最主要的社交场所。图为一名女孩在摊位前刷着短视频

张若菲又叫上了刘茉芷,后者想了想说:“那我们就一起去做生意吧!”她的另一位“合伙人”是通过短视频认识的乡镇女孩,张若菲让她多拉拢一些“妹妹”。在张若菲的生意链条上,早期的很多“妹妹”都来自乡镇。与县城姑娘相比,初到陌生地界的乡镇女孩们缺乏社会关系,更渴望圈层保护,更需要钱,也更好控制。她找到5〜6名有意向加入她“生意”的“妹妹”,她的男朋友则组织起一帮男孩子,帮着找客和拉客。


那时已是2019年盛夏,酷暑难耐,张若菲带着少男少女们驻扎在新城区的一家酒店里,开两间房,吹空调,打牌玩乐。有客人来了,就再开一间。为了躲避父亲的追寻,每隔几天,她就会换酒店。由于开了几间房,这时的张胜利即使找到女儿,也并不知道她真正在做些什么。


“顾客们”多来自“上面”。在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不到3万元/年的祁东县内,能为此买单的,一般都是有稳定收入的中年人,包括事业单位的公务员、学校的老师、做着买卖的生意人。59岁的祁东某中学老师周某元是其中让人有些意想不到的客人。这个在旁人眼里老实巴交的化学老师,还有一年就将退休。据报道,他说由于自己是做老师的,“看着学生妹子年轻些,舒服些”。周某元行事谨慎,从不用可被追溯的手机支付,经常背一个挎包,里面装着付款的现金。


祁东某银行的员工王山和这批少年来往最密切。他50多岁,喜欢开一辆墨绿色的丰田轿车,还与张胜利有一个共同的熟人。2019年7月,张若菲的“生意”刚起步时,一位中间人在KTV给她引荐了王山,两人当场互加微信。王山让张若菲“帮忙找一些‘崽崽妹子’”,这在当地通常是指18岁以下的未婚少女。案发后,王山因与多位女孩发生关系,被判15年有期徒刑,刑期最长。


王山的妻子惠文,至今不愿相信丈夫会犯罪。惠文年近40岁,也在当地银行工作。和本刊记者见面那天,她穿着卡其色风衣,面容姣好,身边萦绕着温暖的香水味。15岁那年,来自乡镇的她经人介绍,与王山结婚,如今已有23年,夫妻俩有个22岁的儿子。在惠文的描述中,王山身体不好,患有糖尿病,夫妻俩生活规律寡淡,分房睡已有六七年之久。“我们只有一个孩子,汶川地震的时候,他还提议去领养个孤儿。”惠文说,丈夫没什么不良嗜好,每天正常上下班,即使是周末偶尔去茶楼,晚上10点前也一定回家。如果非要说点丈夫的过失,就是曾经好赌。几年前,惠文被派去乡镇网点轮岗时,王山一人在县城,背着她在外打牌,输了200多万元,眼见窟窿太大,不得已才坦白,一家人由此开始了漫长的还债。王山认识张若菲时,家中仍然欠着很大外债,车也是贷款买的,“条件很不好了”。


女孩们印象中的王山,却是一个出手阔绰的“老板”,对女孩们小恩小惠不断,经常发100〜200元的红包。他常来女孩们的房间玩,一副“老顽童”的样子,跟她们一起打牌说笑。他对女孩们强调,“人的口袋里一定要有钱,没钱就会怎么样”,“如果没钱,可以找他借”。


王山是张若菲的第一批客人,张若菲提供给他的第一个“猎物”,是刚从乡镇到祁东的女孩姜晴——她想在县城赚点路费,再去深圳打工。刚来县城,姜晴就被带到酒店,张若菲告诉她,“客人”已经开好房间等她了。姜晴当场吓哭了,情绪激烈地表示拒绝。张若菲先是劝说:“我们用了他很多钱,一直拿钱也不好,要有人去服务他。”见她仍然抗拒,张若菲逐渐凶了起来。她告诫姜晴,如果不去就要挨打,曾有女孩拒绝接单,后来她见一次就打一次。最后,在张若菲的拉扯下,姜晴被推入了王山的房间。


如今,姜晴在祁东上了中专。和记者见面时,她穿着一身洁白的校服,弥漫出一股爽身粉的潮湿味。回忆起那一晚,她眼神躲闪飘忽,双手一直插在衣兜里。


“事到临头都会害怕,这是没有办法的。”把姜晴带入圈子的那位“妹妹”说,这门生意,最难在开始。即使事先应允,临场也难免会抗拒,通常要在外力的助推甚至胁迫下促成第一次。论年龄,张若菲比很多“妹妹”还要小一点。但在很多方面,她就像一个成人,懂得恩威并施。对于那些临场犹豫的“妹妹”,她知道引诱的技巧,也懂得威胁的手段。为了控制新入场的“妹妹”,她会从“兄弟团”中挑选出男孩撮合给对方,既表示圈子的接纳,又是一种监视和牵制。她还会用暴力的方式给新人们一个下马威,曾经当着三个新“妹妹”的面,狠狠教训一个说过她坏话的女生——连打数个耳光,抓住女孩头发往地上撞,吓得旁边的三位“妹妹”一句话也不敢说。莫小蕊是当时在场的三位“妹妹”之一,她明白这场架其实是打给她们看的,“她想要我们听话”。


男友


虽然充斥着威胁、欺骗、引诱和暴力,但张若菲的首次“创业”是成功的。单子源源不断,她习惯用微信收款,因为不是商户却频繁地涉及金钱交易,导致她的微信一度被限制收款。


她是一个勤奋的“管理者”,对找上门来的客人几乎从不拒绝。“最过分的时候,她一天要派我们好几次。”刘茉芷说,有一位妹妹被要求“疯狂接单”,一晚上要出去好几次,几乎没法休息。如果有人表示拒绝,张若菲就会撂下狠话。她夺过一些妹妹的手机,存下她们父母的电话,威胁说不接单,就会告诉她们家人。


生意兴隆的张若菲买了好几只单价数千元的金手镯,对姐妹们夸赞自己手上有很多钱,还拍下照片与视频,彰显她提前成年的优渥生活。短视频中,她面前的桌上摆着龙虾与香锅,露出首饰、红指甲与叠成爱心状的酒水吸管。除了自己享受外,她花销的大头儿是那些时刻陪在身边的男孩们。他们抽烟、喝酒、玩管制刀具,甚至沾染毒品,“养”他们的人通常是自己的夜场女友。


张若菲原来的男友叫陈晨,比张若菲大一岁,来自乡镇,也是一名留守儿童。父母早年在广东务工,陈晨念完初一就辍学,跟着县城里一个20多岁的“混混”头目,成为一名染黄发、戴耳钉、穿漏洞牛仔裤的“社会青年”。为了挽回儿子,父亲从广东回了家,搞家禽养殖,但陈晨整日在县城和“弟兄们”一起,和家庭的情感纽带已经断开,父亲无能为力。


女友张若菲“创业”后,陈晨带着兄弟们为她撑腰,联系客源,打点夜场中的麻烦。这种馈赠,当然自有价格。与张若菲在一起时,男孩们从不掏钱,吃住都由她买单。张若菲则心甘情愿付出,男友一方面是她的“创业伙伴”,另一方面也寄托着她对爱情的憧憬。她跟闺密聊天的话题,总是离不开男友,在短视频中常分享关于爱情的“金句”,“最好的感情,莫过于我闹情绪,你迁就我”“希望你了解真正的我之后好好爱我”。


陈晨对张若菲却并不好。与张若菲恋爱的第二年,他屡次出轨劈腿。两人吵架,也打架,张若菲身上不时青一块紫一块。那段时间里,女孩们亲眼看见,在一家酒店的双人间里,陈晨把张若菲按在床上,掐着她猛扇耳光,据说原因是张若菲当时怀孕了。还有一次吵架后,陈晨跑到另一个房间去翻她皮包,一位“妹妹”看到后赶紧去叫张若菲。张若菲赶来时,陈晨扔下皮包就跑,“说是要去衡阳‘吃麻古’”。麻古是冰毒的一种,呈颗粒状,吸食麻古是当地一些县城“混混”的癖好。一颗麻古售价最低几十元,吸食者一天开支可达数百元。在陈晨与张若菲吵闹时,“兄弟团”的其他几位成员常常站在一旁,默不作声。多次出轨后,陈晨与张若菲分手了。他离开后,“兄弟团”中的另一位成员站出来追求张若菲,成了她名义上的新男友。


“新男友”叫李志伟,也来自老城一个单亲家庭。父母离婚后,他归妈妈抚养。妈妈在外地做小生意,还重组了家庭,又生了一个孩子。李志伟从小跟外婆长大,上初中后开始叛逆,混迹网吧打游戏。初三时辍学,李母很悔恨,是她忙于生意,失了管教,“走到这一步,是我们家长的责任”。此时的反省似乎已经改变不了什么,李志伟每周只跟母亲打1〜2分钟的视频电话,大部分时间他和张若菲以及“兄弟团”在一起。他渴望一份亲密关系,对待张若菲有求必应,从不打骂,更不花她的钱。这份真心,在其他女孩眼里甚至到了卑微的地步。而张若菲倒是心不在焉。似乎是为了填补内心的空虚,在与李志伟恋爱时,她还与另一位男生暧昧着。李志伟也知道另一个男生的存在,但他并没有表示出在意,仍然扮演着一个忠实的“备胎”,留在张若菲身边。案发后,因为参与张若菲的“生意”,帮忙拉客,李志伟被判刑2年。


危机


如果撇开情感上的败局,“创业”初始,是张若菲“创业”比较顺利的阶段。“妹妹们”接单一次收500〜600元,包夜1000元,钱都直接付给张若菲。她告诉“妹妹们”,这些钱由她代为“保管”,要花钱跟她申请,说明用来干什么、要多少。虽然参与她生意的“妹妹”都是未成年人,但少年的世界也会看利益。无节制的接单,又不懂得利益均沾的道理,很快让团体内出现裂痕。“妹妹们”开始意识到师傅的可怕,“好的时候特别好,坏的时候特别坏”。


虽然以“合伙人”的身份入场,但刘茉芷也在张若菲的生意链条上,也会被派去接活儿。一开始刘茉芷也是抗拒,张若菲就对她撒娇,抱着她说,“就当帮帮我”“很快的你放心”。如果刘茉芷还不同意,张若菲就上演一场真假难辨的“苦情戏”,生气伤心,流着眼泪,“这样下去大家都会没钱用的”“没钱我就只能回家,挨我爸的打”。最后,她将刘茉芷叫到一个房间,说自己要出去一下,让她在房间里等。刘茉芷想跟着一起走,张若菲把她推回了房内,锁上房门。不一会儿,王山推门而入。


很快,刘茉芷和一位来自乡镇的“妹妹”选择离开。一天傍晚,她们俩谎称出去一趟,就离开酒店再也没有回来。张若菲给她们打了很多电话,都没有接通,像是两只断了线的风筝。之后陆续有“妹妹”出走。“这是背叛。”张若菲对留在身边的人说。而这会儿她顾不上愤怒,也没时间去寻找并惩治出走的“叛徒”,“妹妹们”接连出走,她的生意出现人力危机,收入也减少了,但开销却没有少。住在“上面”的酒店,一晚要200多元,带姐妹们化一次妆至少25块钱,做一次指甲100〜200元,一套衣服也要100多元。如此算来,平均每日开销上千,她有了压力与危机感。


苏畅注意到,张若菲新买的黄金首饰很快就不见了,他们开始在新老城区切换住处。有钱时就住“上面”,钱要花光了,就住“下面”。实在没钱时,张若菲会问“老顾客”要。王山常给点现金,发些红包。从二人认识到案发,他一共给张若菲发了近20次红包。这样的恩惠,当然是要回报的。


2019年7月下旬起,张若菲开始给闺密“烧脑壳”,劝她们跟王山发生关系,同样是以一种苦情的方式。苏畅经不住她软磨硬泡,勉强答应下来,但与王山发生关系让她感到恶心和不适。“当时是想赚点钱,去买几件衣服。”苏畅说,她只接了这一次单。胡雅倩的次数更多。她生于2005年9月,与王山发生关系时尚不到14岁。姐妹们赚的钱,张若菲不再完全据为己有。苏畅拿到了全部的钱,胡雅倩接单一次到手能有300元,张若菲抽走一半。胡雅倩并不满意,为此与张若菲吵了很多次架。一次激烈争吵后,胡雅倩离开了,再没有回来。现在回忆起当时的交易,她还是对张若菲的做法耿耿于怀,“她(张若菲)做得好过分,我又不是她的‘妹妹’”。


新妹妹


“妹妹们”越来越难找,“合伙人”、好朋友也一个一个离开,张若菲的“创业”陷入困境。要把生意做下去,继续自己“独立自由”的生活,能找到可以为自己所用的人是最重要的。她想起了莫小蕊——那个一年前在奶茶店主动关注她短视频账号,问能否做她“妹妹”的洪桥中学学妹。


莫小蕊并不属于张若菲的“核心团队”。2019年1月初通过短视频账号主动认了“姐姐”后,她直到4月才第二次见张若菲。那时张若菲已在陪酒,安排她在酒吧门口观望,以防父亲来捉。莫小蕊等到很晚,都不见张若菲出来,就默默离去了。她徘徊在小团体边缘,原本不太受张若菲重视。张若菲的14岁生日会并没有邀请她,她也本能地想和张若菲保持一点距离,陪酒让她恐惧,“我胆子小,不太敢见她”。然而,当“创业团队”逐渐离去时,张若菲又想到了这位只有两面之缘的“妹妹”。2019年7月的一天,她在酒店里给莫小蕊发消息,说自己发烧了,“徒弟徒弟,你能不能来看看我?”


莫小蕊就这样进入了张若菲的“生意”——9月,张若菲让她负责去找愿意陪酒的女孩。那时正值洪桥中学开学季,刚刚辍学的莫小蕊唯一能想到的,就是去找自己还在校的同学。她重回学校,跟一些同学互道近况,聊自己退学后的“自由生活”。同班同学周可怡看见了她,很惊喜好奇,对她说:“我也不想读书了。”莫小蕊承诺,能带她混社会、认师傅,问她是否愿意陪酒。“我把要做的所有事情都跟她说了,她没有很抗拒。”莫小蕊回忆,两人约好,等国庆节放假,一起去找张若菲。



周末时分,祁东县城里的学生们在奶茶店里一起写作业


周可怡家住老城区鼎山的脚下,背靠鼎山公园。在山坡下一处巷子的深处,周家盖起了一栋四层楼房。楼房外表整洁,内部宽敞,单层面积有近100平方米,大厅却空空荡荡,紧闭的门帘后阴暗冷清。人轻声低语,也能听见回音。一个男孩在楼梯上下嬉戏,见人就扑腾。问他多大了,他一脸茫然。


周可怡是家中长女,有两个妹妹,嬉戏的男孩是她弟弟,患有脑瘫,四个孙辈都由爷爷奶奶拉扯长大。在周可怡对同学的描述中,她跟家人关系不好,父母经常为了琐事吵架,他们从广东打电话回来,她都不愿意去接。


周可怡身高近1.6米,80多斤,身形瘦弱,留一头中短梨花头。同学眼里的她莽撞胆大,口无遮拦,“什么事都能拿出来说”。她曾说自己小学六年级就谈了恋爱,还和对方发生过关系。虽然不知道她说的真假,但好些同学不太愿意跟周可怡玩。她最好的朋友是一个同级不同班的女孩,租住在她家空荡荡的楼房,后来也一起加入了张若菲的“生意”。


招揽到莫小蕊、周可怡等三位女孩,像是张若菲的“二次创业”。经过上次的团队成员出走危机后,她开辟了“新业务”,也改变了一点管理方法。2019年9月30日,国庆假期前夜,少男少女们继续在酒店开两间房度过,张若菲的新男友李志伟带了他的弟弟小梁过来了,15岁的小梁当晚对周可怡表白。在旁人看来,小梁的出现,是张若菲有意的安排,她怕周可怡跑掉,就刻意找来了一个新男友牵住她。突来的男友,也让周可怡快速融入了张若菲的圈子。


2019年10月1日晚,张若菲带着“妹妹”们来到金樽KTV,这家KTV位于“上面”的维也纳酒店,外表装修华贵,楼下尽是夜宵店,零点后也生意兴旺。金樽KTV由一对30多岁的夫妇负责。男的叫“蛤蟆”,女的叫陈姐,女孩们不知道他们的真名。两人售卖酒水,也管理30多位陪酒小姐,从中抽成。初次见面,陈姐定下规矩,必须化妆穿高跟鞋,必须穿长度在膝盖以上的裙子,必须说自己已满16岁。周可怡还要将梨花头扎起,这样看上去不会太小。陪酒的女孩,要陪客人喝酒、唱歌、摇色子、忍受“咸猪手”。酒精刺激下,一些客人也会提出让女孩“出台”,一般是价格不菲的“包夜”,一次超过1000元。


看起来,张若菲的“生意”又“重上轨道”——有了新的“员工”,也有了中间人和新的订单,不过和地下行业的传统规则比起来,“新员工”的年龄有些问题。带周可怡去见张若菲前,莫小蕊问过周可怡年龄,周可怡说自己已满15岁了,身份证上,她出生于2007年12月。但在祁东,新生儿晚登户口很常见,老城的一些社区,都贴着红底黄字的户口登记标语。实际上,医院出生记录显示,周可怡的真实出生日期是2006年1月。无论是哪种记录,她都没满14岁,而且是在校学生。


九天零八夜


2019年9月28日晚上,莫小蕊来到周可怡家里,以约她去自己家写作业为名,将周可怡带离家中,开始了那个疯狂而黑暗的“国庆假期”。


在这个假期里,周可怡每天都要陪酒。很多夜晚,她都在半醉半醒间被其他女孩陪着,送到客人的房间。2019年10月2日凌晨1时,她陪酒喝醉了,几乎不能行走,张若菲也给她派了单,并且要求必须去,“做不成也要做”。周可怡被其他两名女孩搀扶着走进新城一家连锁酒店,酒店监控拍下了她摇摇晃晃、站立不稳的样子。


这晚的客人是32岁的邹铭,祁东县人力资源就业服务中心一名员工。旁人眼里,邹铭有一个圆满幸福的家庭。“他给我说,觉得自己非常幸福满足。”邹铭的妻子曲慧说。她与邹铭都是“留守儿童”长大,两人青梅竹马,16岁谈恋爱,10年后结婚,有一对6岁的双胞胎儿子。外人眼里,这是一对恩爱夫妇,有一个美满的家。那个假期,曲慧决定去广东看望父母,二老多年前外出务工后不愿回祁东,就在广东安了家。本来邹铭要一起去,但他说身体有点不舒服,要到医院开药,就说晚一天再去,曲慧带着两个儿子先出发了。


送走妻儿后,邹铭叫了几个朋友,约在金樽KTV楼下吃烧烤夜宵。来的都是30〜40岁的男性。在一个小县城里,这算是接近中年的年纪,大多有了家庭,也有了稳定的工作,平时的生活按部就班,长假给了他们一个轻松甚至放纵的理由,荷尔蒙飘浮在遍布县城的小吃摊与夜店间。假期的夜里,临近零点还有不少人清醒着,流连在祁东县城的夜幕下。时至深夜,酒局上的男人们就起哄“要不要找个女孩玩玩”,邹铭没有拒绝。很快,男人们叫来了一个“小弟”,后者在手机上一阵敲击,经过至少三个中间人,最后找到了李志伟,张若菲的“备胎”男友。


这是邹铭第一次“找姑娘”。他很警觉,还有些担心害怕。作为一个成年人,他多少知道这种交易背后的危险和不可控。选中周可怡前,几位中间人曾发来一名其他女孩的照片,邹铭觉得太小,拒绝了。周可怡到了后,他又怕这是“仙人跳”,在对方洗澡时用手机拍了照。与周可怡的交易结束两天后,他在开车的路上越想越不对,问友人说,女孩看起来年龄偏小,不满18岁,“会不会出事?”


张若菲没有考虑这些。或许因为在太小的年龄就进入这个行当,她似乎没有意识到这个世界还有规则,有禁忌,有约束,她更关心的是自己的“生意”。国庆假期里,张若菲的“生意”很不错。除了“蛤蟆”夫妇介绍的订单,还有“兄弟团”成员接到的邹铭这样的散单。而她手里能掌控的“妹妹”很少,她得尽量使用她们。早在2019年9月30日下午,周可怡还在学校上课时,张若菲就将她的照片发给了这天的嫖客,一个经老师介绍而来的中学电工。下午放学后,周可怡刚走出校门,就被安排连续两次接单。2019年10月1日白天,张若菲也让周可怡接了一单,然后又将她送进了邹铭的房间。国庆期间的“生意”价格比往常更高,“包夜”要1500元一晚,如果算上陪酒,周可怡一个晚上就能赚2000元。张若菲还懂得加价——得知邹铭没做安全措施后,追着邹铭加收了300元。九天零八夜里,靠着周可怡,张若菲一共赚了7000多元。


2019年10月4日这一天,张若菲发了条短视频。视频中,她一身红衣,坐在一辆车里的副驾驶位置上,对着阳光自拍,摆出各种姿势,微微抿起的嘴唇露出了微笑,透露着她“二次创业”的愉悦心情。她似乎没有意识到,在这个自己操作越来越娴熟的地下世界背后,还有一个地上世界,还有一个个在寻找她们的家庭。当晚,她被父亲和警察找到。两天后,警方带着周可怡爷爷破门进入了一家酒店房间,发现了周可怡和两名外地生意人。


尾声


2020年11月,案发一年后,我们在衡阳市女子看守所见到了张若菲。因为以往未成年女性罪犯很少,衡阳专门针对未成年人的看守所只收男孩,因此张若菲只能在这所关押成年女性罪犯的看守所服刑。


这座看守所距祁东约60多公里,高墙耸立,铁网密布。会面的大厅里,拜访者们愁眉紧锁,烟雾缭绕,等待着叫号。会见隔着一个电子屏进行,一周一次,一次6分钟。嘘寒问暖在此需要争分夺秒,屏幕随时会断线黑屏。


过去的一年里,每周三张胜利都会从祁东赶来这里,给女儿送500元生活费,隔着屏幕说上6分钟话。他每月要送掉近一半的收入给女儿,“多给她点钱,她买点好吃的给人家,免得在里面被人欺负”。他还在坚持为女儿申诉,觉得女儿不是那么坏,只是被“坏人”带坏了。张若菲则劝父亲算了,觉得早日转到监狱,能给父亲省点钱。案发后,隔着看守所的电子屏幕,父女俩终于开始慢慢地修复关系。


轮到张若菲了。一台漆黑的电子屏亮了起来,张若菲出现在画面中。依然是鹅蛋脸,大眼睛,头发往后整齐地扎起。没有了刘海修饰,褪去了妆容与手机滤镜,她看起来清爽不少,面部有些苍白,略显憔悴,声线娇柔,一股掩盖不住的少女神态。


通话时间只有6分钟。张胜利把说话机会给了一同前来的邻居,然后是记者,最后才是自己。简短的交流里,只能是些问候和嘱咐。张若菲问父亲:“下周还来吗?”语气中带着期盼。张胜利点了点头。女儿正式被逮捕那一天,是张胜利56岁的生日。直到国庆假期案发,他才知女儿在外面做什么。他吃惊、懊悔,上门去周家赔钱道歉,对方挥拳就打,他没有还手。他多次打电话怒骂王山,指责对方带坏他女儿。他还时常会想,10月4日那天凌晨,自己如果提前几分钟到达,是否就能抓住女儿,避免之后的案件暴露了呢?


“没想到事情会这么严重。”苏畅也回忆说,最初大家都以为事情就这么过了,即使要受惩罚,最多就关几个月少管所。最初,祁东检方也因周可怡真实年龄存疑,对张若菲和几位涉案的成年男子们做出了不予批捕的决定。案发后,周可怡被父母带去广东,参与过“生意”的少年们也一度以为,年龄会为他们免去责任。


他们仍然向往外面的世界。从警局出来后,张若菲仍不安分。一次偷跑出家后,她在新城最高档的一洲大酒店附近落脚。此时的她不敢重操旧业,只在酒店旁边的小区租下一套三室一厅,月租1000多元。张若菲又交了新男友,好朋友苏畅也时常来这里看她。


所有的经济来源,都来自于莫小蕊,她是唯一留在张若菲身边的“妹妹”,还在换着名字去陪酒。爷爷奶奶只关心弟弟,无心管她。她则感激张若菲当年收自己做“妹妹”,也佩服她的能力。作为“姐姐”,张若菲这时也不再演苦情戏,开始露出脆弱难过的一面。少男少女们在屋里谈心时,张若菲会偶尔说起心事,比如爸爸管她很严经常打她、自己为何辍学等。她还说,爸妈离婚后,她更想去妈妈那边。


此时张若菲还没想过自己会坐牢。“租房主要还是为了躲他爸,而不是警察。”苏畅说。直到2019年11月16日,周可怡父亲在网上发布帖子《一个父亲血泪控诉》。他激愤地在文中写道,女儿被人恐吓控制、威逼利诱,给成年人陪酒,被公职人员强奸等。他强调,孩子年龄不满12岁,出事后被诊断为创伤后应激障碍。周父一方的发声,让案件暴露在舆论面前,引发全国妇联等相关部门关注,涉事人员很快被批捕,张若菲也不例外,虽然那时她也才14岁。


如今在祁东,白天已很少再见到穿着打扮张扬的“小混混”。“未成年人卖淫案”案发后的一年里,祁东当地对夜场、酒吧、KTV进行了严厉整治,让这个城市的街头安静了不少。天气好的时候,老城区的商铺和自建房门口,多的是中老年人支起小桌子,打一种当地的字牌,三四桌老年人挨近坐着,零散纸币上压着老年手机,一两分钟打完一局牌,一打就是整个下午。


但那些离开家庭和学校的孩子们依然没有回家。张若菲被判刑3年后,曾经的“妹妹”们大都离开祁东。莫小蕊去了衡阳学化妆、美容;苏畅6月份离开家后再没回去,说自己在打工挣钱,但家里人不知道她在哪里,也不知道她在做什么。张若菲以往的短视频动态下,还时常有曾经的“弟弟”“妹妹”们打卡留言,最多的一则视频下有1200多条留言:“来看你了”,“很久没看到你的笑容了”,“虽说我们俩一直都合不来,但还是真心想和你做朋友,等你出来”⋯⋯这些孤独又渴望温暖的少年之间的情谊,有伤痕也有温暖,有利用也有依靠,难以定义,也难以忘记。


“出来之后,你有什么打算吗?”那天探视快结束时,我们问张若菲。“想去学一门技术或手艺,读书肯定是不行了。”张若菲说。这与她之前的答案有所不同。被抓之前,她跟莫小蕊有过一次关于未来的对话,这是“妹妹们”唯一一次听到张若菲谈论未来。


当时,两人一起坐在出租车上,祁东县城里风声渐紧,张若菲大概知道自己很可能坐牢。她凑在莫小蕊的耳边,悄悄地说:“如果我被抓进去了,出来后和你一起去陪酒。”

查看更多>>
上一篇:最美散文:外婆的灯 下一篇:卫国战争胜利76周年阅兵活...
分享到:
微信扫码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