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祚问寿》

　　祚①居富贵久，奉养甚侈，所不足者未知年寿耳。一日，居洛阳里第，闻有卜者，令人呼之，乃瞽者也。密问老兵云：“何人呼我?”曰：“王相公父也。贵极富溢，所不知者寿也。今以告汝，俟出当厚以卦钱相酬。”既见祚，令布卦成，又推命，大惊曰：“此命惟有寿也!”祚喜问曰：“能至七十否?”瞽曰：“更向上”，问：“能至八十否?”又大笑曰：“更向上”!曰：“能至百岁否?”又叹息曰：“此命至少亦须一百三、四十岁!”祚大喜曰：“其间有疾病否”?其人细数之曰：“俱无。只是近一百二十岁之年，春夏间微苦脏腑，寻便安愈矣。”祚回顾子孙在后侍立者曰：“儿孙辈切记之，是年且莫教我吃冷汤水”。

　　(《默记》)

　　注释①祚(zuo)——王祚，字齐物，五代时人。入宋后任司空，晚年退居洛阳。其子王溥，宋初时为宰相。

　　赏析这是一篇讽刺喜剧小品文。你看，作者写王祚与卜者，处处映衬照应，卜者信口开河，王祚笃信不疑，“一石双鸟”，无不生动，鲜活。全篇纯用“白描手法”，不设色敷彩，粗线条勾勒，简笔传神。写王祚一气三问，仅饰以“喜”字，简得不能再简;写卜者似稍有润色：始则“大惊”，继则“大笑”;再次“叹息”;又复“细数之”。看来是既认真又细致，算出的高寿达一百三四十岁，有整有零，真是神机妙算;其实是投其所好，胡诌八扯!然而，却引来了王祚的“大喜”。无论是王祚的“喜”与“大喜”也好，卜者的“大惊”“大笑”“细数之”也罢;都不是肆意夸饰之文，而只是简笔实录了当时的情状。

　　前面称此文是一篇“讽刺喜剧”，一般人认为讽刺艺术离不开夸张，甚至把讽刺与丑化，揶揄连在一起，而此文为什么写得如此简朴，平实无华呢?从美学思想上说：讽刺艺术的核心与本质就是“真实”。讽刺艺术也是现实生活的反映，必须以生活真实为基础。讽刺艺术家如果没有求实之意，而有哗众取宠之心，难免违背讽刺艺术的“真实律”，而使艺术流于插科打诨的嬉闹。鲁迅先生就把“真实”看成讽刺艺术的生命。认为“非写实决不能成为所谓‘讽刺’”。如果缺乏真实的根据，“即使用尽死劲、流完大汗、写了出去，也还是和对方不相干，就是用浆糊粘在他身上，不久也就脱落了”。

　　毫无疑问，此文完全符合讽刺艺术的“真实律”。问卜者与算命者双方的表现，都有极真实的生活依据。王祚这个老官僚，“居富贵久”，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汲汲以求的只有益寿延年，很有典型性;而卜者浪迹江湖，社会经验丰富，事先有所探寻了解，掌握了王祚的心理需求，所以，才敢滔滔不绝，投其所好。问、卜双方都有坚实的心理依据与生活依据，事件本身就具有讽刺性，作者只是如实记录了双方的情、态，既没有故作夸张，也没有“用尽死劲”，只是轻描淡写地实录了当时的场景，揭示了艺术客体内在的“实在性”，再用这种实在性去撕毁外在的“隐蔽性”，“虚伪性”，完成了生活丑到艺术美的转化，致使审美客体的内容与形式，因与果等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反差效应：王祚外表的富贵尊荣，不可侵犯与内在的愚蠢至极;卜者外表的认真、细致、一本正经与内在的狡诈，欺骗，无不纸上跃形。看来写得轻松省力，实则入木三分，讽刺不仅是辛辣的，也是耐人寻味的。

　　诚然，讽刺艺术是一种笑的艺术，然而，笑的艺术最忌流于肤浅与平庸，它除了给人以愉悦外，还必须在笑中包蕴严正的社会价值与美学价值。也就是说，讽刺艺术必须把愉悦性与严肃性结合起来。这里，作家对客观现实的审美态度极其重要。以此来看《王祚问寿》，作者对权贵者的轻蔑鄙视，对江湖骗子的无情揭露，饱蕴字里行间，通过对喜剧因素的透视，在可笑中发现可悲，在戏弄中放射出严竣的斥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