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近《1939年——回忆父亲》

2018-04-03 02:14 编辑:牛冰兰

丛飞网,丛飞,从飞,散文精选,古诗文,古诗词,诗人的故事

金近

半年多来,一直没有接到远在几千里以外的父亲和二弟的来信,我的心里常常怀着一种神经质的不安,因为离别了七年多的父亲和母亲,他们的年纪都已。过了花甲。

最近终于同时收到去年十一月间二弟寄来的两封信,我好像看见了二弟本人一样,很亲热地开始拆读了。先谈日子较近的一封,可是读不了几行,突然在眼前出现了“先父”两个字,我像被催迫着似的,急忙的读下去,读到最后一个字,只知道父亲去世后一的一些情形,至于父亲是什么时候去世的,去世时的情形怎样,都不知道。我再惶惑不宁的折读另一封信。

在这封信里,二弟把父亲起病和去世的经过写得很详细,我总想不到,父亲为了被海盗抢去仅有的一些财物,拖着重病的身体受到这个打击,竟会永远离开我们的。我不知道这时候的感觉为什么变得这样迟钝,我没有哭,也没有叹气,等到我的脑海里重映出离别了沦陷前的家乡的一幕,才掉下十多年来的第一滴眼泪。那是一个严冬的阴天,由于战局的失利,我的这个从一二百年以来没有燃起过烽火的家乡,已笼罩在预期的恐怖之中了。母亲留不住这个在农村社会里只会吃饭的儿子,就送我到河埠头去,父亲戴着风斗挽着一个竹篮去赶市;我只告诉父亲我要走了。没有说什么话,他也知道我是一匹没有缰绳的野马,需要在外面找野食的。但是决没有想到这一去要等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当父亲走到几十步路以外,快要在一个转弯的墙角里消失的时候,我只望见他的一个侧影,谁都不相信那就是父子的永别。

我的父亲没有做过什么伟大的事情,也不善说话,他只不过是一个最能忍受痛苦和压迫的典型的中国农民。他却深受本乡人的爱戴,如果要说他的一生之中使人难忘的事,也许就是这一点。

他从小就在田地里学着种豆插秧的技能。在私塾里读过几年书,能够写信记帐,他在珠算方面很有心得,最难得到的答数,都可以在算盘子上解答出来。

于是他做了全村人的顾问,他是乐于给他们写家信,算细帐的,甚至于人家买田租屋,也要请他来写契约。父亲认为这是应尽的义务,从不托故推辞。

父亲在田地上勤苦操作的结果,有了一点储蓄。那时我的叔父和姑丈都在上海经商,他打算结束他的农村社会里的生活,要在都市社会里实现他的理想,就把家务和田地上的事情全交托给我的母亲,自己到上海去进行他的新事业了。

一个刚从农村里来的朴实忠厚的人,在五光十色的都市里,处处地方都要吃亏,再加上父亲的重于情面,热心助人,他所开设的一家煤炭行,除了营业以外,还做了同乡人的救济所。这家煤炭行越开越亏本,几年之后,终于倒闭了。当时农村不景气的现象已经发生,母亲辛苦的维持着一个家庭,纺着棉纱到深夜才去睡,早晨听得鸡啼就起身了。父亲像一个战士失去了武器,灰心得不想回家,在一家水电工程公司里做了帐房先生。

经母亲写信去劝解,二、三年之后父亲回家了。第二天他赤着脚,换上种田的短布衣袜,带着一个十一岁和一个十岁的两个儿子一一我和二弟,到田里去工作,那时候父亲已到了六十左右的年纪,生活逼迫着他还要在一双枯瘦的手上重新长出老茧来。

第二年的秋天,叔父来信叫我到上海的一家百货商店里去学生意,父亲同意了,他自己在事业上的努力已经受了惨痛的挫败,就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我的身上。当时家里的钱凑不满一笔旅费,只得向邻舍去商借。动身的前一天,母亲和二姐做了最好的菜给我吃,父亲沉默着,似乎在想心事。他平常是很少说话的,高兴的时候,偶然说几句冷笑话,让我们也高兴。这一天显然他并不高兴。他的思索是痛苦的。

父亲提着行李领我坐车乘船,在轮船上,他买了几种点心给我吃,自己却吃得很少。到了上海,我变成这个新世界里的一个不容易生存的人,一切都觉得不惯,看到一切的东西都觉得惊奇,进店后的一个星期,父亲回家去了,我的头上却生起湿疮来,而且生得很多,姑母把我带到她的家里去治疗,一直等到几个月之后才完全医好。我不能进那家商店学生意了,姑母和我的两个姐姐帮助我进学校,我才开始吸收新知识。父亲的希望虽然变了样,可是他没有一句怨言,在给我的信中,总是勉励我上进的,他只知道凭着自己的衰老的身体过生活,他不可能也不希望如何享福。

我在一家小报馆里谋到一个助理编辑的职务的时候,待遇并不好,父亲却因此得到了一些安慰,他见到自己栽培的一株树苗长得能够结实了,自然是高兴的,虽然他还没有尝到所结果实的滋味。那一年的冬天,父亲给我说好一头亲事,订婚的前几天写信告诉我,满以为我一定会高兴的,可是,我的回信完全出于他的意料之外,我不承认这一头亲事,要求退婚。后来据母亲告诉我,父亲在市镇上接到这封信,非常痛心,回家时忧郁得连脚都跨不开来。这是我在父亲面前第一次做了一个叛逆者。

这一头亲事虽然没有立刻退掉,可是父亲知道我的心绪不好,每次来信总是嘱咐我要顾到健康,生活得愉快些。抗战发生后的第二年我跑到后方来,事前我并没有写信去告诉父亲和母亲。父亲的来信中却问我旅费是怎样筹措的,他以最大的热情来爱护他的儿女,关心他的儿女。

后来,我到了后方的第三年,父亲来信告诉我,婚约已经解除了,他叫我从此应该愉快起来。至于他自己,我想一定在心的深处划了一条隐痛的伤痕,他是宁愿让自己忍受着痛苦的。

近年来,沦陷区的物价不停的在一倍两倍的涨着,家里种了几亩田,可所收获的农作物还要完粮纳税,什么乡务费,又是什么捐,名目太多了。生活的担子越来越重,压得父亲喘不过气来,在他的来信中,总不肯把这种忧愁带给我的。事实上,我也从来没有想到过如何的使父亲的重担减轻些,直到父亲离开这个世界,这个重担交给我的二弟和小弟了,我很惭愧,还不知道这副担子有多重。

八年以上的民族解放战争,使远在他乡的游子渐渐地忘却了以往的各种情景,我将成为故乡的一个陌生客了。当我回家的时候,我已见不到宁静而又慈祥的父亲的面容,我只能到已经长满了荒草的坟墓跟前去,看看墓前的那块石碑,在石碑的左下角上一定会有我的名字,我将默默地诉说着,你所惦记着的儿子回来了。

1945年3月5日于灯下

查看更多>>
没有了! 下一篇:王西彦《义父》
分享到:
微信扫码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