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近《1939年——回忆父亲》

金近

半年多来，一直没有接到远在几千里以外的父亲和二弟的来信，我的心里常常怀着一种神经质的不安，因为离别了七年多的父亲和母亲，他们的年纪都已。过了花甲。

最近终于同时收到去年十一月间二弟寄来的两封信，我好像看见了二弟本人一样，很亲热地开始拆读了。先谈日子较近的一封，可是读不了几行，突然在眼前出现了“先父”两个字，我像被催迫着似的，急忙的读下去，读到最后一个字，只知道父亲去世后一的一些情形，至于父亲是什么时候去世的，去世时的情形怎样，都不知道。我再惶惑不宁的折读另一封信。

在这封信里，二弟把父亲起病和去世的经过写得很详细，我总想不到，父亲为了被海盗抢去仅有的一些财物，拖着重病的身体受到这个打击，竟会永远离开我们的。我不知道这时候的感觉为什么变得这样迟钝，我没有哭，也没有叹气，等到我的脑海里重映出离别了沦陷前的家乡的一幕，才掉下十多年来的第一滴眼泪。那是一个严冬的阴天，由于战局的失利，我的这个从一二百年以来没有燃起过烽火的家乡，已笼罩在预期的恐怖之中了。母亲留不住这个在农村社会里只会吃饭的儿子，就送我到河埠头去，父亲戴着风斗挽着一个竹篮去赶市;我只告诉父亲我要走了。没有说什么话，他也知道我是一匹没有缰绳的野马，需要在外面找野食的。但是决没有想到这一去要等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当父亲走到几十步路以外，快要在一个转弯的墙角里消失的时候，我只望见他的一个侧影，谁都不相信那就是父子的永别。

我的父亲没有做过什么伟大的事情，也不善说话，他只不过是一个最能忍受痛苦和压迫的典型的中国农民。他却深受本乡人的爱戴，如果要说他的一生之中使人难忘的事，也许就是这一点。

他从小就在田地里学着种豆插秧的技能。在私塾里读过几年书，能够写信记帐，他在珠算方面很有心得，最难得到的答数，都可以在算盘子上解答出来。

于是他做了全村人的顾问，他是乐于给他们写家信，算细帐的，甚至于人家买田租屋，也要请他来写契约。父亲认为这是应尽的义务，从不托故推辞。

父亲在田地上勤苦操作的结果，有了一点储蓄。那时我的叔父和姑丈都在上海经商，他打算结束他的农村社会里的生活，要在都市社会里实现他的理想，就把家务和田地上的事情全交托给我的母亲，自己到上海去进行他的新事业了。

一个刚从农村里来的朴实忠厚的人，在五光十色的都市里，处处地方都要吃亏，再加上父亲的重于情面，热心助人，他所开设的一家煤炭行，除了营业以外，还做了同乡人的救济所。这家煤炭行越开越亏本，几年之后，终于倒闭了。当时农村不景气的现象已经发生，母亲辛苦的维持着一个家庭，纺着棉纱到深夜才去睡，早晨听得鸡啼就起身了。父亲像一个战士失去了武器，灰心得不想回家，在一家水电工程公司里做了帐房先生。

经母亲写信去劝解，二、三年之后父亲回家了。第二天他赤着脚，换上种田的短布衣袜，带着一个十一岁和一个十岁的两个儿子一一我和二弟，到田里去工作，那时候父亲已到了六十左右的年纪，生活逼迫着他还要在一双枯瘦的手上重新长出老茧来。

第二年的秋天，叔父来信叫我到上海的一家百货商店里去学生意，父亲同意了，他自己在事业上的努力已经受了惨痛的挫败，就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我的身上。当时家里的钱凑不满一笔旅费，只得向邻舍去商借。动身的前一天，母亲和二姐做了最好的菜给我吃，父亲沉默着，似乎在想心事。他平常是很少说话的，高兴的时候，偶然说几句冷笑话，让我们也高兴。这一天显然他并不高兴。他的思索是痛苦的。

父亲提着行李领我坐车乘船，在轮船上，他买了几种点心给我吃，自己却吃得很少。到了上海，我变成这个新世界里的一个不容易生存的人，一切都觉得不惯，看到一切的东西都觉得惊奇，进店后的一个星期，父亲回家去了，我的头上却生起湿疮来，而且生得很多，姑母把我带到她的家里去治疗，一直等到几个月之后才完全医好。我不能进那家商店学生意了，姑母和我的两个姐姐帮助我进学校，我才开始吸收新知识。父亲的希望虽然变了样，可是他没有一句怨言，在给我的信中，总是勉励我上进的，他只知道凭着自己的衰老的身体过生活，他不可能也不希望如何享福。

我在一家小报馆里谋到一个助理编辑的职务的时候，待遇并不好，父亲却因此得到了一些安慰，他见到自己栽培的一株树苗长得能够结实了，自然是高兴的，虽然他还没有尝到所结果实的滋味。那一年的冬天，父亲给我说好一头亲事，订婚的前几天写信告诉我，满以为我一定会高兴的，可是，我的回信完全出于他的意料之外，我不承认这一头亲事，要求退婚。后来据母亲告诉我，父亲在市镇上接到这封信，非常痛心，回家时忧郁得连脚都跨不开来。这是我在父亲面前第一次做了一个叛逆者。

这一头亲事虽然没有立刻退掉，可是父亲知道我的心绪不好，每次来信总是嘱咐我要顾到健康，生活得愉快些。抗战发生后的第二年我跑到后方来，事前我并没有写信去告诉父亲和母亲。父亲的来信中却问我旅费是怎样筹措的，他以最大的热情来爱护他的儿女，关心他的儿女。

后来，我到了后方的第三年，父亲来信告诉我，婚约已经解除了，他叫我从此应该愉快起来。至于他自己，我想一定在心的深处划了一条隐痛的伤痕，他是宁愿让自己忍受着痛苦的。

近年来，沦陷区的物价不停的在一倍两倍的涨着，家里种了几亩田，可所收获的农作物还要完粮纳税，什么乡务费，又是什么捐，名目太多了。生活的担子越来越重，压得父亲喘不过气来，在他的来信中，总不肯把这种忧愁带给我的。事实上，我也从来没有想到过如何的使父亲的重担减轻些，直到父亲离开这个世界，这个重担交给我的二弟和小弟了，我很惭愧，还不知道这副担子有多重。

八年以上的民族解放战争，使远在他乡的游子渐渐地忘却了以往的各种情景，我将成为故乡的一个陌生客了。当我回家的时候，我已见不到宁静而又慈祥的父亲的面容，我只能到已经长满了荒草的坟墓跟前去，看看墓前的那块石碑，在石碑的左下角上一定会有我的名字，我将默默地诉说着，你所惦记着的儿子回来了。

1945年3月5日于灯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