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大冈《忆父二题》

罗大冈

一

事情发生在我小学毕业后，刚刚上初中的第一年。说确切点，正是我上初中过第一个暑假开始的第二天。我父亲严肃地对我说，我必须利用暑假读熟《孟子》。

我好像当头吃了一棍，头昏颠倒，坐立不稳，心慌意乱，不知道出了什么可怕的事。为什么要我念四书五经?难道要我去考科举?可是科举早已取消，没有听说要恢复呀!

原来父亲心中早有盘算，他打算让我初中毕业后就辍学。他决定让我初中毕业后弃学习商，将来做一个买卖人。他打这个主意，有两个理由，其一：上学最多不过大学毕业，大学毕业后十之八九当中学教师，初中或高中教师。他自己在日本早稻田高等师范学院留学五年之久，返国后在绍兴及杭州当中学教师二十余年之久，他觉得没有味道。中学教师工作很辛苦，工资菲薄，所以他不愿我再当中学教员。第二个理由，我父亲认为我很愚笨，至少比他愚笨，读书很费劲，成绩不好。其实并不像他想象那么愚笨，我中小学的学习成绩，文科方面如语文、历史、地理等，成绩都在八十分以上，只有数理化不行，学习起来有困难，考试常常不及格，尤其是代数和化学，这两门功课最使我害怕，确实是没有前途，可是父亲恰好不赞成我学习文科。他主观地认为学理科比文科更有出路，他自己在日本早稻田师范学院学的就是生物系。因为大学文科毕业往往只能当“文丐”，连个人的生活也几乎不能维持，所以父亲主张我初中毕业后不考高中，而是到舅父的商店中去当学徒，学生意。我母亲的同胞兄弟，我的二舅和三舅，都是开店铺的，他们生活富裕，我父亲很羡慕他们。至于我母亲的堂房兄弟，也都是地主兼大商人，钱庄(旧式的小银行)老板，生活十分富裕，我父亲也很羡慕他们，希望我走他们的道路。他不知道我那时虽只有十四五岁，心中已经爱好文学，同时最瞧不起商人，认为商人都是骗子。

这时，父亲在杭州报纸上看见上海一所外国教会学校(好像名叫“南洋公学”)的招生广告。广告声明投考的学生必须精通《孟子》(想必没有要求考生精通四书，否则要求太高，考生准也不能办到。)我父亲见此广告，大为兴奋，立即决定我以后投考这个洋人办的学校。所以初中暑假一开始，父亲只让我休息一天，从第二天起，就读《孟子》。他自己亲自教我念，从《孟子见梁惠王》开始，每天教一，要求能朗诵、背诵、默写与讲解。父亲脾气暴躁，很性急，我稍有错误，他必大叫大骂，拍桌打凳，脚跺地板，甚至伸手打人。他十有八九打我脑袋，打得我头昏脑涨，所以我最怕父亲教我念书。往往还没有开始念，我已经全身发抖。父亲拿起书来就准备高声呵斥我“笨蛋”!“蠢货”!“低能儿”!

所以，我跟父亲学了一两天，就病倒了，发烧，头晕，不进饮食。于是我亲爱的祖母就出来干涉了，不同意父亲再教我念书。

父亲是光绪末年的秀才，后来他考举人落第，准备第二次再考的时候，清政府取消了科举，开始办新学(学校)。那时中国许多青年眼看科举无望，新学也还不知道会办成什么样子，于是纷纷到日本去留学。我父亲也到日本早稻田师范学院留学了五年。那时我家已相当贫困，我父亲留学的钱是向我母亲娘家借的，后来才陆续还清了。

我祖母娘家是贫困的小地主，家中人口多，只有五六亩稻田收租供全家食粮。我祖母有三个侄子，一个做小生意挣点钱，一个是小学教师，另一个在上海一家绸缎店当售货员的，手头比较宽裕。我祖母没有上过学，不识字，可是人很聪明，见识广。她记得许多通俗谚语，例如：“古人易子而教”、“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等。她说话有时很幽默，说明了她的机智。古人易子而教(其实今人也往往易子而教)，因为盼子成龙，心急如火，儿子念书略有差错，父亲即暴跳如雷，又骂又打，所以有时儿子书还没有念会，已被父亲打骂得半死。

为此，自己的儿子最好请别人教读，别人的儿子则不妨由自己教读。我祖母说最好由她来教我念书，效果一定很好，可惜她不识字，不能教书。至于我父亲，脾气特别暴躁，面对地位比他低、能力比他差的人，他稍不满意，开口就骂，动手就打。家中仆人都怕他，不光是我怕他。祖母利用我父亲迷信的弱点，说他大热天教我念《孟子》，又打又骂，万一把我打病了，逼死了，那可不是小事。因为我是长房长孙，我没有弟弟，我死了之后，我家可能断嗣。我家列祖列宗在天之灵，对于我父亲这样一个大大不孝的罪人，决不轻易饶恕。我父亲迷信，听了害怕了，居然放弃了教我念《孟子》的计划。祖母胜利了，我也松了一口气。

可是，不读《孟子》，不能换一本别的书来读吗?当然可以。父亲下午从衙门回来(他当时任浙江省长公署教育科科长)，带回来一篇他手抄的唐诗，是自居易的《燕诗》：“梁上有双燕，翩翩雄与雌。衔泥两椽间，一巢生四儿……”

父亲拿这首诗教给我与二姊(罗文英)读。他的用意不在于教我们学习文学，而在于吸取诗中的道德教训。那就是，儿女成长之后，羽翼丰满，不能置年老的父母于不顾，远飞十万八千里而不回老家。教我们这样浅近的诗文，父亲也要怒吼和斥骂，拍桌打凳。本来是一张特制的小方桌，很精巧，可坐四个人，专为父亲和他的朋友品茶和闲谈、对弈之用。自从用来教我和二姊学古诗文之后;

精致的小桌面上留下许多残破的痕迹。那是父亲教我们念诗文时，右手拿着他的水烟袋，烟袋下粗圆管子是白铜的，很坚硬。父亲教书时一生气，就把手中水烟袋使劲向桌上一拍，留下一个深深的痕迹。我们一见这些痕迹就想起听父亲教书时所受的精神上的痛苦，终生难忘。

我父亲不爱见我，常常打骂我，也不仅只在教书的时候。在日常生活中，他看见我行动不顺眼，说话不顺耳，开口便骂，伸手就打，是常有的事。总之，父亲不爱见我，讨厌我，见我在他身边，就想找机会骂我，找机会打我。举个例子，有一次全家人坐下来吃晚餐时，他曾用筷子打我脑袋。我家大小八口人，围坐大方桌用餐。本来我祖母单人坐一边，可是她非要我和她坐一边。其它三边，我父亲和我三妹一边，我母亲和我大姐一边，我四妹和二姐一边。全桌每边两个人，坐得满满的。全家八人不是同时入席，经常是孩子们先来，大人到得晚一些。我祖母高龄，而且脚特别小，拄着手杖走路特慢，经常由我的一个妹妹或姊姊扶着她走来，往往是最后入席。我祖母每天晚餐时喝半碗(饭碗)烫热的绍兴黄酒，这样，夜间可以睡得很好。我坐在祖母身边，她常常指着黄酒叫我“喝口!喝口!”我就是跟祖母学会了喝黄酒。那一天祖母让我“喝口!”我就拿起她的酒碗啜一口。我父亲在一边含着怒意，斜视着我，恨不得打骂我，又不敢，怕祖母生气。

祖母环视餐桌上各人的脸色好像有点紧张，好像出了了什么事，又不好意思询问大家，这时她又看见我好像流过眼泪，就问我怎么回事。我不敢说。这时说话比较大胆的三妹就把刚才我移动红烧虾大碗让父亲打了一下的事简单说了一句。祖母就一边喝黄酒，一边开言教训我父亲。她说：“我们罗家有一条家规，我看有必要提醒你们一下。进餐时，在餐桌上绝对不许吵嘴，也不许念怒教训孩子，当然更不许打骂孩子，弄得大家紧张，一顿饭吃不痛快。”

大家默默无言，低头把晚餐吃完，开始在院子里纳凉。夏季的杭州，一天中最闷热的时刻是晚餐后七点到九点光景。西湖的水是死水，终日不流动，让猛太阳晒了一整天，烫得像一大锅开水。到太阳落山，天空渐凉，西湖这一大锅开水就渐渐向空中蒸发，这时整个杭州都笼罩在蒸气之中，人们连喘气都很费劲。晚餐后，人们都留在露天，穿单薄衣服，躺在藤椅或竹椅上。这时，祖母让我穿着单衣，躺在上文说过的那张小方桌上，垫着小凉席。祖母自己坐在藤椅上，手拿蒲扇，替我轻轻扇凉风、赶蚊子，甚至用她留着指甲的手，轻轻伸到我的夏布背心下面，替我打痒。在这样舒适的清凉下，我轻轻打着呼，睡着了，到接近九点钟的时候，已经相当凉爽了。全家人开始收拾桌椅，准备回卧房睡觉。祖母轻轻推了推我，叫我的小名：“阿海!”我没醒。这时，父亲发现祖母叫我不醒，含着怒气走过来，准备打我一拳或使劲推我几下。幸亏我祖母及时发现了我父亲走近，她用手臂拦住他，说：“你来做什么?我不许你动他，不许你打他!”父亲含笑说：“娘您放心，我决不随便打他，我要推醒他，叫他回房睡觉。”这时，站在稍远阴暗角落中我的母亲，含笑说道：“老太太叫孙子叫不醒，必须用父亲的拳头来叫儿子。古人有易子而教，难道我们不能有易孙而叫吗?这也是孝顺老太太!”我父亲含怒答道：“你不用说风凉话!过两天我要让你看看，我是不是真心孝顺老太太!”

过了几天，大家果然看见了父亲的孝顺。父亲事先到轿行里雇了两乘轿子，每乘有三个轿夫，两个人肩上抬着轿走，一个人跟在轿后跑，以便半路上换肩，好轮流休息。我祖母身穿一身黑色绸子衣裙，胸前挂着一个黄色绸子的大袋，袋中装着香烛及供品，还有一张单子，写明她的姓名住址以及出生年时壁等。我父亲选了天气晴朗、有点微风、不算太热的一天。早晨六点起床催我祖母梳洗打扮完毕，上轿起行。祖母的轿子在前面走，父亲的轿子在后面跟着，直奔西湖北山路。先到灵隐寺烧香拜佛，然后再到上、中、下三天竺神庙，一共去了四处有名的佛庙，各自拜了一番。祖母到家已经是中午时分了。

祖母对于这趟西湖名寺的烧香拜佛之行，心中十分满意。祖母常说在杭州最使她动心的就是常在西湖边看见从浙西富裕农村到西湖灵隐寺以及三天竺寺拜佛烧香的老大姐老大娘们。她们身穿淡黄色的棉绸衫裤，颈上包着深黄巾，这是她们多年之后，寿终正寝时人殓时的装束。

在那年月，祖母每年有六个月在故乡绍兴长塘，和我叔父一家过活。到六月底，父亲派人到老家把祖母接到杭州，与我们合住，一直到年底，再派人把祖母送回老家。

一年易过，又到夏末秋初，我父亲照常派人到我们故乡长塘镇去接我祖母来杭州我家中住半年。没想到去接我祖母的人独自一人回到杭州，他说祖母腹泻十多天，已经显得骨瘦如柴，连坐立与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

我父亲听到这种情况，立刻去找一位在杭州有点名气的老年中医大夫，请他一同到老家去了一趟，医生认为已经太晚了。最多再支持十多天……

祖母去世那年，我十七岁。祖母，一去世，我缺少了一位有力的庇护者，我心惊胆寒，等待着父亲的打骂。以后的日子也许不好过了。

从童年时期开始，我就矮小瘦弱，发育不良，其貌不扬。而且生性愚钝，在小学初中学习，成绩勉强及格。数理化最差，尤其是算术，视如畏途。直到六七十岁，有时梦中听人说：“明天考代数”就吓得我一身冷汗，从梦中惊醒。

我汉语作文较好，但也常有错字漏字。父亲不爱见我，他心中早给我下了定论：

“没有出息!”

从少年时期开始，我爱读文学作品，但这反而增加父亲对我的反感。他不喜欢文学。他是清朝末年的秀才，曾熟读四书五经，但对于文学却没有一点好感。认为卖文为生是沿街求乞的“文丐”，有时“文丐”的生活还比不上要饭的乞丐，所以坚决反对我长大了搞文学。那时我也就十岁出头，我不爱父亲，他嫌弃我，压迫我，我心中怨愤。父亲不准我搞文学，我心中气忿，我想：“你不让我搞文学，我偏要搞文学。即使成文丐，我饿死也不去向你讨饭吃。”父亲早就决定，要我初中毕业就辍学，到商店里去当学徒。理由是他认定我“没出息”，念书也白费。那时父亲四十多岁(我出生时父亲三十多岁)，他身体不好，有胃病，失业了，家中有五个孩子，生活拮据。主要原因是我母亲四十多岁，最后一次怀孕，生了一个儿子。父亲高兴极了。他说：“晚年(其实他那时并不是晚年，而是中年)得子，天之赐也!”

我弟弟比我小十二岁，长得高大，一表人材，同时又很聪敏，在学校成绩优良。父亲十分宠爱弟弟，认为他前程远大，所以命令我辍学，把家中有限的积蓄节省下来培养弟弟，至少让他大学毕业。有一次，我父亲常用的无线电收音机出了毛病，不响了。弟弟拿去瞎折腾了一下，收音机居然复活，又响了。

那时弟弟也就十一二岁，小学毕业不久。父亲大为惊讶，赞赏弟弟是“天才”，日后必定大有出息。后来弟弟上了大学，学的是无线电专业。弟弟当然没有喜爱文学的问题，这一点也使父亲特别高兴。父亲宠爱娇惯弟弟到了极点，以致弟弟横暴自大，目中无人，家中几个姐姐当然不放在他眼中，即使是母亲，他也瞧不起，毫不尊敬，更谈不上孝顺。母亲很同情我，她知道父亲藐视我，压迫我，责令我辍学就商，我心中很苦闷，但不敢反抗父亲，怕遭打骂。

我母亲没有上过学，是文盲。她父亲是大地主兼富商(钱庄老板)。母亲姐妹四人，都不识字。她们的文盲不是由于家贫，而是由于封建统治的社会，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也就是说，女子读了书，有了才之后，不能再做绝对服从丈夫的婢妾。我母亲当然不知道文学为何物，不知道我为什么喜爱文学，她只知父亲压迫我，虐待我，动辄打骂，是不公正的。我爱读文学书，她认为只要顺着我性子发展，将来可以成才，不至于一文不值。父亲把我看成不值一文的蠢货，完全是偏见。

我听说我父母结婚很早，那时父亲只有十五岁，母亲十六岁。由于我祖父不事生产，不顾家计，所以家道中落，生活困难。他们之所以结婚很早，也因为祖父母希望家中多一个忠心耿耿的人，肯吃苦耐劳，帮助家里干活儿。那时，我父母是糟糠夫妻，两人感情很好。可是到了中年，父亲在中学教书，还有别的兼职，收入较丰，家中渐渐有了一点积蓄，本来可以过和美的日子，但由于父亲越来越瞧不起母亲没有文化，配不上他，两人常常闹矛盾，吵嘴。那时，父亲中学里教书的同事，有的丧偶续弦，和中学教员中的未婚老姑娘结婚，老姑娘有文化，能帮丈夫编讲义，改作业等，夫妇生活十分和美。我父亲常常提起这些夫妇，心中很羡慕他们，我母亲听了当然不高兴。再加弟弟被父亲宠爱纵容，成了小恶霸，动辄打人骂人，家人叫他“小老爷”，因为那时家中仆役，称呼父亲为“老爷”。

父亲嫌我母亲笨，不会管带我弟弟，请了一位农村来的年轻寡妇，二十多岁，专门看护弟弟，整天跟弟弟一起跑。女工为人机伶，能取得弟弟欢心，因此也取得父亲欢心，甚至相当亲热。这件事最伤我母亲的心。为此她得了一种“肝气病”(也许是心脏病)，犯病时，不思饮食，躺在床上喘气，流泪，有时甚至昏迷不醒。总而言之，我们家中气氛不但毫不和睦温馨，反而相当紧张。在这种背景下，父亲正积极准备送我到上海商行里学徒(在他思想中，好像这是对我应有的惩罚)。父亲什么也不对我明说，可是暗中监视我。有一次，我没事干，独自在自己的小房中，温习初中三年级的教科书。父亲到我房中巡查，见了这种情况，大骂一顿，几乎动手打我。他大声训斥我“死了这条心吧，你这辈子不可能再考高中了!”

对我父亲，我又恨又怕。我深爱母亲，觉得在父亲的专制和压迫下，母亲和我一样不幸。父亲不准我去考高中，但我对文学的爱好之心不死，常常偷看文学书籍。深夜里，家人都在沉睡，我轻轻起床，点上煤油灯(那时家中没有电灯)，用旧报纸糊在方凳上，挡住煤油灯光，以免引起窗外人注意。我充满乐趣在抄写和反复熟读江淹的名作《别赋》和《恨赋》，聊以发泄我心头冤屈之情。

这时，忽听得房门外走廊上有轻轻的脚步声。我不觉吓了一大跳，以为父亲深夜来查看我在干什么。我把房门打开一半，看看来的是谁。没想到来人是我亲爱的母亲。她一双小脚(和她同辈的妇女都缠足)在地板上轻轻慢慢地走着，生怕惊醒父亲。她一手拿着手电棒照路，一手提着一个有盖的小饭锅，站在我房门口。我喜出望外地把母亲迎进房中。

娘把饭锅放在书桌上，打开盖子。我又吓了一跳。原来娘送来的是我家不常吃的高级点心：酒冲鸡蛋。这是先把鸡蛋打碎放在碗中，然后加上一杯上等黄酒(绍兴特产)，再倒上半杯滚烫的开水，小片冰糖，把这一切拌匀，著名的酒冲鸡蛋就做成了。这是一种相当有力的滋补剂，往往在大病之后，或强烈劳动之后，体力虚弱，人们服用酒冲鸡蛋，为了加速体力复原。母亲知道，我正受父亲蔑视和压迫，精神十分痛苦，垂头丧气，心神不宁，所以，虽然我没有患病，也没有参加强度很高的劳动，她仍要给我喝有名的补剂酒冲鸡蛋，希望我在逆境中挺得住，不至于垮了，甚至成为无可救药的病人。

我本来不大喜欢喝酒冲鸡蛋，嫌它太腻。但我深感这碗酒冲鸡蛋非同小可，它代表母亲的慈爱深情，所以特意当母亲的面，狼吞虎咽地喝完这碗酒冲鸡蛋，让母亲高兴。酒冲鸡蛋是故乡绍兴著名的小吃，我在别处从未见过，也未听说过。我喝完那碗酒冲鸡蛋，心中真觉得母亲可爱，自己暗暗起誓，我长大成人之后，一定要尽情孝顺她，报答她慈爱的大恩。

我父母到六十岁以后，两人间关系好像比较融洽一些，温和一些，这也许与年龄有关。人老了，火气消了，心气也就平和一些。1947年4月底，我同妻儿从法国马赛乘远洋客轮回到别离14年之久的祖国，那时我父母已经定居上海。他们住的房子狭小，是所谓“弄堂房子”的格式。打开大门就直接进入客厅。客厅后边是阴暗的一小间楼梯间，再往后就是厨房，厨房的后门直接开向另一条弄堂。我父母住楼上的大间，父亲睡一张大床，母亲睡在远离大床的小床。

1949年，父亲就在这所小宅中逝世。他死得毫无激烈的痛苦。死前几天，他嘀咕心脏不舒服，曾给我写信到天津南开大学，说他觉得身体快不行了，希望我能回家一趟，和他见一面。这是他一辈子唯一的一次，对我有感情的表示。

我在南开大学教书，赶紧找代课的人，迟了两天，就接到妹妹们来电报，说父亲已经因病去世。

听说父亲去世那天，照常吃完午餐睡午觉。一直到黄昏不起，床上也毫无动静。等家人到床前去催他起床，发见父亲已经没有呼吸，心脏已停止跳动，赶快请医生来看，医生检查父亲之后，说他已经死亡，不能抢救了。

父亲一生为人专制横暴，刚愎自用，待人严厉，可是他临终时却没有一点痛苦，在熟睡不醒中死去，几乎是“安乐死”。母亲一生待人宽宏大量，从不疾言厉色，盛气凌人，和人争吵。但她暮年生活却那么不幸，死得那么悲惨，痛苦。老天待人如此不公平，想起来令人心碎。

父亲去世后，母亲十分悲痛，终日怀念父亲，口中喃喃自语：“可怜的人!可怜的人!”她这样称呼记忆中的父亲。父亲去世后，她固执地不离开与父母共同生活十余年(可能二十余年)的房子。每餐给摆一份碗筷，仿佛父亲仍旧活着一样。人们劝她出去活动活动，散散心，她也不愿。母亲患相当严重的高血压病，连人力车都不能坐，人力车一走，她就头晕难受，天旋地转，恶心呕吐，更不用说坐汽车，电车，火车和飞机。

父亲去世后，母亲孤独一人，就和四妹同住，以后四妹结婚，生了两个儿子，连同妹夫，一家都和母亲住在一起。这样安排之后，母亲总算身边有人照顾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