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尔赫斯丨肉体是时光的河流，我们不过是每一个孤独的瞬息

　　不朽

　　威廉·詹姆斯在他的杰作之一《宗教经验类型》一书中，仅用一页谈论个人不朽问题。他宣称，对他来说这是一个小问题。

　　确实，这不像时间、知识、外界现实那样，是哲学的基本问题。詹姆斯指出，个人不朽问题与宗教问题混淆在一起。“对几乎所有人来说，对普通人来说，”詹姆斯说道，“就个人而言，上帝是不朽的缔造者。”

　　堂米格尔·德·乌纳穆诺在《生命中的悲剧意识》中，不顾别人笑话，原词原句地重复道：“上帝是不朽的缔造者。”但他多次重申，他愿意永远当堂米格尔·德·乌纳穆诺。这里，我未敢苟同米格尔·德·乌纳穆诺；我可不愿意永远当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我愿意成为另一个人。我希望我的死亡是彻底的，我希望肉体和灵魂一起死亡。

　　我不知是雄心勃勃，还是谦虚谨慎，也不知能否言之成理，我也想来谈谈个人不朽，谈谈灵魂，灵魂保存着对人间所作所为的记忆，到了另一世界依然能记忆犹新。我记得，我妹妹诺拉在家里住过一段时间，她曾说：“我要画一幅画，题名《怀念人间》，表现一个幸运者到了天国因思念人间而不胜惆怅。我要以我少女时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作背景。”我写过一首题目相仿的诗，我妹妹没有读过。我想到的是耶稣，他回忆起加利利的雨，回忆起木匠间里的清香和天上从未见过的某种东西，回忆起令人怀念的星空。

　　这种到了天上怀念人间的题材出现在罗塞蒂的一首诗中。说的是有位姑娘进了天国感到很不幸福，因为她的情人没有同她在一起；她期待他的到来，但他因有罪过而始终未能到来，她一直在期待。

　　威廉·詹姆斯说，对他来说不朽是个小问题；哲学的重大问题是时间、外界现实、知识。不朽所占的地位很小，它在哲学中的地位不如在诗歌中的地位，当然，更不如在神学中的地位，或者说某些神学，不是所有的神学。

　　还有一个答案，那就是灵魂转世，这个答案确实富有诗意，而且比另一个答案更有意思，另一个答案是我们永远是我们，念念不忘我们过去的一切。所以我说，这是一个贫乏的话题。

　　我一直记得我童年时的十来个形象，并总想把它们忘掉。当我回想我的少年时，我不甘心我度过的少年，宁愿成为另一个我。同时，所有这一切都是可以用艺术加以转化，可以成为诗的题材。

　　全部哲学中最感人的篇章莫过于柏拉图的《斐多》。这篇对话说的是苏格拉底的最后一个下午，当时他的朋友们已得知得洛斯岛的船已到，苏格拉底那天将饮毒芹而死。苏格拉底在监狱里接见他们，他明知即将被处决。他接见了所有的朋友，只缺少一人。这里，我们读到了正如马克斯·布罗德指出的那样，柏拉图生平著作中最激动人心的一句话。这句话是这么说的：“我相信，柏拉图病了。”布罗德指出，这是柏拉图在他洋洋洒洒的长篇对话里唯一一处提到了自己的名字；既然柏拉图写下这句话，那他当时无疑在场——或者不在场，这并不重要——他的名字以第三人称的形式被提及；总之，这给了我们一种不确定的感觉：这伟大时刻，他是否在场。

　　据推测，柏拉图写下这句话是为了更加超脱，似乎在告诉我们：“我不知道苏格拉底在他生前最后一个下午说了些什么，但我很希望他说过这些话。”或者说：“我可以想象他说过这些话。”

　　我认为，柏拉图说这句话时掌握了最佳文学美感：“我相信，柏拉图病了。”

　　接着，是令人赞叹的话语，也许这是对话中最精彩的部分。朋友们进来了，苏格拉底坐在床上，他的脚镣已被取下；他抚摸了一下膝盖，感到去掉枷锁后如释重负的愉快，他说：“真奇怪。枷锁压在身上是一种痛苦。现在我感到轻松，因为我身上的枷锁已解除。愉快和痛苦并肩而行，是一对孪生兄弟。”

　　多么了不起呀！在那样的时刻，在生命的最后一天里，不说死到临头，而在思考愉快与痛苦不可分割。这是在柏拉图的著作中找得到的最激动人心的一段话。它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大无畏的人，一个死到临头而不言死之将至的人。

　　后来据说那天他是被迫饮服毒药的，接着就发表了那篇对我们来说有点变了样的演说，他在演说中大谈两种存在：两种实体，即灵魂和肉体。苏格拉底说，失去了肉体，精神实体（灵魂）能活得更好，肉体只是个障碍而已。他想到了那个理论——那个理论在古代很普遍——我们都受到肉体的囚禁。

　　这里，我要提到英国伟大诗人布鲁克的一句诗——是极好的诗句，但也许是蹩脚的哲学——他说道：“在这里，在死亡之后，我们因失去双手而仍将触摸，因双目失明而仍将观看。”这是一首好诗，但我不知道作为哲学好到什么程度。古斯塔夫·施皮勒在他杰出的心理学专著中说，如果我们想到肉体的其他不幸，如伤残、脑外伤，别指望会给灵魂带来什么好处。没有理由设想，肉体的灾难会给灵魂带来好处。然而，相信灵魂和肉体两种现实的苏格拉底辩解说，脱离了肉体的灵魂能够专注思考。

　　这使我们想起了德谟克利特的神话。据说，他为了思考，在花园里挖掉了自己的眼睛，以免外界分散他的注意力。当然这个故事是虚构的，但很动听。这是说，有这么一个人，他把肉眼所见的世界——这个五彩缤纷的世界我是看不见的——看成是影响他凝思的障碍，挖掉了眼睛才能继续静思。

　　现在，对我们来说，这些灵魂与肉体的观念是值得怀疑的。我们不妨简要地回顾一下哲学史。洛克说，唯一存在的东西是领悟和感觉、对这些感觉的记忆和领悟；又说物质是存在的，五官给我们提供了物质的信息。后来，贝克莱认为，物质是感觉的组合，离开了感觉事物的意识是不可想象的。红色是什么？红色取决于我们的眼睛，我们的眼睛也是感觉的组合。接着来了个休谟，他驳斥这两种假设，否认灵魂和肉体。灵魂不是某种感觉是什么？物质不是某种被感觉到的东西又是什么？如果世界上取消了名词，就只剩下动词了。正如休谟所说，我们不应该说“我想”，因为“我”是主语；应该说“想”，如同我们说“下雨”一样。在这两个动词里，只有动作，没有主语。当笛卡儿说“我思故我在”时，也许应该这么说：有所思考，或正在思考，因为“我”本来就存在，我们没有权利去假设“我”的存在。也许应该说：“思故在”。

　　至于说到个人不朽，让我们看看有哪些赞成这一说法的论据。我们可以举两个例子。费希纳说我们的意识，人，是由一系列的愿望、欲念、希望、忧虑组成的，这些都不属于他生命的延续。当但丁说“人到中年”这句话时，他提醒我们，《圣经》建议我们活到七十岁就够了。所以，当他年满三十五岁时，就得出了人生过半的看法。我们，在一生七十岁的过程中（不幸，我已超过了这个大限，我今年七十八岁了），感觉到不少事物在这一生中毫无意义。费希纳想到了胚胎，也就是未出娘胎的躯体。在躯体上长着毫无用处的腿、胳臂、手，这些都没有任何意义；只是到了生命出世之后才会有意义。我们应该想到我们的情况也是如此，我们满脑子的希望、担心、猜测；而这些我们在终有一死的生活中是根本不需要的。我们可以列出动物所具有的东西，动物对这一切都无所需求，可能在转世为人后才需要。这是赞成不朽说的一个论证。

　　我们要引述一下至上的大师圣托马斯·阿奎那的话，他给我们留下了一句名言：心灵必希永恒。对此我们可以回答说，心灵也希望其他东西，往往希望休止。我们可举自杀为例，或举生活中人人需要的睡眠为例，睡眠也是一种死亡。我们可以举出以作为感觉的死亡为主题的诗歌为例。比如，这首西班牙民歌唱道：

　　来吧，深藏不露的死神

　　不要觉得遗憾

　　即使死亡的快乐

　　将永久夺去我的生命。

　　我们还可引用法国诗人勒孔特·德·李勒的一句名诗：“把他从时间、数字和空间中解放出来，还给他被剥夺了的憩息。”

　　我们怀有许多渴望，其中之一是对生命的渴望，对永生的渴望，但也有对休止的渴望，还有对忧虑及其对立面——希望——的渴望。没有个人不朽，这些渴望也都可以存在，所以，我们无需个人不朽。我本人不想不朽，我害怕不朽；对我来说，知道我还要活下去是可怕的，想到我还将当博尔赫斯是可怕的。我腻烦我自己，腻烦我的名字，腻烦我的名声，我想摆脱所有这一切。

　　我在塔西佗身上找到了某种折衷论点，这一折衷论点后来被歌德接了过去。塔西佗在他的《阿格里科拉传》中说：“伟大的灵魂并不与肉体同亡。”塔西佗认为，个人不朽是专门给予某些人的馈赠：它不属于平庸之辈，而某些灵魂则是值得永垂不朽的；他认为，除了苏格拉底谈到的“忘川”之外，应该指出哪些人曾是不朽的。歌德发挥了这一思想，他在他的朋友维兰德死后写道：“以为维兰德已无情死去是很可怕的。”他无法认为维兰德没有留在其他某个地方；他相信维兰德个人不朽，而不相信人人都不朽。这与塔西佗的思想异曲同工：伟大的灵魂并不与肉体同亡。我们得出了这样的观念：不朽是某些为数不多的伟大人物的特权。但是每个人都自以为伟大，每个人都认为他需要不朽。我则不以为然。我认为还有其他各种不朽，这些不朽也都是非常重要的。随之而来的，首先是对转世的推测。这一推测是由毕达哥拉斯、柏拉图提出的。柏拉图把转世当做一种可能。用转世说来解释人生的幸运或不幸。如果我们一生中遇到了幸运或不幸，那要归因于前世；我们是在接受惩罚或报偿。有些事就不大好解释了：如果像印度教和佛教所信奉的那样，我们的现世取决于我们的前世；这个前世又取决于另一个前世，这样一来，我们得追溯到无限的过去。

　　有人说，如果时间是无限的，那么无穷数的前世岂不自相矛盾。如果说数目是无限的，那么，一个无限的东西怎么会传到现在的呢？我们想，如果时间是无限的，那我认为，这个无限的时间必须包括所有的现在时间；在现在的时间中，为什么不包括你们和我一起在贝尔格拉诺大学的这一段时间呢？为什么不说现在的这段时间也是无限的呢？如果说时间是无限的，那么，我们时时刻刻都处在时间的中心。

　　帕斯卡认为，如果说宇宙是无限的，那么宇宙的范围是无处不及的，也就没有中心可言。为什么不说现在的后面包含了无限的过去和无限的昨天呢？为什么不认为这个过去也要经过现在呢？无论在什么时候，我们都处在一条无穷线的“中心”，无论在无限“中心”的什么地方，我们都处在空间的“中心”，因为空间和时间都是无限的。

　　佛教徒认为，我们都经历过无穷数的生命，无限数意义上的无穷，严格的字面意义上的无穷，一个无始无终的数目，这有点像康托尔现代数学中的超限数。我们现在就处在这个无限时间的中心——任何时候都是中心。现在我们正在交谈，你们在思考我讲的话，你们或是赞同或是拒绝接受我讲的话。

　　转世提供了我们这一可能性：灵魂可能由一个躯体转世到另一躯体，转化为人类，转化为植物。我们读过阿格里真托的皮耶罗的那首诗，他在诗中说，他认出了他在特洛伊战争中使用过的一块盾牌。我们读过约翰·多恩的那首诗《灵魂的进程》，多恩是稍晚于莎士比亚的诗人。多恩开宗明义说道：“我歌唱无限灵魂的进程。”这个灵魂将从一个身体转到另一身体。他提出他要写一本书，这本书超过《圣经》，将比所有的书都好。他的计划雄心勃勃，虽然没有写完，但留下了非常漂亮的诗句。诗的开篇说，有个灵魂依附在苹果上，准确地说是依附在亚当的禁果上。接着又依附在夏娃的肚子里，并孕育了该隐，后来又从一个躯体转到另一个躯体，每一节诗转换一个身体（其中一节说将依附到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身上），他故意不把诗篇写完，因为多恩认为灵魂是千古不朽地从一个躯体转到另一躯体。多恩在他的一篇序言中援引了一些精彩的原话，他提到了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关于灵魂转世的学说。他提到了两大来源，一个是毕达哥拉斯，一个是灵魂转世，后者苏格拉底曾用来当做他的最后论据。

　　值得指出的是，苏格拉底那天下午同他的朋友们讨论时，他不愿意忧伤地诀别。他赶走了妻子和儿女，还想赶走一位哭哭啼啼的朋友，他想镇定自若地交谈；简而言之，他想继续交谈，继续思考。个人死亡没有影响他这样做。他的工作、他的习惯与众不同：讨论问题，用不同的方式讨论问题。

　　他为什么要喝毒芹呢？没有任何理由。

　　他讲了些有趣的事情：“俄耳甫斯本来应该转化成夜莺；当过统帅的阿伽门农应转化成雄鹰；尤利西斯很奇怪地转化为一个最卑贱、最无名的人。”苏格拉底滔滔不绝地讲着。死神打断了他的讲话。蓝色的死神从他的双脚上升到全身。他已服过毒芹。他对他的一个朋友说他曾发愿向阿斯克勒庇俄斯献上一只公鸡。这里有必要说明，医神阿斯克勒庇俄斯治愈了最重的病——生命。“我欠了阿斯克勒庇俄斯一只公鸡，他救我脱离了生命，我要去死了。”这就是说，他否定了自己过去说过的话：他认为他要亲自赴死。

　　我们还可援引另一篇经典作品，卢克莱修的《物性论》，诗中否定了个人不朽。卢克莱修列举的理由中最令人难忘的一点是：人都抱怨要死，认为任何未来都对他关上大门。正如雨果所说：“我将在节日里独自退场/这流光溢彩的幸福世界什么也不会少。”卢克莱修在他那篇像多恩一样雄心勃勃的伟大诗作《物性论》中运用了如下论证，“你们为丧失未来而痛心；然而，好好想想吧，你以为你面前有无限的时间。当你出生时，”他对读者说，“迦太基和特洛伊为争夺世界帝国而征战的时刻已经过去。然而，这已与你无关，那么，未来发生的事又与你有什么关系呢？你既已失去了过去的无限，再失去未来的无限又有什么关系呢？”卢克莱修的诗里是这么说的。可惜我不大精通拉丁文，记不住他那些美丽的诗句，这几天里我是借助词典阅读的。

　　叔本华——我认为叔本华是最高权威——反驳说，转世论只不过是另一种不同学说的通俗说法，这一不同学说也许就是后来萧伯纳和柏格森的学说，即所谓生命意志的学说。存在某种希望活着的东西，存在某种通过物体或不用物体开辟道路的东西，这东西就是叔本华所谓的Wille（意志），它赋予世界复活的愿望。

　　接着要援引萧伯纳，他谈到了the life force（生命力）。最后要援引柏格森，他大谈élan vital（生命冲动），说生命冲动反映在所有的事物上，它创造了宇宙，它依附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生命冲动犹如金属的耗损，植物的休眠，动物的睡眠；但在我们身上它对自己有清醒的认识。这里，我们再次引述一下圣托马斯的解释：心灵必希永恒。可是，想用什么办法来永恒呢？不是想以个人方式永恒，不是想按照乌纳穆诺的意思永恒，乌纳穆诺希望永远当乌纳穆诺；而是想以普遍的方式永恒。

　　我们的自我，对我们来说是最无关紧要的。我们的自我感觉意味着什么？我感到我是博尔赫斯与你们感到你们是甲、乙或丙，会有什么区别？没有任何区别，一点也没有。那个我是我们大家共有的，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存在于所有人中间的。于是我们可以说不朽是必要的，但不是个人不朽。比如说，每当有人爱上了敌人，就出现了耶稣的不朽。这时他就成了耶稣。每当我们重读但丁或莎士比亚的某一句诗时，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也成了创作这诗句时的但丁或莎士比亚。总之，不朽存在于别人的记忆之中，存在于我们留下的作品之中。如果这部作品被人遗忘了，那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在这最近二十年里一直在研究古代英语诗歌，许多古代英语诗歌我都能倒背如流。我唯独不知道的是这些诗人的名字。这有什么关系呢？如果说我在重读十九世纪诗歌时感到我成了那个世纪的某个人，那有什么关系呢？在这一忽儿工夫，他就活在我身上，我就不等于那个已亡故的人。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每个人都是过去已作古的人。这不仅限于和我们属于同一血统的人。

　　诚然，我们继承了我们血统里的一些东西。我知道——是我母亲告诉我的——每当我诵读英国诗时，我的声调酷似我父亲（我父亲死于一九三八年，与卢贡内斯同年逝世）。当我重读席勒的诗句时，我父亲就活在我身上。其他听过我朗读的人将活在我的声音中，我的声音是我父亲声音的反映，我父亲的声音也许是比他更年长者的声音的反映。我们由此能得知什么呢？那就是说，我们可以相信不朽。

　　我们每个人都在用这种或那种方式在这个世界上进行合作。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这个世界更加美好。如果世界真的变得更加美好了，那将是永久的希望；如果祖国得到了拯救（为什么祖国不需要拯救呢？），那我们都将在这场拯救中千古不朽。不管我们的名字是否被人知晓。这无关宏旨。最重要的是不朽。这种不朽体现在著作中，留存在别人的记忆中。这一记忆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可能只是一句随便说说的话。比如说：“像他这样的人，相见相遇不如失之交臂。”我不知是谁第一个想出了这句话，每当我重复这句话时，我便成了那个人。假如说他活在我身上，活在每一个重复这句话的人身上的话，那么这位名不见经传的仁兄已经故世了又有什么关系呢？

　　同样的道理也可以运用在音乐和语言上。语言是创造出来的，语言向来是一种不朽的东西。我一直在使用西班牙语。有多少亡故的西班牙人活在我身上？我的意见也好，我的看法也好，都无所谓；过去人的姓名也都无所谓；只要我们继续不断为世界的未来，为不朽，为我们的不朽做出有益的事来。这种不朽没有理由是个人的，可以不必追究姓甚名谁，可以不留存在我们的记忆之中。何必总要推测我们下一辈子里别人还记不记得我们呢？就好像我终生念念不忘我在巴勒莫、在阿德罗格或在蒙得维的亚度过的童年似的。为什么总在留连这些呢？这是一种文学技巧；我可以忘掉这一切，我还是我，这一切都将留在我的心上，虽然我不提它的名字。也许最重要的倒是那些我们记得不很准确的东西；也许最重要的是我们下意识记住的东西。

　　最后，我要说，我相信不朽：不是个人的不朽，而是宇宙的不朽。我们将永垂不朽。我们的肉体死亡之后留下我们的记忆，我们的记忆之外留下我们的行为，留下我们的事迹，留下我们的态度，留下世界史中这一切最美好的部分；虽然我们对此已无法知道，也最好不去知道。

　　一九七八年六月五日

　　（编辑：王怡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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