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蠹们的“艳遇”：神保町繁昌记

　　东京神保町书店街一直是日本爱书人的胜地，上世纪八十年代后，随着赴日中国留学生、访问学者、游客的日益增多，它也渐渐进入国人的视野，被周振鹤、辛德勇、刘柠等前辈学人写进东瀛访书记中。其实早在清末，黄遵三、鲁迅、周作人就已经在这里留下了不少寻书踪迹，只是当时“神保町”一词还未流行，当年的书店也大多消亡或迁址——这处位于日本首都的书店街，与中国的关系从未中断过。

　　当中国国内书市被网购席卷的时候，神保町的实体店始终保持着繁荣昌盛，个中原因除了宽松的出版环境、完善的知识产权体系外，日本人对逛书店一以贯之的爱好可能更为关键。日语中甚至有“爱书家”一词，来描述那些频繁出入大小书肆，为书痴为书狂的人。近日笔者在日本参加一年一度的“青空古本祭”，映像最深的就是那些拖着行李箱来买书、或是戴着白手套在书堆里翻检的“爱书家”们。

　　日本人不仅喜欢买书，还喜欢读书话。明治大学教授、法国文学研究者鹿岛茂从2010年开始在《ちくま》杂志上连载关于神保町书店街的文章，因为大受读者欢迎，竟一口气刊载了七十期，洋洋洒洒，到2016年才宣告完结。今年四月，专栏文章集结为《神田神保町书肆街考：世界遗产的“书之街”从诞生到现在》一书出版，不到两个月就重印，可以说是今年的热门书之一。

　　因为是专栏文集不是专著，此书部分章节有些松散，一会介绍日本近代大学史，一下侃侃而谈神保町的餐馆、电影院，多少有泥沙俱下之感。本书所用的史料如《岩波茂雄传》、《丸善百年史》、反町茂雄《一家古书店的回忆》也比较常见，新意不多。但书中最精彩的，还是对于神保町如何渐渐迁移、集聚到今天靖国大道以南的历史地理分析。总体而言，它是目前为止最全面的一部神保町通史。

　　神保町原本是骏河台附近“表神保小路”（今天的铃兰大道）和“裹神保小路”（今天的靖国大道）之间的一块狭窄区域。在江户时代，沿着这两条小路边缘密密麻麻排列着武家旗本的住宅。旗本指那些石高未满一万石的武士，地位在大名之下、御家人之上，有面见将军的权利。他们的优渥生活在明治维新后宣告终结，新政府废除延续千年的封建俸禄制度，只发给士族一次性的“金禄公债”，等于是买断工资，让他们从此自生自灭。

　　一夜之间，武士阶层从社会顶端沦为赤贫阶层。雪上加霜的是，为了给萨摩、长洲藩新贵们腾出位置，新政府勒令大部分武士，包括今天神保町地区的旗本人十天之内搬出首都，全部迁往一百五十公里以外的静冈县。因为时间仓促，这些“无禄移住者”没法带走大部分杂物，其中就包括饥不能食、寒不能衣的古书，它们被主人当废纸贱卖，最后大部分流入东京的书店。

　　在1890年以前，日本的古籍都是不值钱的，即使宋元版汉籍价格也一度与废纸无异。因为明治政府推行的“全盘西化”政策，最受欢迎的是来自英、美、法、德等国的外文书。日本最早经营外文书的是丸善书店，“脱亚入欧”论的构思者福泽谕吉也是它的股东之一。丸善最早开在通商口岸横滨，后来移到东京日本桥附近，并在各大城市开出分店。后发国家往往无暇顾及知识版权，丸善卖的很多书很多也是翻印版、盗版书，即俗称“海贼版”者。

　　照此形势发展，东京的书店街原本应该位于水陆交通都发达、工商业繁荣、又有江户出版业根基的日本桥地区，但“文明开化”政策改变了历史的进程。

　　1877年，明治政府将德川幕府末年开设的两所新式学校，即创办于安政三年（1856）的“蕃书调所”、创办于文久一年（1861）的“医学所”合并，成立“帝国大学”，由文部省直辖，下设法科、理科、文科、医科四大学部，成为日本近代国立大学之渊薮。此后学习院、明治大学、中央大学、一桥大学等著名私立学校也在神田纷纷建立。

　　武士之乡神田变成了文教区，学生数量的增加带来了书籍需求量的猛增，各种出版社、新刊书店、古书店一时纷纷兴起。明治初年记者福部诚一在《东京新繁昌记》一书中，用老式汉文记载这时期的东京书市道：“文华之明，于今为盛，书林之富，古所未闻。英（国）书日舶，佛（法国）籍月渡，支那（中国）、独逸（德国）又相次。蟹行之书，蚯蟠之字，焕乎皆其有文章。著作、翻译，随而刊行”， 福部认为书店之多寡，能反映出文化之盛衰：“方今书肆之数，追次繁殖，称老铺者大凡五百，至其子肆孙店，不可算数。”

　　鹿岛茂指出神保町现存书店最老牌的是1877年创办的“有史阁”，这个观点八木福次郎在《古本屋回想》中早就已经考证过。有史阁后来改名为“有斐阁”，店名取《诗经·卫风·淇澳》“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之意，主要出版《现行刑法泛论》《六法全书》《注释民法》等法律书籍——福泽谕吉在《文明论概略》中曾鲜明地提出，日本学习西方不应该像邻国一样从器物层面入手，而应该从社会制度、法律体系入手，有斐阁的创办人江草斧太郎，无疑是这个观点的践行者。

　　斧太郎不仅将来店里的学生当作顾客，也视他们为国家未来的栋梁，从不吝啬给他们以帮助。史料中留下了不少轶事，比如某地方学生来东京后迷失自我，把学费挥霍一空即将被学校退学之际，斧太郎毅然帮其垫上。期末考试前，有学生来有斐阁买参考书但付不起书钱，他就无偿出借，按期返还即可。鹿岛认为：“斧太郎当然不是在做慈善事业，这些也不全是基于‘友情’的‘无偿’举动。毋宁说他是慧眼识珠，知道自己照顾过的大学生将来出人头地后，一定会成为博士或大臣。”有斐阁后来的发展，验证了斧太郎的远见。

　　和有斐阁一样，之后几年创办于神保町的三省堂、富山房、东京堂、中西屋等也都是新刊书店，而不是旧书店。当时销量最好的是政经法类书、辞典和外文书，留学时代的周作人也曾光顾中西屋，只是他对于这家店的映像不太好，嫌那里防备窃书贼太过严苛，他亲眼看到有客人感觉被当成小偷对待，火冒三丈，当场和店员吵起来。

　　像周作人那样的清国留学生，在甲午战争之后的神田区骤然多了起来。无论公费、私费留学生都倾向于在此居住，除了就读大学方便的原因外，也因为对清国学生进行日语培训的弘文学院、清国留学生会馆也位于此地。清国留学生往往上所谓的“速成科”，他们的实用购书需求再度促进了神田的繁荣，也改变了书店业的整体生态：为了服务于他们，越来越多书店转型经营廉价、转手率高的二手书，其中尤以教材、课堂讲义的销路最佳。

　　湖南籍官费生黄尊三1905年来日攻读法科，他也住在神田，课余时间常去东京堂、三省堂购书。在《三十年日记》中他描述住所附近“新书则日有增加，杂志不下百余种”，很多贫苦学生生活拮据，“有终日立书店门首抄阅，以书店作图书馆者”，店主看到了“亦不之禁”。虽然拿的是官费，但因为在此处受到各种西方思潮的影响，黄尊三渐渐倾向于革命。1908年他慕名去神田锦辉馆听孙中山的演讲，“颇为感动，虽久立人丛中，不觉其苦，精神之作用然也。”回国以后，他也投身革命运动当中。

　　当年黄尊三、周作人逛的书店基本位于神保町北一带，它们大多已经在1913年的神田大火中化为灰烬。重建时各书店纷纷迁址于神保町南，据鹿岛茂分析这主要有三个原因。首先是神保町南开发较晚，地价便宜，适合书店这种小本经营；其次是神保町南的古书店受灾较轻，从产业集聚的角度来看比原地重建更为有利。最后一个原因则是书店业的特殊情况导致的：为了朝向主路靖国大道，神保町南的店面大多坐南朝北，和坐北朝南的神保町南店面相比，每天受到阳光直晒的时间更短，有利于保存书籍。

　　于是乎一场大火，就这样烧出了神保町的南北格局。今天走在这里，还是可以明显感觉街南的书店更多，如著名的三省堂、内山书店、岩波书店等，街北则林立着银行、餐馆和电器屋。神田大火过后，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系毕业生岩波茂雄辞去神田高等女校教师职务，决定进军出版业。被烧毁的古书店尚文堂重建时多盖了一家店用来出租，地址在神保町十六番地，靠近十字路口，位置极佳。依靠同乡关系，岩波幸运地拿下这家店面，挂出了“岩波书店”的招牌。

　　原本在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后，神保町很多古书店已经转型售卖“文化性高、较为稀少的商品”，故有人称“震灾是古本业界的成人礼。”但由改造社、岩波书店引领的这波“文库本”又名“一元本”的浪潮，又给神保町注入了一股平民化气息。从此以后，教授、收藏家们可在神保町寻找珍本古籍，学生可以找二手书，普通市民则可以轻松购入文库本，多方各取所需，道并行而不相悖。

　　进入昭和时代后，神保町的书店数量一举翻了几番。以选书考究、服务周到闻名的一诚堂被称为“古本屋学校”，从这里走出的员工后来在相继神保町开出了悠久堂、东阳堂、八木书店、沙罗书房等十多家书店，还有员工将读书之风播撒到横滨、名古屋、千叶等地。

　　从1941年开始的所谓“太平洋战争”将神保町带至寒冬，很多书店店员、甚至老板自己都被派往战场，普通人温饱都成问题，更没有余力购书。日本政府实行的书籍定价制度，同样大大打击了业者的积极性。在1945年战争结束后，神保町才渐渐恢复元气，盟军占领第一年物资极度短缺，货币体系接近崩溃，那时候去神保町买书有两样东西是硬通货：阿部次郎《三太郎的日记》和西田几多郎《善的研究》。

　　在一个半世纪岁月里，神保町经历了几度轮回，盛极而衰，又衰极而盛。从各种迹象来看，随着老龄化和少子化的到来，最近它好像再度步入衰落期。鹿岛茂感叹现在日本社会盛行的亚文化、宅文化、漫画风也在波及神保町，照此发展，书籍可能会从一种耐久消费品沦为快速消费品，他最后写道：“如果变成御宅族们的根据地，神保町不见得不会崩坏吧。祈祷这最后只是我的杞人忧天。”

　　（编辑：王怡婷）

注：本网发表的所有内容，均为原作者的观点。凡本网转载的文章、图片、音频、视频等文件资料，版权归版权所有人所有。